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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經濟是指除了國有和國有控股經濟、外商和港澳臺商獨資及其控股企業以外的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統稱，其主要成分是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和農民專業合作社。

1942年毛澤東在《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一文中使用了“民營的經濟”一詞，指出：“只有實事求是地發展公營和民營的經濟，才能保障財政的供給。”改革開放后，中國逐步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促進了民營經濟在改革的背景下應運而生。民營經濟發展反映了中國市場經濟的逐步形成和發展，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主要階段。民營經濟發展具有顯著的空間不均衡性，總體呈東一中一西梯次發展。表現為東強西弱、南強北弱等區域特征，以及在京津冀、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重點區域高度集聚發展態勢。

民營經濟為推動中國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民營經濟的發展有利于企業產權多元化和產權明晰，從而有利于政企分開、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民營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

概念

界定

對于“民營經濟”一詞，尚未有權威定義，理論界對“民營經濟”這一概念一直存有爭論，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末期，學術界對民營經濟的含義有過一次大的討論，但是并沒有達成一致的結論。關于民營經濟的范圍，經濟學界對民營經濟的觀點是：

廣義的民營經濟是除了國有和國有控股經濟以外的所有制形態；狹義的民營經濟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集體經濟、外商投資經濟、港澳臺投資經濟。也有學者認為，“民營經濟”是相對于國有經濟而言，指由民間個人及社區興辦的各類企業總稱，包括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鄉村集體企業等（統稱民營企業），不包括國有企業、國有控股企業、港澳臺及外商投資企業。雖然民營企業有多種形式，但它們有一些共同特征：在計劃經濟時期，它們在計劃體制之外開辟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在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期，它們又處在掌握資源的政府直接控制之外，以自身的力量參與市場競爭。狹義的民營經濟則不包含港澳臺投資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

發展歷程

起源

“民營經濟”一詞的內涵爭議主要在于對“營”字的解讀上。由于民營經濟概念產生于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踐。“民營”一詞最早出現在王春圃于1931年出版的《經濟救國論》一書，他把民間經營的企業稱為“民營”，與之相對的是國民黨政府經營的“官營”企業。1942年，毛澤東在《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一文中使用了“民營的經濟”一詞，指出：“只有實事求是地發展公營和民營的經濟，才能保障財政的供給。”這里是把“民營”與“公營”相對使用的，因為當時還沒有取得革命勝利，根據地沒有國有經濟，只有公營經濟，但含義上相當于國有經濟，當時的營”既包括私人經濟也句括各種合作社經濟。

在新民主主義時期，中國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恢復過程中一度獲得良好的發展，但很快就隨著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運動而轉變成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組成部分。改革開放后，中國民營經濟從無到有地產生、發展、不斷壯大，并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民營經濟發展反映了中國市場經濟的逐步形成和發展過程，可以分為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主要階段。

改革開放前

1949年前的民營經濟發展緩慢。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私營工商業戶約計130多萬戶，獨資及合伙組織占絕大多數，其中公司組織僅為極少數。新中國成立后，為了恢復生產，國家對民營經濟采取了較寬松的態度，承認其地位，維護其發展。

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首次對私營經濟做出原則性規定。即“凡是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私營經濟事業，人民政府應當鼓勵其經營的積極性,并扶助其發展”；“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這一政策確立了民營經濟的法律地位，是民營經濟產權的法律保障。1949年至1952年是國民經濟恢復的關鍵時期，此時的民營經濟對增加就業、恢復國民經濟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因此政府對民營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同時，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政治背景也使得調整工商業，特別是調整公私關系，具有更深層次的政策意義。這一階段民營經濟的主要形式是個體工商業和私營企業。

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起，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被看成異己力量，民營經濟被視為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受到排擠、限制或打擊，到改革開放前夕，以國有企業為主的公有制經濟幾乎占據所有經濟領域。因1958-1960年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困難，中央政府在1961年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在這次調整中，政府在強化宏觀計劃管理的同時，不得不允許城鄉居民搞一點自由貿易，以調劑余缺，緩解物資的貴乏和人民生活的困難。由于運用了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的作用，國民經濟逐漸回到了平衡發展的軌道上。

