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環境學（Media ecology）是由尼爾·波茲曼創建的一種傳播學派，該學派從馬歇爾·麥克盧漢的“媒介即訊息”理論出發，研究媒介在社會中的作用。媒介環境學是20世紀30年代在北美萌芽，70年代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一個傳播學派。經過三代學者的努力，它已成為與經驗學派和批判學派鼎力的第三學派。探究媒介與人類社會文化的關系。作為媒介研究領域之一，媒介環境學的獨特性表現在將研究重點放在研究傳播技術本質或內在的符號和物質結構如何對文化導致深遠的微觀及宏觀的影響。媒介環境學理論學派主要分為多倫多學派和紐約學派。
學派發展
媒介環境學已經走完了3代人的生命歷程。20世紀50年代以前，媒介環境學尚在萌芽，該學科的先驅和奠基人有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本杰明·李·沃爾夫、蘇珊·朗格等人。50年代以后，媒介環境學漸趨成熟，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有埃里克·哈弗洛克、哈羅德·英尼斯和馬歇爾·麥克盧漢。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到70年代以后日趨活躍，他們有尼爾·波斯曼、沃爾特·翁、詹姆斯·凱利。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有保羅·萊文森、約書亞·梅羅維茲、蘭斯·斯特雷特、林文剛、埃里克·麥克盧漢、德里克·德克霍夫，他們多半在90年代以后登場，目前活躍在世界各地。
媒介環境學（media ecology）這個術語由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創造，但他沒有公開使用。1968年，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1931－2003）首次公開使用這個術語。1970年，波茲曼接受馬歇爾·麥克盧漢的建議，在紐約大學創建媒介環境學的博士點。波茲曼認為，媒介是復雜的訊息系統，媒介環境學試圖揭示其隱含而固有的結構，揭示媒介對人的感知、理解和感情的影響。
學派的創生必須同時具備3個條件：領軍人物、原創思想和制度構建。媒介環境學的創建滿足了上述3個條件。
媒介環境學成熟于20世紀50年代，建制于波茲曼。英尼斯是奠基人，麥克盧漢是旗手，波茲曼是學科制度化的關鍵人物。
英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的背景是政治經濟學學，他擅長加拿大經濟史，在芝加哥大學獲政治經濟學博士，旋即回多倫多大學執教。20年代至40年代，他已經出版經濟學專著4部，成為有名的經濟史家；40年代以后，他的研究重點轉向傳播學。50年代初，他出版《帝國與傳播》和《傳播的偏向》。他不幸于1952年英年早逝，留下1000余頁的“傳播史”手稿，可惜未刊。英尼斯最出名的貢獻是“媒介偏向論”，認為任何媒介都有時間偏向和空間偏向。
馬歇爾·麥克盧漢1946年從美國回到多倫多大學執教，任英語教授。在和英尼斯短暫而有限的交往中，他們互相激勵。麥克盧漢推崇英尼斯，他說：“我樂意把自己的《谷登堡星漢》看成是英尼斯觀點的注腳?！彼廊粸椤兜蹏c傳播》、《傳播的偏向》作序，在傳播英尼斯的思想上立下了汗馬功勞。有人說，如果沒有麥克盧漢，英尼斯也許會默默無聞。這一判斷似乎有所夸張，但也不無道理。麥克盧漢的“媒介訊息論”就是英尼斯“傳播偏向論”的發展。
多倫多大學學派在馬歇爾·麥克盧漢的經營下，20世紀50年代蓬勃發展，60年代揚名全球。50年代初，麥克盧漢獲福特基金會慷慨贊助，建立北美第一個跨學科研究小組，形成了一個麥克盧漢思想圈子；他和埃德蒙·卡彭特（Edmond Carpenter）主持編輯出版跨度將近10年的叢刊《探索：文化與傳播研究》，他參與持久的咖啡屋“清談”，1963年組建“文化與技術研究所”，10余年如一日在研究所主持每周一晚上的研討會。60年代中期，北美的整個宣傳機器開足馬力為他服務，僅1966年一年之內，“報刊上介紹馬歇爾·麥克盧漢的文章就達120篇，差不多每一種重要的美國、加拿大和英國的報刊都參與了這場運動。人們以激動的心情思量，這可能是一位洞見堪與查爾斯·達爾文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比高低的學者?！?0年代后期，他和兒子埃里克·麥克盧漢編輯的《預警線通訊》（DEW-LINE），把他的思想傳播到學術界之外的權力圈子。
