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監獄陳列館位于黃浦江的長陽路147號上海市提籃橋監獄內。上海市提籃橋監獄是由10余幢樓房組成的建筑群，始建于1901年，啟用于1903年5月，后經陸續擴建、改建，直到1935年才形成如今規模，并使用至今。由于建筑精良，規模宏大，提籃橋監獄曾號稱“遠東第一監獄”。上海市監獄管理局先后投入300多萬元資金，將提籃橋監獄一幢6層高的十字監樓改造為上海監獄陳列館。陳列館于《監獄法》頒布實施五周年之際的1999年12月29日正式開館。
在首批80處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中，位于虹口區長陽路147號的上海監獄陳列館是上海進入名錄的兩處之一。
建設歷史
上海自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建縣起，就設有監獄。陳列館內有復制的清代監舍的場景、木籠、木枷、手扔等實物，還有歷史上對犯人實施答刑、杖刑、徒刑、流刑和死刑的圖片和斬首、凌遲、枷刑等照片。
隨著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爆發，從1843年開埠起到1943年止，上海市相繼形成公共租界、法租界和華界三塊相對獨立的統治區域，并建有三套司法和監獄系統。為了保存歷史遺跡，上海監獄陳列館在各界支持下，把啟用于1870年的上海公共租界第一座外國監獄——廈門路監獄的大門(包括門框、窗戶、青磚墻、奠基的青石地等)作了整體搬遷，移建到了上海監獄陳列館序廳的左側，給陳列館帶來了濃厚的歷史氛圍。
在舊上海市提籃橋監獄內建有防暴監房，即橡皮監。監室呈八角型，地坪、房門和四壁全是橡膠制品，可防止犯人自殺。還有叫“風波亭”的禁閉室。這種監室設在監樓的頂層，每間面積僅3．2平方米，設有木門、鐵門雙重警戒。房頂開有風窗，冬天寒風裹著雪花飄落室內，異常寒冷，夏天關上兩道牢門，室內酷熱難熬。這些國內罕見的特種設施仍保存至今，參觀者都可在陳列館內作一番親身體驗。監獄陳列館還有大量的特色展品。如鎖和鑰匙，提籃橋監獄內的門鎖外形象一本雜志的合訂本，厚厚地固定在鐵門上，有三道鎖舌；鑰匙有30多厘米長，系英國倫敦·赫脫公司制造。這些鎖和鑰匙至今仍能正常使用，完好如初。
主要展覽
上海監獄陳列館內的中國監獄史料展廳有展區面積240平方米，反映了中國4000余年的監獄史料，融知識性、資料性、歷史性于一體。展廳分為中國古代監獄、中國近代監獄和非司法系統監獄三個部分。展出的史料下限止于1949年10月底。
中國古代監獄部分，扼要地介紹了上起夏、商、周，下至元、明、清歷代監獄的獄名、別名及大量模型、照片，復制了宋代的囚車，展現了明代山西洪洞監獄內的虎頭牢、獄神廟、灌沙墻、死囚洞、天羅網等實景及河南內鄉縣衙監獄使用的“匪類墩”等。
中國近代監獄部分陳列了辛亥革命后湖北武昌模范監獄的平面和立面模型，1925年在開封市建造的呈放射狀分布的“八封樓監獄”模型，同時還展示了清末和民國時期北京、天津市、河北省、河南、山西省、山東省、遼寧省、吉林省、江蘇、浙江、安徽、云南、湖北、澳門、香港等省、市、地區的監獄建筑、犯人生活、勞動作業等許多珍貴的歷史照片。
中國非司法系統監獄部分主要介紹了中國國民黨當局的江西上饒集中營、貴州息烽集中營、重慶渣滓洞、白公館，以及遼寧大連日俄監獄等情況。展廳中還陳列了上饒集中營內對關押人員使用的帶有鐵刺的單人木籠、雙人木籠，旅順日俄監獄舊址博物館犯人囚服和囚帽，以及各地舊監獄、集中營使用的刑具、獄具等。
中國監獄史料展廳的展品所反映的內容體現了上海監獄陳列館立足上海、輻射全國的宗旨，為社會各界人士形象直觀地了解中國監獄的歷史沿革，了解中國歷代監獄的建筑特點、行刑思想、刑罰執行、囚犯生活等方面提供了一個教育場所。
中國的“海牙”