1976年以來，由于政策相對放開，在社會的底層，私營經濟又重新出現。地方政府對私營經濟在原則上采取了“看一看”的態度，主要以政策性規范為主，各地的具體政策措施很不統一。此階段，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受到了政策和地方政府態度的影響，基本上沒有什么法律上的依據。

改革發展階段

民營經濟萌芽于社隊企業，1978年以后，社隊企業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并演變成后來的鄉鎮企業。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社隊的多種經營是社會主義經濟”。1979年7月，國務院頒布的《關于發展社隊企業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賦予社隊企業合法的身份，并對社隊企業的所有制、經營管理、稅收、分配等十八個方面做了明確規定。特別是在農業耕作上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釋放出大批農業勞動力，為社隊企業的發展提供了資金積累和勞動力來源。

1981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廣開就業門路，搞活經濟解決城鎮就業問題的若干決定》規定：“對個體工商戶，應當允許經營者請兩個以內的幫手，有特殊技藝的可以帶5個以內的學徒”。這個規定實際上允許個體戶雇工，雇工可以在7人以內。這就是后來規定“雇工在8人以上叫私營企業”的由來。

1982年，黨的十二大提出，鼓勵和支持勞動者個體經濟“作為公有制經濟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適當發展。1982年12月，全國人大五屆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城鄉個體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1987年黨的十三大提出，私營經濟“也是公有制經濟必要和有益的補充”。1988年4月全國人大七屆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增加了“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確定了私營經濟的法律地位和經濟地位。同年6月，國務院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私營經濟在法律上得到正式承認。

這一階段的特征是以鄧小平南方談話為標志到世紀之交，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民營經濟從少到多、由弱趨強，并進入快速國際化發展階段。

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提出“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存在和發展”。

從1992年中國民營經濟發展駛入了快車道，并真正融入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1997年黨的十五大把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為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并明確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1999年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規定：“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黨對非公有制經濟認識上的這一重大突破，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理論和制度保證，注入了強勁動力。從1992年至2002年，民營經濟逐步成為國民經濟新增長點中的亮點。

政策統一

2002 年11 月，十六大明確提出，“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提出消除體制性障礙、放寬非公有制經濟的市場準入。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把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在市場競爭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十七大提出，“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推進公平準入，破除體制障礙，促進個體、私營經濟發展”。

2004年全國人大十屆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規定：“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并對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2005年國務院頒布了《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這是中國建國以來第一部全面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性文件。中國關于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和法律法規體系已基本形成。

2007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該法案歷時13 年的修改，是國家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確對公有財產和私有財產給予平等保護。2007年10月，十七大首次提出“兩個平等”思想，要求“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2010年5月，國務院又頒發了《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務院出臺的第一份專門針對民間投資的政策文件。對民營經濟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和消除市場投資壁壘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經濟進入新一輪調整期，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民營經濟迎來了一個新的歷史機遇。2012年11月，十八大提出了“三個平等”思想，包括“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要素平等使用被提高到戰略高度。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兩個都是”的重要論述：“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強調“要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廢除對非公有制經濟各種形式的不合理規定，消除各種隱性壁壘，制定非公有制企業進入特許經營領域具體辦法”。大會還明確提出：“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此后，不斷推進平等保護各類所有制經濟產權的法治化進程。

2014年10月，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健全以公平為核心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加強對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自然人財產權的保護，清理有違公平的法律法規條款。”“兩個不可侵犯”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為民營企業創造了更加有利的制度環境。2017年，十九大重申“兩個毫不動搖”。同時，第一次在重要會議和文件上使用“民營企業”這個詞，代替了“非公有制經濟”和“民營經濟”傳統的提法。2017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界定了優秀企業家精神的內涵，提出了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的政策舉措和制度安排。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但社會出現了“消滅私有制論”、“民營經濟離場論”、“新公私合營論”、“加強企業黨建和工會工作對民營企業進行控制”等各種不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言論。在關鍵時候，中央召開民營企業家座談會，再次表態國家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堅持，高度肯定了民營經濟的作用，并以“自己人”來定位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穩定了民營經濟發展環境。2018年12月20日，民營經濟當選為2018年度經濟類十大流行語。

快速發展階段

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營造更好發展環境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的意見》，圍繞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推動民營企業改革創新、轉型升級、健康發展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

