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濟邦（1911年—1995年）記者、外交家。永康市人。
胡濟邦1935年畢業于中央大學。1931年南京“珍珠橋慘案”中，為“護校委員會”十三名委員之一。先后掌握了英、法、俄、日、匈、拉丁等語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前往蘇聯，被贊為“中國前往蘇聯的首位杰出女性”；也是當時僅有的歐戰中國戰地記者；參加了戰時及戰后在莫斯科舉行的各種重要國際會議；采訪過約瑟夫·斯大林、富蘭克林·羅斯福、哈里·S·杜魯門、約瑟夫·張伯倫、溫斯頓·丘吉爾、夏爾·戴高樂、約瑟普·鐵托、卡達爾等一大批世界政壇風云人物。
胡濟邦和中央大學同學畢季龍一起被外交界贊譽為“最美好的一對”。新中國成立后，她參加了外交部的籌建工作，為將軍大使的夫人做外交禮儀培訓。1956年調《人民日報》任記者，曾任全國記協國際聯絡部部長。1979年至1985年丈夫畢季龍出任聯合國副秘書長時，胡濟邦也到紐約，擔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參贊。
1995年2月7日，胡濟邦在上海逝世。
人生經歷
學生運動
1911年農歷9月11日，胡濟邦出生于浙江省永康縣古山鎮一個世代務農的家庭。
1927年，胡濟邦16歲，考入杭州法政學校，那一年，蔣介石叛變革命，發動“四·一二”大屠殺、馬日事變，共產黨奮起反抗，舉行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腥風血雨迎面撲來，正值豆蔻年華的胡濟邦在此時開始接觸革命思想。
第二年夏天，胡濟邦考入南京中央大學(今南京大學)經濟系，加入反帝大同盟。這是我黨領導的愛國群眾團體，任弼時、潘漢年等人曾參與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全國人民抗日熱情高漲。12月，北平市學生南下示威團到達南京，17日，南京、北平、天津市、上海市、武漢、廣州市、安慶市、蘇州市、濟南市等地學生共3萬余人，從中央大學出發，舉行聲勢浩大的聯合總示威。胡濟邦作為中央大學護校委員會13名委員之一，慷慨參與。
1932年夏，因為參加抗日運動，胡濟邦被學校開除。21歲的年輕姑娘毫不氣餒，立即北上，到北京大學旁聽，她一邊學習，一邊參加革命活動。
紅色特工
1933年春，在國民黨兵工署預算處當會計，深得署長俞大維信任的四兄胡濟時介紹胡濟邦進入俞宅，教授俞公子英語。兵工署署長是中國國民黨高官，經常參加蔣介石的重要軍事會議。胡濟邦借此獲得了大量國民黨核心軍事機密。圓融通達的胡濟邦，頗得俞大維一家喜歡，俞大維本人也對胡濟邦從不防范，常在公務之余，和胡濟邦談論國事。
1933年7月的一天，俞大維從廬山回到南京，對胡濟邦欣欣然道：“蔣委員長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部署了進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軍的詳細計劃，我看，朱毛紅軍這次的日子恐怕不長了……”胡濟邦認定俞大維一定有蔣介石的“剿共”計劃，因為兵工署長必須熟悉軍事部署，不然，無法向各部提供武器彈藥。胡濟邦不動聲色，沒費多大周折就找到了俞大維從廬山帶回的一大摞軍事文件，都是絕密材料。她用最快的速度一一拍照，將情報送了出去。
當江西瑞金中央蘇區的紅色通訊社刊出這些絕密文件的時候，蔣介石大驚失色，氣得差點暈倒。
1933年夏，經二哥胡濟川和恩師何浩若舉薦，又有俞大維和胡濟時的說合，胡濟邦憑著一口流利的英語，進入國民政府外交部國際司五科(護照科)任科員。
