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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文史哲》創刊于1951年5月1日，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主管、山東大學主辦、國內外公開發行的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是一份在海內外人文學術界享有巨大聲望的老牌學術期刊，是一份反映中國大陸大學文科學術水準的老牌學報。發行周期為雙月刊。

《文史哲》初為雙月刊。1954年改為月刊。1959年1月停刊。同年8月復刊。1966年再停刊。1973年再次復刊。改革開放以后，《文史哲》繼承前人基業，堅持走“專家辦刊”之路。從2010年開始，《文史哲》辟出專欄，再度推動“中國社會形態問題”的大討論。2014年，《文史哲》編輯部與具有三百多年歷史的荷蘭博睿學術出版社（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合作出版《文史哲》英文版。2018年，《文史哲》英文版被全球規模最大的摘要和引文數據庫Scopus數據庫收錄。同年6月15日，在習近平總書記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重要講話發表兩周年之際，《文史哲》編輯部與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聯合主辦“如何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專題研討會”。2021年，《文史哲》雜志創刊70周年。時任編輯部主編王學典與編輯們一起給習近平總書記寫了一封信，主要是向總書記匯報《文史哲》的創辦背景、承擔的使命，以及我們要引領學術潮流、發揮好期刊作用。同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給編輯部全體編輯人員回信，對做好哲學社會科學工作提出要求。

《文史哲》始終如一地堅持“學術為本，質量立刊”的準則，走出一條獨具特色的厚重辦刊之路。《文史哲》堅持不入主流，難成一流的辦刊理念；堅持質量立刊，專家辦刊，視學術為生命的辦刊原則；堅持倡導百家爭鳴，鍛造公共學術話題的辦刊追求；堅持發掘新生力量，扶植‘小人物’的辦刊傳統。”2002年，獲第二屆“國家期刊獎”提名獎。2005年獲得第三屆“國家期刊獎”提名獎。2011年，《文史哲》榮第二屆中國出版政府獎首次設立的“期刊獎”。2019年，入選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BIBF）“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精品期刊展”。

創刊背景

1950年代初，中國的學術刊物只有學術界知名民主人士創辦的《新建設》、中宣部理論宣傳處主辦的《學習》、中國新史學分會河南分會創辦的《新史學通訊》等幾家。

1951年春的一個夜晚，在青島市龍口路40號時任山東大學校長華崗的家里，副校長陸侃如、歷史系主任楊向奎、教師趙紀彬、孫思白等人隨意地聊著天。他們說起《山大生活》這份四開小報，都認為應該辦一本大型的學術刊物。隨后他們聯系了歷史系的童書業、趙儷生，文學系的馮沅君、蕭滌非、孫昌熙等人，很快得到支持。

歷史沿革

1951年5月1日，《文史哲》創刊的第一次會議，在山東大學文學館二樓西角的一間辦公室進行。“繁榮學術、提倡爭鳴、獎掖青年學者”成為辦刊宗旨。《文史哲》最初為雙月刊。創刊不久，《文史哲》就以其高端學術追求，成為整個中國學術的重要窗口。

1951年7月，童書業發表《中國封建制的開端及其特征》，提出中國封建社會始于西周的觀點，對“戰國封建論”、“魏晉封建論”等提出挑戰，拉開了討論的序幕。古史分期問題，因其背后是如何用馬列史觀解釋中國歷史發展的問題，幾乎吸引了整個史學界參與討論。除了山東大學歷史系的楊向奎、吳大琨、趙儷生等人外，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侯外廬、何茲全、周谷城等著名學者也紛紛撰文，加入論戰。

1951年9月，《文史哲》發表了歷史系教授趙儷生的《武訓當時魯西北人民的大起義》，又拉開了一場關于農民戰爭史的討論。此后，在50年代中前期，他陸續發表了《北宋末的方臘起義》《明初的唐賽兒起義》《北魏末的人民大起義》《論隋末農民大起義的幾個問題》等13篇文章，被認為代表當時中國高校農民戰爭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趙儷生的學生、學者秦暉稱，這一研究范式直到上世紀80年代仍主導該領域。

1952年，由于《文史哲》財務困難，華崗向山東省委統戰部和青島市委請求支持。相關部門一次性撥給2000萬元(即2000元)，才渡過難關。從1953年第2期開始，《文史哲》被定為山大學報之一，經費從此由學校負責。從1952年起，《文史哲》開始設立專職編輯。

