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修志，商人、收藏家，加拿大華裔，出生于日本關西。早年經商，熱衷于開飛機、游艇、灌唱片等；現退休，癡迷于收藏古宅。
引言
黃修志
商人、收藏家
檔案
加拿大華裔，出生于日本關西。早年經商，熱衷于開飛機、游艇、灌唱片等；現退休，癡迷于收藏古宅。
從上海市往附近水鄉小鎮幾條路，黃修志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他摻雜了上海方言和粵語的普通話本來不好懂，可是司機還是很快明白了他的指路方式，因為兩人知道的近道幾乎一樣多。車繞吳江同里鎮而過，大片的新建別墅在湖水襯托下很耀眼，這樣的景物是黃修志最不喜歡的:“全部是千篇一律的新房子，住在這里，什么歷史感都沒有，而且，最要命的是，為這種房子拆掉了多少有故事的老宅子。”盡管他的理論和一般呼吁保護老宅子的專家都是一樣的老調，口氣也有幾分相似，但是再往下聽，就完全不同了：黃修志的方法是，在老房子拆遷前找到負責拆房子的人，整幢收買下來；然后把整幢舊宅做好編號，細致拆解下來；最后運到他自己選中的水鄉空地中完全原樣搭建——再造老房子就是他最好的享樂。目前他已經從上海市和附近地區完整地搜集了150幢老宅子，其中包括海寧市的徐志摩故居，上海寧海西路的杜月笙故居，以及靜安寺。而目前已經建好的“僅僅2%左右”。多數還在倉庫里等待著重見天日。 “不著急。”黃修志很有信心，他養了一個20多人的完全由老手藝人組成的施工隊，“慢工出細活。”每天練習詠春拳的他覺得自己可以活到100多歲，完全可以看見這些老宅重新落成，“而且，修建的過程比房子建成要有趣多了”。他非常享受這種日子，天氣好的時候，一周從上海市趕來同里鎮至少有三四次。
晚年享受
德國一家電視臺跟蹤了黃修志3年，將他收藏老宅子的故事拍攝成紀錄片，那里稱呼他為“Mr. Huang”，于是，很多外國人來上海都想拜訪這位神秘“Mr. Huang”。出生在日本、成年后一直在加拿大、美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地區做生意的黃修志和這些西方來客很容易溝通，1994年他決定在上海定居，享受退休生活，2000年他開始了收藏老宅、易地重建的工作，“很多在國外認識的人路過上海，都來拜訪我，問我干什么呢”。他把自己最早收藏并在郊區修復的一幢乾隆的老宅拿出來亮相，“大家都很崇拜我”。他的一位在美國的議員朋友對他的工作肅然起敬，“說我修的房子比他的國家年齡還大”。這樣，黃修志獲得了空前的榮譽感。“如果我還像以前一樣玩跑車，灌唱片，估計大家不會那么尊敬我。我總不能和他們吹噓我在上海市買了幾輛法拉利吧。”而他自己，是在無知中開始這項工作，在過程中沉進去的。 1994年初到上海，就知道上海是個享樂之地，在貴都酒店一住半年，“住到酒店所有的服務員都認識我為止”。后來才慢慢發現這個城市的真正樂趣，在上海圖書館的收藏展覽中發現他父親的名字，是對他有刺激性的一件事。“好像是上天的安排，讓我喜歡上這里新舊摻雜的一切。”幾年下來，由最初的不會漢語，變成了今天動不動就引用陶淵明的人——背后是骨子里的沉迷在那些他不太懂，卻甚喜歡的遺失久了的文化。 2000年，他開始了收藏老宅的過程，“也是碰巧，那幾年城市發展快，到處都要拆遷，很多地方不屬于文物保護范疇，可是，卻又是明明白白有歷史、有故事的老宅啊”。海寧市的徐志摩故居有兩處：一處是徐家后來居住的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已經作為旅游景點開放；另一處則是徐的出生地，雖然是明代建筑，但是已經住滿了陌生人，當地政府覺得沒必要保持兩處故居，傳來拆遷的消息，“我們的人第一個趕到，出價100萬元買下了9幢徐家的老房子”。那些房子一拆就是4個月，因為要盡量做到編號詳盡，不能出錯，結果在拆遷過程中，又發現附近一條街上的68間舊宅都值得保留，最后干脆痛痛快快買下來，“那大概是我生平決定最快的一樁買賣”。
目前這條街道，和龐大的徐志摩故居都還藏在同里鎮的倉庫里，因為還找不到安置它們的地方。早先在上海朱家角鎮修建了龐大的“藝文古村”，可是那里最近開始蓋別墅群了，于是不得不重新找地方，“正好同里的領導喜歡我的老宅收藏，把我安置到這里來了”。
