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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賡（1895年5月15日-1942年4月），原名王福庚，字受慶、綬卿，男，中國江蘇無錫人，國民政府官員，陸軍少將軍銜。

王賡1910年畢業于北京清華學校，同年留學美國，入密歇根大學學習，后改入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研習哲學，兼習英、法、德文。1915年，王賡獲普林斯頓大學文學學士，后轉入美國軍事學院攻讀，1918年6月畢業，回國任職于北洋政府陸軍部。1919年“巴黎和會”期間，王賡隨中國代表團參會，回國后任航空局委員。1922年，王賡與京城名媛陸小曼結婚。次年，王賡任交通部護路軍副司令，同年晉升陸軍少將，1925年應孫傳芳之邀到南京擔任督辦浙江軍務善后事宜公署高級參謀。在此期間，陸小曼與徐志摩相戀，王賡便于1925年9月與陸小曼正式離婚。

1928年4月，王賡被蔣介石任命為前敵總指揮部炮兵指揮官及鐵甲車隊司令，在平漢路作戰。1931年，王賡被財政部長宋子文重用，接任稅警總團總團長。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發生后，王賡奉調率部到上海參加抗日戰役，2月底外出途中，被日軍抓捕，很快被釋放。鑒于王賡“向日軍獻軍事地圖”“投敵叛國”的社會輿論壓力，南京國民政府于1932年6月判處其兩年半有期徒刑。王賡出獄后，先后任職于南京國民政府鐵道部、軍政部兵工署，1937年11月任兵工署昆明辦事處處長。1942年4月，王賡隨軍事代表團訪問美國途中，在埃及開羅病逝。

人物生平

求學名校

王賡于1895年5月15日出生于江蘇無錫一個官宦家庭，王家世代書香，王賡的祖父王谷生出身書香門第，曾任晚清浙江湖州府正堂知府、浙江總兵。王賡的父親叫王甄如，生有六子三女。王賡自小不喜玩樂，奮發好學。后來王賡考入清華大學學校，1910年畢業，同年留學美國，入密歇根大學學習，后改入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研習哲學，兼習英、法、德語。1915年，王賡獲普林斯頓大學文學學士，后轉入美國軍事學院攻讀，成為第三位考入西點軍校的中國學生。1918年6月，王賡從西點軍校畢業，以應屆全年級227人中排名第12的優異成績，成為1949年前中國學生在西點軍校考取的最高排名。

回國任職

從西點軍校畢業的同年，王賡回國，任北洋政府陸軍部上尉科員，并在清華大學兼職。1919年1月，“巴黎和會”期間，王賡作為中國外交官顧維鈞的助手隨赴法國參會，擔任中國代表團上校武官，兼外交部外文翻譯。同年秋，王賡由歐洲回國，任航空局委員。由于他精通英、法、德語，曾經為外交部翻譯長篇文章。1923年，28歲的王賡任交通部護路軍副司令，同年晉升陸軍少將，次年被任命為哈爾濱市警察廳廳長。在父母的介紹下，王賡與出身官宦家庭的京城名媛陸小曼結婚。婚后，王賡專注于事業，陸小曼移情別戀徐志摩，于是王賡于1925年與陸小曼離婚。1925年7月，王賡應孫傳芳之邀，到南京擔任督辦浙江軍務善后事宜公署高級參謀。

被宋子文重用

1925年10月，孫傳芳自任浙蘇閩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王賡辭去高級參謀職務。1928年4月，蔣介石任命李宗仁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白崇禧為前敵總指揮，王賡為前敵總指揮部炮兵指揮官及鐵甲車隊司令，在平漢路作戰。李宗仁北伐，王賡臨陣倒戈，投靠唐生智。1929年1月，王賡任國軍編遣委員會編組部設計處副處長，后改任淮北鹽務緝私局局長。1930年，財政部長宋子文在上海成立稅警總團，王賡得到重用，于次年接任第二任總團長，將4個團兵力擴充至6個團，而且裝備精良。1931年12月26日，王賡被任命為由稅警總團改編的國民政府警衛軍第二師(師長俞濟時)獨立旅旅長。1932年1月11日，俞濟時被任命為陸軍第八十八師師長，王賡的獨立旅改為第八十八師獨立旅，旅部及教導團駐扎在嘉興市。