2020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新時代民營經濟統戰工作的意見》提出：“民營經濟作為中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始終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經濟基礎。”

2023年7月，出臺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部署了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重點任務，包括持續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加大對民營經濟政策支持力度、強化民營經濟發展法治保障、著力推動民營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促進民營經濟人士健康成長、持續營造關心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社會氛圍。與此同時，國務院和有關部門根據經濟形勢變化和民營經濟發展需要，出臺了一系列穩住經濟、促進投資、減稅降費等政策措施，努力為民營經濟健康發展創造良好宏觀政策環境。此后，中央編辦正式批復在國家發展改革委內部設立民營經濟發展局。作為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專門工作機構，民營經濟發展局旨在加強相關領域政策統籌協調，推動各項重大舉措早落地、見實效。截至2024年9月底，中國實有民營經濟主體總量達18086.48萬戶，占經營主體總量的96.37%，同比增長3.93%，10余年間增長超4倍。其中民營企業5554.23萬戶（同比增長6.02%）；個體工商戶12532.25萬戶（同比增長3.03%）。截至2025年1月底，民營經濟主體總量占經營主體總量的96.4%。一季度中國新設民營企業197.9萬戶，同比增長7.1%，超過2022年-2024年三年平均增速，中國新設個體工商戶394.9萬戶。2025年5月，國家稅務總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25年前4個月，民營經濟發展穩中向好，市場活力持續提升，中國民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享受支持科技創新和制造業發展的主要政策減稅降費及退稅3518.8億元，占比達64.6%，是稅費優惠政策的主要受益對象。增值稅發票數據顯示，2025年前4個月，民營經濟經營主體銷售收入同比增長3.6%，比全國企業銷售收入增速高0.9個百分點，占中國企業銷售收入比重71.3%。分行業看，制造業、高技術產業民營企業銷售收入增長較快，增速均高于中國同行業平均水平。同時，吸納就業人數穩步增長。截至4月底，民營企業繳納醫療保險費和養老保險費的人數同比分別增長1.6%和0.9%，占全部企業職工繳費人數近八成，為穩就業發揮重要作用。此外，2025年前4個月，中國民營經濟涉稅經營主體數量同比增長7.6%，新辦經營主體保持增長，市場活力持續提升。2025年6月27日，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公布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5月底，中國實有民營經濟組織1.85億戶，占經營主體總量的96.76%，同比增長2.3%。其中，私營企業數量突破5800萬戶，同比增長5.2%。個體工商戶已達1.27億戶，同比增長1.0%。

空間分布的特征

民營經濟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民營經濟發展活躍度與區域經濟發展質量水平相關。中國民營經濟空間差異顯著，突出表現在東強西弱、南強北弱等區域特征，以及在京津冀、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重點區域高度集聚發展態勢。

四大區域板塊中東部民企經濟規模過半

長期以來東部沿海地區民營經濟發達，中西部及東北地區民營經濟體量相對較小，發展質量效益也不如東部沿海地區。從民營企業法人單位和從業人員數量看，2018年，東部地區民營企業法人單位和從業人員數量均超過半數，分別占全國的59%和56%；中部地區占比分別為20%和22%；西部地區占比分別為17%和18%；東北地區占比均為4%。

2018年民營企業500強中，東部地區有390家企業人圍，占78%；中部、西部地區分別有53、43家人圍，占10.6%、8.6%；東北地區只有14家人圍，占2.8%。從2018年500強企業整體營業收入來看，東部地區為2345.75萬億元，占比為82.3%，較上年增加0.18個百分點；中部地區營業收入規模1.94萬億元，占比為6.8%，較上年下降0.17個百分點；西部地區營業收入規模2.15萬億元，占比為7.54%，較上年下降0.34個百分點；東北地區營業收入規模0.96萬億元，占比為3.36%，較上年增加0.33個百分點。從整體資產規模分布看，東部地區同樣占據絕對優勢。

相比之下，東北地區民營經濟下行趨勢明顯。從民營企業法人數量及從業人員數量占比情況看，相比2013年，2018年東部和中西部地區基本保持穩定，而東北地區兩項占比均下降了2個百分點。此外，2013~2018年，東部和中西部地區民營企業法人數量均增加96%以上，東北地區增量較少，增加37.88%；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民營企業從業人員數量均有小幅增長，分別增長7.23%、5.56%、4.80%，東北地區則出現了3834%的減少。

