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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可羅·馬基亞維利主義（Machiavellianism），是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歷史學家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1469-1527）的一系列政治主張與學說。

1513年，馬基雅維利在其著作《君主論》中提出了一個奪取政權的策略，核心思想就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絕對維護君主至高無上的權威。因此，他的政治主張被資產階級學者稱為“馬基雅維利主義”。在國家的專制統治問題上，馬基雅維利將性惡論的主張貫穿始終，馬基雅維利不贊成亞里士多德所說“人天生就是政治動物”，馬基雅維利在政治生活和政治實踐中，總是把人性看作是惡的。他還主張一種完全的君主統治方法，也可以理解為權術或統治術。

尼可羅·馬基亞維利的社會主義是文藝復興時期政治思想的集中反映，在他的政治思想中，能夠看到對封建教會制度的激烈批判，具有時代性，也具有歷史性，在其思想中可以看到前人的理論和思想，同時也包括對前人的批判繼承，便可以追溯其政治思想和歷史思想的理論背景和理論來源。

起源

馬基雅維利主義（Machiavellianism）是以馬基雅維利的名字命名的，這一概念的提出源于馬基雅維利的政治主張。1513年，尼科洛·馬基雅維利在其著作《君王論》中提出了一個奪取政權的策略，即為了成功不擇手段。他的學說以人性惡論為基礎，認為人是自私的，追求權力、名譽、財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與人之間經常發生激烈斗爭，為防止人類無休止的爭斗，國家應運而生，頒布刑律，約束邪惡，建立秩序。他的核心思想就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絕對維護君主至高無上的權威，這些思想都反映在他的著作《君主論》里面。因此，他的政治主張被資產階級學者稱為“馬基雅維利主義”。

理論背景

尼可羅·馬基亞維利的社會主義是文藝復興時期政治思想的集中反映，在他的政治思想中，能夠看到對封建教會制度的激烈批判，具有時代性，也具有歷史性，我們能夠在其思想中看到前人的理論和思想，同時也包括對前人的批判繼承，便可以追溯其政治思想和歷史思想的理論背景和理論來源。

主要觀點

性惡論

馬基雅維利認為人性本惡，每個人都是避害趨利，每個人多為自己的利益打算不考慮別人的得失，每個人都是一種有情欲的動物。利他主義和公道都是不存在的，人們偶爾行善只是一種偽裝，是為了贏得名聲和利益。人們都是追名逐利的都渴望物質生活上的幸福，都想得到快樂、幸福和權利。這也是尼可羅·馬基亞維利社會主義的關鍵所在，馬基雅維利認為應當把倫理和道德區分開，在政治統治過程中沒有道德可言，君主在實現統治目的時更加不需要道德，馬基雅維利認為作為統治國家的君主應該向獅子和狐屬學習，要兇猛又要狡猾。自然權利以自然法為依據，君主管理國家的方法也必須效法野獸的方法來管理這是馬基雅維利從人性惡的道德倫理中推出。他說身為一個國家的君主不必擁有像誠信這樣的品德，也無需向人們言出必行、誠實守信，雖然如此，但他們必須在外表上裝得集美德于一身，在公開場合表現出愛民如子和仁慈寬厚的樣子。

君主專制是治理國家的唯一方法

在國家的專制統治問題上，尼可羅·馬基亞維利將性惡論的主張貫穿始終，馬基雅維利不贊成亞里士多德所說“人天生就是政治動物”，馬基雅維利在政治生活和政治實踐中，總是把人性看作是惡的。就亞里士多德提出的三種政體而言，君主政體、貴族政體以及民主政體才是具有正當性的，而暴君政體、寡頭政體和群氓政體則是不正當的。要想使政體穩定就要三者相結合，就像古羅馬一樣，由三者相結合，一個統治穩定，有發展前途和未來前景的政體就要像古羅馬一樣按照混合的政體加以組織。一切好的正當運行的國家都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強制的武力。所以除了這種被尼可羅·馬基亞維利看做的臨時彌補性的政體的組織形式以外，君主的暴力也是至關重要的，君主的暴力是治理政權的良藥。他認為想要建立一種秩序一種嚴苛的秩序，君主專制是唯一的辦法。在這種道德淪喪的時候法律己經起不到制約的作用。要想再次建立一種秩序就必須依靠君主依靠君主的最高的嚴格的被人民信服的權利。從而依靠這權利的絕對性來制約、遏制權貴的道德墮落和為權利不擇手段的野心。馬基雅維利一再強調，君主要對當時社會的社會形態和內外部關系要有清楚的把握，并維護守護好自己的國家，努力帶領國家完成繁榮和歷史留下的任務以及去贏得至高的名譽與利益。

