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瑪托娃（Анна Андреевна.Ахматова 1889年6月23日－1966年3月5日）原名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戈連科，出生于敖德薩，童年時期在皇村度過。俄羅斯“白銀時代”女詩人，被譽為“俄羅斯詩歌的月亮”。
1911年，阿赫瑪托娃在圣彼得堡阿克梅派詩人雜志《阿波羅》上首次發表組詩，與其前夫俄羅斯詩人尼古拉·斯捷潘諾維奇·古米廖夫（Николай Степанович 1886—1921）同為阿克梅主義的杰出代表。1912年出版第一部詩集《黃昏》，兩年之后出版第二部詩集《念珠》。1924年因出版《耶穌紀元》激怒蘇聯當局，其作品被禁止出版，這一期間主要研究亞歷山大·普希金的創作以及翻譯外國詩歌。1935年至1938年，其子列夫兩次被捕，加之蘇聯30年代的“大清洗”，在探監的列隊中萌發創作《安魂曲》的構思，1941年開始創作《沒有英雄的敘事詩》。1946年，再次被禁，并且被蘇聯作協除名。
20世紀50年代后期阿赫瑪托娃開始恢復名譽，其作品重新被允許重版。1962年，歷時22年創作的自傳體長詩《沒有英雄的敘事詩》完成。1964年獲意大利“埃特內·塔奧爾米諾”國際詩歌獎，次年獲牛津大學名譽文學博士學位。1966年3月5日，在莫斯科病逝。
代表作品有詩集《黃昏》《念珠》《白色的群鳥》，自傳體長詩《沒有英雄的敘事詩》、抒情長詩《安魂曲》等。
阿赫瑪托娃與俄羅斯現代主義詩人們共同鑄造了俄羅斯文學的“白銀時代”，為俄羅斯詩歌贏得世界性聲譽作出了貢獻。她的詩歌有機地結合了俄羅斯詩歌的古典傳統和現代經驗，是20世紀俄羅斯文學的一個重要現象。
生平概況
家庭背景
1889年生于俄羅斯帝國治下的烏克蘭敖德薩近郊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她的父親安德烈·安東諾維奇·戈連科是俄國海軍艦隊的一名機械工程師，母親茵娜·埃拉茲莫夫娜出身貴族，其母系家族可以追溯到名震歐亞的成吉思汗或者帖木兒。安娜在不滿周歲時便隨父母來到俄羅斯北方，在巴甫洛夫斯科短暫居住了一段時間后，全家遷移到了皇村。
阿赫瑪托娃出生在一個重組的家庭，父母在此之前都結過婚，雖然衣食無憂，但是父母感情不和以及姐姐的早逝都給她的童年蒙上一層陰影。在阿赫瑪托娃的記憶中，童年是灰色的，缺少其他孩子所擁有的玫瑰色，沒有玩具、玩伴以及長輩帶來的驚喜。孤獨的童年生活養成了她敏感早慧的性格。
成長經歷
10歲的時候安娜得了一場原因不明的重病，昏迷近一星期，甚至一度失去聽覺。幾乎所有人都覺得她沒救了，但是安娜卻奇跡般痊愈了，也正是從那以后，她開始嘗試書寫有韻的文字，她本人也一直認為這場疾病與她的詩歌生涯存在著某種神秘的聯系。
1905年，父母離婚，安娜跟隨母親離開皇村，搬至瀕臨黑海的葉甫帕托利亞，小城的閉塞生活和家庭經濟的拮據使她瀕臨絕望，甚至一度企圖自殺。她在皇村中學的學業尚未完成，在家庭教師的幫助下在家自修，1906年春天，通過基輔富杜克列耶夫女子中學七年級入學考試，并在此完成整個中學階段的學習。一年后從基輔富杜克列耶夫女子中學畢業，考入圣彼得堡女子高等學校法律系。
在皇村中學就讀時，安娜就開始創作詩歌，但卻遭到父親的強烈反對。父親對詩歌存有明顯的敵意，并且嚴令禁止她使用“戈連科”這一姓氏發表任何文學作品。為了不玷污父親的姓氏，她只好從自己的母系祖先韃郡主那取姓氏“阿赫瑪托娃”作為筆名。于是，這一典型的東方姓氏占據了俄羅斯詩歌史中光輝的一席。
情感與婚姻
