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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裝（Chinese tunic 西裝）是以孫中山先生為名的一種中式男士服裝，在廣泛吸收歐美服飾的基礎上，綜合了日式學生服（詰襟服）與中式服裝的特點，設計出的一種立翻領有袋蓋的四貼袋服裝。

1929年4月，中山裝經國民政府明令公布為法定制服。20世紀50年代以后，中山裝成為從國家領導人到普通老百姓的正式服裝。20世紀80年代以后，中山裝在民間逐漸被人們遺忘，但國家領導人在出席重大活動時，依舊習慣穿著中山裝。2016年2月29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向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十二屆四次會議提交提案，建議將中山裝作為國家正式禮服。

由于中山裝具有輕便、簡單、實用的特點，它迅速成為中國男人的工作服和社交服。關于中山裝象征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等政治含義的說法，經考證源于1992年后民間演繹，無官方文獻依據。中山裝自初興至今的百年歷程，對凝聚中國革命事業，推動民族紡織工業發展乃至社會進步都起到積極的作用。

起源

南洋華僑企領服說

中山裝是南洋華僑"企領文裝"與西裝結合的產物。這種說法很普遍。《中華文化習俗辭典》中對中山裝的解釋是："漢族男子服式。流行于全全國各地，辛亥革命以后，孫中山參照中國原有衣褲特點，吸收南洋華僑的'企領文裝'和西裝樣式，本著'適于衛生、便于動作、宜于經濟、壯于觀瞻'的原則，親自主持設計，由黃隆生裁制出一種服裝樣式。上裝為翻領，對襟，豎列五組扣，前胸上下左右共綴四個方形凸帶，下部兩個稍大于上部兩個，凸袋上有軟蓋并有一明紐扣。衣長至臀，袖長及腕。褲制全面開襠，用暗鈕，左右各一暗袋，右臀部有一暗袋，上用軟蓋，前右腰有一暗表袋。孫中山主張'禮服有所必更，常服聽民自便'，帶頭穿著。后在推廣過程中不斷改進，成為我國男子服裝的代表樣式。""武斌的《時尚中國：20世紀中國流行文化的變遷》也持這種看法，書中提到："黃隆生是越南河內的華僑，開有一家洋服店。1902年孫中山到河內籌組興中會，一次到黃隆生店購物，黃知道了這位顧客就是孫中山，當即提出要加入興中會，為革命出力。以后，黃隆生依照孫中山的設計，制成了第一套革新的服裝，以后就被稱為"中山裝"。1911年武昌起義后，孫中山從海外回到上海，在碼頭上有數萬群眾歡迎，孫中山輪船登岸時穿的就是中山裝。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1月5日主持南京臨時政府首次內閣會議時，也都身著中山裝。"尚明軒主編的《孫中山的歷程--個偉人和他的未竟事業》中認為，"1923年孫中山在廣州任革命政府大元帥時，即開始著手傳統男子服裝的改革。他以當時南洋華僑中流行的'企領文裝'上衣為基樣，在企領上加一條反領，以代替西裝襯衣的硬領。又將'企領文裝'上衣的三個暗袋改為四個明袋，下面的兩個明袋還裁制成可以隨著放進東西的多少而'漲縮'的'琴袋'式樣.....衣袋上加上軟蓋，既美觀，又實用。"

廣東便服說

持廣東便服說的人認為中山裝是以廣東便服為基礎，加入西裝的硬領及多袋等特色而形成的。

寧波便服說

這部分人認為中山裝是以寧波便服為基礎，也是加入西裝硬領與多袋等特色形成的，并考證指出，1916年孫中山請托寧波榮昌祥裁縫王才運制作出第一套中山裝。

緣起日本說

中山裝緣起日本也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為：中山裝緣自日本校服和陸軍士官服。孫中山長時間在日本從事反清活動，據說是孫中山委托居日華僑張方誠設計了中山裝的草圖。同年孫中山返滬后命王才運依圖生產。另一種說法認為是孫中山在1919將自己穿過的日本陸軍服拿去上海市的亨利服裝店改為便服而成中山裝。