統治術應當在君主專制中得到運用

尼可羅·馬基亞維利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第一次公然強調在君主統治過程中可以并應然運用權術的政治思想家。他的思想順應了當時意大利的社會現狀，維護了意大利的統一，同時也批判的中世紀神學政治觀。馬基雅維利主張一種完全的君主統治方法，也可以理解為權術或統治術。馬基雅維利高度贊同法律和軍隊在治國理政當中的重要作用，認為國家法律和國家軍隊是君主制政權組織形式的政治基礎，法律的執行和保障需要國家具有一支強有力的軍人隊伍，極盡忠誠、恪盡職守。尼可羅·馬基亞維利站在歷史前沿，深深認識到了共和國雇傭軍軍制松散、隊伍渙散、腐化不堪，戰斗力低下且飛揚跋扈。鑒于此，馬基雅維利大力提倡改革軍隊制度，組建新的、以市民為主要構成人員的國民軍隊。

馬基雅維利認可陰謀詭計在君主統治過程中的作用，甚至直白的認為君主為達目的可以使用各種方式和手段，馬基雅維利認為君主對于自己的許諾是可以違背的，沒有什么一言九鼎和君無戲言，不必仁慈，也沒有必要受道德約束，就像狐貍與獅子，兇猛而狡猾，馬基雅維利肯定并且鼓勵君主這種為達政治目的不擇手段的做法，因此也受到批判。君主應當依靠的是個人的絕對實力，而不是靠運氣取勝和統治，尼可羅·馬基亞維利建議君主以史為鑒，向前人取法和學習，以史為鑒、以人為鏡，追尋為人的腳步，創造新的偉大的歷史，建立和鞏固自己的政權，并且能夠珍惜。另一方面，君主應當自我主宰而不是聽從命運的安排，命自我定，君主應當駕馭命運，擺脫宗教神學的束縛和壓制。

理論貢獻

在西方文藝復興時期，馬基雅維利以人性惡出發論述的政治與道德的關系，劃分了是否道德和什么為善，什么是惡，不再像以往人們將政治道德混為一談，盡管馬基雅維社會主義飽受爭議，但是我們也不可否認他的重要地位。尼可羅·馬基亞維利政治思想的最大貢獻就在于完全跳出宗教倫理的思想框架，馬基雅維利對政治與道德之間關系的看法是獨樹一幟的，他認為政治不講道德。馬基雅維利拋棄了中世紀經院哲學和教條式的推理方法，不再從《圣經》和雅威出發，而是從人性出發，以人的眼光來看待國家的政治問題，把政治從神學角度拉回到人的世俗生活之中，他的政治思想當中，沒有道德說教，也沒有上帝的啟示，而是引證歷史事實和個人經驗來說明政治問題。他的社會主義對文藝復興時期以及以后的君主們起到了強烈的影響，君主根據其思想集中權利，鞏固國家政治，而不僅僅考慮道德上人們的評論。對人們的輿論起引導和改變的作用，他的政治思想集中反映在《君主論》一書當中，它闡述了離經叛道的觀點。

尼可羅·馬基亞維利關于政治問題核心的看法觀點，第一次把政治看作是純粹統治權的問題，他不是將正義和善這些較為抽象的道德目標作為政治目的，而是看到了法律、軍隊、統治術對于治國理政的重要作用，如何維持統治權、如何實現國家安全和強大才是馬基雅維利要考慮的和關心的問題。馬基雅維利關于國家的概念、國家權力的目的及其構成基礎的理論，也構成了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主要理論來源。馬基雅維利明確的將國家視為一個權利組織，這是對以往政治學家把國家視為正義的或者善的組織的理論觀點的徹底顛覆。尼可羅·馬基亞維利提出國家的根本問題在于統治權而不是追求道德目標的實現，國家的統一、安全和強大才是最重要的。

馬基雅維利的著作用詞通俗易懂、簡單明了，不同于其他深奧的學術著作。馬基雅維利強調的政治權利也就是君主要憑借這種最高的至上的為人民信服的權利，來維護國家來發展國家。而他這種對君主權利的重視對分裂中的意大利具有積極意義，他能夠維護意大利的統一。馬基雅維利絲毫不留情面的抨擊人性的弱點，十分直白的語言論述的是活生生的現實，這種直白和極端成就了他的《君主論》，也成就了他的獨特和偉大。

