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邦煒，男，1940年生，四川省江安縣人，無黨派人士。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四川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教授，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特聘教授，曾任四川省政協常委，曾兼任中國宋史研究會副會長。發表歷史論文及評論70多篇，著有《宋遼金西夏社會生活史》（合著）、《宋代婚姻家族史論》《宋代政治文化史論》《宋代文豪與巴蜀旅游》（合著）等。曾參加《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的編寫和《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的編審工作。
人物簡歷
張邦煒1957年入蘭州大學歷史系，1964年西北師范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1965年至1980年，任西藏人民廣播電臺編輯部編輯。1980年，奉調到四川師范大學歷史系任教。曾任中國宋史研究會副會長，四川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出版學術專著《婚姻與社會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1990年獲四川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宋代皇親與政治》（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1994年獲四川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中國封建王朝興亡史？兩宋卷》（廣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同年獲中國圖書獎）。發表《試論宋代“婚姻不問閥閱”》（1986年獲四川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等歷史文章80多篇，分別刊載于《歷史研究》《未定稿》《中國史研究》《光明日報？史學》《新華文摘》、臺灣《新史學》《大陸雜志》《思與言》、日本《中國史學》等刊物。1991-1992年,任錦江區第一屆人大代表、常委。1993－1997年,任四川省第七屆政協委員。1998至2007年,任四川省第八、第九屆政協委員、常委。1990年獲四川省普通高校優秀教學成果獎，并評為四川省優秀教師，2008年從四川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榮退。
人物專訪
兩宋歷史的多角度探討
——訪張邦煒教授
●張邦煒 ■何玉紅 刁培俊
治學經歷
■張先生，您好。您長期從事宋史研究，對兩宋歷史作了多角度的探討。今天想就您的治學經歷、研究心得體會以及治學經驗等方面作一訪談。首先請您談一談您的治學經歷。
●我們這代讀書人因政治運動而耽誤太多。我又是個地道的西部人，生長在四川省，讀書在甘肅省，還有在西藏自治區從事新聞工作達15年之久的經歷。1980年回鄉到四川師大歷史系任教，20多年來始終站在本科教學第一線。如今年近古稀，每周仍得上若干節課，研治宋史只能在教學之余。史可法的對聯：“斗酒縱觀一史，爐香靜對十三經”，是我青年時代的座右銘。然而我這輩子能坐下來認真讀書的時間并不多，不敢說有什么學問和成就。顧炎武說：“人之為學，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前輩學者李埏先生特別推崇這句名言，并以“不自小”名其齋。想到這里，我才鼓起勇氣，接受您的訪談。
其實，歷史也給了我某些機遇。如讀研究生，雖然正逢災荒年，但因政治運動暫停，反倒讀了些書。“知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古今總歸是相通的。卡爾·馬克思曾說：“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歷史是過去的現實，歷史工作者應當對社會現實多少有所體驗。從這個角度看，我由舊聞到新聞，由新聞到舊聞的經歷，也并不完全是負面的。這些，我在《宋代政治文化史論》一書的《后記》里已經講過，這里不再多說。
