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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辛普森殺妻案（O. J. Simpson murder case），又稱人民訴辛普森案（People v.Simpson），由最高法院對美式橄欖球球星辛普森（Orenthal James Simpson）進行刑事訴訟。

辛普森被指控于1994年殺害自己的前妻妮可·布朗·辛普森（Nicole Brown Simpson，1959年5月19日—1994年6月12日）與她的男友羅納德·戈德曼（Ronald Lyle Goldman）。審判中，他聘請被稱為“夢之隊”的律師團隊進行辯護，最終因證據不足被宣判無罪，該案件轟動一時。不過在之后的民事訴訟法中，辛普森被判應該為兇殺案負責，并且需支付3350萬美元賠償金（約合人民幣2.4億元）。案件審判結束的兩年后，即1997年，民事賠償判決生效。該案引發了美國關于警察執法、種族問題等話題的討論，被稱為“世紀審判”。

當地時間2024年4月10日，辛普森在拉斯維加斯因病逝世，終年76歲。

案件背景

辛普森簡介

奧倫塔爾·詹姆斯·辛普森（O. J. Simpson，1947年7月9日-2024年4月10日），出生于舊金山，是美國一位知名的橄欖球運動員和演員。1967年，辛普森開始在特洛伊隊（USC Trojans football）擔任跑衛，1972年更換教練后，他開始成為隊伍中的核心球員。在隨后的幾個賽季中，辛普森創造了諸多記錄，并在1972、1973和1975年被評為國家橄欖球聯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NFL）年度最佳球員，1979年從NFL退役，1985入選橄欖球名人堂。

在作為橄欖球運動員活躍的同時以及退役后的一段時間內，O·辛普森成為了一名演員。1977年，他在ABC迷你劇中獲得第一個角色，同年出演了電視電影《殺戮事件》（A Killing Affair）。在退役后，唐·辛普森開辦了自己的電影制作公司Orenthal Productions，并出演了一系列電影，其中最著名的電影是《白頭神探》（The Naked Gun: From the Files of Police Squad!）系列。而最后一部拍攝的電影是1994年的《蛙人》，不過該電影最后因為辛普森相關案件而沒有播出。

辛普森經歷過兩段婚姻，擁有多個子女。1967年，辛普森與第一任妻子瑪格麗特·惠特利結婚，在1968年、1970年分別誕下兩個孩子阿內爾·辛普森和杰森·辛普森，之后兩人還有一個孩子阿倫·辛普森，但在即將2歲時因為事故溺亡。1977年，辛普森結識了妮可·布朗，并在次年與第一任妻子分居。1985年，辛普森和妮可結婚，并于同年誕下兩人的第一個孩子西德尼·布魯克·辛普森，1988年誕下兩人第二個孩子賈斯汀·瑞安·辛普森。1992年，辛普森與妮可離婚。當地時間2024年4月10日，辛普森在拉斯維加斯死于癌癥，終年76歲。

洛杉磯警局

案件發生時期的洛杉磯警局是美國一家特殊的警局。該警局警長由警察自己選擇產生，并根據公務員規定終身任命。該警局在威廉·H·帕克的軍事化領導下成為美國警局效率典范。1965年，洛杉磯發生瓦茨騷亂時，威廉警長將黑人描述為“動物園里的猴子”。次年，一名非裔美國人倫納德·迪亞德威勒在飛奔進入妻子即將分娩的醫院時，被洛杉磯警察所懷疑，他停止跑動后，洛杉磯警察仍開槍導致倫納德身亡。1979年威廉警長去世后，洛杉磯警察局由達里爾·蓋茨接手。

達里爾接手后，洛杉磯黑人死亡案增多。1979年，因未付電費，警察前往尤利婭·洛夫家，并最終使他死于自家的花園。1982年幾名非裔美國人在警察的強制控制手段下身亡。1988年，前棒球運動員喬·摩根在洛杉磯國際機場被警察強制控制在地并帶上手銬，警察聲稱他是一名毒販。三年后警方向他賠付了54萬美元的賠償金。

