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學程，字希明，（1563—1608年）今全州縣才灣鎮田心村人，幼聰明好學，16歲中舉，20歲中進士。
在石首市和海寧市任知縣期間，因興修水利，政績卓著而為御史。。萬歷十一年進士。
人物簡介
曹學程（公元1563—1608年）字：希明，號心洛，全州西隅（即今今全州縣才灣鎮田心鋪 人）。
萬歷己卯（公元1579年）中舉，癸未（公元1583年）成進士。
萬歷十八年（1590年）修《寧海縣志》，今佚。
因政績卓著，提升為御史。
萬歷二十年（公元1592年）日本侵略朝鮮，中國進行抗擊日本救援朝鮮的戰爭。
前后七年，朝廷在對日本是剿滅還是招撫的問題上舉棋不定。
當初，朝鮮剛剛陷落，趙頊一方面按主戰派意見，派兵部侍郎宋應昌等統兵援朝；一方面又派另一批官員暗中與日本議和。
諸事不順之后，萬歷皇帝遷怒于相關大臣，多人被貶職。
曹學程不知就里，也不肯聽人勸告而明哲保身，上疏強諫，反對議和，觸怒萬歷神宗皇帝，認為曹學程是受人指使，下令逮下錦衣衛嚴訊。
曹學程在酷刑之下，體無完膚，也沒有誣攀出所謂的指使者，被移交刑部定罪。
朝中大臣多知其冤，無論君子小人，政見異同，曾經多次為他上書陳情，但萬歷皇帝都不答應，在多次大赦天下時，獨獨不肯開釋曹學程。
曹學程之子曹正儒以父子之情、君臣之義試圖說服皇帝，不惜刺血書上奏乞求代父一死，皇帝也不答應。曹學程身陷囹十一年，時刻面對著隨時加身的死亡，肉體和精神慘遭折磨，四次被推上囚車押赴斷頭臺，最后一次蒼天也不忍看曹學程冤死，斷頭臺上，忽然“風霾蔽天，木拔瓦飛”，監斬官再三奏請才免一死，但并未釋放出獄。
直至萬歷三十四年（1606年）九月，趙頊為皇太后加冕，太后可憐曹學程母親老邁，為其求情，加上大臣們再次進言，神宗皇帝才放曹學程出獄，戍湖廣寧遠衛。
后放歸，可惜多年的牢獄之災，曹學程的健康完全被摧毀，沒多久病逝，年僅45歲。
天啟初，朱由校皇帝念其孤忠，贈太仆少卿，著有《忠諫錄》，今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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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洪春（范俊 董基 王就學等）李懋檜 李沂（周弘禴 潘士藻）雒于仁 馬經綸（林熙春 林培）劉綱 戴士衡 曹學程（子正儒 郭實）
曹學程，字希明，全州縣人。萬歷十一年進士。歷知石首市、海寧。治行最，擢御史。帝命將援朝鮮。已而兵部尚書石星聽沈惟敬言，力請封貢。乃以李宗城、楊方亨為正副使，往行冊封禮。未至日本，而惟敬言漸不售，宗城先逃歸。帝復惑星言，欲遣給事中一人充使，因察視情實。學程抗疏言：“邇者封事大壞，而方亨之揭，謂封事有緒。星、方亨表里應和，不足倚信。為今日計，遣科臣往勘則可，往封則不可。石星很很自用，趙志皋碌碌依違，東事之潰裂，元輔、樞臣俱不得辭其責。”初，朝鮮甫陷，御史郭實論經略宋應昌不足任，并陳七不可。帝以實沮撓，謫懷仁典史。后已遷刑部主事。會封貢議既罷，而朝鮮復懇請之。帝乃追怒前主議者，以實倡首，斥為民。并敕石星盡錄異議者名，將大譴責。志皋等力解乃已。及遣使不得要領，因欲別遣，已而罷之，即以方亨為正使矣。而學程方督輔屯田，不知也。疏入，帝大怒，謂有暗囑關節，逮下錦衣衛嚴訊。榜掠無所得，移刑部定罪。尚書蕭大亨請宥，帝不許，命坐逆臣失節罪斬。刑科給事中侯廷佩等訟其冤。志皋及陳于陛、沈一貫言尤切，皆不納。自是救者不絕，多言其母年九十余，哭子待斃。帝卒弗聽，數遇赦亦不原。主
其子其子正儒，朝夕不離犴。見父憔悴骨立，嘔血仆地，久之乃蘇，因刺血書奏乞代父死，終不省。三十四年九月，始用朱賡言，謫戍湖廣寧遠衛。久之，放歸，卒。天啟初，贈太仆少卿。崇禎時，旌正儒為孝子。