14歲時，安娜在與女友去采購時偶遇古米廖夫兄弟。年輕的尼古拉斯·古米廖夫雖然容貌并不出眾，但卻博覽群書，有著極其敏銳的藝術感受力，并且熟悉法國詩歌。當時，法國象征主義詩歌剛剛傳入俄羅斯，古米廖夫借此接近安娜，向其介紹最新的文學流派和思潮，安娜也樂于聽他評法國詩歌以及朗誦自己的詩歌。相處過程中，尼古拉斯·斯捷潘諾維奇·古米廖夫多次向安娜求婚，被拒之后又數次嘗試自殺。幾經波折，1910年4月25日，阿赫瑪托娃與古米廖夫結婚。婚后，阿赫瑪托娃先后到過法國、瑞士、意大利等國旅行，國外的文化藝術開闊了她的視野，給了她更多的靈感源泉。阿赫瑪托娃和古米廖夫結婚旅行期間，在巴黎遇到了當時尚未成名的意大利畫家阿美迪歐·莫蒂里安尼，后者為其畫了16幅素描像。
婚后不到兩年，兩位詩人唯一的兒子列夫出生。不久，尼古拉斯·斯捷潘諾維奇·古米廖夫的母親前來探望，并且不顧阿赫瑪托娃的反對將孫子帶走。因此，列夫童年的大部分時間都是與祖母一起生活的，這也為其母子之間的日后的緊張的關系埋下了種子。這一期間阿赫瑪托娃和古米廖夫之間的感情也出現了裂痕。
這一時期，阿赫瑪托娃在皇村遇到比自己年長六歲的馬賽克鑲嵌藝術家鮑里斯·安列普，二人迅速相愛，她的第三個詩集《白色的鳥群》中的一大部分詩歌，都圍繞著安列普的這段情緣而寫。
1917年阿赫瑪托娃與古米廖夫離婚，次年年12月，嫁給了亞述學專家弗拉基米爾·希列伊科，婚后二人來到莫斯科定居。阿赫瑪托娃的第二段婚姻也并不順利，希列伊科一再要求阿赫瑪托娃放棄詩歌創作，據說還曾粗暴地把阿赫瑪托娃的詩稿扔進茶炊里。1921年夏，二人分居，1928年再次離婚。
與希列伊科離婚后，阿赫瑪托娃遇到已婚的舊友蘇聯詩人、藝術史家普寧市，他和古米廖夫是皇村中學的同學，年輕時便常和尼古拉斯·斯捷潘諾維奇·古米廖夫、阿赫瑪托娃一起參加詩歌沙龍。阿赫瑪托娃被其此時的談吐和才學所吸引，而后搬進他的家中與其同居，1938年二人結束同居生活。
1937年秋，阿赫瑪托娃與在軍事醫學科學院工作的病理學家弗拉基米爾·加爾相戀，并于1944年接受了后者的求婚，但最終因故未能成婚。
阿赫瑪托娃最后一次見于經傳的情感經歷發生在1945年，以賽亞·伯林的到訪，三十六歲的伯林被這位女詩人的才華和憂郁氣質所吸引，并且表達自己了對的她迷戀。
詩歌創作
11歲時，安娜開始在母親記錄家庭收支的賬本上寫自傳，而且還寫出了生平第一首詩，她在文學上的天分就已經逐漸顯露。阿赫瑪托娃的處女作是1907年發表于巴黎出版的俄文雜志《天狼星》上的詩歌。
1911年與丈夫古米廖夫、曼德里施塔姆、戈羅杰茲基等年輕詩人組建了俄羅斯“白銀時代”主要的詩歌流派“阿克梅派”，并逐漸成為該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這一流派的雜志《阿波羅》初次刊載了她的一組詩。
一年后，阿赫瑪托娃的第一部詩集《黃昏》問世，在俄羅斯詩歌界獲得不錯的反響，詩人在這部詩集中描寫了少女面對愛情時的內心矛盾和感傷情愫。兩年之后又發表了第二部詩集《念珠》，這兩部詩集的出版使其在當時文壇名聲大振。
1917年9月，第三本詩集《白色的群鳥》出版，收入了82首短詩和1首長詩《就在海的那邊》。這本詩集的主題仍是作者熟悉的愛情的書寫。日爾蒙斯基發現其中有明顯向古典主義靠攏的傾向。
1921年4月，第四本詩集《車前草》出版，收入了38首作品，主題仍是關于愛情和婚姻的思考，在悲劇的主旋律里穿插著古米廖夫、安列普和希列伊的影子。
1922年，阿赫瑪托娃出版了自己的第五本詩集《耶穌紀元，1921年》，包含了全部《車前草》的內容以及一些其他詩作。1924年，因《耶穌紀元》中的一些詩篇激怒了當時的政府官員，阿赫瑪托娃的詩歌被禁止發表。20世紀20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阿赫瑪托娃個人的創作進入一個相對沉寂的階段。