南多北少、南強北弱

自2013年以來，南北方經濟主要表現為南北經濟分化顯著，經濟發展中心南移進程加快。經濟增長“南快北慢”，南方的經濟增長增速從2013年開始超過北方且南北差距不斷拉大，2018年北方增速為6.3%，低于南方1個百分點。同期，經濟份額也出現“南升北降”，南方與北方經濟份額占比差距由2013年的14.8個百分點擴大到2018年的23個百分點。民營企業數量及創新能力更是“南強北弱”，2018年南方地區企業法人數量是北方地區的1.9倍，南方地區企業研究與實驗經費支出占生產總值的比重是北方的1.5倍。南北方經濟分化很大程度上也表現在南北方民營經濟發展分化的特征上。

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等發展強勁

2018年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加總的民營企業法人數量和從業人員數量占到全國的50%和45%。從民營企業法人數量來看，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分別占三區域總和的24%、46%和30%，相比2013年，三區域民營企業法人數量均出現較快增長，其中珠三角增幅最為迅速，5年間增長了186.1%，京津冀和長三角分別增長了88.3%和67.9%。從民營企業從業人員數量來看，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分別占三區域總和的18%、48%和24%，相比2013年，珠三角占比上升了2個百分點，長三角占比下降了2個百分點。相比于民營企業法人的迅速增長，民營企業從業人員增長速度相對較緩，2013—2018年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新增民營企業從業人員分別為6.6%、5.6%和23.2%。

2018年民營企業500中，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共有308家企業人圍，占全國的61.6%。從人圍企業的整體營業收入來看，長三角最高，為9.7萬億元；從整體資產總額來看，珠三角最高，為9.9萬億元。2019年民營企業500強中，參與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長江經濟帶發展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分別有89家、152家，100家和97家，分別占500強企業的17.8%、30.4%、20%和19.4%。

民營經濟的作用

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礎

中國登記在冊的民營企業數量已由2012年底的1085.7萬戶增長至2023年5月底的5092.76萬戶，同期民營企業在企業中的數量占比也由79.4%提升至92.4%，是中國經濟發展當之無愧的主力軍。“56789”常被用來概括民營經濟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即民營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事實上，民營經濟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作用不止如此。如在稅收上，自2012年至2021年，民企稅收占全部稅收比重已從48%上升至59.6%；在外貿上，民營企業自2019年起成為中國最主要的外貿主體，2022年民營企業的進出口規模占進出口總值比重超過50%；在就業上，私營工業企業吸納就業人數占比已由2012年的32.1%上升至2022年的48.3%。可見，民營經濟是穩定中國經濟發展大局的重要力量。

民營經濟不僅具有數量優勢，在助推高質量發展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中國民營科技企業占全國高新技術企業數量的50%左右，全國65%以上的發明專利、70%以上的技術創新和80%以上的新產品都來自民營企業。與此同時，民營企業在推動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上也在發揮巨大作用。2023年中國“四新”經濟民營企業已經超過2500萬戶，新經濟新業態保持強勁發展態勢；在2022年中國新經濟企業500強中，民營企業數量已經達到407家，占比高達81.4%；在2022年全球最具創新力的50家公司中，中國上榜的7家企業全為民營企業。這一系列指標也充分說明民營經濟對中國創新發展能力提升的重要意義。

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生力軍

推動高質量發展，離不開民營經濟。中國民營企業蓬勃發展，民營經濟從小到大、由弱到強，有力推動著經濟社會發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創造了高速增長的經濟奇跡，民營經濟功不可沒，并成為保障民生、促進創新、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生力軍。

一方面，民營經濟是先進社會生產力的代表。民營經濟雖然在發展初期具有“先天不足”的劣勢，但發展活力足，兼具實力、活力、競爭力與潛力，成為中國技術變革和創新的重要力量。中國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來自民營企業，民營經濟本身是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組成部分，不少民營企業還通過引領技術變革賦能高質量發展，這使得民營經濟不僅是個體生產與經營能力的代表，更對國家發展全局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高質量發展不僅不能離開民營經濟，還要充分激發民營經濟的賦能效應。