緣起英國說

還有一種說法，稱中山裝源自英國的獵裝。1929年5月《北洋畫報》有一則文章《中山裝之起源》一文：昨唔自南來某要人，為述民黨制服之起源，始恍然與所謂代表三民五權等說，均屬牽強誤會，某之言曰：“昔先總理在粵就大元帥職后，一日，擬檢閱軍隊，欲服元帥裝，則嫌其過于隆重不適于時，西裝亦無當意者，正檢閱行筐中，得舊日在大不列顛島時所御獵服，頗覺其使宜，于是服之出，其后百官乃訪而制之，稱之曰中山裝，至今式樣已略有變更，非復先總理初時所服者矣。”這是廣東省版本的說法，這個說法是目前認可度比較高的，正如報紙所記載，孫中山在廣州市就任大元帥檢閱軍隊是在1923年建立陸軍軍官學校時期，獵裝式的中山裝最早出現在1923年，因此根據報紙的記述這款獵裝式中山裝則是立翻領七粒扣四個貼口袋的制服。

孫中山主持設計

孫中山在廣州任中國革命政府大元帥時，感到西裝式樣繁瑣，穿著不便。中國原來的服裝，既不能充分表現當時中國人奮發向上的時代精神，在實用上也有類似西裝的缺點。于是請上海亨利服裝店將一套英國陸軍制服改成便裝。這套便裝在保留軍服某些式樣的基礎上，吸取了中式服裝和西裝的優點，顯得精練、簡便、大方。由于孫中山先生的提倡以及他的名望，這種便裝式樣很快流傳，經過不斷修改，發展成中山裝，并成為中國男子普遍穿用的服裝。

緣起學生裝

中山裝源自學生裝和軍裝的結合改進。馮澤民和劉海清編著的《中西服裝發展史教程》中講到“孫中山很早就留學美國，后去日本，接受西方教育期間，常穿學生服，革命活動中，也穿過西式軍便服，日式學生服和西式軍便服都是采用西服裁法制成的，結構和中式全然不同。中山裝借鑒了這種裁法和結構，結合中國國情，改制成既帶有軍裝風格又不失學。

歷史發展

民國時期

中華民國的中山裝大致可分兩款，第一款為早期的中山裝款式這時期的中山裝為立領、七紐、四個口袋。另一款是到1924年基本定型，立翻領，對襟，前襟五粒紐口，四個明袋，下面的兩個明袋設計成可以隨所放物品的多少而漲縮的"琴袋"式樣，可以放筆記本、書本等學習和工作必需品，衣袋上加軟蓋，袋內的物品就不易丟失，袖扣三粒紐扣，后片不破縫。褲裝的設計參照了西裝褲的設計：前面開縫，用暗扣，左右兩側各設一大暗袋，右前部分設一小暗袋，俗利你"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軟蓋，這樣的褲子穿起來方便，攜帶除值身必需品也很方便，此外褲袋的腰部打褶，褲管翻腳也有異于其他服裝，為中山裝的特色之一。"

1928年3月，中國國民黨內部要求部員一律穿棉布中山裝；次月，首都市政府為發揚精神起見，規定職員一律著中山裝；1929年，國民黨定都南京，中央政府規定將中山裝定為國服，并在第二十二次國務會議議定《文官制服禮服條例》：文官宣誓就職時，制服用中山裝，春季冬季和秋季使用黑色，夏季穿白色；就此中山裝經國民政府明令公布而成為法定的制服。在1931年中山裝就出現于課本之中，并被稱作"完美的衣服"，以引導學生穿著中山裝。

1935年，南京特別市政府規定"辦公時間內一律穿著制服"嚴厲"取締奇裝異服"，穿中山裝，且質料"必須國貨"。"隨后，江西省i政府頒布《江西省公務員制服辦法》，中山裝成為全體公務員的統一著裝，而且規定"制服質料，以本省土布或國貨布匹為限"，"春秋兩季灰色冬季藏青色"。1936年2月，蔣介石下令全體公務員穿統一制服，式樣為中山裝。"從此，中山裝正式成為了全國公務員的統一制服。

同時，國民政府對學校教職員工的著裝進行規定，并通過中山裝將學生納入了三民主義黨化規訓體系中來。1935年，河南省人民政府規定，學校男教職員，應一律著中山裝；次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專門規定：學校教職員服中山裝為原則，但顏色式樣須一律；同時學生也必須穿中山裝，學生服裝式樣：衣褲中山裝，帽徽用青天白日黨徽。"