阿赫瑪托娃長詩《安魂曲》1寫作于1935至1940年之間，這不僅是一部關于詩人自身命運、自己兒子命運的作品，也是一部關于整個民族背負的苦難的作品。在詩中，阿赫瑪托娃不僅是列夫·古米廖夫的母親，也是整個俄羅斯母親的代表。她的聲音雖然低沉，卻是人道主義精神在那個恐怖時代發出的最強音。《安魂曲》在最初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是口口相傳的形式，直到1987年，它才在莫斯科的《十月》第三期和圣彼得堡的《涅瓦》第六期上同時刊出。
1941年，阿赫瑪托娃開始創作自傳體長詩《沒有英雄的敘事詩》，這一創作一直持續到1963年詩人逝世。這首長詩是詩人對自己一生的總結。長詩的第一部分以1913年“一個彼得堡傳奇”來述說歷史即將步入大動蕩時期的一代人的命運，那是屬于“記憶的聲音”傳來悲劇性的心靈震顫，詩在哀歌里成為靈魂戰栗的庇護所。第二部分講述1941年噴泉屋的女主人公朝向忘川之水的獨白。第三部分作為尾聲，獻給了詩人一生所鐘情而屢遭劫難的圣彼得堡： “我可以在那里放聲大哭，/穿過那些兄弟般墳墓的靜默”。也正是通過跨越二十多年的書寫和修改，詩人完成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章。
學術與翻譯
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阿赫瑪托娃的作品被當局禁止公開發表，于是，她轉而從事古典詩歌的研究與翻譯工作。從20年代后半期到30年代，她主要從事亞歷山大·普希金研究。此外，她還翻譯了不少四大文明古國抒情詩和東方其他國家的古典詩歌作品，其中包括我國詩人李商隱的無題詩。第二次被禁制發表作品時，漢學家尼古拉·費德林邀請阿赫瑪托娃幫他潤色自己翻譯的《離騷》。20世紀60年代她還從事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的翻譯工作。
苦難歷程
阿赫瑪托娃命途多，她的童年被疾病、父母離異、單調枯燥的生活氛圍蒙上一層陰影。如同帕甫洛夫斯基曾指出的，阿赫瑪托娃的詩歌有一種“不穩定性”和“窒息感”，這來源于她的寫作背景——社會的動蕩和個人生活的艱難。
1914年7月，俄羅斯向德奧宣戰，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消息深深震撼了阿赫瑪托娃，她在詩歌《紀念一九一四年七月十九日》中寫道：“我們一下子老了一百歲。”由此可見，她很早就對20世紀悲劇性未來懷有一種朦朧的預感。古米廖夫在剛開始招募志愿軍的時候就報名了，并在一個月之后上了前線。阿赫瑪托娃則像當時其他女人一樣忍受著孤獨、不安甚至貧困。一戰爆發第三年的秋末，阿赫瑪托娃肺結核病再次復發，這一疾病曾奪取她多位兄弟姐妹的生命，坎坷的個人生活使阿赫瑪托娃預感的災難正在迫近。
1921年8月，古米廖夫在圣彼得堡被秘密警察逮捕并槍決，罪名是“參與反革命陰謀活動”。這使已離婚三年的阿赫瑪托娃和他們年幼的兒子列夫受到牽連。
1924年，由于約瑟夫·斯大林的“禁令”（被阿赫瑪托娃稱為“第一個禁令決議”，以區別于1946年的決議）有關當局禁止阿赫瑪托娃發表其作品，讓當時年僅35歲的詩人提前“退休”，靠微薄的養老金生活。
1935年10月，普寧市和阿赫瑪托娃的兒子列夫同時被捕，經由朋友們的斡旋才被釋放。1938年，列夫再次被捕，原因僅是因為他不承認自己父親有所謂的“歷史問題”，她為此四處斡旋，曾在圣彼得堡的監獄外排了17個月的隊。
1946年8月，蘇聯作家協會在莫斯科召開了一次會議，討論阿赫瑪托娃的創作問題。他們聲稱她的詩歌與蘇聯文學格格不入，“它的基礎——就是戀愛與色情的曲調，與悲哀，憂郁，死亡，神秘主義和注定滅亡交織在一起……不完全是修女，不完全是蕩婦，更確切地說，是混合著淫穢和禱告的蕩婦與修女。”就這樣，阿赫瑪托娃的詩歌被扣上“頹廢”、“色情”的帽子，詩人也再次被剝奪了發表詩歌的權利。
