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時鑒（1935年9月5日—2013年4月8日），字苦竹，湖南人，生于上海市，出身官宦世家，自幼受書香熏陶。他是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專長于元代社會文化史以及北方游牧民族與東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1958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1958至1979年在內蒙古大學歷史系及蒙古史研究室從事教學及蒙古史研究工作，1979年調至杭州大學歷史系任教，1987年晉升為教授，1993年被國務院批準為博士生導師。黃時鑒曾兼任杭州大學圖書館長、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主任、韓國研究所副所長，并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屬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心聘為特約研究員。
個人簡介
黃時鑒其父黃仲明，民國時期創辦大眾美術，印制進步報刊，1949年后捐歷代名家作品于故宮博物院等博物館，捐贈家藏字畫藏品，創辦“朵云軒”，“朵云軒”門匾三字為其所書。
黃時鑒其外祖母許群仙，清代名臣許應骙之女，與魯迅之妻許廣平為表姐妹（許應愛新覺羅·旻寧30進士，清朝曾歷任禮部尚書，閔浙總督，官至一品）。
黃時鑒師從翦伯贊，張政烺、汪篯、鄧廣銘、許大齡、陳慶華，胡鐘達、齊思和、楊人鞭、張芝聯，商鴻逵，林耀華，夏鼐，邵循，季獻林，韓儒林等大儒。
黃時鑒的教學和研究工作除中國古代史基礎課外，集中在蒙元史和古代中外關系史兩個領域。為本科生和碩士生開設元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元史研究導論、中國古代史專業英語等課程；為博士生開設中西（或中外）關系史研究導論、中西關系史名著研讀、中韓關系史研究等課程，主持定期的開放性的博士生研討會。
從1963年起，黃時鑒發表有關蒙元史與中外關系史的論文近50篇，對中國十八世紀的圖像研究等，主要有：《元好問與蒙古國關系考辨》（《歷史研究》1981年第2期）、《The Persian language in China during theYuan Dynasty》，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34, Canberra, 1986.9、《（大元通制）考辨》（《中國社會科學》1987年第2期）、《阿刺吉與中國燒酒的起始》（《文史》第31輯，1988年）、《遼與“大食”》（臺北《新史學》，第3卷第1期，1992年）、《關于茶在北亞和西域的早期傳播—兼說馬可·波羅未有記茶》（《歷史研究》1993年第1期，《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1994年第4期、《茶入歐洲及其歐文稱謂》（《學術集林》卷5,1995年）、《中國燒酒的起始與中國蒸飭器》（《文史》第41輯，1996年）、《慧超（往五天竺國傳）識讀余論》（《佛教學報》，韓國，第33集，1996年）。出版著作6種（其中三種為文獻整理和研究）。1994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解釋插圖中西關系史年表》（主編與第一作者）獲第9屆華東地區優秀圖書二等獎（1995）。1996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整理并撰導言）完整地發掘了散失在海外的在中國境內創刊的最早的中文期刊。2006年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十九世紀中國市井風情——三百六十行》，開中國十九世紀圖像研究之先河。
在蒙元史與中外關系史這兩個領域，黃時鑒教授的研究活動受到國內外相關學術界的重視。為中國蒙古史學會理事、中國元史研究會理事、中國中外關系史學會常務理事和中國18世紀研究會理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伊朗大百科全書》主編邀請撰定條目。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屬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心聘為特約研究員。
1985年10月至1986年1月，應邀為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遠東歷史系客座研究員并發表學術講演。
1993年9月至1994年9月，作為高級訪問學者在美國衛斯理學院、哈佛大學、馬里蘭大學和庇博岱一伊賽克斯博物館從事研究工作，并在匹茲堡大學等校講學。
1996年4 、5月間赴韓國進行學術訪問，并在亞洲大學、東國大學、延世大學、高麗大學、梨花女子大學等校講學。
1991年，黃時鑒為中國絲綢博物館廳繪制了一幅網絡式的絲綢之路全圖，成為真正完整描述三條絲綢之路的學者。
2002年由羅馬梵蒂岡教會邀請，出訪意大利參于中西關系交流會議。
2009年應邀赴臺灣清華大學擔任客座一個學期。
2010年“元代杭州市論壇”，黃時鑒提出的“馬可波羅游記與西方古地圖上的杭州”討論主題，用一幅1581-1585年間出版的“飛馬亞洲地圖”讓杭州人自豪地知曉：杭州曾經代表中國，西方世界曾通過觀察杭州來了解中國。而且，馬可波羅游記對杭州的描寫篇幅甚至超過北京，占全書的十五分之一。
學術專長
黃時鑒教授的學術專長包括元代社會文化史以及北方游牧民族與東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主要論著
黃時鑒教授的主要論著包括《元好問與蒙古國考辨》《The Persian language in China during the Yuan Dynasty》《元朝史話》《耶律楚材》《〈大元通制〉考辨》《阿剌吉與中國燒酒的起始》等。他還出版了《解釋插圖中西關系史年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十九世紀中國市井風情——三百六十行》等著作，并在多個學術期刊上發表了多篇論文，如《遼與“大食”》《關于茶在北亞和西域的早期傳播—兼說馬可波羅未有記茶》等。他的研究成果對中國十八世紀的圖像研究等領域做出了重要貢獻。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