案件經過

案件發現過程

1994年6月12日晚23點35分左右，洛杉磯的一位居民史蒂夫·施瓦布在遛狗時發現了一條秋田犬，并將該秋田犬帶給鄰居蘇克魯·博茲特佩。博茲特佩發現這條秋田犬十分的緊張，并且在腿腳上有紅色的斑點，他識別出這些斑點是血跡。稍后，他和妻子一同帶著秋田犬出門散步并尋找它的主人，在狗的指引下，他們來到南邦迪大道875號的房子外，發現房子的院子中躺著一位渾身是血的女子，之后博茲特佩通知了警察。凌晨12點13分，警察羅伯特·里斯克來到該房子，發現一位穿著黑色短裙，喉嚨被割開的女性，在他身旁的不遠處，側躺著另一位襯衫和牛仔褲都被血液浸透的男性。二人被發現時已經死亡，身份在之后被確認是辛普森的前妻妮可·辛普森和她的朋友羅納德·高曼。在房子的二樓，辛普森和妮可的兩個孩子正在睡覺。

根據證據、證詞等推斷，兩位死者大概在1994年6月12日晚上10點15分至10點40分左右死亡。

調查逮捕

警方調查

發現現場后，約在6月13日0時30分，羅伯特·里斯克警官向他的上級匯報了情況，之后洛杉磯警察局開始派遣人員前往調查。

羅伯特和另外一位警官拉起安全線保護現場，之后羅伯特的兩位上級來到現場。羅伯特向他們匯報了發現的一些現場資料后，兩位上級警官聯系了洛杉磯兇殺案調查負責人羅恩·菲利普斯，而羅恩則指派了他手下的調查員馬克·福爾曼和他的搭檔布拉德·羅伯茨負責調查該起兇殺案。福爾曼在凌晨2點10分左右到達現場并開始調查，但之后該案的調查權由洛杉磯警方轉至警察總部搶劫謀殺小組。之后，新的調查員菲利普·范納特在凌晨4點5分到達罪案現場，他的助手湯姆·蘭格在4點30分達到現場，在進行勘查后，兩位警察總部的調查員與馬克·福爾曼及他的搭檔，四人一同前往辛普森的家中通知他謀殺案的相關事宜。

當這四名警察來到辛普森家時，在沒能聯系上辛普森的情況下展開開始初步調查。他們在辛普森房子外停放的白色福特野馬上發現了血跡，一些血滴延伸向辛普森的房子。之后他們發現辛普森的獨棟有房間開著燈，但沒人接聽他們打過去的電話，打給辛普森本人的電話也無人接聽。馬克·福爾曼認為辛普森可能有危險，便越過圍墻和房門，為另外三人打開大門。

三名警察敲門后無人應門，他們只能走到另外一排院子中的客房處，找到了一名剛剛睡醒的辛普森的朋友兼房客加藤·凱林，以及辛普森的女兒阿內爾·辛普森。加藤表示他在晚上聽到了外面靠近空調機的地方有聲響，馬克·福爾曼便和凱林一同外出前往發出聲音的地方去查看，發現了一只帶血的皮手套。加藤表示，他和辛普森在6月12日晚前往了麥當勞，之后回到自己房間，再后便聽到了空調外機處的聲響，他外出查看時發現有一輛豪華轎車停在院子外。該轎車是辛普森雇傭來送自己前往機場的，加藤和轎車司機幫辛普森搬運行李上車后，辛普森便乘坐轎車前往機場，并乘飛機飛往芝加哥。

13日早上6點，警方聯系上了O·辛普森，7點41分辛普森飛回了洛杉磯。在這期間的7點10分，洛杉磯警察丹尼斯·馮抵達了辛普森的住所，設置了安全安全警戒帶，并使用紙杯罩住發現的血跡斑點。

案件發現后辛普森的行動

1994年6月13日凌晨，辛普森離開了洛杉磯前往芝加哥與客戶會面，在4點15分他入駐芝加哥奧黑爾廣場酒店（O'Hare Plaza Hotel）。同一晚，幾名警察前往辛普森位于洛杉磯的家中通報該案件。這些警察向辛普森打去電話但并未接通，他們便翻過房子的圍墻敲響房門，由辛普森的大女兒阿內爾·辛普森開門。警察詢問了一些問題，并帶阿內爾回警局進行進一步詢問。

13日上午7點41分，辛普森返回到洛杉磯，稍后警察們接到了對于辛普森莊園的搜查令。辛普森回到家中時被警察帶上手銬控制住，之后他的律師來到辛普森莊園后才被解除手銬。

6月17日，辛普森的律師羅伯特·夏皮洛和他的另一位朋友羅伯特·卡戴珊勸告辛普森前去向洛杉磯警察自首，并通告了警局，眾多警察和記者在得到消息后開始等待辛普森。然而他并未按時現身，反而是羅伯特·卡戴珊出面，宣讀了辛普森的一封手寫信。