晚年生活
20世紀50年代后期，兒子列夫被釋放回家，阿赫瑪托娃被恢復名譽，并獲許發表作品，晚年生活相對平靜，各項榮譽接踵而來：1964年獲意大利“埃特內·塔奧爾米諾”國際詩歌獎。一年后，牛津大學以“自沙皇以來俄羅斯最偉大的詩人”授予阿赫瑪托娃名譽文學博士學位。
1966年3月5日，阿赫瑪托娃因心肌梗死在莫斯科郊外的療養院里逝世，安葬于柯馬羅沃公墓，享年7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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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作品
書籍作品
創作特色
早期作品
創作主題方面，阿赫瑪托娃早期以愛情詩著稱，《黃昏》《念珠》等詩作著重抒寫感情，尤其是愛情。它們通常只描述一樁事件或者一種心理感受。她的詩作靈感并非來源于歷史故事或者異國風情，雖然使用的是狹窄的生活材料，卻為俄羅斯詩歌恢復了澄明世界和具體形象，并且克服了象征主義詩歌常有的朦朧晦澀。因此，阿赫瑪托娃早期的詩歌曾被認為是“室內詩”，有評論家指出，阿赫瑪托娃的詩歌創作帶有強烈的“室內抒情”意味。阿赫瑪托娃本人并不避諱自己的“室內性”。相反，她非常看重自己嗓音的“女性”音色， 并強調說，女性詩人的主要任務是“充分表達自身和周圍世界中最為隱秘的和異常單純的東西”。
阿赫瑪托娃的獨到之處還在于感情的形態及其主題上的處理方式。這些詩歌中的主人公在情感受到傷害之時，詩人更多的是自責而非怨天尤人；是雄辯的寬宥而非譴責；是祈禱而非呼喊。她向人們展示的是一種從十九世紀俄羅斯散文中學得的細膩情感和復雜心理。
阿赫瑪托娃早期的創作風格主要表現為：敘事的簡潔與克制、憂傷的愛情體驗、隱而不發的緊張情緒、戲劇性和悲劇性沖突等。其早期詩作大多篇幅短小，用詞精煉，意象獨特。詩人往往從經驗的某個細節入手，寥寥數語，就很快掀起了抒情高潮。她的第一本詩集《黃昏》就已展現出其不少創作特點，作為抒情詩人的她非常善于克制，能夠在作品中駕馭奔涌的情感，借助出色的比喻，在最少的篇幅里容納最深厚的內涵。詩人、評論家皮亞斯特將這本詩集比作“俄羅斯詩歌創作的早晨”。這種通過克制而客觀的敘述，從而達到強烈的抒情目的的詩歌技藝，在其后相當長的時間里影響了許多其他詩人的創作。她雖然不像其他阿克梅主義詩人那樣，善于通過理論文章來發表自己的藝術見解，但是其作品也集中而有機地體現了阿克梅主義詩人所推崇的形象的具體性，可感性，生動性，語言的質樸性，詞義的清晰性和重量感等特點。
晚期作品
阿赫瑪托娃晚期詩歌主要指的是她在白銀時代以后創作的詩歌，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以后創作的詩歌。這段時間，她親歷了時代的悲劇和人民的困難，因此，詩歌內容也從早期吟唱愛情更多地轉向反應社會問題、人間苦難，進行人生思考，表達對世界文化的眷戀。30年代中后期起，詩人拓寬了自己的創作視野。在她的中晚年作品的題材中，愛情仍然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是與早期作品相比，增加了對蹂躪人的尊嚴和權力的暴政的鞭撻，以及對于生存與死亡這一永恒主題的深入思索。人間苦難的見證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反映當時蘇聯的極左政策，尤其是約瑟夫·斯大林的大清洗給廣大人民帶來的苦難；二是表現法西斯主義德國發動侵略戰爭給蘇聯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以及蘇聯人民的愛國熱情和戰勝法西斯的決心。