導師的影響
■張先生，您讀研究生時的導師金寶祥先生是著名的唐史專家，您為何選擇宋史為治學方向。金先生對您治學有哪些影響。
●老一輩治史，往往強調貫通，反對支離破碎，主張高瞻遠矚。他們認為，通史姓“通”，通史貴在一個“通”字，不能局限于一朝一代，任何斷代史都只是歷史工作者的研究重點或突破口。金寶祥師50年代末所作《關于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的分期問題》一文在今天看來或許有運用馬恩理論較刻板、分析問題較籠統的缺陷，但體現了他“通古今之變”的學術追求，可惜因故未收入他的論文集。祥師 還強調，做學問切忌死守師說。他認為，如果我跟著他學唐史，很可能師云生亦云。他治唐史，我學宋史，則可互相啟發，教學相長。祥師“文革”前，僅指導了兩名研究生，還有一位安徽籍同學學明史，恰恰沒有學唐史的。但效果不錯，學明史那位同學敢于公開發表文章就明代里甲制度問題與梁方仲先生辯論，受到吳晗先生夸獎。他的畢業論文，鄭天挺先生的評語是“足以成一家之言”，王毓銓先生的評語是“研究生而有如此成就，是罕見的。”令人惋惜的是，這位同學在“文革”中失蹤，可能早已“跳進黃河洗不清”了。
先師當年有理論派之稱，在方法上給我很多啟示。他認為，歷史是一部一切皆生、皆滅、皆動、皆變的動畫片，歷史工作者應當具有強烈的歷史感、時代感，善于將歷史現象放在歷史發展演變的總進程中去作動態考察。同時，他又強調歷史工作者應當具有總體意識、全局觀念，不僅要瞻前顧后，上掛下聯，而且要左顧右盼，東張西望。同不少前輩學者一樣，祥師主張“讀書貴得間”，他要我把研究宋史的基本史料反復讀，讀出自己的體會、讀出獨到的見解，甚至讀出哲學的意境。他說，余嘉錫先生學問不小，但仍自稱“讀常見書齋”，可見熟讀基本史籍很重要。他的許多諄諄告誡，諸如“學貴自成體系，鉆研應有重點”；“勤于讀書，慎于提筆；勤于寫作，慎于發表；寧肯少些，但要好些”等等，我始終牢記。
祥師早年雖有《南宋馬政考》等論文發表，但中年以后即主治唐史。這或許是個重要緣故，我尤其注意向其他老師請教以及與同學切磋。如曾因所謂“右傾”受到批判的系黨總支書記陳守忠先生，他主治宋史，一度指導過我。又如趙儷生先生當年雖是所謂“右派”，曾被發配到農場勞動并挨打，被取消上課資格多年，但我有時也暗中拜訪，并深受教益。讓我感嘆的是，30多年之后，再訪已是86歲高齡的儷生先生，他仍清楚地記得我這個他沒有上過課的學生，并親切地以“老棣”、“老友”相稱。再如利用假期返鄉之機，向蒙文通先生請教，他教我讀《宋文鑒》。而張蔭麟、鄧廣銘、陳樂素、全漢升、聶崇岐、何竹淇、張家駒、李埏、華山、程溯洛、漆俠、徐規等先生，可以說是我當時未嘗見面的老師。他們的代表作，我大多拜讀。
至于同學之間的相互切磋，本系的幾位研究生同學乃至青年助教，晚飯后常常集體散步，往往不是閑聊，而是談論學術，有時發生爭執，甚至爭得面紅耳赤，但是關系很融洽。討論的問題很廣泛，從土地制度、賦役制度到古巴革命戰爭、《李自成自述》《平凡的真理》等當年的熱門話題。在切磋者中，有位剛從北大畢業分配來的助教李恕德兄，1962年冬突然因所謂“現反”而被捕。后來他的同班同學童超教授告訴我，恕德兄坐牢十余年，已“改造”成為一名技藝精良的木匠，平反后回家鄉哈爾濱市去了。我讀研究生時與四川大學研究生朱瑞熙兄的學術交流，以及瑞熙兄當年在學術上對我的幫助，宋史學界不少同仁都知道。
理解唐宋社會變革
■上個世紀初，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提出“唐宋社會變革”之說，在史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時至今日，這一論題依然經久不衰。張先生，您曾說過您是“一個較為固執的唐宋社會變革論者”。您是如何理解唐宋社會變革這個問題的。