1954年，《文史哲》改為月刊。同年，26歲的大學剛畢業的李希凡與23歲的中學教師藍翎，在《文史哲》上發表了《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它》。在這篇文章中，李希凡將馬克思主義方法引入紅學研究，批判了俞平伯當年3月發表在北京《新建設》雜志上的《紅樓夢簡論》。他認為俞平伯“未能從現實主義的原則去探討《紅樓夢》鮮明的反封建傾向”，“離開了現實主義的批評原則，離開了明確的階級觀點”。此文被毛澤東看到，被認為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1954年10月16日，毛澤東寫下《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贊揚了李、藍“兩個小人物”(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周揚以“小人物的文章”為由不同意《人民日報》轉載此文)，并稱：“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斗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

1955年12月，高教部就曾要求山東大學代表國家向英國、日本、蘇聯和越南等國的國家圖書館贈送《文史哲》雜志。郭沫若先生赴日考察時，曾應日本方面的要求，專門攜帶50本《文史哲》進行交流。

1958年，學術界開始了“厚今薄古”運動。同年6月，《文史哲》進行整改，聲明特別歡迎“結合當前政治運動”“學習研究馬列主義”“深入批判資產階級”“分析批評現代文藝作品”的文章。據統計，當年一共出版12期，其中關于“反右”斗爭的文章17篇，關于思想批判的23篇。但是，仍被批判“很少配合政治運動”“為學術而學術”。1959年1月，《文史哲》停刊。整個20世紀50年代，中國史學界有“五朵金花”之說（即五場重大論戰），其中至少有三朵即“中國古史分期論戰”、“中國農民戰爭史論戰”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論戰”是盛開在《文史哲》上的，即由《文史哲》所發起和推動展開的。著名的“《紅樓夢》討論”只是20世紀50年代《文史哲》所引發的眾多論戰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次。1954年，毛澤東主席對《文史哲》以及兩個“小人物”的喜愛、表彰和贊賞，成為學林佳話。

1959年年8月，《文史哲》復刊。1966年再次停刊。1973年，在山東省革委會的主持下，山東大學學報之一的《文史哲》在兩次停刊后復刊。郵局的征訂量在短時間內猛增至70萬份，遠超省革委會初定的一兩萬的印刷量。由于許多讀者堅持不肯退訂，時任《文史哲》副主編的劉光裕不得不三次登門請求山東省宣傳部部長林萍，終于獲準印刷20萬份以讀者。1973年11月，《文史哲》發表復刊后的第一期，有七篇“批孔”文章，兩篇研究《紅樓夢》文章，涉及時政的文章只有三篇，僅占比十分之一，在同期的學報中算很少的了。

“文革”結束之后，中國思想文化界關于傳統文化的大討論即所謂的“文化熱”，其起點即始于《文史哲》1984年第1期的一組“文化史”筆談。世紀之交前后，《文史哲》發起了兩場引人矚目的大討論，即“儒學是否宗教”的討論和“疑古與釋古”的討論。

改革開放以后，《文史哲》繼承前人基業，堅持走“專家辦刊”之路。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史哲》察覺到中國傳統文化復興的時代脈動，順應和引導了重新評估傳統文化的潮流。1978年第6期刊載周振甫的《孔子論禮》，是當時較早公開發表的為孔子思想翻案的文章。1984年第1期刊登的“文化史研究筆談”，是20世紀80年代思想文化界“文化熱”的肇端。從1986年第6期開始，《文史哲》開設“中國傳統文化討論”專欄，繼續推動“文化熱”向縱深發展。1994年，《文史哲》第3期新設“國學新論”專欄，呼應了當時日漸興起的“國學熱”。此后，在1998年第3期又組織發起“儒學是否宗教”筆談，延請張岱年、季羨林、蔡尚思等學者參與討論。這些工作的落腳點，都是希望引領對中國文化的重新評價和深入研究，以探索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建設的關系。

20世紀八九十年代，由于學術期刊多了起來，《文史哲》受到的關注度就被稀釋了。學術中心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學術資源更多地集中于北京和上海。2000年前后，由于整個學科結構的調整，社科崛起，《文史哲》一度有些迷失，“發很多社科文章，而且什么都發，甚至發過研究汽車市場、餐飲的論文”，失去了自己的個性和特色，一味追求轉載率、引用率和影響因子。1998年10月24～26日，由《文史哲》編輯部承辦的“全國高校文科學報研究會第三屆第二次理事會暨研究會成立10周年慶祝會”在濟南舉行。來自全國近 130家學報的180余名代表出席了此次會議。會議審議并通過了第三屆第二次理事會工作報告，舉行了題為“面向新世紀的學報工作和編輯學研究”的學術討論。