1939年，福建德化師范學校成立后規定，學生不得自由穿著，只能穿黑色中山裝制服，佩戴布制方形胸章、金屬制三角形校徽。"天津官立口中學也規定全體師生統一穿著灰布中山裝。"公立學校規定學生穿中山裝是自然之事，但私立學校也是如此，如江蘇豐縣私立又平職業中學規定，學生須繳納制服費，校服是黑色中山裝。廣東省吳川市世德學校規定參加軍訓的學生制服為中山裝。作家秦牧1942年曾在漓江橋畔一座中學任國文老師，平時均穿藍布中山裝。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為避免內戰、爭取和平，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政府在重慶進行了為期43天的和平談判，毛澤東、蔣介石兩人雖然政見不同，但是所穿的中山裝卻是同一個標準樣式。

新中國成立后的中山裝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身著一身黃綠色的中山裝，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人民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從那一刻起，中山裝成了新中國標志性的服飾。此后，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正式場合，都穿著中山裝，中山裝成為新中國時期的禮儀服飾。1954年，周恩來總理代表新中國出席日內瓦會議，1955年出席萬隆會議，都是身著中山裝。

1957年北京紅都服裝公司的高級服裝師田阿桐接到為毛主席制作中山裝的任務，他沒有照搬之前中山裝的款式，而是根據毛主席的身材、臉型和特有的氣質，對中山裝進行了改革。"將上面兩個衣袋的兜蓋改為彎而尖，使衣服更顯出朝氣和動感；墊肩稍微上翹，兩肩更加平整服貼，領子變化尤大，領口大，翻領大，完全改變緊扣喉部的款式"。

文革時期的中山裝

1966年-1976年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在極端左翼思想的干擾和破壞下，中國的服飾進入了一個畸形的發展狀態，服飾款式與色彩被賦予了強烈的政治意味，灰、藍、黑老三色的中山裝，以及由中山裝演變而來的軍便裝統占了整個服裝領域。人們從開始的對軍便裝的陌生，到崇拜，最后發展到了狂熱的程度，人們把中山裝式樣的綠軍裝、軍帽、軍用包當成了革命的標志，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普通農村的政治影響。

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山裝

從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改革開放的政策使長期封閉的國人眼界大開，人們也開始對服裝的重視，對灰、黑、藍的中山裝和軍便裝感到厭倦。于是人們紛紛把服裝改革的目光投向西方，掏出自己口袋里的錢，掀起了全民大換裝的熱潮，中國進入了現代服裝業的初創期，中山裝逐漸淡出舞臺中央。

雖然中山裝在民間逐漸被人們遺忘，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國家領導人在出席國內外重大活動時，依舊習慣穿著中山裝。200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60周年華誕，胡錦濤主席等國家領導人身著中山裝面向世人、面向世界。

2014年，在荷蘭王室舉行的國宴上，習近平主席身著一套改良版的中山裝。這套中山裝是藍黑色，立領精致剪裁，樣式更加簡潔，是對傳統中山裝的重新設計，非常吸人眼球。而在國內一些重大場合，習近平還是會穿傳統意義上的中山裝。這也在近年引領起了一股中山裝熱潮。2015年10月20日，習近平主席再次身著中山裝改良裝出席伊麗莎白·亞歷山德拉·瑪麗·溫莎舉行的歡迎晚宴。通過傳統服飾載體激活流淌在中國人血液中的民族記憶和創新活力，對于構建新時期中華文明的認同感，增強華族的文化自信心意義重大。

2016年2月29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向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十二屆四次會議提交提案，建議將中山裝作為國家正式禮服。

制作工藝

款式

基本形制

中山裝的形制的基本確定，應該在20世紀20年代。孫中山逝世之前，其經常穿著一種立翻領、四個貼袋式的改良服裝，在1925年孫中山逝世后，才確立了"中山裝"這個名稱。這種"中山裝"的樣式大約在二十年代初基本成型，其基本形制是：立翻領、四個有筆架形袋蓋的貼袋、袋蓋上有紐扣、前門襟有七粒紐扣、袖口有三粒扣、背部有腰帶和開衩。對于中山裝的形制研究，基本山此為起點。

自20世紀20年代以后，中山裝雖然在款式上有個別的變動，但總體變動不大，主要的改動就是把七粒扣改為五粒扣；后背取消腰帶、開衩；上口袋有褶式的貼袋改為平貼袋。這些改變在三十年代完成后，中山裝的形制基本穩定下來。中山裝款式的總體變化趨勢是局部變化，整體不變，并且由繁到簡，結構更加清晰，線條簡練滑順。