●歷史不是雜亂無章的流水賬，研究歷史不必也不可能凡事必錄必究，只能抓關鍵，即發展趨勢和時代潮流。我對闡釋歷史發展大趨勢的論著素來情有獨鐘，如蒙文通先生那篇洋洋十萬言的長文《中國歷代農產量的擴大和賦役制度及學術思想的演變》。60年代初，我是從剛翻譯出版的《宮崎市定論文選集》中，了解到他和他的老師內藤湖南的唐宋社會變革論的。其實，此論也很難說是他們的全新發現。早在宋代，沈括、鄭樵、王明清等人就有察覺。明清時代，胡應麟、顧炎武、嚴復等人又有闡述。當然，內藤、宮崎市講得要系統些。我青年時代接受了唐宋社會變革論，或許是由于先入為主的緣故吧，后來始終堅信，并曾試圖從不同角度將它細化、深化、具體化。雖然我既不贊成宮崎將唐宋社會變革定位為從中世到近世的轉化，也不贊同宮崎將宋代艷稱為東方的文藝復興時代，并認為東方的文藝復興早于西方的文藝復興幾百年，并引發了西方的文藝復興。
在內藤、宮崎之說的影響下，我逐漸對唐宋社會變革形成了一些自己的認識。簡要說來，大致有下面四點。第一，唐宋之際確實發生了一場較為深刻的社會變革，宋代是與魏晉南北朝乃至唐朝不盡相同的歷史發展新階段。如果說魏晉“尚姓”，唐代既“尚姓”又“尚官”，那么宋代則“尚官”。換言之，社會從以門閥為中心轉化為以品官為本位。唐代士人將“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稱為“三絕”；將“始不以進士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稱為“平生有三恨”。而宋代士人則把“入翰林，加金紫，知貢舉”，叫做“平生美事三者并集”；把“不得于黃紙尾押字”即“不歷中書”、未拜相，叫做“生平不足”。唐、宋兩代不同的說法反映了社會心理的變化，并折射出社會的制度性、結構性變遷。第二，唐宋社會變革不是一種社會制度取代另一種社會制度，并非嚴格意義上的社會革命，它不是以突變的形式出現，而是一個“剪不斷，理還亂”的漸進過程。難怪學界出現了這場社會變革發生在唐朝中葉、唐末五代十國、唐宋之際、慶歷前后、兩宋之交等多種說法。第三，唐宋社會變革前后經歷了兩三百年之久，大致開始于中唐前后，基本完成于北宋前期，可簡要地表述為唐宋之際。第四，這場社會變革不是下降型轉化，而是上升型運動，它并不意味著停滯，而意味著發展，宋代進入了繼續發展、進一步發展的歷史新階段。總之，唐宋社會變革的深度、廣度乃至影響，雖然不能同春秋、戰國之際的社會變革相提并論，但不能因此而被忽視。
對土地制度的見解
■關于唐宋社會變革，您最初是從土地制度角度進行考察，在這方面您的主要見解是什么。
●這已是40多年前，讀研究生時的事情了。當時，金寶祥師要我考察宋代的土地制度，并且認為問題的要害在于人身依附關系。他主張用《資本論》的方法、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研究中國古代歷史，一再強調卡爾·馬克思解剖資本主義社會從商品入手，我們剖析中國傳統社會應當以人身依附關系為重點，人身依附是傳統社會最普遍的關系、“最內部的秘密”“隱蔽著的基礎”。通過學習與探索，我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人身依附與自然經濟的確是傳統社會的基本特征，傳統時代的土地所有權具有品級性、凝固性即非運動性。然而傳統社會自有其自身發展的階段性，漫長的傳統時代并非一成不變，商品這一“革命要素”的前后變化特別值得注意。
稍許具體些說，我的主要論點有四。第一，針對當時較為流行的宋代是個無處無莊園的莊園世界的說法，我認為宋代土地經營的主要形式不是設置莊園，而是招人租佃；宋代的莊園大多以租佃方式經營，其實質往往不是農奴制，而是租佃制。而由魏晉乃至隋唐莊園制到宋代租佃制的演變，正是唐宋社會變革的最重要的內容之一。第二，宋代租佃制的發展不是單純的量的增長，關鍵在于質的變化即人身依附關系的弱化，而佃農退佃自由的爭得、私家佃家而負擔國家賦役、超經濟特權的削弱則是宋代人身依附關系弱化的具體表現。第三，我不贊成宋代農村完全自給自足，是個與外界無經濟交往的絕緣體的說法，當時民怨鼎沸，民變連綿，與此關系極大。我在《宋代婦女再嫁問題探討》一文中指出，當時法律原則上允許婦女再嫁，輿論并不籠統譴責婦女改嫁，理學興起于兩宋而流弊主要在明清，宋代僅僅處于婦女地位下降的過程之中，并不是這一過程直轉急下的轉折點。與上述論點有關，在當前流傳的某些性文化、性歷史書籍中，往往將唐朝渲染為性自由奔放期，把宋代指斥為實行嚴厲的性禁。我在《兩宋時期的性問題》一文中認為，唐代前期放縱的宮廷性生活并非當時社會現實的縮影，相當開放的敦煌性文化難以代表唐代全國各地的整體狀況。如果僅以某一特定地域而論，宋代嶺南某些地方盛行“卷伴”“聽氣”“飛駝”“多妻”等習俗，其性生活的開放程度與唐代敦煌市地區差別不會太大。應當特別強調的是，北宋亡國的原因并不像人們通常所說，死守祖宗家法，反倒是放棄作為祖宗家法重要組成部分的權力制約體系所致。