中國境內首次審判日本戰犯的場所上海監獄陳列館的館舍建于30年代初，從1935年9月起是關押外國籍犯人的“西人監”。抗日戰爭勝利后這里先后關押過幾百名日本戰犯，如日本駐臺灣總督、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將、日本第六方面軍司令岡部直三郎大將等。在這幢監樓內，每間8平方米，沒有固定的鐵床、鐵桌、鐵凳和抽水馬桶的監舍依然按原樣陳設。
陳列館二樓的大廳就是抗戰勝利后中國境內第一次審判日本戰犯的法庭所在地。1946年1月至9月間，先后共有47名日本戰犯在此監樓內受到盟軍美國軍隊軍事法庭的審判。受審人員中有日本第13軍軍長澤田茂中將、日本駐臺灣第10軍區參謀長諫山春樹中將，日本第34軍司令、香港總督田中久一中將、第34軍參謀長鏑木正隆少將等。1946年4月22日上午，鏑木正隆等5名日本戰犯就在這幢監樓的室內刑場(絞刑房)內執行絞刑。上海監獄陳列館特地辟建了日本戰犯關押、審判和處決的展示區，通過圖片、文字、實物向參觀者揭示了這些鮮為人知的史實。1997年8月，經上海市人民政府批準，如今上海市提籃橋監獄日本戰犯關押、審判、執行處已列為上海市抗日紀念地，并立碑存史。
在上海監獄陳列館的三樓，參觀者可以看到一間18平方米大小的房間，三面都是鋼骨水泥，一面開有氣窗，地板中間有一個1.8平方米的方孔，方孔兩側有兩塊活動地板。活動地板合上可任人跳動，扳動手閘，活動地板就“轟”然一聲向兩側分開，顯出一個方子L，二樓也有同樣的裝置，可以直通一樓的停尸房。活動地板的頂上裝有一根絞刑架，并配有絞索。這就是國內罕見的室內刑場(絞刑房)。絞架、活動地板等均是50多年前的原物。解放后該絞刑房雖長期改作辦公室。房梁上的絞架卻沒有拆除，地板上的方孔和活動地板都原物保存著，僅在上面又鋪上一層地板，因此這座國內罕見的西洋式的行刑設備才完好地保存至今。如今這里是陳列館最引人注目的場地之一。
特殊的大學校
上海市是近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的中心之一，又是中國工人運動的搖籃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在一段較長的時期內還是黨中央的所在地。“九一八事變”后上海又是愛國救亡運動的前哨。近、現代中國革命史上許多人物均在上海活動和工作過，其中有的被敵人殺害，有的被囚禁在上海的各監獄。上海監獄陳列館通過實物、照片和文字等形式，對舊上海市提籃橋監獄、江蘇省第二監獄(位于上海漕河涇)、馬斯南路監獄曾經囚禁過的部分志士仁人和革命者作了比較系統的專題布展介紹，如曾被關押在昔日提籃橋監獄的任弼時同志、曾被關押在司法行政部直轄第二監獄(位于上海北新涇鎮)的李士英同志、曾被關押在馬斯南路監獄的著名詩人艾青等，為對廣大青少年進行革命傳統教育，提供了直觀和形象的課堂，以舊提籃橋監獄為例，中國近現代有許多知名人物留下了他們不平凡的足跡。其中有一生曾七次被通緝，三次入獄的章太炎，謙稱“馬前卒”、寫下《革命軍》的鄒容，中共早期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家楊匏安、皖東北革命根據地創始人之一江上青，延安市時期書記處五大書記之一的任弼時，全國解放以后曾任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部長的張愛萍，國務院副秘書長楊放之，上海市市長曹獲秋，中國共產黨福建省委員會書記許亞，化工部副部長吳黎平，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的袁也烈和劉鶴孔，著名作家、全國文聯秘書長阿英、著名作家、湖南省文聯主席周立波，以及在監獄刑場(如今該處已被列為上海市青少年教育基地)英勇就義的上海楊樹浦發電廠工人、共產黨員王孝和烈士等。
新中國改造
