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松年（1815－1875），字健侯，號鶴，山西徐溝縣郝村（現(xiàn)清徐縣王答鄉(xiāng)郝村）人，清代官吏、文學家、書法家、藏書家。謚號勤恪。
著有《蘿亭遺詩》《蘿藦亭札記》《蘿藦亭文鈔》《論語淺解》《喬勤恪公奏議》等，編有《緯捃》《喬氏載記》等。
人物生平
出身于官宦世家。祖父喬人杰為乾隆三十年（1765）舉人，官至湖北按察使。嗣父喬邦憲為愛新覺羅·旻寧十三年（1833）進士，官至刑部給事中。生父喬邦哲曾任遵化州知州。少時隨父居北京市。
道光十四年（1834）舉人，道光十五年（1835）進士，授工部主事，后任湖南省鄉(xiāng)試副主考，再遷郎中。
咸豐三年（1853），喬松年歷任松江府（今上海市）知府、蘇州市知府，同年八月，他偵知響應太平軍而占據(jù)上海的小刀會與蘇州潮勇秘密聯(lián)系，準備起義，便迅速派兵捕殺了潮勇首領，瓦解了這支準備起義的隊伍。不久，又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幫助下，鎮(zhèn)壓了上海小刀會。喬松年由此被為道員，獎賜花，同時授常鎮(zhèn)通海道。
咸豐六年（1856），喬松年跟隨兩江總督怡良駐守常州市，而此時太平軍攻勢正猛，為遏制太平軍東進，喬松年建議對與太平天國有任何聯(lián)系的人予以堅決鎮(zhèn)壓，防止起義勢力蔓延，因而使得不少人受到牽連遇害。
同治二年（1863），喬松年被任命為安徽巡撫，在第二年走馬到任、駐防臨淮時招募兵勇，重兵設防，加強對捻軍的防范。同年，喬松年、薩爾圖·英翰配合科爾沁區(qū)親王僧格林沁對捻軍進行夾擊，致使捻軍重要首領張樂行、蘇天福等人被害，捻軍遭到了極大損失。
同治五年（1866）喬松年調任陜西巡撫，為對付捻軍，他與前任巡撫劉蓉聯(lián)手，實行堅壁清野，在大小鄉(xiāng)村筑保藏糧，編立保甲，調重兵組成層層防守線，給捻軍的活動和生存造成直接威脅，改變了清軍被動尾隨捻軍的疲勞戰(zhàn)術，最終于同治八年（1869）鎮(zhèn)壓了捻軍起義。
作為忠臣，喬松年對清廷耽竭所能。在咸豐六年（1856）江蘇省省發(fā)生大旱災，喬松年害怕饑民暴亂，便提出賑濟，鼓勵商人將糧食運入江蘇，穩(wěn)定了災民的情緒。并針對戰(zhàn)亂期間江南地區(qū)商品流通不便，便采取了便利可行的鈔票法。咸豐九年（1859）喬松年被題為兩淮鹽運使，他設法招徠鹽商，恢復鹽商貿(mào)易，確保了江北大營鎮(zhèn)壓天平天國的軍餉。而隨著天平天國和捻軍起義被鎮(zhèn)壓后，喬松年轉而治河。但近二十年的軍事生涯和治河工程的艱巨任務，使他身心交，于光緒元年（1875）病逝，清廷根據(jù)他一生的“業(yè)績”，贈其太子少保，謚號勤恪。
喬松年值得肯定是他要求民族自衛(wèi)、堅決抵御外侮的立場。帝國主義列強為了擴大在華利益，他們在協(xié)助清軍鎮(zhèn)壓上海小刀會之后，又步步緊逼軟弱的清朝，英法聯(lián)軍于咸豐六年（1856）借口挑起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作為清廷忠臣的喬松年聞訊后，怒不可遏，立即上書，請求督兵，以抗擊列強。但由于英法利用近代化軍事裝備的優(yōu)勢迅速攻入北京，威逼清政府簽訂了不平等的《北京條約》，因而使得喬松年的愿望未能實現(xiàn)。