理論局限

尼可羅·馬基亞維利對待歷史的態度是隨意的，他的經驗主義方法是不自覺的，更不是科學的。馬基雅維利的人性論是粗糙的，以性惡論作為考察政治的出發點也是唯心主義的，不可能揭示政治現象的本質。馬基雅維利主義基本是就是“邪惡”的代名詞，馬基雅維利主義者的政治主張是允許君主不講道德的，對于政治目的的實現是第一位的，究其過程而言君主可以采用任何可能的手段，君主專制的實現考的是無上的權利和高超的權術的運用，政治是無情的、是非道德的。正式由于尼可羅·馬基亞維利的社會主義過于激進和極端，對于馬基雅維利思想的理解和闡釋就很容易陷入到分化的兩極中去，出現很多誤讀和思想上的錯誤。

馬基雅維利對于權力的理解還只停留在把權力作為政治的主要內容和基本手段，他們有考慮權力背后的深層次的階級背景和階級關系，馬基雅維利只是把政治看作是純粹的統治術，這樣就把政治學簡化成了權術論。馬基雅維利過分的強調專制和權利，沒有看的“以德服人”的方面，只是要求用嚴苛的法律和強制的群力約束人民。中國古代有三種管理層次，分別為“不能欺”“不忍欺”“不敢欺”，也是君主應當采用的自上而下的治國策略。顯然尼可羅·馬基亞維利只是看中了“不敢欺”，看到了君主可以用權力來強制人民做事，使人民屈服，但是這種模式下，一旦君主的權力減弱則會造成混亂。我們應該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不是一味地利用武力，這便是馬基雅維利社會主義中具有局限性的地方。

相關研究

2022年3月，本-艾米·沙爾夫斯坦著作出版的《非道德的政治：永不過時的馬基雅維利主義》一書中，沙爾夫斯坦將中、西、印三大文明中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做了較為系統的梳理。它促使人們意識到，馬基雅維利主義是人類構造的一種具有普遍性特點的政治理念。在此基礎上，他致力揭橥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構成性特點，將這一政治意識形態所具有的非道德(amoral)、不道德(unmoral)特性及其成因披露出來，從而十分富有警醒價值的提示人們，僅僅依賴道德傳統是不足以真正抗拒非道德或不道德的政治的權謀詭詐之術的。達到這一目的，需要人們直接切入政治經驗世界，才足以發現掌權者的權力花活，并有效約束和控制權力。沙爾夫斯坦先是對三者進行了分述，為人們確切了解三者社會主義宗旨的一致性奠定基礎。其次是將統合性的馬基雅維利主義涉及的主要政治理論問題，進行系統的梳理和剖析，揭示了這一政治意識形態的基本特征與限制路徑。

“廣義的”馬基雅維利主義

沙爾夫斯坦對三者的描述與分析，建立在自己對這一主義的定義基礎上。他指出，三者在語境上是不同的，它們來自三種不同的文明，而且這些文明之間缺乏交流。但正因為如此，凸顯出不同文明、任何形式的生活中馬基雅維利主義的不可或缺。如果人們不對之有一個深刻的領悟，就很難成就一種政治或倫理學理論，也很難完整理解人類的生產與生活，很難把握政治理論與政治實際的關聯度。為此，他沿循兩條線索來重審“廣義的”馬基雅維利主義：一條是歷史的線索，另一條是理論的線索。前一條線索沿循人類社會進化的軌跡，將“無文字記載的族群”，以王國形式、首領制度、未形成國家的社群、一直到國家中存在的馬基雅維利主義的相關策略勾畫出來。后一條線索則從尼可羅·馬基亞維利主義者的理論闡釋中，彰顯這一策略在三種文明中的共存性與一致性。

就前者講，文明的進化讓善良與殘忍、利己與利他、誠實與欺騙、雄心勃勃與庸碌無為、統治與反抗、正與反同時展示出來。由此將馬基雅維利主義與反馬基雅維利主義同時呈現出來，將道德的政治與非道德的政治一并展現出來，讓人不至于陷入馬基雅維利主義單打一地統率政治生活的絕望之中。就后者論，它是在前者呈現出的文明相似性基礎上展現出來的差異性，而在這樣的差異性中蘊含著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共同性。這促使人們面對不同文明的政治生活中真實的另一面。這是沙爾夫斯坦能夠從政治與道德的視角較為準確地揭示馬基雅維利主義本質的恰當知識預設。這相對于人們一談論馬基雅維利主義就切齒痛恨、深感絕望的心態，要健全很多。