毛氏中山裝

"毛式中山裝"誕生于1956年，因為毛澤東的穿著而得名。孫中山所穿的中山裝，領底較高，翻領小而圓。"毛式中山裝"在領型上對中山裝進行了改革，把僵硬的高立領改為更舒適的高度，使中山裝逐漸脫離了軍裝式的硬朗，且不不失莊嚴，又具有親和力。領子的外翻部分對襯托臉型很重要，不管是"毛式中山裝"還是蔣介石穿的中山裝，都很注重這一點，早在1945年重慶談判時，蔣介石的中山裝的領型就已經呈現比以前略闊，略尖的狀態，那時毛澤東的中山裝領子還相對小而圓。1949年開國大典上，毛澤東穿的中山裝仍基本保持1945年的領型。

做工

制作一套中山裝需要一百多道工序，其工藝技術要求對稱、重復、復雜，縫制工序多、難度大。傳統的制作中山裝的設備器具有手搖式或腳踏式縫紉機、手工剪刀、熨斗、尺子、手針等。

面料

中山裝的用料范圍非常廣泛，可以說，任何面料都可以制作中山裝。從高檔的羊毛呢、軍服呢、禮服呢，到普通的棉布、粗布，再到后來的人造化纖細，中山裝都可以在上面大展身手，這也是它能夠擁有廣泛群眾基礎的一個重要原因。最初的中山裝用料比較考究，穿著者中官員、公務人員較多，在這個范圍內，中山裝總是以體面的形式出現，裁剪考究，做工精良，受到上層人士的推崇。建國后，由于國家的推崇，中山裝基本成為國家制服，領導人的中山裝在用料上明顯講究得多，畢竟事關國家的形象，多數用毛呢料，冬季厚，春秋的偏薄。普通老百姓的中山裝就不可能達到這個水準，一些干部可能會有一件毛料中山裝在正式場合穿著，普通百姓穿的最多的是棉質的中山裝。50年代的人們對中山裝的認識是：呢制的中山裝屬于"干部""公家人"的打扮，布制的中山裝卻更親日民，屬于普通勞動者、學生的裝扮。

色彩

從歷史資料來看，中山裝的顏色主要有：土黃、灰、黑、藏青、藍、軍綠、白。這些顏色占據了中山裝用色的主體地位。土黃色是中山裝里比較特別的一種，由于比較接近軍服的顏色，到建國后，土黃色中山裝和軍裝已不太好區分了，但在中山裝出現的早期，它是很受歡迎的。孫中山的那件典型的中山裝就是土黃色的，至今陳列在上海孫中山故居。灰色的中山裝受到領袖人物的喜愛。毛澤東對灰色的中山裝情有獨鐘，春秋穿淺灰，冬季穿深灰。周恩來也經常穿著灰色的中山裝，在國家領導人中灰色是最適合的，是最典型的中山裝用色。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的國慶閱兵典禮上，國家主席胡錦濤又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山裝的風采，這件具有紀念意義的中山裝也是灰色的，是更莊重的深灰色。

文化特征

政治含義

中山裝是中國現代服裝的一大品類。立翻領，對襟。前襟共五顆紐扣。上下對稱共四個口袋，帶蓋和扣子。袖口各有三顆紐扣。下身是西褲。1912年民國政府通令將中山裝定為禮服，完善了中山裝造型，并賦予政治含義。四個口袋表示國之四維：禮、義、廉、恥；前襟五顆紐扣代表"五權(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憲法"的權力制衡理想；而袖口三顆紐扣則表示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封閉式翻領，顯示了嚴謹治國的理念。

孫中山設計中山裝的目的與追求本身就帶有很強的政治意義與革命訴求，中山裝成為"革命"在身體空間中的象征符號。中山裝的誕生，結束了中國幾千年來袍服制一統天下的局面，顛覆了中國人原有的關于傳統服裝與身體空間的觀念，中山裝的流行也代表著服裝平等化觀念的出現，是中國服裝發展史上一場震撼性的革命。"中山裝比一般意義上的制服更具有政治象征意義。

中山裝的流行，主要源于國家權力的推廣，人們在政治因素的影響下，逐步形成中山裝代表革命、進步、文明的審美認同。正是在多重因素的影響之下，中山裝在民國時期成為流行服裝，并進而成為國服。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山裝是時代的鏡子，它折射出中華民國作為新興民族國家力圖通過推廣國家服裝重塑中國人的身體政治。服裝是人們思想觀念的外在表現，中山裝的流行，體現出作為國民革命領袖和民主共和制度化身的孫中山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中國國民黨一直追求將國民塑造成為忠于黨國的三民主義信徒，從國旗到國歌，從中山路到中山紀念堂，再到中山公園，無不圍繞三民主義黨化教育展開社會文化的建設。中山裝的推廣與流行，促成中國傳統袍式服裝向西方短式服裝的轉型，改變了中國人"交領右，上衣下裳"的服式習慣，也改變了中國人對服裝的審美習慣與實用標準。中山裝不僅作為一種政治服裝而流行全國，而且作為中西文化融合的服裝而深受國人喜愛。中山裝是愛國、進步、文明的象征，更是繼承孫中山遺志的象征，滿足了近代中國人意欲表達的政治情感，引起思想共鳴，這是中山裝能夠流行的真正社會思想基礎。