1934年春，23歲的胡濟邦由盧濤介紹，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立法院立法委員、中共秘密黨員王昆侖即來找她，請她辦幾張前往蘇聯的護照。在白色恐怖下，如果按正常渠道申請護照，恰是自投羅網。故而共產黨人往往從滿洲里市和新疆偷越國境，但那是十分危險的。如果能拿到真正的護照，蓋上外交部的大印，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國繞道去蘇聯了。“縣官不如現管”，王昆侖考慮，倘若轉彎抹角從上層找關系，牽涉面太廣，反而誤事，他很自然地想到了已經打入護照科的胡濟邦。當王昆侖遮遮掩掩地向胡濟邦說明來意，聰明的胡濟邦嫣然一笑，打趣道：“堂堂國民政府立法委員，需要幾本護照還不容易！需要幾本？盡管吩咐。我明天就給你送上。”王昆侖欣喜異常，沒想到如此輕而易舉就能拿到護照。
16本護照到手后，還要從南京安全送往上海市，交到有關人員手中，而此時王昆侖已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戴笠列入黑名單，行動受到沈醉的嚴密監視。形勢危急，胡濟邦假扮成王昆侖的情人，以去上海度周末為由，結伴而行。沈醉嗅出其中奧妙，即在上海霞飛路霞飛坊王公館四周布控，來個守株待兔。但王、胡二人更為機警，他們在上海站下車后，根本沒有回家，而是讓胡濟邦入住東方飯店，王昆侖下榻青年會，兩人迅即趕往事先約好的接頭地點，將護照交與組織。沈醉他們守了一夜，連個人影也沒見到！只好以“王和情人在外夜宿未歸”電告戴笠復命。一場風波化險為夷。
此事給當年黨中央軍委書記、總管特科的周恩來留下了深刻印象。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當面夸獎胡、王二位：“多虧你們搞到了出國護照！”
出使蘇聯
1935年，胡濟邦被派往國民黨駐蘇使館工作。組織上交代她任務：利用國民黨大使館的崗位為黨(如客觀需要)也包括為蘇聯黨做工作。
1936年初，胡濟邦在上海獨自登船，乘一艘蘇聯破冰船，到達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坐了9天9夜的火車，穿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地區，到達莫斯科，任當時的中國駐蘇大使館新聞專員，兼《中蘇文化》雜志駐蘇記者。
胡濟邦作為國民政府駐蘇聯大使館的新聞專員抵達莫斯科，是中國有史以來派駐國外的第一位女外交官。
誰曾料到，此一去，竟是漫漫13年！毋庸置疑，這是胡濟邦一生最為燦爛的篇章。
歐洲前線
此時，活躍在蘇德戰場上的身影屬于胡濟邦：她是蘇德戰場上唯一的中國記者；又是女性；唯一持有外交官護照的記者；在前線堅持時間最長的記者；中共秘密黨員。她的事跡媲美須眉，稱得上巾幗英雄。
年輕時的胡濟邦風姿綽約、儀態萬方，用當今時髦的話說，是美女外交官，美女記者。但她的名氣并非源自年輕貌美。埃德加·斯諾曾評價她：“胡濟邦女士是中國唯一的駐蘇戰地記者。蘇德戰爭如何？我看中國武官的分析是錯的。胡濟邦女士說勝利一定屬于蘇聯紅軍，那才是正確的。”這位《紅星照耀中國》的作者，將毛澤東的照片和胡濟邦的照片一起印在了書的扉頁上。