此時，警察派出車輛開始搜捕唐·辛普森，通過跟蹤手機信號的方式，他們發現辛普森在洛杉磯南部某條州際高速公路的一輛白色福特野馬車中。此后，一批警車開始追蹤該白色野馬車，該車由辛普森的朋友阿爾·考林斯所駕駛。考林斯向靠近野馬車的警車大聲呼喊，表示他正被辛普森用槍脅迫，這導致警車選擇遠離野馬車，慢速跟隨其后以保證考林斯的安全。

野馬車在17日晚8時，行駛至辛普森位于布倫特伍德的另一處家中，一小時后夏皮洛到達該地點，辛普森正式投案自首，被押送至洛杉磯監獄，因有自殺風險而被特殊監控。

案件審判

辯護律師與檢察官

辛普森雇傭了由數位知名律師組成的辯護團隊，該團隊被媒體稱作“夢之隊”。其中包括首席律師羅伯特·夏皮洛、約翰尼·科克倫（后接任夏皮洛首席律師位置）、F·貝利、羅伯特·卡戴珊、艾倫·德肖維茨、卡爾·道格拉斯，以及兩位脫氧核糖核酸證據方面的專家巴里·謝克和彼得·諾伊菲爾德。僅刑事審判的過程，雇傭該團隊就需要花費600萬美元的費用。

地方檢察官瑪西婭·克拉克來擔當主要檢察官。在媒體的報道中，她被丈夫稱為“不稱職”的母親，每晚十點后才回家，回家后仍然繼續工作。之后她離婚的消息，尋找新的男友，更換了發型等內容也被媒體一一關注。除克拉克以外，比爾·霍奇曼作為助手來輔助克拉克，他的性格較為冷靜，并且更富有經驗。

初步聽證會

6月20日，辛普森在市級法院中被提審，夏皮洛的協助下，他對兩項謀殺案的指控拒絕認罪。此時的辛普森表現的十分疲憊與憔悴，也非常情緒化，律師夏皮洛表示他正在接受藥物治療從而導致狀態不佳。

在初次提審中，夏皮洛要求查閱驗尸報告、警方案件報告等全部證據和文件，檢察官對此表示并無異議。檢察官也向大陪審團提供了證據。初步聽證會則于6月30日舉行。

初步聽證會舉行當天由電視臺進行公開直播，檢察官也希望通過公開直播來影響公眾輿論對于案件的看法。在初步聽證會上，檢方除了提供的證據外，還要求獲得辛普森的頭發用來化驗，而辯方則對證據提出了異議，比如警方尚未通知辛普森的情況下，馬克·福爾曼警官已經開始對辛普森展開調查，并且在沒有逮捕令的情況下進入辛普森家中調查。最后法官接受了檢方的證據，也允許辯方繼續質疑證據。

最終法官認為，檢方提供的證據足以控告辛普森。但辛普森本人則在法庭上表示自己“絕對的，百分之百的無罪”。

在開始審判前，檢察官和法律專家們還經歷了是否為辛普森尋求死刑的辯論。根據加利福尼亞州法律，雙重謀殺案足以判處死刑，但是部分法律專家則表示辛普森并沒有犯罪記錄，殺害配偶通常也不尋求死刑，而是無期徒刑。最后，辛普森案的檢察官決定并不尋求死刑判決，而是選擇無期徒刑，不得假釋。檢察官方面表示作出這個決定是因為，死刑可能會加深公眾的不滿。而相關的法律專家則解釋，該決定可能和選擇陪審團成員有關，如果不尋求死刑，那么在陪審團的選擇過程中則不必考慮陪審員對于死刑的態度問題。

法官與陪審團

經過初步聽證會后，洛杉磯檢察官和辛普森方面向媒體公開，審判將在洛杉磯市中心進行，而不是在案件發生地圣莫妮卡，從而創造更好的審判條件而使判決更為可靠。因為圣莫妮卡附近白人居民占80％，黑人占7％，而市中心地區白人占30％，黑人占31％。