上海監獄陳列館綜合館內展出了上海解放以來，監獄機關懲罰改造罪犯、維護社會穩定所作出的工作成果。50年來，上海監獄系統共收押、改造了40余萬名罪犯。監獄對罪犯實行懲罰和改造相結合、教育和勞動相結合的原則，廢除舊監獄對犯人的體罰制度，實行文明管理，建立各項紀律制度，嚴格各項管理，充分利用法律手段、行政手段、教育手段改造罪犯。陳列館把上海監獄依法將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的各個方面的工作，通過大量的實物和圖片向參觀者展示。陳列館內還陳展了上海市各主要監獄的建筑模型和分布位置。過去這些一直屬于內部機密的材料，公布于眾，供人參觀，體現了監獄機關執法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在監獄陳列館的二樓展廳里，陳列了罪犯在獄中創作的書法、美術和工藝品。一幅幅飄逸瀟灑的書法、一幀幀色彩濱紛的繪畫，一件件造型別致的工藝品，讓人置身于藝術的殿堂。
反映上海監獄百年風云滄桑的上海監獄陳列館，已引起社會各界人士的濃厚興趣，參觀者絡繹不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干等領導同志先后前來視察，并給予充分肯定和評價。
審判日本戰犯
1946年4月22日上午8點，上海提籃橋監獄十字樓三樓的絞刑房打開了，日本第三十四軍參謀長鏑木正隆少將在幾名美國憲兵的押解下，走進了這個18平方米的房間。美國軍隊漢姆上尉用日語大聲宣布了死刑通知，隨后是15分鐘的宗教儀式。
8點15分，鏑木正隆踏上絞刑房中間的活動地板，行刑人員將他手腳綁住，用黑布袋蒙住頭部。鏑木正隆的頭頂上有一根管狀型絞架，憲兵用絞架上的繩索將其頸部套住扎緊。
憲兵拉動手閘，鏑木正隆腳下的兩塊活動地板向兩側分開，他從三樓透過方孔墜落，吊入一樓的停尸房。這個1938年進入中國、曾經殘殺過無數中國百姓的劊子手瞬間斃命，成為在中國被處決的第一個日本戰犯。
如今，監獄依舊，絞刑房依舊，當年鏑木正隆腳下的活動地板依舊。當中國監獄協會史學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徐家俊為記者再次模擬活動地板打開的過程時，攝人心魄的巨響仿佛是一聲怒吼，久久回蕩。
1944年，戰爭勝利在即，盟國戰犯審判委員會在倫敦成立，擬訂了《國際戰犯法院公約》和《聯合國引渡戰犯公約》，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表示要嚴懲戰犯。
1946年初，美國中國戰區兼駐華美軍司令阿爾伯特·魏德邁將軍奉命在中國上海組建美軍軍事法庭，1946年1月24日上午在上海提籃橋監獄十字樓二樓開審。首批受審的就是以鏑木正隆為首的18名日本戰犯。數十名記者到庭旁聽，庭審問答通過現代通訊設備向全世界播放。2月18日的又一次開庭，原美國空軍飛虎隊司令克萊爾·李·陳納德也到庭旁聽，軍事法庭特地為他設立了首席旁聽席。
1946年2月28日，法庭作出了判決，判處包括鏑木正隆在內的5人死刑，12人徒刑，1人無罪釋放。
通過時間和事實比對，這個法庭是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境內第一個審判日本戰犯的場所。
從1945年底開始，中國國民政府先后在北平市、上海市等10個城市成立軍事法庭。上海軍事法庭共審判日本戰犯116人，其中判處死刑14人，無期徒刑22人。當時中國境內處決戰犯的主要刑場，就是南京的雨花臺刑場、上海的提籃橋區刑場和廣州市的流水橋刑場。
1946年4月－1948年9月間，先后有19名日本戰犯在上海市提籃橋監獄中被處決，其中5人被美國憲兵隊執行絞刑，14人被中國法警在室外刑場執行槍決。
不公平的刑法標準
從1946年1月到9月間，美軍軍事法庭在提籃橋監獄內共審判了8批共47名日本戰犯，根據當時新聞媒體報道的情況統計，判處死刑10人，其中實際執行的為6人。抗日戰爭勝利后，這個法庭在相對集中時間內，收集證據，懲處戰爭罪犯，伸張正義、順應民意。而且，這些審判在時間上又先于中國國民政府審判日本戰犯，為中國各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審判實踐。