麥克盧漢共有10余部著作傳世，其中的代表作有3部，分別是：1951年的《機器新娘：工業人的民俗》，研究工業人和廣告，批判美國文化，在批評現代文化方面，他走在歐洲批判學派的前列；1962年的《谷登堡星漢：印刷人的誕生》，論述印刷文化，提出了口語、拼音文字、印刷術和電子革命的媒介史分期，這個思想成為學界普遍認可的模式；1964年的《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論述電子人，提出“延伸論”，“訊息論”和“冷熱論”等著名的“老三論”和14條媒介理論，把傳播學從書齋里解放出來。
英尼斯和馬歇爾·麥克盧漢是加拿大媒介環境學的兩駕馬車、一體兩面。本世紀之前，加拿大學者和美國的詹姆斯·凱利往往不能夠正確對待兩人的學術地位，他們采取貶低麥克盧漢、褒揚英尼斯的態度。重要的原因有3個：（1）英尼斯的現實關懷勝過麥克盧漢，（2）英尼斯謹守校園學術，是書齋型學者的楷模，而麥克盧漢卻成為公眾偶像；（3）英尼斯講究學術的規范，麥克盧漢講究華麗的修辭。
然而，在英尼斯去世后的20多年里，麥克盧漢全方位地繼承并超越了英尼斯的“媒介偏向論”，把媒介環境學推向全球。
第一代多倫多學派的學者，以馬歇爾·麥克盧漢的思想圈子為核心，以麥克盧漢研究所為組織保障，以《探索：文化與傳播研究》雜志和《預警線通訊》為宣傳陣地。4位最有名的學者是：埃里克·哈弗洛克、英尼斯、麥克盧漢和埃德蒙·卡彭特。他們執教于多倫多大學，同時又是多倫多學派和紐約學派的橋梁，因為他們長期在加拿大和美國的幾所大學工作。
多倫多學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特沃爾（Donald Theall）、羅伯特·洛根（Robert Logan）。特沃爾是麥克盧漢的第一位博士生，曾任特倫特大學（Trent University）校長，著有兩部麥克盧漢傳記：《媒介是后視鏡：理解麥克盧漢》和《虛擬麥克盧漢》。羅伯特·洛根是物理學教授，是馬歇爾·麥克盧漢思想圈子的活躍人物，著有《拼音字母對西方文明的影響》。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有麥克盧漢的兒子埃里克·麥克盧漢和現任麥克盧漢研究所所長德里克·德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德克霍夫繼承了麥克盧漢跨學科研究的才干，他的著作涵蓋傳播學和管理學等學科，代表作有：《字母與大腦》《文化肌膚》《連接智能》、《通信自動化系統》《經理們的麥克盧漢》等。
紐約學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有：劉易斯·芒福德、埃里克·哈弗洛克、路易斯·福斯戴爾（Louis Forsdale）和約翰·卡爾金（John Culkin）。芒福德繼承了老師格迪斯的百科全書思想，發展了人類生態和媒介環境的學說，晚期有意識地使用“媒介環境學”這個術語。埃里克·哈弗洛克是有名的經典學者，先后在美國和加拿大幾所著名的大學執教，是多倫多學派和紐約學派的橋梁。約翰·卡爾金教授在紐約的福特漢姆大學執教，他自稱馬歇爾·麥克盧漢迷。1967年，經過他的不懈努力和紐約州議會的批準，麥克盧漢應聘到福德姆大學擔任施韋策講座教授，任期一年。