審判的法官由洛杉磯高等法院法官蘭斯·伊藤來擔任，也是他決定對辛普森案的審判進行電視轉播。

陪審團的選擇上，辛普森方雇傭喬·埃蘭·迪米特里烏斯作為顧問對陪審員候選人進行審查。她曾為麥克馬丁學校案和羅德尼·金案的辯方擔任陪審團顧問工作。檢察官方面，則雇傭唐納德·文森作為顧問來審查陪審團人選。在檢察官辦公室對陪審團候選人進行審查后，他們得出“白人傾向于有罪，黑人傾向于無罪”的結論，但克拉克并不信服這個結果，她覺得可以通過辛普森家暴妮可的經歷來說服黑人陪審團。最后克拉克決定并不依賴顧問團對陪審團候選人的調查，而是根據自己的看法作出選擇。

最終，決定審判結果的陪審團成員確定為12人，其中包括1名非裔美國男性，1名西班牙裔男性，2名白人女性，8名非裔女性。這12人都是民主黨人；都擁有大學學位；不是每人都有每日閱讀報紙的習慣；9人租住他人的房子，3人擁有自己的房子；2人在工作中有監督、管理經驗，10人沒有相關經驗；5人認為對家庭成員的暴力行為是可以接受的；9人認為O·辛普森是一位優秀的橄欖球運動員，因此不太可能會犯罪。

由于該案件影響力較大，陪審團成員必須處于長時間的隔離狀態，以杜絕他們被社會輿論影響。他們除了部分團體活動之外，只能在酒店和法院生活，也被禁止閱讀、觀看和討論與審判有關的任何內容。每人的房間都沒有電話和電視，每周也只有一次探視自己親屬的機會。

檢方觀點

被告描述

檢察官認為，對于前妻的嫉妒是辛普森犯下雙重謀殺案的動機，他本人并非完全如公眾所了解的那樣開朗且有能力，在私下里辛普森一直對妮可進行著家庭暴力、身體虐待、公開羞辱等行為。他無法接受妮可擺脫了自己的控制并變得獨立。檢方傳喚了第一位證人莎琳·吉爾伯特，一位非裔美國人接線員，她曾于1989年1月1日接到妮可的電話，電話中她十分驚恐地描述了自己被辛普森威脅的場景。之后檢方傳喚了當時被派往現場的警察約翰·愛德華茲，讓他描述了辛普森擁有暴力傾向的形象。

妮可的妹妹丹尼斯·布朗作為證人描述了辛普森在和妮可交往的過程中發生的暴力事件，在描述的過程中她始終在抽泣。而辯方則對丹尼斯·布朗的證詞始終表示異議。之后，檢方二次傳喚了丹尼斯·布朗，她表示在妮可懷孕時曾被辛普森語言羞辱，檢方還展示了妮可身上有淤青的照片。但是照片因為無法確定日期而沒能起到重要作用。

犯罪現場

1995年2月12日，法官、陪審員和律師等人前往查看了辛普森在洛杉磯的房子和邦迪大道的犯罪現場。他們先在辛普森家中停留3個小時，辛普森本人也未帶手銬隨行。陪審員禁止互相交談，四人一組參觀房子。之后他們查看了羅納德·戈德曼的住處，和他工作的餐廳。最后他們仍以四人一組的方式查看了邦迪大道的犯罪現場。

DNA檢測

1995年5月，檢方開始使用DNA證據。在1995年時，DNA檢測在刑事案件中的應用仍然處于起步階段。檢方使用塞爾瑪檢測公司（Cellmark Diagnostics）的DNA檢測結果，該公司自1987年至1995年間，在330起案件中提供DNA檢測服務，其中只在4個案件中檢測結果被駁回。在檢方提供的證據中，塞爾瑪公司的檢測結果顯示，辛普森的血液樣本與調查人員從案發地點附近小巷中發現的血液十分相似。

另外檢方還提出，在辛普森的臥室中發現了帶血的襪子，其上沾染的血液不是受害人妮可血液的可能性是680萬分之一。而滴落在邦迪大道上的血液之一，不是辛普森血液的可能性是1億7000萬分之一。而戈德曼的血則在唐·辛普森名下的福特野馬車輛上，以及馬克·福爾曼警官在辛普森家中發現的一只帶血手套上被發現。

皮手套物證

檢方還提出了另外一項關鍵證據，即在案發現場發現的一只Aris牌手套，另一只則發現于辛普森位于洛杉磯的家中。這兩只手套是棕色超大（extra-large）號，樣式編號是“70263”。而妮可曾在1990年12月18日在紐約購買了兩副Aris品牌的手套，檢方擁有此次購買的收據。檢方還曾向該品牌手套的前總監詢問時，他表示：“你根本無法想象這個手套在當時是多么的稀有。”在妮可購買手套時，只有300雙是棕色和超大尺寸的。檢方也曾討論是否讓辛普森試戴該手套，不過因為該手套已經使用多年十分陳舊，而且經過了DNA檢測流程，很可能已經縮水變小了。所以最后檢方一致決定不再讓辛普森試戴作為證據的這雙皮手套。