北宋晚期政治的研究
■您對北宋晚期的政治也有不少新的看法，請您談談這方面的研究。
●與以教書為職業有關，我研究宋史無規劃、無重點，甚至不知道課題為何物。選題主要出自個人興之所致，對什么問題有興趣就用心去探索，有心得就動筆去寫，很自在，無壓力，樂在其中。80年代，我邊讀史料邊思考邊寫書。在清理人物與事件的過程中，發現從前在宋史研究中，有一種固定的思維模式，即將主戰與主和絕對對立，一味肯定主戰，全盤否定主和。這不免離開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靖康內訌解析》(見《宋代婚姻家族史論》一書)與收入張教授新書《宋代政治文化史論》中的《宋徽宗初年的政爭——以蔡王府獄為中心》就充分體現了張教授在研究宋代宮廷政治斗爭之隱事上的才氣和成就，借論述徽宗趙桓父子反目，欽宗與鄆王楷、徽宗與蔡王似兄弟墻的前因后果，揭開宋皇室竭力粉飾的父慈子孝、兄弟和睦的溫情面紗，道出前人少有論及的冷酷真相，也為北宋亡國的原因作了有價值的補充。
宋代文化教育的研究
■宋代的文化教育也是您的研究領域。您發表過一篇長文，探討兩宋文化的普及性。請問您是怎樣看待宋代文化普及的。這一歷史現象出現的社會背景、以及它對此后社會文化的發展有哪些影響。
●《論宋代國子學向太學的演變》是我在這個領域里所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我“文革”后所寫的第一篇宋史論文。此文寫于80年代初，我剛從西藏自治區歸來，學業荒疏，心里沒底，草稿寫成后，送請當時遠在北京的朱瑞熙兄修改。經瑞熙兄增補后，提交宋史研究會鄭州市年會討論，后來有幸被鄧廣銘先生收入他所主編的《宋史研究論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
治學經驗
■您曾說過：“遇事灑脫些，做事認真些，待人坦誠些，性情開朗些，生活瀟灑些。”這是您多年來治學與做人的真實寫照。您從事學術研究多年，一定積累了許多治學經驗，請談談。好嗎。
●這25個字確實是我的真情實感，但有兩點需要說明。第一，就整個學界來說，不具有普遍性。所謂“灑脫”“開朗”“瀟灑”云云，只不過是我這個不成功之人的自我解嘲而已。第二，對青年學子來講，不應造成誤導。在我所接觸的學生中，大致有兩種值得注意的傾向。一種是太貪玩，瀟灑過分，甚至終日無所事學業。對于他們，理應告誡：做事應當認真些。另一種是太拼命，把身體當兒戲，甚至為學業而暈倒，好在尚無英年早逝者。對于他們，則應強調：生活何妨瀟灑些。
我的體會是，做學問乃興趣之所在，有張有弛，提得起，放得下。幾天雜務纏身便郁悶，一旦坐進書堆就踏實。人各有好，如果拿起書本便頭疼，可選擇經商或從政。知我者都知道，我是個夜貓子，讀書到凌晨，興致正濃。如若有所發現，更是情不自禁。但白天也能睡大覺，每天睡眠一般不會少于8小時。學者不是苦行僧，也應當有適度的休閑與娛樂。我不喜歡看電視，但看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看2022-23賽季歐洲冠軍聯賽，看世界杯，而且熬夜看。只要有空，還喜歡帶孫子。“戰士死于沙場,學者死于講座。”當年的這句豪言壯語在特別珍惜生命的今天，不一定很可取。但做學問也大可不必拼死拼活，一定要去圖個啥。老老實實地去做自己想做、自己覺得應該做的事。“只問耕耘，莫問收獲。”相信工夫不負有心人。古人說：“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貧賤。”我那25字格言，意思與此相近。
記者評論
以前從未料到，天生對學術論文望而生畏的我，竟會以期盼的心情等待一部論文集的出版。 大概緣自父親講述的歷史故事的熏陶，我從小就對歷史有一定的興趣，小時語文成績不錯，便想當然地認為歷史一科也會學得很好，但結果頗有偏差，歷史成績不見得佳。我承認我在對歷史教科書的學習上不甚著力，因為里面的內容精減，精減到幾乎只剩幾句年代、事件的簡述和總結出來的大道理，那種感覺就像對一位傳說中的絕代佳人憧憬已久，但真見到時卻發現伊原來面黃肌瘦到了皮包骨的程度，轟然失望之下的怠慢也就不足為奇。