被日軍抓捕及判刑

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發生后，王賡于2月初奉調率部到上海市參加抗日戰役。根據部署，王賡所部第二團調在江灣附近，歸蔡廷軍長直接指揮作戰外，余部及憲兵團均奉第十九路總指揮命令，由王賡指揮擔任警戒南市龍華北新涇之線，并死守南市，旅部駐曹河涇。2月底，王賡外出途中，被日軍抓捕。隨后，在美國領事館的干預下，日方很快釋放了王賡。

王賡被捕事件，當時社會上流傳有多種說法，有的說王賡是和陸小曼續舊情去租界約會的，有的說王賡叛國投敵、把作戰地圖獻給了日本人，有的說王賡隨身攜帶的絕密軍事地圖被日軍所獲，導致中方軍隊在上海慘敗，于是一時間，“王賡獻地圖”的說法不脛而走。不久，日軍“以數師之眾，自瀏河方面登陸”，直切中國軍隊側后方，這被公眾視為王賡“獻地圖”帶來的惡果。

媒體及社會輿論對此事高度關注，《中華畫報》《決斗》《民眾三日刊》等媒體刊物紛紛進行了報道及抨擊。有人效仿“九一八事變”后馬君武寫詩諷刺張學良之事，給王賡也寫了一首詩影射王賡與陸小曼；上海戲劇、文化界編排了“王賡獻地圖“一劇公演，批判勾結敵人、出賣祖國的民族敗類；《中華畫報》刊文追問王賡在公共租界被日軍逮捕之事的處理結果。于是，背負“賣國”罵名的王賡，讓上海警察廳派人將自己帶到南京向憲兵司令部投案，憲兵部不敢管，讓他去找軍政部軍法司，但軍法司也不肯插手。在輿論壓力下，1932年6月，南京國民政府對王賡進行審判，“獻地圖”查無實據，以“擅離戒嚴地點”判處王賡兩年半徒刑。

出獄至離世

服刑期間，王賡身體受損，患上了嚴重的心臟病、腎臟病。出獄后，王賡赴德國治病。1935年，王賡回國，任職于南京國民政府鐵道部。1937年7月，王賡任軍政部兵工署兵工研究委員；11月，南京國民政府西遷重慶市，王賡任兵工署昆明辦事處處長，赴任前與陳女士結婚。1942年3月，王賡隨熊式輝為團長的軍事代表團訪問美國，先至緬甸考察，4月于赴美國途中舊病復發，留在開羅治療。4月，王賡在開羅病逝，終年47歲，北非盟軍以軍禮葬其于開羅市郊英軍公墓。

個人生活

王賡曾任中國外交官顧維鈞的助手，進而與顧維鈞的兼職翻譯陸小曼相識。陸小曼出生在官宦家庭，從小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機靈、漂亮，通曉琴棋書畫，十六七歲精通英、法兩國語言，加之父親經常帶她出入上流社會，于是陸小曼也學會了交際，成為北京的名媛，有京城“第一美人”之譽。王賡英俊有才、少年得志，很受陸小曼父母的欣賞，在父母之命下，不到一個月時間，27歲的王賡與19歲的陸小曼就從訂婚到結婚，于1922年在北京海軍聯歡社舉行了豪華的婚禮。