胡濟邦和斯諾是很好的朋友。1941年，斯諾接受《紐約先驅論壇報》的任務，前往蘇聯和歐洲，在莫斯科的記者圈子里和胡濟邦相遇。“在語言大師中，最‘威風’的恐怕非胡濟邦莫屬。這位先后為國民政府和人民政府的外交部效勞過的女秀才，正是曾經與世界五巨頭笑談國際風云的唯一的中國外交官呢！”胡濟邦“跟蘇聯元帥約瑟夫·斯大林在一起時說俄語，跟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哈里·S·杜魯門，英國首相約瑟夫·張伯倫、溫斯頓·丘吉爾在一起時說英語，跟法國總統夏爾·戴高樂說法語。她還用流利的匈牙利語采訪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總統約瑟普·鐵托、匈牙利總書記卡達爾。同時她還會日語、拉丁語……”。
這位黃皮膚、黑眼睛的中國女子，在莫斯科13年(1936-1949)，目睹了蘇德戰爭的全過程，寫出了無數篇戰地報道，拍攝了大量珍貴的歷史照片，發表在國民政府情報司(即新聞司)英文版的《自由論壇》周刊和《中蘇文化》雜志上。胡濟邦憑借其卓越才能，成為莫斯科新聞、外交圈舉足輕重的人物。
其他信息
地下工作
胡濟邦在蘇聯，遵照臨行前黨的指示，利用合法身份，通過外交途徑，致力于中蘇文化交流，結識眾多的文化藝術界知名人士。如與伊里亞·列賓齊名的畫家蘇里科夫，著名油畫家康恰羅夫斯基等，都和她是很好的朋友。她還拜康恰羅夫斯基為師，學習油畫。康恰羅夫斯基十分喜愛這位才華橫溢的中國女外交官，特地為她畫過兩張肖像畫。當年，讓蘇聯人民大飽眼福的中國藝術展，先后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展出，事無巨細，都由胡濟邦一手操辦。她熱心相助袁牧之、陳波兒赴蘇學習戲劇、電影。后來，袁牧之籌建中央電影局，任局長，陳波兒組建東北電影廠，創建北京電影學院，為我國電影藝術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胡濟邦到蘇聯去，黨組織指定曹亮為她的組織聯系人，兩人還約定了通訊代名和暗語(曹的代名為君碧)。但胡濟邦到莫斯科后連著幾個月都沒有接上黨的關系，這可把她急壞了！幾次寫信回國，向曹亮詢問情況，誰知，原因是幫她帶組織關系的兩位同志因故未去蘇聯。1936年冬天，曹亮將這一情況告訴夏衍，請他為胡濟邦介紹組織關系。夏衍通過秘密途徑請史沫特萊托一位海員帶信給在莫斯科的蕭三，蕭三很負責任地找胡濟邦談話，并把她介紹給蘇聯方面。以后胡濟邦多次向蘇聯同志提出要求會見中國黨組織，但每次蘇方都說因工作性質需要特別保密，不宜與其他人發生聯系。除工作外，蘇方也經常為胡濟邦組織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學習，介紹國內斗爭情況、國際形勢，蘇聯同志解釋說：這就是“特殊的組織關系。”
在莫斯科的悠長歲月里，胡濟邦繼續為黨的事業奔波。經常提供在中國國民黨駐蘇使館以及國民黨訪蘇代表團方面取得的情報。其中許多內容都涉及國民黨的反共陰謀。雖然沒有和中共黨組織取得直接聯系，但胡濟邦時刻牽掛著國內。1937年，胡濟邦委托由英倫回國、途經莫斯科的于炳然(解放后曾任重慶市公安局長)帶給曹亮250美元，信中暗示是她交的黨費。之前，約在1935年底，胡濟邦也將自己出國置裝節約下的300元交了黨費。
據原國民政府駐波蘭大使館臨時代辦姜治方回憶：“胡濟邦是一位活躍在東歐外交界的中共地下黨員。曾到華沙托我為國內代購通訊器材。”另一位知情者這樣寫道：“據筆者所知，胡濟邦是中共地下黨員，奉黨派遣進入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門派駐蘇聯。她的共產黨員身份始終未被察覺，特別是傅秉常擔任駐蘇大使時，對胡更是信任關愛。”