但是，美國軍隊軍事法庭的審判同時帶有明顯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更多的注重日本戰犯是否對美軍或者美軍盟友菲律賓人民犯下罪行。而許多日本戰犯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則被忽略了。
比如，1940年4月發生在青浦區的“青東大屠殺”中，被槍殺、刺死、燒死、酷刑致死的有名有姓的中國百姓就有803人，燒毀房屋4400間。這一重大慘案的首犯、侵華日軍第十三軍司令官澤田茂卻只被美軍軍事法庭判處5年有期徒刑。
當時的媒體報道這樣寫道：“各犯接受判令后，喜出望外，彼等初不料受刑如此之輕也。澤田茂彎腰領其同僚向法官深深一躬后，微笑而退，其后被告之辯護律師頻頻向法庭道謝，感其大恩。”
另一個史實是，不少被判處徒刑的日本戰犯并沒有按照實際的宣判年限服刑。如10名原被判處死刑的日本戰犯只有6名執行死刑，其中1名還是被中國政府的軍事法庭所槍決的。
歷史的見證
上海提籃橋區監獄始建于1901年，曾經是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監獄，共有監室3900多間，曾被稱譽為“遠東第一監獄”。
根據史料和《申報》等當時媒體報道統計，在這里關押過的戰犯前后有數百名。從1946年4月到1948年9月，先后有19名日本戰犯在這里被處決。南京大屠殺主犯谷壽夫中將、日本駐香港總督磯谷廉介中將、68師團師團長長堤三樹男中將等一批日軍高級將官都曾經在這里被關押過。
如今，當年關押日本戰犯的牢房舊址仍在，每間大約有8平方米，安裝著固定的鐵桌、鐵凳子、鐵床和當時還比較稀少的抽水馬桶。
1946年4月19日深夜，日本駐臺灣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將就在這樣的囚室內，給岡村寧次寫完了最后一封信，吞服密藏的毒藥自殺，這是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在中國自殺的日軍最高將領。同年11月28日，日本第六方面軍司令官岡部直三郎大將在上海市提籃橋監獄腦出血死亡，成為在中國境內病亡的最高將領。
上海解放后，監獄內那座絞刑房曾經在活動地板上鋪設一層地板、一度成為監獄管理員的辦公室，奇跡般地保護至今，并被修復如舊。
如今的提籃橋監獄仍然關押著犯人，當年審判、關押日本戰犯的十字樓已經改為柬埔寨監獄博物館。作為歷史的見證，這里將永遠記錄著侵略者的可恥下場，記錄著中國人民歷經血與火后贏得的來自不易的正義審判。
汪精衛老婆被囚之謎
中國政法大學監獄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市監獄管理局史志辦原主任徐家俊先生，在查閱大量史料的基礎上撰寫了此文。本刊現呈給讀者，希望還歷史以真實。
近十多年來，不少報紙、網絡刊登過有關“陳璧君終身被囚之謎”一類的文章，其內容不僅與史實不符，而且在客觀上也抬高了漢奸陳璧君的人格地位，在海內外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下面筆者根據所掌握的史料，撰寫了解放后被關押在上海提籃橋監獄中的真實的陳璧君一文，以期還原真相，匡正史實。
我自1972年10月起，一直在上海提籃橋監獄和上海市監獄管理局工作，并于1990年1月開始，從事上海監獄的編史修志工作，主持了《上海監獄志》和五本《上海監獄年鑒》的編撰出版，參與了《中華民國史大辭典》等書籍的編寫，參與了上海監獄陳列館和上海公安博物館的籌建。我全面查閱了陳璧君的改造檔案，看了她在監獄中所寫的全部材料，還訪問了管理過陳璧君的有關干部，對陳璧君在上海市提籃橋監獄的服刑情況比較了解。我還訪問過常到獄中探視陳璧君以及全程處理陳璧君后事的陳之長媳譚文素（陳璧君長子汪文嬰之妻）的弟弟譚文亮先生。為匡正史實，筆者把真實情況概述如下。