所以一直對以教科書式風格寫成的論文保持距離，寧愿閱讀以故事方式講史的通俗書籍，直到多年以后，出自對宋史的偏愛和寫小說的需要，我開始閱讀宋代史料文獻原文，也找了一些近現代學者寫的歷史學論文來看，才漸漸意識到并不是所有的論文都枯燥。例如，張邦煒教授的文章。
起初并不怎么留意論文作者名字，但在網上看到喜歡的史學文章時我會把網頁保存下來，某日點開一一重讀，便很偶然地發現很大一部分為同一人所著——四川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張邦煒。從那天起我就在尋找和等待張教授已出或將出的書，可惜這樣的論文集印數太少，更無花哨的包裝，太容易湮沒匿跡于如海浩瀚的書堆里。我于2003年底買到張教授個人的專著《宋代婚姻家族史論》，之前的著作已無從尋覓，而待到捧起此書姊妹篇《宋代政治文化史論》已是近兩年之后。
張教授的論文以理為骨，以史為肉，引經據典，敘述流暢，文風既端正致密又不失精彩生動，讀起來絲毫不累，大量的史料細節信手拈來，甚至可以如推理小說般逐層深入引人入勝，給予讀者一次次愉快的閱讀經歷。
而文風和結構上的優點只是吸引我的部分原因。恪守孔老夫子“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的教誨，不敢有悖“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原則，宋人寫不便直言的隱事多用春秋筆法，后世治宋史者略一大意也就體會不到其中深意，但張教授能以敏銳的目光透過春秋筆法所布的迷霧，直視其中史實隱約處，再以嚴謹的態度求證，繼而有理有據、客觀冷靜地論述，得出的結論很令人信服。《靖康內訌解析》(見《宋代婚姻家族史論》一書)與收入張教授新書《宋代政治文化史論》中的《宋徽宗初年的政爭——以蔡王府獄為中心》就充分體現了張教授在研究宋代宮廷政治斗爭之隱事上的才氣和成就，借論述徽宗欽宗父子反目，欽宗與鄆王楷、徽宗與蔡王似兄弟鬩墻的前因后果，揭開宋皇室竭力粉飾的父慈子孝、兄弟和睦的溫情面紗，道出前人少有論及的冷酷真相，也為北宋亡國的原因作了有價值的補充。
很欣賞張教授的治史態度，理性平和，評價歷史人物與事件亦很客觀公正，文字中幾乎沒有情緒化的痕跡，論及人物時不是先主觀地給他定性，再找證據進行填充式論證，而是追根溯源，有緣由、有過程地敘述其發展經過，要證明的結論也隨之自然而然地逐步凸現。從《宋代政治文化史論》第二部分的北宋晚期政治研究中，可以清楚看到宋徽宗從花花太歲一躍而為風流天子，再至亡國昏君的前后過程，從而不難理解作者的論點——北宋絕非落后挨打，實因腐敗亡國。北宋晚期之所以腐敗，是因為北宋開國以來所形成的權力制約體系全面崩潰，皇權以及內朝、外朝的權力一概惡性膨脹。北宋亡國不是因為死守祖宗家法，反倒是放棄作為祖宗家法重要組成部分的權力制約體系所致。
另外，張教授研究的對象并不僅限于帝王將相，《宋代政治文化史論》論及的非統治階層不少，從北宋的宦官、地位低下的伎術官到普通文士、才女，勾勒出一幅易為人忽視的東京眾生相，作者在冷靜審視的同時也流露出了對當時弱勢群體的幾許悲憫。
在經過兩年的等待后，《宋代政治文化史論》的內容沒有令我失望，依然有我感興趣的論題和精彩的論述。看過了書，對書的作者難免會有些好奇。曾遇見一位張教授的學生，她對他的描述大致可用八個字總結:四壁古書，兩袖清風。而書的后記中有張教授的25字格言:“遇事灑脫些，做事認真些，待人坦誠些，性情開朗些，生活瀟灑些。”
米蘭 (本報書評人)
《宋代政治文化史論》，張邦煒著，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
作者論文
1、《論宋代的官田》，載《甘肅師范大學學報》1962年第4期。
2、《關于宋代客戶的身份問題》，載《光明日報》1965年8月11日《史學》。
3、《北宋賦重役輕淺論》，載《四川師范學院學報》1980年第2期。
4、《租佃關系在北宋的發展》，載《甘肅師范大學學報》1980年第3期。
5、《租佃關系與北宋社會》，載《甘肅師范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
6、《論北宋“取士不問家世”》，載《四川師范學院學報》1982年第2期。
7、《中國封建時代的家庭制度》，載《四川師范學院學報》1983年第3期。
8、《論宋代國子學向太學的演變》，載鄧廣銘等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