穿過同里古鎮層層疊疊的老房子新房子，黃修志的醉楓園就藏在公路邊，原址是一塊苗圃，所以有很多老樹，“就是為這些樹選擇了這里”。目前在整片區域采用了傳統的蘇州園林布局，50畝的地皮上準備安放七八處民國初年的舊宅，點插一些亭子和長廊，唯一不同于傳統園林的是，沒有高大的圍墻，“一是沒有找到那么多舊圍墻來復原，二是寧愿選擇樹來做隔離”。高大的云杉和層疊的喬木確實把公路的喧囂和園林里的寧靜隔離開了。本來只有20多名老工人，而且分散在各處，園林里益發安靜，只有水塘里養的鵝鴨在嘎嘎亂叫。園林即使修好，黃修志也不打算開放，這些房子原來就是住家或者私人聚會的場所，“不是旅游點，哪里能經得住那么多人來踩踏”。他對自己的古宅甚是愛惜，因為地板、梁柱很多已經是經過八九十年的舊物，“不比旅游點那些水泥外面搭上假木門窗的仿古建筑”。從門里走進去，石板路是在他指導下修建的，“中間放碎石子而不是細沙，這樣螞蟻就爬不出來”。這是根據他在加拿大的自家花園的修建經驗建造的，“好像把自己各種年齡對房子的經驗和喜愛重新拿來過了一遍，又重新活了一回”。有些石塊是當年的墓碑，其中一塊寫著“女冢”，黃修志顯然是加以研究過:“要么是當年大戰亂后的無名死者太多，要么是某大戶人家里給家中女仆的墓地標志。”黃修志在老房子的重新復原上就沒什么發言余地了，他充滿敬意地看著他的師傅們給一間茅根亭子鋪頂，這些師傅來自江蘇省某貧困地區，只有他們那里尚存此種手藝。可是他們當中最年輕的也有60多歲了，前些年還有個80多歲的老頭做領班，可是現在已經不在了——“我干脆把他們都聚攏在我這里，每人發高工資，在這里養老算了。”木匠棚里，60多歲的老工人正在刨一塊樟木，準備修復幾盞老宮燈，黃修志不明所以地拿起木頭聞來聞去，老木工細心地給他講樟木的習性，他得意地大笑:“這種過程，有幾個人能享受到?”比黃修志小10歲的王加元屬于那種外表很憨厚的人，他是黃修志古宅修建工作的“總管家”，兩人相識于酒桌上，“兩個人喝起糜兒酒來都不醉”。他們只喝古越龍山黃酒的陳年黃米酒，邊喝邊往里加大量姜絲，酷愛品評酒類的黃修志用這種酒和加利福尼亞州的那帕谷某葡萄酒對比。王加元一直在某大型集團工作，到現在他的關系還屬那里，可是黃修志和他的領導熟悉，硬把他“借來”，“我也沒推辭”。喜歡古建筑的王加元說自己心中甚至有點喜悅，一是工程無進度要求，慢悠悠的節奏感很適合他。二是這種精細的活計很考驗一個人的耐心，而建成后的成就感很強。“本來是我最理想的工作。”幾年下來，他已經徹底忘記了原來那種繁雜的事務性工作，“一輩子修復一幢老房子都有成就感，何況我們可能要修復幾百幢呢。”他總結兩人合作的原因:“他有錢，又喜歡，我有時間，也喜歡。”兩個人加起來正是“富貴閑人”的組合。王加元剛開始做的時候沒系統，往往跑到工地上去胡亂找拆遷的人談判，幾年下來，他手中已經有江、浙、滬一帶所有負責拆老房子的人的聯系電話，而他們在準備拆遷一所舊宅前，也會優先聯系他，“我是唯一會整幢買下的人”。可以說，黃修志和王加拿大元是目前老房子拆遷市場上唯一的批發商。隨著舊宅拆遷的增多，目前所有老宅拆遷總會有一批商人前往，他們或者收購木門窗，或者把里面一些精細的小構件買走，這些材料再被他們轉賣給裝飾材料市場，目前這隊伍十分龐大，甚至有精明的外國商人加入，他們直接購買回家裝修自己的宅子。總之是拆得七零八落后再“分而食之”。而黃修志很不能忍受這種結果，“把老宅子處死，還要分尸”。他有財力，于是委派了王加元去談判，“一般都能獲得勝利”。因為他們是大批發商，但是也會因為那批“零售隊伍”的存在而遭受競爭價格，“人家拆遷的人也不是傻子，他們會盡量在兩者間制造高價格”。買杜月笙寧海西路的老宅子就是這樣，因為那里被改造成綠地，推土機等在旁邊，所以這座建成于上世紀30年代的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在劫難逃。那也是王加元所有的100多幢收集物中最好的一幢，“客廳是黃金榮贈送的，當中的大梁是楠木，門口是恢宏的羅馬柱，門廊上雕刻滿了各種不死鳥的圖案，我們看見了，不管抬價到了哪一步，都承擔了”。結果旁邊等著搶購的大批小商人失望地走了，因為收購價格高昂，后來人們一直謠傳杜宅是被杜的兒孫輩收走了——黃修志哈哈大笑，他確實為修復宅子的原貌去加拿大找過杜的七兒子杜維善，“請他想當年的原貌究竟是什么樣的”。相比之下，靜安寺的大雄寶殿得來就不費工夫，“靜安寺太有錢了，他們決定把整體建筑推掉重新修建”。