陳璧君因犯“通謀敵國、謀圖本國罪”，于1946年4月被國民政府江蘇高等法院判處無期徒刑，奪公權終身。先后關押于蘇州獅子口監獄、蘇州長春巷吳縣看守所、蘇州司前街公安局看守所。1949年7月1日移押到上海提籃橋監獄女監。她因高血壓和心臟病，并發大葉性肺炎，于1959年6月17日晚上9點15分病亡于上海市提籃橋監獄醫院。陳璧君在提籃橋區監獄關押期間，先后5次在監獄醫院住院治療，累計前后共計1791天。這也就是說，她生命的最后的近10年中，有一半的時間是在監獄醫院里度過的。當時陳璧君的子女（三男二女）都在境外，陳璧君兄弟姐妹共11人，陳排行第四，當時在大陸的人員中，有其同父異母比她小11歲的妹妹陳舜貞，她先后住在上海巨鹿路和陜西南路，1958年11月遷南京（1963年病故）。陳璧君的后事是由譚文亮處理的。1959年6月22日，陳的遺體經尸檢，在西寶興路殯儀館火化后，由譚文亮領回骨灰，通過郵局寄往廣東省。
宋慶齡、何香凝為陳璧君于1949年9月25日找毛澤東和周恩來一事沒有事實根據。查《毛澤東年譜》，《周恩來年譜》和《宋慶齡年譜》均無記載。可以查到的是1949年9月25日毛澤東出席新政協會議，當天晚上在中南海召集關于國旗、國徽、國歌、紀年、首都等問題協商座談會。宋慶齡在1949年9月21日至30日期間出席了新政協全體會議，在會上發表了講話，并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9月26日，宋慶齡出席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籌備委員會和中華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在北平協和醫學院禮堂的集會，紀念蘇聯科學家伊萬·彼得羅維奇·巴甫洛夫誕辰100周年。另外，各媒體上也沒有1949年9月25日，宋慶齡、何香凝為陳璧君特赦之事找毛澤東、周恩來的內容，亦無毛澤東、周恩來會見宋慶齡、何香凝的記載。
另外，按照監獄管理規程，政府機關來文或親屬來信，首先要經監獄管理人員簽收。經審閱后，再轉交給服刑的犯人。特別是對時任國家重要職務，極有社會影響的宋慶齡、何香凝的來信不可能不做記載。如果有來信，首先要通過監獄管理人員看閱后，再交給犯人。如果中央領導機關或中央領導對陳璧君有什么具體批示，在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和上海市人民檢察院都應該有備案。上海政法機關保存完好的檔案材料中，根本找不出宋慶齡、何香凝寫給陳璧君的書信的抄件和任何線索。上海市監獄管理局保存著的陳璧君服刑時的各種檔案中也反映不出宋慶齡，何香凝寫信給陳璧君的情況，更沒有要陳璧君發一個認罪聲明的原件或抄件以及相關的線索資料。甚至陳璧君獄中所寫的各種自傳和思想匯報中，都沒有提到宋、何向她寫信的任何情況。經核實1949年7月～1959年6月間，管理過陳璧君的人員也從未聽到過宋慶齡、何香凝聯名寫信給陳璧君一事。
多年來，上海監獄系統對陳璧君的管理十分重視，上海市提籃橋監獄及其上級部門上海市公安局勞改處常有專報、簡報上報或轉送市公安局領導，并抄報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和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如1956年9月2日，當陳璧君病情稍有惡化，思想有頹唐傾向時，勞改處就向上海市公安局的副局長楊光池、馬金錚送發簡報。同年9月27日，勞改處又向市公安局領導報告陳璧君的病情。當1959年6月，陳璧君病亡后，上海市公安局黨組還寫報告給上海市委反映具體情況。