婚后的王賡專注于事業，對陸小曼有所冷落。陸小曼曾這樣評價王賡：“他是美國西點陸軍大學畢業的，對軍事學識有一定的修養，據說對于打炮尤其有研究。但是他的個性怪癖，身為武夫而又帶著濃厚的文人脾氣，所以和當時軍界要人的人事關系相處得很不好，因此始終郁郁不得志。”在新月社的活動中，陸小曼結識了詩人徐志摩。而且王賡與徐志摩同是梁啟超的學生，倆人是好友，徐志摩也就成為王賡家的常客。1924年，王賡被任命為哈爾濱市警察廳廳長，赴任前，托好友徐志摩照顧留居北京市的陸小曼。追求浪漫愛情的陸小曼和才華橫溢的徐志摩相處日久，意趣相投，情愫漸深。陸小曼的侄孫邱權曾評價徐志摩如何和陸小曼走到一起的：“王賡太善良，把所有人想得都是和他一樣，所以覺得自己沒空，那么徐志摩是我的好朋友，那你正好可以幫我這個忙，把我太太精神上面的寂寞和空虛可以解決。”1925年春節期間，王賡得知陸小曼與徐志摩相戀，于是口頭警告不準倆人繼續往來，遂有徐志摩赴歐之舉以避嫌。1925年7月，王賡應孫傳芳之邀，到南京市擔任督辦浙江軍務善后事宜公署高級參謀。但是陸小曼與徐志摩已進入熱戀，對王庚的感情已經淡漠，最終王賡選擇退出，于1925年9月與陸小曼正式離婚。1937年，王賡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重新結婚，育有一子一女。

人物關系

人物爭議

對于王賡被日軍抓捕的經過，當時的蔣光、蔡廷鍇、沈醉、陸小曼等人及國民政府，均有不同說法。

蔣光鼐、蔡廷鍇等人的說法

蔣光鼐、蔡廷鍇等人在《十九路軍淞滬抗戰回憶》中稱：“王賡以稅警團旅長身份與會，散會后王取去十九路軍‘部署地圖’和‘作戰計劃’各一份。王當晚跑到租界舞廳跳舞，被日軍偵知，將王‘逮捕’，搜去該項軍事文件。”

沈醉的說法

《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二輯刊登有沈醉撰寫的文章《我所知道的戴笠》中記載：“在 ‘一·二八’上海市戰爭期間，便有一個旅長王賡和死去了的名詩人徐志摩的夫人陸小曼鬧戀愛，陸當時為上海的紅舞女，王追求陸揮金如土，最后因無錢可花，而帶著地圖去投日本人。”

陸小曼的說法

陸小曼看到沈醉寫的文章后，就寫了《關于王賡》一文，刊發在1962年《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輯，其中提出反駁：“我那時正因病纏綿床笫，在四明村臥病了好幾個月，不可能與王賡往來。”同時，陳述了她所知道的事實：當時王賡去拜訪美國領事館的朋友，不知道美國領事館已搬遷，原址已是一個日軍的軍事機關，深度近視眼而且當時心不在焉的王賡走到門口才抬頭發現不對，急忙離開跑動露出了外套里的軍裝褲子，于是被日軍門崗發現而追捕。

國民政府的說法

據國民政府1932年第一四二期《軍政公報》里《軍政部判決書》中記錄的事實為：1932年2月27日，王賡接到財政部宋子文電話，讓他到上海法租界談話，王賡去完后，順便去美國領事館訪友，而被日本警察逮捕。由于王賡所率獨立旅當時隸屬第十九路軍八十八師，但他當日外出屬于擅離職守，而且未向部隊長官報告而外出，因而被軍政部判刑。

人物軼事

1925年初，王賡投奔孫傳芳，將陸小曼留在北京，托付給留美同學張歆海、胡適照顧，張海、胡適均借此機會追求陸小曼，不知情的王賡卻致信張歆海、胡適表示感謝：“她（指陸小曼）有她的天才，好好培養，可以有所造就的。將來她病體復原之后，還得希望你們引導她到Sweetness and Light（甜蜜且光明）的路上去呢。”

1926年，徐志摩與王賡前妻陸小曼舉辦婚禮，王賡送上賀禮，此舉被媒體贊為“到底是沐浴歐風美雨的留學生，不同凡響，婚姻上也表現出高度的涵養和博愛精神”。

據王賡的下屬陳宛茵說，40年代初，王賡在兵工署昆明辦事處任少將處長期間，生活簡樸，一日三餐，都在單位單獨開伙食，每頓都是寺院菜淡食，素菜基本是黃豆芽、豆腐之類。有時他老病復發，倒地不起，有的青年非但不幫忙扶起，反而取笑說：“喲！快看王頭量地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