靜安寺的建筑在他看來并不優秀，但是大雄寶殿等特殊的結構還是很讓他動心。在拆掉前，黃通過關系認識了方丈，“當時因為是廟宇建筑，也沒什么人敢來搶購，被我們撿了個現成便宜”。在佛前燃了幾炷香后，他們開始了龐大的登記拆遷過程，僅編號就用了近一個月，而運輸到同里鎮更費周折，10噸重的卡車不知道跑了多少趟。 7年下來，整個拆遷和復建都已經有了心得，醉楓園中有一幢龐大的四進的“時宜堂”，原是位于上海南市皮草商會的公所，里面豎立于1927年的碑上雕刻當年重新整修的所有人的名單，王加拿大元說實在很精美，光是那次重修就花了1.5萬大洋，可是他們看見時里面已經住了幾百戶人家。 “我們花了幾周時間登記每塊木梁和磚雕的位置所在，然后在空地上做搭建實驗，最后選在這塊地方重建，利用這里原來的幾棵古松，結果只用了幾周時間就建好了。”工程猶如搭一個繁瑣而豪華的積木，由于利用了周圍的池塘和古松等自然條件，所有來參觀的人都以為這房子至少是很多年的產物。黃修志得意于里面的半中半西裝修，“完全是照原來樣子恢復的，當時已經流行西式樓梯和貼墻線條”。而這樣的恢復，使他可以對過去的生活充滿想象，“小廳肯定是某群皮貨商們的私下聚會場所，吸著鴉片，喝著花酒”。他喜歡老宅的最主要因素，是那里面人的生活，走在修復的宅里，“感覺和原宅里的那些人一起重新活了一遍”。有些墻上的“文革”標語，他也刻意保留下來，“都是不同時代的歷史痕跡”。工藝和技術是他另外的熱愛，由此也生出了對手藝人的熱愛。從海寧市收回的一座泡在油桐里的木橋，好不容易找到一群修木橋的工人，他們說，老板，只要保證我們吃住就可以了，我們已經20年沒修建過木橋了，現在全是水泥橋。黃修志聽得差點哭出來。長廊上的柱子一概采用當年的漆方式，工人是從蘇州市鄉下找回來的，“都先用麻布包上幾層，再進行髹漆”。因為這樣可以保證柱子一般粗細。而這樣的活計已經沒幾個人會干了，“我要把整個工藝做成說明寫下來”。他覺得再過些年，隨著這批老工匠的消失，不會有人會這門手藝了。他自己的兒子在上海市的新天地里開設了一家上海最昂貴的牛排館，對父親做的事情不感興趣。黃修志說:“他和我女兒都說，爸爸，你死后把這些捐獻掉，我們不喜歡你的這些東西。”黃修志的享樂選擇 其實最早回上海準備養老的時候，他并沒有這么明確的打算。“那時候和別人一樣，買了套市中心的大宅子，布置了一個大花園，從天津市請來一個園丁，天天坐在花園里曬太陽。”滿屋子的歐洲燈具，小巧、豪華。后來發現了復建老宅子的樂趣，比這種安樂窩要有趣多了。另一個義無反顧的原因是，他年輕時把各種花樣都玩夠了，“只有這種帶有重大意義的工作沒做過”。年輕時候，黃修志說他自己開飛機、玩游艇、灌唱片，開飛機穿過英吉利海峽時，輪架出了問題，“冒險沖在草坪上，跑過來的消防隊員把飛機頭部切開，才把我搶救出來”。現在還有當年他自己灌制的唱片留存，封面上的人大鬢角，酷似“埃爾維斯·皮禮士利”，“我唱爵士樂，現在在酒吧里，我還經常上去搶菲律賓歌手的話筒”。現在他并沒有改掉年輕時的種種放縱習慣，見面那天，他的日程表安排得極滿，早晨7點去同里鎮，14點去朋友家的花園洋房喝下午茶，晚上參加新加坡交響樂團在上海音樂廳配老電影《小玩意》的樂隊演出，“我是嘉賓，和孫中山的孫女作為第一對場”。說起來滿面得意之色，而這之后，還要去新天地的酒吧狂歡，“每天只睡4小時，我喜歡燈紅酒綠的場合，人在欲海，身不由己”。盡管已經是別人眼中的頤養天年的年紀，可他還是不肯滿足，“正是燈紅酒綠，才能普度我這種迷途人”。也許就是因為年紀大，才盡力地抓住每一點時間享樂——每天晚上，也是非常寂寞的時刻，“都會想還有什么沒玩的，想來想去沒有了”。而新添的收藏修復老宅子，在他看來，只不過是他在眾多愛好中新發明的一個特殊愛好。“花時間，花錢，和別的愛好沒什么兩樣，但是多了些想象歷史的空間。”盡管別人眼中覺得奢侈，可是在黃修志看來，這種奢侈非常值得，“等我老的時候，躺在醫院的病床上打吊針，那時候你就會發現自己什么都帶不走，唯一帶得走的就是驕傲。而修復老宅子，肯定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驕傲的事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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