開放性

中山裝以西裝為模本，吸取了西歐獵裝和日本學生裝的元素，并結合當時南洋華僑中的"企領文裝"，而設計出了一種具有強烈的開明、開放精神的服飾。中山裝并非完全照搬西裝的設計，而只是采用西服基本模式，衣長略有縮短，比西服更經濟、更合體，領子處有較大變化。西裝的領子設計為敞開的大翻領，而對于穿慣長袍馬褂的中國人來說會擔心脖子、胸口受凍，因此中山裝采用關閉式的立翻領，穿起來比較符合中國人的習慣，又挺括、精神。另外，孫中山先生賦予了五權分立、三民主義等意義，帶有濃厚的西方民主主義色彩，這便是對西方先進文化理念的發展與弘揚。

民族性

中山裝的出現，改變了中華民國陳舊迂腐、保守落后的長袍馬和帶有殖民主義、反民族主義缺陷的西式服裝充斥中國男裝市場的局面，它是一種既體現民主氣派的民族精神，又體現西方近代民主、平等、開放精神的新式男裝。中山裝的整體造型不僅符合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中所倡導的"和諧"的文化思想，而且樹立了中國男性的新的形象，全新的詮釋了華族的文化性格和民族精神。

歷史價值

中山裝是中國近現代服裝史上最重要的服裝之一，任何一本太介紹中國近現代服裝史的書籍，都會以濃重的筆墨加以介紹，它統治了中國服裝幾十年的時間司，范圍遍及城市鄉村、老幼婦孺，在服裝史上的有著崇高的地位。首先，中山裝是近現代服裝變革的典范。中山裝和中國封建傳統服裝相比，它書寫了中國服裝由傳統走向現代的新篇章。中山裝把西式服裝的優點充分昔鑒過來，引入服飾平等觀念，主張人性的回歸，依托經濟實用的外在形式，建構起中國服飾現代化的典型形象。其次，中山裝是普及最廣的新式服裝。它的普及，并不只是外在穿著形式的普及，穿著范圍上的普及，穿著時間上的普及，而且是革命思想普及的外在表現。伴隨著中山裝的普遍穿著，它承載的革命意義也廣為流傳。從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到毛澤東的革命精神，中山裝已演變成一個按時間縱向延伸的，按空間橫向擴展的，普及化的革命象征符號。

首先，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民族"是放在首位，足見孫中山時刻以振興中華為己任，在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上努力探索。孫中山倡導服飾變革選，同樣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之上，力圖創制的服裝既能符合現實要求也能象征民族精神，中山裝就是他在這條道路上不斷探索的結果。其次，當中山裝定型之后，其蘊含了孫中山思想的精粹和中華文化的韻味，這讓全體中國人感到了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在中山裝上，可以找到華族的精神所在。中山裝的四個口袋代表"禮、義、廉、恥"或"四海歸心"，表現了中國的傳統道德規范和"大一統"的傳統觀念；前襟的五粒紐扣象征"五權分立"；袖口的三粒紐扣象征著"三民主義"，這些說法雖沒有找到史料依據，但流傳的范圍卻很廣，已經成為中山裝思想意蘊的代表。中山裝的關閉式的翻領，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的含蓄、內斂、注重修養的民族性格：不張揚的用色和方正、儒雅的的外形都充滿了中國文化的神韻，展現了獨特的民族氣質。

再次，中山裝獨立于中西式服裝之外，既源于西式服裝，又不同與西式服裝，結合中式服裝含蓄的特點卻又不是中式服裝，這樣的獨特性讓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特別在民國初年的時候，社會思潮要么陳腐落后，要么崇洋媚外，急需要一種能體現中國人的特點又能跟上時代發展的新服裝，中山裝符合這些條件，為中國人挽回一部分曾喪失的民族尊嚴。最后，中山裝在經濟性和實用性上，也體現了華族勤儉節約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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