紐約學派的大器晚成是在20世紀70年代。1970年，尼爾·波斯曼在紐約大學創建媒介環境學博士點，扛起了媒介環境學的大旗，直至他2003年去世。他和美國、加拿大兩國的第一代媒介環境學者有很深的緣分。他是福斯戴爾教授的博士生。早在1955年，麥克盧漢應福斯戴爾教授的邀請到哥倫比亞大學講學時，他就結識了麥克盧漢。70年代以后，波斯曼創建的媒介環境學博士點發揮了成熟學派的3大功能：思想領導、組織領導和制度構建。于是，這個博士點的三駕馬車波斯曼、特倫斯·莫蘭（Terence Moran）、克里斯琴·尼斯特洛姆（Christian Nystrom）就成為媒介環境學第二代的核心人物。波斯曼著作等身，出書20余部，他的作品《作為保存活動的教學》（1979）和《娛樂至死》（1985）和《技術壟斷》（1992）成為第二代學者的代表作。除了這些紐約地區的學者之外，紐約學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還有與他們若即若離的詹姆斯·凱利。凱利是有名的傳播學家和傳播教育學家，他繼承和發揚了英尼斯的思想，他區別了傳播的傳輸功能和儀式功能。他的代表作有《作為文化的傳播》。
1998年媒介環境學會的成立使學科發展有了更加堅實的制度保證。這個學會成為溝通和整合紐約學派和多倫多學派的橋梁，成為媒介環境學發展的堅強堡壘。
如今活躍在紐約學派里的第三代代表人物有保羅·萊文森、約書亞·梅羅維茲、蘭斯·斯特雷特和林文剛。萊文森是數字時代的馬歇爾·麥克盧漢，任媒介環境學會顧問，他的傳播學名著均已在國內翻譯出版。梅羅維茲的《消失的地域》（1985）也在中國問世，是媒介情景論的代表之作。這本書嫁接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和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的戲劇分析手法，提出情景理論，成為媒介環境學的標志性成果之一。
思想淵源
根據我們的理解，主要的源頭是：語言相對論、城市生態學、芝加哥社會學派和英國的新批評。
媒介環境學認為，最重要、最早誕生的人類媒介是口語，這是人類媒介演化的第一場革命，所以他們要把語言作為人與環境交流的最重要的中介。為此，學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沃爾特·翁寫了專著《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來研究口語、拼音文字和印刷術。
克里斯琴·L·尼斯特洛姆把學派的思想追溯到20世紀初的相對論思想及其在人類語言學里的表現：語言相對論。她探討本杰明·李·沃爾夫和蘇珊·K·朗格如何把相對論思想轉化為媒介環境學的基石。她說，我們認識的環境是我們的感官、符號和工具提供的現實：“這個觀點認為，人們接觸的現實并非外在于人的存在，而是我們的感知、探索、表征和傳播工具提供的外在現實的版本。我把這個思想當作20世紀具有界定性的思想，而且是媒介環境學賴以建立的思想?！?/p>
她把相對論思想追溯到柏拉圖的洞穴寓言：“柏拉圖的洞穴寓言說明了現實的相對性、現實的社會構建的相對性以及感官偏向的相對性"
媒介環境學的另一思想源頭是劉易斯·芒福德的城市生態學。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是北美最杰出的公共知識分子和社會批評家之一，在生態運動和環境保護運動、城市發展和更新、地區規劃、藝術批評和文學批評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貢獻，作為一位自學成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他和媒介環境學相關的思想主要有三個方面：他技術歷史分期的思想；他有關技術和人類發展的技術有機理論（Technoorganicism）；他對“王權機器”（meta-machine）即非人性的技術壟斷和國家機器的批判。
林文剛和蘭斯·斯特雷特研究并吸收了劉易斯的思想，他們合作的文章《劉易斯·芒福德與技術生態學》已有中文譯文。
媒介環境學者繼承了劉易斯·芒福德強調知與行的關系，看重踐行。英尼斯繼承了芝加哥社會學派的思想。20世紀20年代，他在芝加哥大學求學，專攻政治經濟學，師從凡勃倫，但同時又浸淫在芝加哥社會學派的生態思想和傳播思想里，羅伯特·帕克、歐內斯特·伯吉斯、羅德里克·麥肯錫、查爾斯·霍頓·庫利、約翰·杜威、喬治·米德都對他產生了影響。胡翼青認為：“盡管英尼斯很少引用凡勃倫和帕克的研究成果，也很少提及他們與自己的關系，但他的研究從理論到方法，卻有很大一部分建立在以帕克為首的芝加哥學派的基礎之上?！薄傲硪环矫?，英尼斯的研究在學術基調上糾正了芝加哥學派傳播研究存在的高度理想主義的缺陷……這集中表現在他對西方文明的空間偏向的憂心忡忡。英尼斯認為這最終將為西方文明帶來災難。”