作品一覽
喬松年 ? 《新建金河書院記》
國家文治覃敷，士耽誦讀。序之外，郡州邑備有書院以造士。天下書院千有余所，獨吾鄉(xiāng)闕而未舉，邑侯程公來宰此邦，政成民和，四境蒙德，復深念樂育人才，亟謀建書院以教之。鄉(xiāng)人然成風，資趨事，不逾年而告成，以邑中水名名之曰“金河書院”。予竊維隆之世，建長治久安之策者，靡不右文重學，而良吏為政亦率以崇儒興學為先，其故何哉？蓋下之風俗視上所陶成，上以斷擊為治，則民習于爭；上以聚斂為治，則民競于利必；上以詩書為治，然后民漸摩於禮義，而服習于倫常。是故頭會箕斂之法，武健嚴酷之才，非不取快于一時，而以語大道之公、三代之隆遼乎。其無當士者民之表也，未有士而民厚者。《禮》曰：“化民成俗必由學”，又曰：“儒以道得民”，然則上之所以治下，與下之所以待治于上，其本原所在，斷可睹矣。且天下事有似緩而實急，似細而實重者，深識之士見之真而為之勇，當世庸流或竊竊疑以為迂。至于數(shù)十百年后，被其澤，收其效，追溯創(chuàng)始之人，乃嘆其所施設為不可及。以俗吏視書院，必目以細務，置而緩圖。程侯顧毅然為之，既營之于邑城，復營之于清源鄉(xiāng)倘所謂見之真、為之勇者耶。以視宋前廢公治武城縣，文翁治蜀，古今人不相及耶。若夫書院之制，固欲士之游其中者，敬業(yè)樂群，以成其德，非僅砣石乞為時文，以博區(qū)區(qū)之膏火。鄉(xiāng)之秀良倘能弦誦是間，蔚成儒范，以追鹿洞鵝湖之軌躅，庶無負賢侯之意。余異日幅巾歸里，與諸長老扶杖游觀，而升堂講論，其為欣幸，又何可量哉。院以孟冬之月落成，余方治軍壽陽縣，郵寄此文，以諸石，既紀賢侯之盛舉，且最后進之士焉。
歷史評價
形勢的需要將喬松年推上了軍事舞臺，但不可否認的是喬松年也是一個正統(tǒng)的儒者。在戰(zhàn)爭余暇，他閱讀了大量的書籍，同時著書立說。在其《論語淺解》中，喬松年認為治國的根本是對人民實行綱常教育，人人奉行“禮”，便使社會各階層有了各自的行為準則和倫理規(guī)范，人們便不會產(chǎn)生份外的思想和欲望，更不會舉行農(nóng)民起義。并希望從各方面加強對孔子的崇拜，以達到穩(wěn)定封建秩序和封建統(tǒng)治的目的。這是他思想僵化的一面。但同時，喬松年受明清“經(jīng)世致用”的影響，也贊同講求實用、進行變革的觀點。面對國門被開、社會矛盾迭生的現(xiàn)狀，“天朝上國”的弊端完全展露，遮遮掩掩已經(jīng)不能麻醉人們的精神，務實的喬松年同洋務派一樣，主張在中國進行某種程度上的變革，但這種變革只是一點一滴、不觸動政府威嚴的變革。并且主張“君民一體”“民生為先”，反對空洞的口號，提倡切實的行動。
總之，喬松年一生轉戰(zhàn)疆場，為重新整頓清代的封建統(tǒng)治秩序而效力，為鎮(zhèn)壓太平天國、捻軍起義而奔波，是歷史上反動的一面；但在國家主權面臨外來威脅、民族尊嚴受到挑釁時，又能挺身而出，也是值得肯定的。他既是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的劊子手，又是具有民族氣節(jié)的愛國志士，這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塑造的一個典型的忠臣形象。
人物傳記