在創作風格方面，這一階段阿赫瑪托娃的詩歌風格開始變得開闊而蒼涼，詩歌形式也隨之發生了轉變，從早期篇幅較短的小詩發展為能容納多種題材、長達百行的詩組。這一時期創作的短小的詩歌也并不輕松，而是沉重的，詩歌將恐懼擬人化，并將其看作是一種無窮無盡的狀態。如1936年8月創作的《但丁》寫出了但丁的高傲和偉大：被流放的詩人并不懺悔，甚至“死后沒有回到/自己那古老的佛羅倫薩”。除了大量短詩之外，她還寫出了兩部敘事長詩——《安魂曲》和《沒有英雄的敘事詩》。《安魂曲》被帕甫洛夫斯基評價為“是真正具有人民性的作品”。這不僅是在意義層面，也在于其形式：接近于民間的送別曲。《安魂曲》中除了莊重崇高的語體，還運用了白話文、民間表現形式。濃郁的民間文學特色也是阿赫瑪托娃詩歌的一個重要特點。阿赫瑪托娃將其敘事詩歌的慣有風格與傳統敘事謠曲的主題和情節融為一體，并加以創新，形成了獨特的敘事謠曲抒情詩。
作為一名抒情詩人，阿赫瑪托娃的創作還具有較強的敘事性元素，它們的存在增強了作品的日常性、生動性和可感性。阿赫瑪托娃的抒情詩具有較為明顯的小說的特征，尤其是心理小說特征，具體表現為：在她的詩歌中可以看到許多詩人和作家的肖像畫描寫、緊張的情節、男女主人公的對白以及心理描寫等。
人物影響
阿赫瑪托娃的詩歌創作從阿克梅主義起步，通過自己漫長而緊張的一生，走向現實性和歷史主義。其愛情題材的抒情詩是她的重要成就和獨特的藝術創新。阿赫瑪托娃早期詩歌短小精悍，最長不超過十六至二十行。因此，它們便于記憶，被一代又一代俄國人背誦。
阿赫瑪托娃的詩歌是20世紀俄羅斯文學的一個重要現象，她的風格是俄國詩歌的古典傳統與現代經驗的有機結合。 她的抒情詩中的愛情總是被她以心理描寫深度和準確的精度表現出來。這種富有戲劇性的心理描寫繼承自俄羅斯古典文學。同時，東西方文學的各個分支傳統和影響同樣進入了阿赫瑪托娃的詩歌中，從而鞏固和加強了其詩歌創作的全人類文化基礎。因此阿赫瑪托娃的詩歌創作是現代俄羅斯、蘇聯和世界文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人物評價
阿赫瑪托娃被稱為“俄羅斯詩歌的月亮”以及“20 世紀的薩福”。
俄裔美國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評價安娜為：“縱觀她的全部創作生涯，她表達的內容自始至終明晰易懂。她是她那一代作家中的簡·奧斯汀。”
以賽亞·伯林對其評價是：“她是表率：對于那些相信個體不足以對抗歷史進程的人來說，她的勇氣是不可褻瀆的，不可征服和道德上不可譴責的。”
后世紀念
1988年，位于美國的國際行星研究中心以女詩人的名字命名了一顆小行星。
1989年，在阿赫瑪托娃百年誕辰之際，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把這一年定為“阿赫瑪托娃年”。
2014年6月，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兩座城市共同舉辦了紀念阿赫瑪托娃的誕辰125周年的系列活動。位于圣彼得堡的安娜·阿赫瑪托娃文學博物館有兩個展覽開幕，分別名為《真正的二十世紀——安娜·阿赫瑪托娃的同時代人肖像》和《到詩人家去做客》；同時，俄羅斯國家圖書館舉辦了名為《世界文化領域的安娜·阿赫瑪托娃》的國際科學論壇。
參考資料 >
俄羅斯紀念女詩人安娜·阿赫瑪托娃誕辰125周年.鳳凰網.2023-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