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心是中國當代作家莫言的長篇小說《蛙》中的女主人公，也是敘事者蝌蚪的姑母。她的乳名為端陽，學名為萬心，是一位鄉村婦產科醫生。在小說中，萬心的一生充滿了坎坷和復雜性。早期，她是一位恪盡職守的鄉村大夫，將自己的畢生精力奉獻給了她鐘愛的接生工作。然而，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她成為了計劃生育工作的領導者和實施者。在嚴苛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過程中，她不僅親手結束了兩千多胎兒的生命，也成為了張拳老婆和王膽等人死亡的間接兇手。她由生命的敬畏者變成了生命的劊子手，雖然其中夾雜著無奈，但這時的姑母已不再讓人敬重。晚年的姑姑始終認為自己罪不可恕，對自己實施計劃生育政策的做法感到十分后悔，內心充滿罪惡感。因此，她選擇嫁給了泥玩具藝人，試圖通過泥塑藝術來贖罪，重新賦予那些死去的嬰兒以新的生命，實現自我救贖。
人物簡介
小說《蛙》中的主人公“姑姑”萬心，原型是作者莫言的姑姑管貽蘭。莫言說，他是通過姑姑的手來到人間。“我小時候，家里人生了病，就會把我姑姑請來，她一般是在很多家看完病以后再來。看完了病就開始講她當天遇到的事，我們就瞪著眼聽，她一來我們就特別興奮。”莫言表示，姑母一生經歷坎坷、曲折、傳奇，她非常健談，也非常有個性。姑姑一生從事婦科醫生，一萬多名孩子由她接生到人間。在姑姑剛剛工作的20世紀50年代，政府用物質獎勵生育，每生一個孩子都可以獎勵油票、布票。那時候是姑姑在高密東北鄉聲譽最高的時候，因為她帶來了生命、帶來了喜悅。到了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作為婦科學大夫，姑姑由原來的單純接生到開始承擔計劃生育工作。這一角色轉變，讓她成為了一個不被鄉親們歡迎的人。到了晚年退休，姑母開始反思她所做的事情。莫言表示，姑姑晚年的生活，就在痛苦與矛盾中度過。
十七歲時，姑姑的容貌出類拔萃。不說頭，不說臉，不說鼻子不說眼，就說牙。我們那地方是高區，老老少少，都齜著一嘴黑牙。姑姑小時在膠東解放區生活過很長時間，喝過山里的清泉，并跟著八路軍學會了刷牙，也許就是這原因，她的牙齒沒受毒害。我姑姑擁有一口令我們、尤其是令姑娘們羨慕的白牙。（出自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10月版《蛙》第16面原文）
1965年底，姑母身體略有發胖，那幾口令人羨慕的白牙也因無暇刷洗而發黃。（出自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10月版《蛙》第55面原文）
二十一世紀初，姑姑轉過身，戴上一副小墨鏡，有幾分酷，幾分滑稽。姑姑右手腰，左手拇指、小指、無名指蜷曲，食指和中指并攏挺直，伸向前方，身著七十年代大流行的“的確良”軍干服，衣袖高挽，身體胖大，白發蒼蒼，像一個“文革”后期的縣社干部。（出自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10月版《蛙》第37面原文）
姑母在計劃生育實行之前，是一個生活幸福、敢愛敢恨的自由女性形象，然而在實行計劃生育以后，面臨生命與政治的兩難選擇，以及被束縛在權利的牢籠中無法掙脫的困境，讓姑姑的人生逐漸走向壓抑，在不斷壓抑自我過程中，姑姑的人性逐漸異化。從王膽、耿秀蓮、王仁美等為代表的孕婦來看，姑姑在追捕孕婦的過程中犯下不少罪過，欠著張拳兩條命，在追捕張拳老婆的過程中由于執行任務的欲望打敗了理性精神，按照她自己的想法“當時我心硬如鐵，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一心想著張拳老婆肚子里的嬰兒不應該存在，而忘記了孕婦水太久會有生命危險。孕婦生命的不斷隕滅，姑母卻從未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在微觀權利層面足以判為侵犯生命權的罪行，而當姑姑醒悟過來以后，事情已經到了挽回不了的局面了，姑姑面對自己扼殺無辜生命時是束手無策的。
嬰兒“復仇”是姑姑從“活閻王”到自我救贖人生階段的機緣事件，經過那一場驚心動魄的嬰兒化成無數蛙的復仇，姑姑所犯的罪仿佛在那一晚徹底被揭穿，姑姑也更清楚的認識到自己需要救贖，“姑姑說，那天晚上的蛙聲如哭，仿佛是成千上萬的初生嬰兒在哭。姑姑說她原本最愛聽初生嬰兒哭的。對一個婦產科醫生來說，初生嬰兒的哭聲是世界上最動聽的音樂啊！可那天晚上的蛙叫聲里，有一種怨恨、一種委屈，仿佛是無數受了傷害的嬰兒的精靈在發出控訴，……無論她跑得多快，那些哇——哇——哇——的凄涼而怨恨的哭叫聲，都從四面八方糾纏著她。”莫言這一幕驚心動魄的“復仇”場面描寫，讓人深切感受到姑母那一晚所受的罪，就這在不斷被“復仇”的過程中，姑姑精神上所受的壓抑，已經到達正常思維所承受的大維度。