1949年3月，國民黨駐蘇使館起義，4月，闊別故土13載的胡濟邦以赴歐學習為名離開國民黨駐蘇大使館，乘飛機經瑞士抵香港特別行政區回國。中途胡濟邦考慮到路途遙遠，在境外時常停留，尤其是到香港后還要待命，有諸多意外。機智的胡濟邦在途經瑞士時，將不便隨身攜帶的美元、金洋90枚等存入瑞銀集團保險箱，回國后即向組織報告。1953年2月，由我駐瑞士使館取出了這批美元，胡濟邦把這筆外匯折算成人民幣1萬多元(相當于現在的1千多萬元)全部捐獻給了外交部幼兒園。
新的工作
1949年5月，胡濟邦歷盡艱險，回到祖國。這時北京剛解放，新中國還沒有成立，中國共產黨面臨著百廢待興的千頭萬緒。但人人都是興奮的。在北京翠明莊招待所作短暫停留的胡濟邦忙里偷閑，為中華全國總工會翻譯了《蘇聯總工會關于工會組織工作的各種決定》等大量文件，為新中國的工會建設起了關鍵的作用。
9月，胡濟邦進入正在籌建的新中國外交部大樓，于同年11月至次年7月在外交部東二樓大廳舉辦的大使學習班里，任外交禮儀教官。學習班由李克農副部長主管，具體組織工作由辦公廳副主任閻寶航負責。閻寶航(1895-1968)于英國愛丁堡留學，后長期從事統戰和國際情報工作。他一米八的個頭，中山裝每天都熨得平平的，一口流利的英語和日語，社交活動、禮賓禮儀、官場應酬，嫻熟自如，從各野戰軍調來的將軍大使們都稱他“洋主任”。在學習班里，外交禮儀教官胡濟邦被尊稱為“老外交”，是個“傳奇人物”，“在隱密戰線上戰斗了近30年的紅色戰士”。她教起“學生”來極為嚴格，就連王稼祥夫人、朱劍凡之女朱仲麗都服了。胡濟邦指著一位夫人的旗袍，連連搖頭：“不行不行，你的內褲太長，都露在旗袍開叉外面了，必須穿襯裙，知道嗎？”準備去匈牙利當大使的黃鎮夫人朱霖，穿了件連衣裙，解開領扣，把里面的汗背心往領口拽了拽，覺得很漂亮，但胡濟邦直搖頭：“不行，背心不能露出來，這樣人家會認為不禮貌。”這些不懂外語，又沒出過國，從黃土地走來的“土八路”夫人們，個個都是短發。胡濟邦指著她們的發型說：“解放區的發型不符合外交場合要求。要燙發，搽上點粉，抹點口紅……”朱霖泄氣地說：“我不干了！最好選能干的去！”到學習吃西餐時，朱霖對黃鎮說：“我還要吃20個餃子才夠。”服務員遞上一盤水，朱霖想喝，胡濟邦趕緊制止：“這是吃完水果后洗手的水，不能喝。”朱霖只好悻悻地縮回手：“真是活受罪！”
胡濟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辦公廳任秘書科長、處長，研究室研究員等職近7年，為共和國外交部的初創，付出了全部心血，得到李克農的贊賞。
1956年，胡濟邦調《人民日報》國際部任記者，常駐波蘭、匈牙利等國。匈牙利事件時，她深入第一線調查研究，及時發回大量通訊和社會動態內參，1956年11月至1958年3月，《人民日報》共發表她的專稿31篇，其內容為國內廣大黨政軍干部關注。匈牙利勞動黨總書記卡達爾來北京訪問時，曾對毛主席說：“你們派來的《人民日報》記者胡濟邦很勇敢，工作表現很出色，謝謝你們。”毛主席聽后點點頭，微笑著說：“是的，我從她的報道里，曉得了你們的真實情況……”
胡濟邦從東歐回國后，任《人民日報》國際部評論員。筆下生花，縱覽國際風云，其評論員文章，常常被外電作為研究我國對外政策的重要依據。胡濟邦同時兼任全國記協國際聯絡部部長。她的丈夫畢季龍，繼唐明照后任聯合國副秘書長，負責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1979年，胡濟邦隨夫至紐約，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參贊。6年時間，夫妻倆風塵仆仆地訪問了六七十個國家，足跡遍布亞、非、拉丁美洲各國，結交了各界人士和朋友，在外交界，兩人被譽為“最美好的一對”。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