馬歇爾·麥克盧漢認為，英尼斯的很多論調幾乎就是帕克言論的翻版：“人人都能在帕克以下這類言論中聽到英尼斯的調子：‘技術設備自然要改變人們的習慣，并且必然改變社會的結構和功能?！凑者@個觀點，似乎可以說，每一種技術設備，從手推車到飛機，就其提供一種更加有效的新的移動裝置來說，已經而且也應該標志社會發展的一個新紀元。同理，據說每一種文明自身就攜帶著自我毀滅的種子。這個種子可能就是那些引進新的社會形態、送走舊的社會形態的技術設備。’”
馬歇爾·麥克盧漢發揚光大英國新批評的思想。他在劍橋大學師從新批評的旗手理查茲（I. A. Richards）燕卜蓀（William Empson）和利維斯（F. R. Leavis）。這幾位大師推翻了傳統的文學研究，他們講授的文學課程偏重認知、美學和社會學，這感染了麥克盧漢。這使他學會扮演橋梁的角色，他把人文科學概論中的文化藝術產業連接起來，把社會科學中的主干學科連接起來，把文學文化和科學文化兩大“對立”的文化連接起來。
燕卜蓀的《晦澀的七種類型》對馬歇爾·麥克盧漢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如果說語詞晦澀，研究語詞的最好辦法不是研究其“內容”（即詞典中的意義）,而是研究其語境效果，如果說這些效果是潛意識的，那么其他的人工制造物的效果也應該是潛意識的——輪子、印刷機等都是如此。
利維斯的《文化與環境》對麥克盧漢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因為實用的文學批評是用來培養環境意識的：“實用的文學批評——散文和詩歌的分析——可以推及到廣告的分析（分析其吸引力和文體特征），還可以將新聞體裁和大眾小說相比較?！?/p>
三個理論命題
林文剛在其文章中闡述了媒介環境學的主要特點，引文如下：
“媒介作為環境”（或“環境作為媒介”）這一概念包含了三個媒介環境學領域中相互連結的理論命題。
理論命題之一
媒介環境學假定傳播媒介在將數據或信息從一個地方傳遞到另一地方時并不是中性、透明或無價值的渠道。相反，媒介的內在物質結構 (physical structures) 和符號結構 (symbolic structures) 在塑造什么信息被編碼、傳輸和怎樣被編碼、傳輸以及怎么被解碼的過程中扮演著解釋和塑造性的角色。就這個可探討的層面而言，媒介的符號形態限定了該媒介所能代表信息的代碼特征，例如“模擬符號對應數字符號”（analogic vs. digital symbols），也限定了將符號整合在一起的結構，例如“命題結構對應表象結構”（propositional vs. presentational structures）（Langer, 1942; Nystrom, 2000）。同樣，媒介的物質結構涉及到技術的特征，而技術則傳遞代碼和進行編碼、傳輸、儲存、恢復、解碼和傳播信息的物理要求。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命題，因為它定義了媒介環境學一種最基本典范的獨特性，認為正是媒介的結構決定了信息的本質。例如，小說讀者常常對根據小說而改編的電影深表失望。一種解釋也許認為電影的編劇、導演、制作人或者演員并不勝任改變工作。雖然這是一種可能的解釋，但媒介環境學的第一個理論命題說明，這種解釋是一種誤導，因為將這兩種媒介 (小說和電影) 所“包含”的內容視為同樣的信息毫無意義。而這一命題表明，小說和電影體現了兩套完全不同的符號和物質結構或形態。因此, 縱使它們可能基于同樣的來源（小說中的故事）, 小說和電影這兩種不同媒介分別向受眾 (讀者和觀眾) 傳遞的是兩套不同的信息或者說“現實”。
理論命題之二
作為第一個命題的邏輯延伸，媒介環境學同樣假定每一媒介那套專門的物理和符號特征為其帶來了一套偏倚或傾向（biases）。為了更好地理解，我們可以參考一套由尼斯純 (Nystrom)所做的理論歸納：
由于不同的符號形態 (symbolic forms)編譯出不同的信息，而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符號形態，所以它門便具有不同的理性或知識（intellectual）和感性（emotional）偏倚。