9、《唐代學校的盛衰》，載《四川師范學院學報》1984年第2期。
10、《宋代發展海外貿易的措施》，載《國內外經濟管理》1985年第32期。
11、《宋代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載《國內外經濟管理》1985年第33期。
12、《論宋代“婚姻不問閥閱”》，載《歷史研究》1985年第6期。
13、《宋代官吏經濟違法問題考察》，載《社會科學研究》1986年第1期，又載《新華文摘》1986年第5期。
14、《宋代避親避籍制度述評》，載《四川師范大學學報》1986年第1期。
15、《略論唐代科舉制度的不成熟性》，載中國唐史學會編《唐史論文集》，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
16、《宋神宗的重祿法》，載《歷史知識》1986年第3期。
17、《宋代禁止官吏經商始于何時》，載《中國史研究》1986年第4期。
18、《宋代的榜下擇婿之風》，載《未定稿》1987年第4期。
19、《宋代官商剖析》，載《學習與實踐》1987年第3期。
20、《宋代婦女再嫁問題探討》，載鄧廣銘等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版，又載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集》第3集，（臺灣）稻香出版社1992年5月版。
21、《宋代“省官益俸”的構想及其實踐》，載《四川師范大學學報》1987年第1期。
22、《范仲淹的晚節》，載《歷史知識》1987年第3期。
23、《宋代對宗室的防范》，載《北京師范學院學報》1988年第1期。
24、《論宋代“無內亂”》，載《四川師范大學學報》1988年第1期。
25、《宋代的虧心漢》，載《歷史知識》1988年第3期。
26、《宋代四川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載《西南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第2期，又載孫毓棠等主編《平準學刊》第2輯，中國商業出版社1990年6月版，與賈大泉合著。
27、《宋朝的“待外戚之法”》，載鄧廣銘等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1989年5月版。
28、《兩宋時期的社會流動》，載《四川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第2期。
29、《宋代婚姻制度的種種特色》，載《社會科學研究》1989年第3期。
30、《唐代的異輩婚》，載《成都大學學報》1989年第3期。
31、《宋代的公主》，載（臺灣）《思與言》雜志第28卷第1期，1990年3月。
32、《韓胄平議》，載《四川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2期。
33、《宋孝宗簡論》，載《天府新論》1991年第3期。
34、《宋代文化的相對普及》，載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四川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國際宋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年9月版。
35、《宋代的神童》，載《文史雜志》1991年第6期。
36、《宋代伎術官研究》，載（臺灣）《大陸雜志》第83卷第1、2期連載，1991年7、8月，與余貴林合著。
37、《北宋宦官與政治》，載鄧廣銘等主編《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河北大學出版社1992年8月版。
38、《南宋宦官權勢的削弱》，載《中州學刊》1992年第3期。
39、《吳曦叛宋原因何在》，載《天府新論》1992年第5期，載《吳吳研究資料選編》，甘肅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７月版。