姑姑的身份轉換出現了悖論，作為一名救死扶傷的醫生，本職是挽救生命，“神性”是姑姑這一人生階段的特征。然而在計劃生育實行以后，卻成了人人敬而遠之的“魔性”人物。姑姑作為醫生的良知并未完全泯滅，前后雙重身份之間的矛盾，讓姑姑不斷的自我化解罪惡、壓抑自我人性的過程中產生精神異化。姑姑所面對的現代性困境——微觀權利在宏觀權力面前的無望。隱含在宏觀與微觀權力下的“二律背反”現象，導致姑母無法在人性與理性的交叉點尋找到自己的出路。由于從自由的生活處境到尋找逃出權力的牢籠的過度壓抑的生活之間的差異，姑姑開始在自我精神的世界里找尋原因，然而面對自我的愧疚與懺悔和王膽等人的責難，以及死在姑姑手下無數嬰兒的復仇的展開，姑姑最終沒能走出困境，這種困境已經演化成無法化解的難題。莫言先生就是通過人與人、人與蛙、人與社會、人與原始力量之間的矛盾沖突與現實沖突，引發現實社會對歷史事件的反思。
人物經歷
姑母生于公歷1937年6月13日，農歷端午節，乳名端陽，學名萬心。她的名字是大爺爺所起，既尊重了本地習俗，又顯得寓意深遠。大爺爺之后，老奶奶在平度市城里因病去世。膠東半島軍區通過內線大力營救，將大奶奶和姑姑救出。大奶奶和姑姑被接到解放區，姑姑在那里念抗日小學，大奶奶在被服廠納鞋底子。解放后，像姑姑這樣的烈士后代，有許多機會可以遠走高飛，但大奶奶熱土難離，姑姑舍不得離開大奶奶。縣里領導問姑姑想干什么，姑姑說要繼承父業，于是就進了專區衛生學校。姑母從衛生學校畢業時才十六歲，在鎮衛生所行醫。縣衛生局開辦新法接生培訓班，派姑姑去學習。姑姑從此便與這項神圣的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從1953年四月初四接下第一個孩子，到去年春節，姑姑說她一共接生了一萬個孩子，與別人合作的，兩個算一個。我估計，一萬個孩子，大概是夸張了些，但七八千個孩子總是有的。
姑姑的父親是一名老軍醫，姑姑從小性格十分剛烈，即使不幸受到日本人的控制，她也從未表現出一絲一毫的軟弱和懼怕。專區衛校畢業后則繼承父業，在當地做起了一名鄉村婦產醫生，她學習過專業知識，堅信科學接生的她，十分反對傳統接生婆的做法，并表現出不屑和蔑視，甚至與自己十分厭惡的接生婆打架。她在當地推行運用科學的方法接生，逐漸取代了傳統接生在鄉村婦女們心中的地位。伴隨一個又一個嬰兒的成功出生，她被當地的村民們親切地稱為“送子娘娘”。這也為后來國家計劃生育的實施和姑母個人形象的轉變做了鋪墊。姑姑待人十分謙和善良，為了救人，她可以冒著大雨走山路去接生，即便是家中的母牛難產，她也要竭盡全力地救治。年輕時期的姑姑如此優秀，不僅是老軍醫的后代，同時也是一名黨員，這讓許多追求者望而卻步，直到姑姑遇到了飛行員王小倜，才讓她的心中對愛情和家庭有了希望，但是后來王小倜開飛機叛逃，姑姑美好的幻想和愛情一起破滅，這是姑姑性格開始產生變化的起點。即便后來姑姑仍然遇到了很多條件良好的追求者，但這一次情竇初開的相遇仍然是她難以釋懷的心病。
在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實行后，姑母始終對國家政策十分遵從，姑姑成了公社衛生院婦產科主任，同時兼任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的副組長，負責領導和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她的使命和責任從原本的迎接新生命轉變為嚴格執行計劃生育，長期為計劃生育事業而奮斗。但是由于傳統觀念與計劃生育政策完全相反，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偷生、搶生、超生的問題普遍存在，姑姑堅決執行計劃生育政策，從此她的生活中不僅有新生兒的哭聲，還有鄉村婦女的謾罵聲。她為了堅定地實施計劃生育，和張拳一家鬧到撕破臉，最后張拳的老婆在河中溺斃，落得一尸兩命。不僅僅是對待外人，即使是自己侄媳婦，也沒有手下留情，王仁美最初無法接受流產，最后只能接受安排，但不幸的是大出血死在了手術床上。這一時期的姑母對計劃生育的執行已經達到了瘋狂的狀態，在她知道王膽懷孕后，則開始用各種各樣的手段，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對王膽進行追捕，最后王膽在路上早產，孩子也在逃跑的路上不幸夭折。姑姑不再是原本善良、感恩的人，盡管仍然性子剛烈、潑辣，但逐漸喪失了辨別是非的能力，成為計劃生育實施的傀儡。
晚年的姑姑始終認為自己罪不可恕，對自己實施計劃生育政策的做法感到十分后悔，內心充滿罪惡感，最后導致她時常神智失常。為了能夠彌補和懺悔自己心中的罪惡感，姑母嫁給了泥玩具大師，并且和丈夫一起通過捏泥娃娃的方式來贖罪，但這種方法無疑是蒼白的，并沒有讓她罪惡的內心得到一絲好轉。
人物關系
人物評價
《蛙》的最大創新則主要體現在萬心這個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她使人們首次觸摸了中國五六十年代鄉村女婦產科醫生的經歷和靈魂，還引發了讀者深深的共鳴，是一個成功的“不重復”。萬心在計劃生育社會背景下，從千家萬戶心目中的“英雄”突然變作產婦們的“仇人”。作為堅定的政策實施者，萬心在湍急的河流上堅定不移地圍堵小獅子，展開生死的沖突較量。但是，當過往的沖突逐漸消散，一切歸于平靜，晚年的萬心卸掉了責任與身份。當她獨自一人在幽暗中徘徊，回顧自己的過往所為時，她的本我、自我與超我三者劇烈碰撞，產生了復雜的內心矛盾掙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評）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