由于不同的物質形態(physical forms)編譯、存儲并傳輸不同的信息，所以不同的媒介便具有不同的時間、空間和感知的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獲得性 (accessibility)，所以它門便具有不同的政治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參與條件，所以它們具有不同的社會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組織時間和空間上方式不同，所以它們具有不同哲學思辨上的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物質和符號形態，所以它們也具有不同的內容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物質和符號形態、以及隨之而來的理性或知識、感性、時間、空間、政治、社會、哲學思辨和內容偏倚上的種種不同，所以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認知論 (epistemology)的偏倚。(轉引自 Lum, 2000, p. 2)。
理論命題之三
作為第二種命題的邏輯延伸，媒介環境學進一步指出媒介會促使各種不同的物質的，知覺的、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果關系，它們與媒介獨特的內在偏倚有關。這一理論命題直接談到了媒介環境學主要典范的關注點，即技術和文化的關系。媒介環境學正是通過此節點來探究傳播技術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推進世界上各種不同的因果關系。
我們在這里將這一理論命題視為一個連續統一體，而該統一體的兩端則是兩種分別不同的解釋性觀點。一端是確定性的觀點，正如有人所謂的“硬性決定論”（hard determinism）或“技術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該觀點主張技術是社會變化，或者更廣泛的歷史變化的首要決定因素。統一體的另一端是我所謂的共生觀點，或“軟性決定論”（soft determinism），此觀點認為社會力量或人類自主力量 (human agency)，也能在技術變化中扮演角色（注3）。這兩種觀點都承認傳播技術在文化或人類傳通中所扮演的深遠而具闡述性的角色，但它們在解釋當面臨技術擴散或媒介變革時，人類的自主力量在社會變化中所能扮演的角色這方面上存有分歧。
評析
迄今為止，國內研究媒介環境學派最全面、客觀、冷靜、公允的成果是李明偉先生的博士論文《媒介形態理論研究》（2005）。
論文主張對馬歇爾·麥克盧漢做實事求是的分析和評價：“有人說，麥克盧漢是電子媒介的狂熱宣教者。但是，從他提出的這個媒介定律來看，麥克盧漢在對新媒介的態度上表現出罕有的冷靜、務實和周全。實際上，麥克盧漢自始至終都抱有這種認真的態度：理解媒介，而不是嘩然或愕然?！?/p>
論文認為：“給媒介形態理論冠以“技術決定論”的稱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媒介形態理論的貢獻首先在于開辟了一個新的研究傳統和研究社會歷史變遷的新視角。傳統學派一心于具體傳播內容及其產生的影響，批判學派指向的是傳播背后的政治經濟利益和意識形態霸權，獨獨媒介形態理論盯上了媒介本身的深遠社會影響?！?/p>
論文的結論之一是：“英尼斯、馬歇爾·麥克盧漢、波斯曼、梅羅維茲、萊文森等人的研究是一個比較規范的研究范式。我稱之為‘媒介形態理論’”
論文的結論部分列舉媒介環境學派的“六個規定性特點”：（1）立論的中心和原點是媒介；（2）側重研究的是媒介本身，而不是媒介傳播的具體內容；（3）區別對待不同媒介的特性，反對泛論媒介；（4）注重考察媒介形態變化的動態歷史；（5）研究的旨歸是從媒介形態及其變化的角度來解讀社會歷史變遷。（6）考察的媒介效果和可能影響發生在長遠的時期和廣大的范圍。
參考資料 >
新傳考研最頭疼的學派考點 | 第三期·媒介環境學派.搜狐網.2024-0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