40、《宋真宗劉皇后其人其事》，載鄧廣銘等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河南大學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41、《兩宋無內朝論》，載《河北學刊》1994年第1期。
42、《論宋代的皇權和相權》，載《四川師范大學學報》1994年第2期。
43、《宋代鹽泉蘇氏剖折》，載（臺灣）《新史學》第５卷第１期，1994年3月。
44、《兩宋火葬何以蔚然成風》，載《四川師范大學學報》1995年第2期。
45、《兩宋時期的義冢制度》，載漆俠等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河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1月版。
46、《宋代喪葬習俗舉隅》，載宋晞主編《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印行，1996年3月。
47、《兩宋時期的喪葬陋俗》，載《四川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
48、《遼宋西夏金時期少數民族的喪葬習俗》，載《四川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
49、《兩宋婦女的歷史貢獻》，載《社會科學研究》1997年第6期。
50、《宋元時期的仁壽——崇仁虞氏家族研究》，載《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研討會論文集》，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印行，1998年6月。
51、《遼宋西夏金時期少數民族的婚姻制度與習俗》，載《社會科學研究》1998年第6期。
52、《遼宋西夏金時期少數民族婦女的生活》，載《四川師范大學學報》1999年第3期。
53、《北宋亡國的緣由》，載《西南民族學院學報》第20卷《歷史·旅游專輯》，1999年10月。
54、《北宋亡國與權力膨脹》，載《天府新論》2000年第1期。
55、《論北宋晚期的士風》，載《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00年第2期。
56、《靖康內訌解析》，載《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
58、《宋徽宗角色錯位的由來》，載《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
59、《關于建中之政》，載《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第6期。
60、《兩宋時期的性問題》，載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編《唐宋女性與社會》，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8月版。
61、《宋徽宗初年的政爭》，載《西北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
62、《范成大治蜀述論》，載《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5期。
63、《澶淵之功數第三——北宋樞相王繼英事跡述略》，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主辦“紀念澶淵之盟一千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04年12月，濮陽市。
64、《論北宋前期的都部署問題》，載《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參考資料 >
張邦煒.微信讀書.2024-04-01
張邦煒.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2024-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