纖維物證

除了脫氧核糖核酸和皮手套以外，檢方還提供了毛發相關的物證。在犯罪現場，有12根頭發附著在一個藍色針織帽上，而這些毛發與辛普森的毛發一致。另外，在辛普森家中發現的皮手套上，還發現了一根金色的頭發，這根頭發與被害者戈德曼的頭發一致。另外，手套上還沾有狗毛。不過，針對這些纖維物證的比較方式，是用肉眼直接觀察比較250倍放大后的纖維圖片，為了證明每人的頭發都有所不同，檢方還展示了16名黑人的頭發樣本。

辯方觀點

辯方策略

辛普森的律師團隊采用的基本策略是懷疑并駁斥檢方的所有證據。對于皮手套，辯方質疑發現皮手套的馬克·哈里森·福爾曼警官。針對血液樣本，辯方則質疑檢測機構和檢測過程等。

質疑警方調查過程

針對警方對于案件的調查過程，辯方提出了多點質疑。首先，辯方質疑警方的調查過程。他們認為警方直到發現案發現場后的第二天上午9點10分才將尸體轉移，使法醫難以估計受害者的死亡時間。而且警方對于現場一罐融化的冰激凌沒有進行任何調查，而這個物證明顯可以對構建案件時間表提供幫助。

其次，辯方對警察收集物證的過程進行了質疑。辯方對收集物證的警官之一丹尼斯·馮提出質疑，提供了馮曾赤手收集證據的視頻，并讓他證明自己并沒有在辛普森案件中赤手收集證據。而馮則承認自己雖沒有赤手，但確實沒有按需求更換手套，也沒能從辛普森的車輛上收集更多血液樣本，更沒有注意到辛普森家中帶血的襪子。針對血液證據，辯方指出警方在案發當年的7月4日，即案發后22天才發現并采集了案發現場大門上的血跡。較遲采集到的大門上的血跡，警方采用了較為精準RFLD方法進行檢測，但早就提取了的小巷中的血跡卻采用了不太精準的PCR方式進行檢測。而且，在6月13日，即案發后次日拍攝的照片中顯示，大門上并沒有血液，辯方懷疑是警方在大門上涂抹了血液。

最后，針對DNA檢測過程，辯方認為，辛普森本人在1994年6月13日抽取了8毫升血樣以用來送去檢測，但該血樣在警方身上一直保存到6月14日才送往檢測機構，而且送往檢測機構后，該血樣在警方的檔案中顯示只使用了6.5毫升。

質疑馬克·福爾曼與皮手套

馬克·福爾曼警官是檢方的關鍵證人，正是他在辛普森位于洛杉磯的家中發現了一只帶血的手套。在發現犯罪現場幾位警察作為證人上庭后，福爾曼警官出席法庭。檢方詢問下，他表示犯罪現場確實只有一只沾血的手套，而他本人在辛普森家中發現了另外一只沾血手套。并且，他還證明了自己并未污染犯罪現場。

辯方針對馬克·福爾曼提出質疑，他們表示福爾曼在法庭上聲稱自己并不是一個種族主義者，在自己作證之前也從未發表過種族歧視言論。然而，辯方卻提供了一份錄音資料，其中福爾曼反復使用“黑鬼”（nigger）這個歧視黑人的詞匯41次。該錄音資料來自于一名電影編劇，她為編寫一部有關警察的劇本而采訪過福爾曼。之后，這份錄音資料被用來指控福爾曼做偽證，而福爾曼本人也確實沒有否認該項指控。

而馬克·福爾曼提供的皮手套作為重要證據，辯方通過激將法讓檢方助理檢察官要求辛普森帶上皮手套。而O·辛普森當庭試圖帶上該手套時，因為手套太緊并不能完全戴入，顯得十分不合適。不過之后，檢察官質疑辛普森患有關節炎，他提前停止服用關節炎藥物導致手部腫脹發炎，最終使手套顯得比較小。

判決結果

美國時間1995年10月3日下午1時10分，陪審團對該案件作出無罪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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