喬松年，字鶴儕，山西徐溝人，清朝官吏。愛新覺羅·旻寧十五年進士，授工部主事，再遷郎中。咸豐三年，以知府發(fā)江蘇省，除松江區(qū)，調蘇州市。會匪劉麗川據(jù)上海市，省城潮勇潛與通，松年偵知之，白上官誅其為首者。丁父憂，總督怡良奏留，從克上海，擢道員，賜花翎，授常鎮(zhèn)通海道。六年，從怡良駐常州市，署兩淮鹽運使。八年，丁本生父憂，總督何桂清復奏留。
九年，授兩淮鹽運使，兼辦江北糧臺。十年，奏劾南河河道總督庚長擅提淮北市存鹽變價充餉，又截留山西解江北糧臺餉銀；復劾庚長在清江聞警猶演劇設宴，寇急，倉皇退守。命侍郎文俊往按得實，庚長職逮問。又疏論用勇不如用兵，請發(fā)京師護軍營暨北五省綠營赴江北防剿。英吉利、法蘭西兵入犯，京師戒嚴，松年請赴輔督兵御敵，諭止之。十一年，設江南北兩糧臺，仍命松年辦理。敘勞，以按察使記名。
同治二年，擢江寧區(qū)布政使，仍留辦糧臺，擢安徽巡撫。三年，抵任，駐防臨淮。時苗匪已平，李昭壽亦解兵柄，捻匪竄河南省、湖北。松年增募勇千人，就、宿間設防，奏請雉河集地處交沖，當建縣設官，從之。又奏苗沛霖馀黨自非積惡，請予寬貸；李世忠散遣勇丁，恐流為盜，飭州縣整頓捕務。粵、捻諸匪自湖北麻城、羅田東竄入皖境，松年移軍壽州，急調薩爾圖·英翰自湖北回援，令朱淮森屯正陽關鎮(zhèn)，蔣凝學迎擊於英山縣，克金家寨。英翰等敗賊於陶家河、黑石渡，僧格林沁大軍追至合擊，諸賊窮蹙，紛紛乞降，先后凡十馀萬。賊首陳得才后至，為蔣凝學擊敗，服毒死，獲其尸。上飭英翰等移軍進剿，松年請留英翰防皖境，郭寶昌援河南省，蔣凝學赴湖北。
四年，僧格林沁戰(zhàn)歿，上命曾國藩督師山東省。松年奏：“國藩久治軍務，氣體較遜於前。李鴻章才識亞於國藩，而年力正強，如以代國藩督師山東，必能迅奏蕩平。”疏上，報聞。時捻匪大舉犯皖北，圍薩爾圖·英翰於雉河集，國藩遣援軍至，乃擊走之。
五年，調陜西巡撫，前任巡撫劉蓉奉命留陜辦理軍務。時捻匪張宗禹竄入陜境，松年初至，與蓉意見不合，奏劾蓉軍政壞，留陜無益，蓉亦劾松年掣肘，貪利徇私。十二月，賊逼省城，蓉軍潰於灞橋區(qū)。六年正月，提督劉松山援軍至，破賊雨花寨，連戰(zhàn)皆捷，省城始安。迭奏請師，鮑超軍援陜迄不至，皖軍郭寶昌應調來援，偕劉松山轉戰(zhàn)涇、渭之間，屢捷。總愚窺同州，欲渡河，未得逞，趨陜北。六月，總督左宗棠至陜，軍事始有統(tǒng)轄。松山、寶昌等連破賊於北路，至冬，總愚由垣曲縣渡河，循太行山東趨，松山、寶昌尾追。七年春，宗棠率師入衛(wèi)畿輔，陜西省自捻匪出境，西路回氛仍未靖，松年以病乞假歸。九年，病痊，授倉場侍郎。
十年，授河東區(qū)河道總督。奏言：“今日言治河，不外兩策：一則堵銅瓦廂決口，復歸淮安市故道；一則就黃水現(xiàn)到處筑堤束之，俾不至橫流，至利津縣入海。權衡輕重，以就東境筑堤束黃為順水之性，事半功倍。前數(shù)年大溜全趨張秋，后又決胡堰、洪川口、霍家橋、新興屯諸地，黃流穿運，節(jié)節(jié)梗阻。惟有盡堵旁泄之路，自張秋西南，沙河迤北，就舊堤修補，為黃河北堤；又自張志門起，至沈家口、馬山頭，筑新堤一百八十馀里，為黃河南堤：俾仍全趨張秋，借以濟運。”下廷臣議行。十三年，奏請裁東河總督，以巡撫兼領河工，下部議，格不行。光緒元年，卒，謚勤恪。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