從2010年開始，《文史哲》辟出專欄，再度推動“中國社會形態問題”的大討論。這些討論引起學界的廣泛矚目，海內外一批有造詣的頂尖學者因此被吸引到《文史哲》這一學術園地。同時也吸引了眾多知名媒體的熱切關注，《光明日報》、《文匯讀書周報》、《中華讀書報》、日本著名漢學刊物《東方》等著名報刊均跟蹤進行了詳盡的報道。尤其是 “疑古與釋古”、 “中國社會形態問題”、“賢能政治與民主政治”等大討論，引起了學術界、理論界的熱烈響應。“疑古與釋古”討論被《社會科學》雜志列為2006年度四大“人文學術熱點”之一，并受到日本漢學界的積極評價；“中國社會形態問題”大討論，被《光明日報》和《學術月刊》共同評選為“2010年度中國十大學術熱點”之一。接連展開的學術大討論，進一步提升了《文史哲》雜志的影響。

自2008年至2019年，先后舉辦了“中國文論遺產的繼承與重構”“傳統與現代：中國哲學話語體系的范式轉換”“秦至清末：中國社會形態問題”“個體與社群孰先孰后”等八次高端論壇。由于始終如一地堅持“學術為本，質量立刊”的原則，改革開放以來，《文史哲》幾乎囊括了所有相關重要獎項。1998年和2000年，《文史哲》連續獲得“全國百種重點社科期刊”稱號；1999年，《文史哲》獲得首屆“國家期刊獎”和“全國雙十佳社科學報”稱號。2002年，《文史哲》同時獲得三項榮譽：“國家期刊方陣雙獎期刊”，第二屆“國家期刊獎”提名獎，第二屆“全國雙十佳社科學報”。2003年，《文史哲》成為“教育部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名刊工程”首批11家入選的學術期刊之一。2005年，《文史哲》獲得第三屆“國家期刊獎”提名獎。2009年，《文史哲》榮獲“新中國60年最有影響力期刊”稱號。2011年，作為全國高校社科學報界的唯一代表榮膺“中國出版政府獎”殊榮。2012年，《文史哲》成為首批入選國家社科規劃基金“重點資助期刊”，2013至2018年，連續三屆入圍全國“百強報刊”。

2014年起，《文史哲》編輯部與具有三百多年歷史的荷蘭博睿學術出版社（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合作出版《文史哲》英文版Journal of Chinese Humanities。

2018年，《文史哲》英文版被全球規模最大的摘要和引文數據庫Scopus數據庫收錄。同年6月15日，在習近平總書記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重要講話發表兩周年之際，《文史哲》編輯部與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聯合主辦“如何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專題研討會”。會議圍繞如何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構建一流的哲學社會科學知識體系等展開熱烈討論。這次座談的部分成果以“‘如何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筆談”為題，連載于《文史哲》2019年第1、2期。開設于2020年的“道德、理念與制度”專題欄目及其熱烈研討，即是從哲學思想領域，對于“如何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重大話題的深度延展。

組織管理

歷任主編

現任主編

人員編制

出版發行

刊物介紹

《文史哲》為雙月刊，每逢單數月5日出版。編輯部分為中文版編輯部和國際版(英文版)編輯部，創刊于2014年的國際版并非中文版的英譯，而是采用主題出版的形式“另起爐灶”，向國際學界呈現中國人文學術的經典知識點與最新動態。

《文史哲》包括文學、歷史、哲學三個方向，中文版編輯部也大體分為理論編輯室、文學編輯室、史學編輯室，但不同編輯室編輯們的工作是“跨界”的。《文史哲》的編輯定期查收、審閱工作郵箱中的投稿，每個奇數月按編輯部統籌布置編發兩三篇已通過終審的稿件，

《文史哲》國際版，每期集中一個海內外學界共同關注的問題，選譯國內相關優秀文章、學術成果、重要理論作品，同時組織英文原創稿件，面向國際主流學界發出中國聲音。從理論傳播的角度來講。

一篇稿子在正式發表之前，需要經過初審、二審、終審三道審稿程序，其中二審是雙向匿名外審，即作者和外審專家互不知曉對方是誰；過終審后，稿件還需要參考三審意見進行修訂；修訂完畢后，進入待刊狀態。

出版發行

組織文化

辦刊理念

不入主流，難成一流。

辦刊原則

質量立刊，專家辦刊，視學術為生命。《文史哲》雜志致力于中國古典學術研究，人文性、古典性和高端性是其所著力打造的風格與特色。學術研究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其一貫的學術風格，“昌明傳統學術，鍛鑄人文新知，植根漢語世界，融入全球文明”是《文史哲》的辦刊宗旨。