共性與差別

沙爾夫斯坦認為，尼可羅·馬基亞維利式的領導者與民眾的馬基雅維利式傾向是相互支撐的，兩者缺一不可。因此，馬基雅維利主義不是由一個崇信權術和陰謀詭計的領袖人物單方面就能展現的領導做派。這是“政治地理解”馬基雅維利主義的一種必要設定，有力地矯正了那種簡單草率地認定馬基雅維利主義只是領導者個人品質問題的習慣性看法。基于此，他分別敘述了中國古代由商鞅、韓非和李斯為代表、印度以考底利耶的《政事論》為代表、歐洲以馬基雅維利和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為代表的馬基雅維利主義。沙爾夫斯坦借助對三者的分別敘述，著重指出了它們的共同性：首先，三者盡管所處的具體政治環境不同，但卻在政治背景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他們都處在一個國家劇烈改變的環境中，都深懷治國理想、深諳治國之道、對自己充滿自信、自認其方案為強國的不二之選。其次，他們都對人性之惡有深刻的洞察：人性的自我中心、邪惡、惰性、膽怯、報復，構成他們觀察政治中人性的基本視點。因此，國家、尤其是領導者治國理政時，被人民懼怕比起被人民愛戴更為安全些。再者，他們都共同推崇領導者的作用。盡管在這方面三者有很多差別，尤其是中國有儒家的德性政治觀、印度有神高于君主的理念、文藝復興時期有共和的追求，但他們或從領導者個人品質、或從君主有良好的個人素質、或從領導者更具有個人歷練的不同角度，為自己贊美或縱容領導者提供理由。最后，他們都是策略大師。只要他們認為能夠掃除政治障礙，使用骯臟的手段或激發他們想象力的斗爭方法，就都是適當的。只要君王想方設法聚集權力、弱化大臣、獨掌權柄，其獨施獎懲、規避風險、獨享成功，那都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除開韓非子這個例外，這是一種拒絕形而上思考的、簡截了當的政治權謀術。

穿透政治隱秘的巨大功能

馬基雅維利主義之所以在三種文明中均存在且發揮顯著作用，關鍵的原因就在于它穿透政治隱秘的巨大功能。這讓它勝于一切關于政治的道德說教與學理分析：尼可羅·馬基亞維利主義者站在政治的勝利者一方，將聰慧、洞見、靈活、果敢、無情這些極具吸引力的領導者政治品質大大地張揚出來，并使之與人們的政治經驗高度契合，因此成就了一種深度切入政治生活世界的政治理論。這一理論，不受道德說教的干擾，也不受非政治的其他社會要素的阻撓，直截了當地將政治之作為政治的特質展示給人們，讓人們在政治面前產生一種透不過氣來的緊迫感、窒息感和滿足感。這是一種從政治經驗內部看待政治問題的進路，它不理會所有試圖引導政治的、諸如道德、哲學等外部力量。這種談論政治時的干凈利落、直奔主題、無所規避，給人一種理解政治的強烈快意性、興奮感。它不會有借助道德、哲學等外部因素來理解政治時的拖泥帶水、不著邊際和不切實際感覺；它不會囿于學說建構的需要而拘執邏輯規則，它傾向于以觀點、例證和寓言故事帶動節奏，讓人不由自主地進入其中，接受并固執“政治就是如此”的結論。

以歷史的先后為序，沙爾夫斯坦首先對法家的馬基雅維利主義進行了敘述，接著對差不多一千年之后的古代印度馬基雅維利主義政治學進行了闡發，最后則對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的馬基雅維利主義進行了論述。這是他在歷史處境中對三種馬基雅維利主義進行的分別陳述。其具體敘述從相關著作中可以獲知，但有三點尤其值得重視：一是他注重語境的重建，二是他留意尼可羅·馬基亞維利主義者思想中的張力，三是對馬基雅維利主義的精神氛圍高度關注。這讓他保有一種敘述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可靠性與可信性。正是基于這樣的敘述，他認為，盡管很難對整個世界與馬基雅維利主義的關系進行概括總結，但借助三大文明中的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刻畫，已經足以說明，“馬基雅維利主義無處不在”：低級社群、有攻擊型或無攻擊性的酋邦、暴力或反暴力的國家社群、騙子或其他部落、靈長目，無不表現出馬基雅維利主義。馬基雅維利主義，幾乎可以靈長類動物與人群的“本能”目之。

概念評價

尼可羅·馬基亞維利的思想猶如一座充滿奇珍異寶的寶藏，作為后人，既可以拿這些珍寶來琢磨、欣賞，救世利人；同樣也可以拿這些寶藏來欺貧凌弱、肆意妄為。同時我們也不可否認，馬基雅維利的思想確實曾經被許多反動政客利用，并產生了非常負面的影響。阿道夫·希特勒曾經表示，他一直把《君主論》放在枕邊，并從中汲取力量，尋找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法。貝尼托·墨索里尼曾經對人說：我認為，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是政治家的最高指南，至今有生命力。”但無論是希特勒也好，墨索里尼也罷，他們都只是看到了這些計謀，而沒有看到尼可羅·馬基亞維利運用這些計謀的真正宗旨和目的——國家的繁榮穩定與公眾之善。（西方哲人智慧叢書作者金鑫、夏志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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