解放后，由于種種原因，在押上海市提籃橋監獄服刑的陳璧君等漢奸犯沒有被人民法院重新審判，他們仍持國民政府江蘇高等法院的判決書。所以陳璧君在監獄服刑期間最大的思想問題，是表示不接受國民政府的判決，希望能更換人民法院的判決書。她多次說過、也書面寫過這樣的話：“我申請人民法院重新審判我，我愿死在人民的判決下，不愿偷生在蔣介石所判的無期徒刑中。”陳璧君在提籃橋監獄的服刑中其思想有一個轉變過程，開始她不認罪，存在有“成王敗寇”的思想。后來她經過學習和通過多次的生病住院治療，切身感受到革命人道主義的待遇，感到人民政府確實是關心她、挽救她。在1955年7月書寫的思想匯報中，她這樣寫道：“1949年7月1日，我到女監。初期是很不能心平氣和的。以為成王敗寇。但每天的《解放日報》和我幼子（指汪文悌，筆者注）送進來的書，令我心平氣和。知道共產黨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事。后來見到毛主席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后，我更心悅誠服了。更后來，我摯友龍榆生（注：萬載人，曾是陳璧君子女的家庭教師，中國著名詞學家，解放前呂振羽陳璧君一起關押在南京。解放后在上海博物館工作。）又送來許多進步書來給我學習，且每月寄一封勉勵我努力改造的信來，我更加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了……。啟發我的第一個思想轉變的人是我的幼子和龍弟（指龍榆生）了。我從書報的學習、吸收、反省和先生們（指監獄管理人員，筆者注）的教育，更從廣播的教育中得到更多的事實道理了。關于改造犯人思想的材料很豐富，有深奧的、有通俗的，都能適合各犯人的文化程度。我是一個自問很努力學習的人，也覺得恍如置身于革命大學，但可惜我的病亦隨著我的年齡增加。”在她留下的各種文字中，完全看不到她拒絕認罪，準備一輩子坐牢的任何痕跡。
提籃橋在上海是一個享有盛名的地方。“送儂到提籃橋”是句拐彎抹角的罵人話。
這座當年被稱為“遠東第一監獄”的著名監獄，至今已有100多年歷史。這里曾囚禁過中國近現代歷史上許多著名人物，其中包括章太炎、鄒容，以及共產黨人任弼時、張愛萍等。
抗戰勝利后，這里還曾關押過數百名日本戰犯。如日本“駐臺灣總督”安藤利吉、“駐香港總督”田中久一、第六方面軍司令岡部直三郎大將等，都死在上海市提籃橋監獄。
系統記錄提籃橋監獄歷史鉤沉的《提籃橋監獄》一書，由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該書從“獄事滄桑”、“煉獄精英”、“斃獄終極”、“獄史鉤沉”等多個角度敘述了這座著名監獄的身世和歷史、典故和人物、往事和現狀，具有較強的史料價值和可讀性。
該書作者徐家俊曾是上海市監獄管理局史志辦公室主任，在提籃橋監獄工作多年。為完成這部歷史讀物，他在北京、上海、江蘇等地查閱了大量檔案、報紙資料，并尋訪了眾多見證人。
徐家俊告訴中國新聞社記者，最初研究上海市提籃橋監獄史，是懷著搶救史料的目的，因為坊間流傳的一些近代歷史人物“秘史”，雖部分真實，但也有大量“藝術發揮”，其中一些是可查閱提籃橋監獄的相關檔案史料予以澄清的。
提籃橋也被形容為“中國的‘海牙’”。徐家俊介紹，提籃橋監獄是抗戰勝利后，中國境內第一個審判日本戰犯的場所，1946年1月至9月間，先后共有47名日本戰犯在此受到盟軍美國軍隊軍事法庭的審判。該審判地后來被改建成上海監獄陳列館。在這幢監樓內，每間8平方米，設有固定的鐵床、鐵桌、鐵凳和抽水馬桶的監舍依然按原樣陳設。
徐佳俊認為，提籃橋不僅是一座監獄，也是特殊的中國近現代歷史的見證地。同時還是位于上海的一處重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紀念地。他說，關于上海市提籃橋監獄的歷史還不斷有新的史料發現，有機會他會再寫出更全面的獄史增補本。
地理位置
上海市黃浦江的長陽路147號
主要榮譽
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
在首批80處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中，位于虹口區長陽路147號的上海監獄陳列館是上海進入名錄的兩處之一。
參考資料 >
監獄陳列館.上海市監獄管理局.2024-03-19
上海監獄陳列館.上海紅色文化資源網.2024-0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