另一方面，民營經濟是穩發展、拓新局的重要力量。在國際世界環境日趨復雜嚴峻、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背景下，民營經濟彰顯了中國經濟韌性。民營企業憑借高質量的產品、靈活的商業模式等優勢，表現出強勁的發展活力，為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穩住外貿基本盤、穩定世界市場份額、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民營經濟有助于加快國際競爭新優勢的培育，助力中國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民營企業通過技術革新和管理創新，不斷優化出口結構，積極開拓國際市場，使得民營經濟不僅是高水平對外開放的中國名片，也是中國對外貿易轉型升級的先導力量。

市場經濟的重要活力

民營經濟具有靈活性、創新性和競爭性顯著特征，是市場經濟的重要活力細胞。民營經濟是天生的市場經濟，是經濟發展活力的晴雨表，更是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改革開放以來，在歷次改革浪潮中，民營經濟總是充當著弄潮兒的角色，為中國經濟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和活力。特別是在當前的宏觀環境下，民營經濟的作用和影響更加顯著。民營經濟以其靈活性和適應性快速適應市場需求變化，能夠更好應對復雜多變的經濟環境，因而在經濟波動時具有一定的抗風險韌性。同時，民營企業的興衰也直接影響市場的活躍程度，關系到整個經濟體系的健康運行。

中國民營企業的創新投入持續增長，創新質量顯著提升，發明專利數量與質量不斷突破，成為推動科技創新的重要力量。據中國工商聯發布的《中國民營企業社會責任報告（2022）》，中國民營企業數量在全部企業數量中占比超九成，申請專利數量以及有效專利數量分別占比在八成左右，是吸納就業、創新發展以及推進鄉村振興的重要陣地。現在，隨著自身發展質量的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進入高新技術領域和新興領域，并已經在新經濟、新技術、新業態中處于領跑地位，為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強支撐。

主要問題

中國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法規促進民營經濟的發展，通過優化營商環境的改革措施優化民營企業發展環境，多措并舉支持民營企業困發展，民營經濟整體穩步壯大。受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影響，中國民營經濟發展仍然面臨一些困難和挑戰。

改進辦法

不斷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

營商環境是企業生存發展的土壤。好環境成就好企業，提振民營經濟發展信心重在優化環境。中國營商環境在全球的排名從2013年的第96位提升到第31位；企業開辦時間由一個月以上壓縮到目前的平均4個工作日以內；從2013年大力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以來至2022年4月，國務院累計取消和下放1098項行政許可事項。

法治建設提供重要保障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民營經濟領域的法治建設工作，在立法、執法、司法等方面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為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制定規則、保駕護航。

強調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著力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恪守契約精神，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

切實優化民營企業發展環境。破除制約民營企業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的制度障礙，從制度和法律上把對國企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從政策和輿論上鼓勵支持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壯大，完善公平競爭制度，反對地方保護和行政壟斷，為民營企業開辟更多空間。

2023年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舉辦新聞發布會，發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優化法治環境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指導意見》從六個方面對審判執行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主要為：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合法權益、維護統一公平誠信的市場競爭環境、運用法治方式促進民營企業發展和治理等、

鼓勵引導民營企業改革創新

隨著外部環境條件變化，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民營企業要持續健康發展也必須深化改革創新。要繼續鼓勵有條件的民營企業建立健全治理結構合理、股東行為規范、內部約束有效、運行高效靈活的現代企業制度，優化業務流程和組織結構，推動質量、品牌、財務、營銷等精細化管理，不斷提高經營能力和管理水平。要繼續支持民營企業開展科技研發和技術改造，鼓勵民營企業獨立或與有關方面聯合承擔國家各類科研項目。

各級政府組織實施科技創新、技術轉化等項目要平等對待各類所有制企業，繼續向民營企業開放國家重大科研基礎設施和大型科研儀器，在標準制定、復審過程中保障民營企業平等參與。

著力暢通科技創新人才向民營企業流動渠道，在人才引進支持政策方面對民營企業—視同仁。要完善優質中小企業梯度培育體系，推動民營企業轉型升級，引導中小民營企業大力發展實體經濟，走“專精特新”發展之路，形成更多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