辦刊追求

倡導百家爭鳴，鍛造公共學術話題。力爭在全球文明的滋養下，傳承本土人文研究的學統，進一步深入世界漢學學術圈，身世界漢學名刊之林，是《文史哲》的最終追求。

辦刊傳統

發掘新生力量，扶植“小人物”。“扶植小人物，延攬大學者”，是學界五十多年來對《文史哲》的廣泛稱譽。創刊伊始，華崗社長就規定，《文史哲》每期盡可能推出一個新作者，每期至少要有一篇論述現實的文章。因此，一大批著名學者是在《文史哲》刊發了他們的處女作、成名作或代表作，如李澤厚、龐樸、李希凡等等。伴隨著新中國成長起來的著名學者大都在《文史哲》上發表過文章。《文史哲》為此而馳譽學界，廣受稱道，在數代讀者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恰如著名學者裘錫圭先生所言：“《文史哲》六十年來為推進中國人文學科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它尤其被學界視為學術風向標之一，在海內外學界深受尊重和推崇。余英時先生認為：“《文史哲》雜志自問世以來即波瀾壯闊，一展卷而數十年人文思潮之起伏盡收眼底。”池田知久先生的感受是：“《文史哲》這份學術雜志在二十世紀對海外從事漢學研究的學者和青年學生而言是憧憬的對象，指路的明燈。這部雜志給予我們的鼓舞、激勵、撫慰和喜悅是怎么形容都不為過的。”

影響和評價

影響

《文史哲》對繁榮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學術起到了巨大作用。《文史哲》創刊之時，正值新生的共和國百廢待舉之際，一大批民國時期的雜志紛紛停刊，在新形勢下應運而生的學術雜志只有1949年創刊的《新建設》《學習》以及1951年1月創刊的《新史學通訊》等少數幾家。在學術界有著廣泛影響的《歷史研究》要遲至1954年才創刊，《學術月刊》是更后面的1957年創刊，著名的《北京大學學報》是1955年創刊，《文史哲》創刊時學術雜志可謂寥寥無幾。而新意識形態在學術領域的流布與貫徹、新研究方向的開辟、新學術成果的交流、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術人才的培養都亟須高水平的學術雜志作為支撐，對民國舊學術的改造，更使刊行新新學術雜志成為當務之急。所以，《文史哲》一問世，就超越山東大學的圍墻，迅速聚攏了全國學術界的力量，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全國范圍內的一個學術中心，從而一舉奠定了《文史哲》在現代中國學術雜志的領先地位。"它在當時是與北京的《新建設》、上海的《學術月刊》鼎足而三的。"(羅竹風:《回顧以往，激勵未來》)這一點從《文史哲》不斷攀升的發行量上也可以得到充分體現。創辦時期，郵局不給發行，編輯部只得依靠朋友和同行推銷。

《文史哲》自創刊起，即致力于發表宣傳闡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理論和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研究人文學術的文章，并有意識地在一系列重要問題上引導學術爭鳴。它在傳播新意識形態和新的研究方法方面，無疑走在了學術界的前列。其中最具規模的是對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解說文章。《文史哲》連載了山東大學校長華崗在本校“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學習會上的一系列報告，形成強有力的輿論力量，帶動了全國高校和知識界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熱潮。《文史哲》還譯載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原始文獻，推動了學術界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激發了有關問題的討論。

進入新世紀以來，《文史哲》雜志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指導地位，致力于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專門設立“文明互鑒與中國道路”“中國社會形態問題”“疑古與釋古”等專欄，刊發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上具有創新性和標識性的本土理論貢獻和研究創獲。

《文史哲》與中國古典小說研究至為密切。由《紅樓夢》研究發端，到以后的《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耳中人》、《儒林外史》研究，等等，《文史哲》對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尤其是對明清小說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同時，也大大提高了《文史哲》在全國的影響力，使其一直保持名刊大刊的榮譽，不斷創造佳績。透過《文學與社會：明清小說名著探微》一書，可以看到《文史哲》嚴肅認真的辦刊精神，而這正折射了山東大學樸實厚重的學風。

評價

《文史哲》不僅是山東大學的一張學術名片，更是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個文化符號。“不入主流，難成一流，這是雜志始終如一的辦刊理念；質量立刊，專家辦刊，視學術為生命，這是雜志堅定不移的辦刊原則；倡導百家爭鳴，鍛造公共學術話題，這是雜志一直以來的辦刊追求；發掘新生力量，扶植‘小人物’，這是雜志從未動搖的辦刊傳統。”時任《文史哲》主編王學典用“四點堅持”概括了《文史哲》挺立學術“江湖”70年的秘訣。

獎項設立

《文史哲》一直堅持學術性、綜合性、開放性的辦刊方針，取用稿件重在學術原創性。為了提高《文史哲》的學術質量，吸引海內外一流稿件，自2003年始，《文史哲》雜志設立“年度名篇獎”。該獎每年6月15日至9月15日進行評比，評出上一年度《文史哲》刊載的學術質量最高、社會反響最好的文章1-3篇，每篇獎勵10000元。為保障評獎工作的科學性和公正性，該刊在全國學術界聘請若干名學術造詣高、學風正派的校外學者為評審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