萬歷三十四年（1606），云南省發生民變，殺了礦稅使楊榮，趙頊震怒，要嚴查變亂情況。當時大學士沈一貫請了假，只有沈鯉在內閣，他不敢處置，和陳矩商議。陳矩便向皇帝密奏，說：“奉使的內臣當然是遵循法度，不敢胡作非為的，但他們的隨從仆役，難免會有個別無知惹事。派騎去云南逮捕人犯，只怕弄得到處驚慌，反而不妥，還是在當地調查清楚，從寬處理為好，這樣對安撫邊遠地區也有好處。”神宗采納了他的意見。一場軒然大波就這樣被他冷處理了。
福建礦稅使高繳獲了呂宋制造的器械和土特產，進送到京師。陳矩奏稱：“這是島夷小丑的一點點東西，讓內庫收儲，恐怕會使人誤會。還是讓贓罰庫查收為妥。”從這件事，也可見他處事時是考慮到大局，慎重穩妥。
三十四年（1606），陳矩主持大審，有個御史叫曹學程的，因為諫阻封日本關白的事得罪，已經坐了將近十年牢。司法部門請求陳矩放了他，陳矩抱歉地說他不敢。然而，他秘密地向皇帝求了情，解釋曹學程的冤枉，曹學程終于被免死刑，改判充軍。
人物經歷
曹學程為御史時，正值日本的關豐臣秀吉(明史亦作平秀吉)，戰勝國內割據之諸侯，統一日本，于萬歷二十年(公元1592年)四月，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朝鮮國王李蚣，平日沉湎酒色，不理朝政，到禍逼眉睫之際才急急忙忙遣使向明朝告急求援。明朝與朝鮮之間長期保持著友好關系，邊境上，兩國商人絡繹不斷。朝鮮告急，明朝一些有見識的大臣當即指出：日本得朝鮮以為巢穴，退可以守，進可以寇，中國從此無息肩之期；朝鮮為我友好鄰邦，乃藩籬必爭之地，唇亡齒寒，不能坐視不救，力主出兵援朝。
萬歷二十年七月，朱翊鈞采納主戰派的意見，要求遼東、山東省沿海作好臨戰準備。但是兵部對敵情估計過低，在朝鮮先后兩次兵敗。這么一來，朝廷大臣間出現了主和和主戰兩派。趙頊在戰和之間拿不定主意，便一方面按主戰派的意見，以兵部侍郎宋應昌為經略，李如松為提督，統兵援朝；另一方面，又按照主和派兵部尚書石星的主張，給嘉興市中無賴卻又精通日語的沈惟敬以游擊將軍的名義，暗與日方議和。
刀歷二十一年春，明師再次增援朝鮮，先大捷于平壤，朝鮮所失之開城及四道均收復。就在這節節勝利面前，李如松以輕騎急進，結果，正月二十七日在王京30里處的碧蹄館遇到埋伏，損傷慘重，不得不退至開城。隨后，李如松偵知倭寇屯兵龍山，積糧數十萬，便夜募敢死隊，步行十幾里，縱火焚糧，倭乃乏食。但明軍新敗，也不敢進逼，頓師絕域，士氣受阻。消息傳來，兵部尚書石星等主和派借“與倭無仇”為由，主張撤兵議和。
宋應昌急圖成功，又想到招撫。于是，派沈惟敬等前去談判。日方因糧草并燼，亦愿修和。四月十八日，日軍南撤，退保釜山廣域市，漢江以南千里朝鮮故土收復。九月間，日本提出請求明朝封貢。
對于封貢一事，朝廷一時議論不決。趙頊聽信石星，以臨淮侯李宗城為正使，都指揮楊方亨為副使，前往日本行冊封禮。事在萬歷二十三年二月。誰知人未到日本，先前議和的沈惟敬“言漸不售”；李宗城觀望遷延不進，又因調戲對馬島知府儀智之妻，事敗逃回，神宗不但未加深究，又惑于楊方亨“封事有緒”之言，想派一給事中充使，去察視情實。事交文武大臣會議，大臣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于是，遣使不得要領。神宗火起，委任楊方亨為正使，加沈惟敬神機營銜為副使，立限渡海封貢。但封事并不順利，倭兵以種種借口，不但不撤兵，反而準備再次進攻。遼東巡撫李化龍向朝廷申請調兵，以為聲援。御史葉經美等因論石星失策而罷官，舉朝莫敢言。
這時，御史曹學程督畿輔屯田方回京，不知前后爭端，聽說對倭封貢，覺得有失國體，便憑著一腔報國熱情，向趙頊進呈了《諫封倭疏》。
曹學程在《諫封倭疏》中，破題就是“倭情已變，封事宜停，懇乞賊臣、止冊使，以存國體，以安宗社”。
首先，他指出神宗在撫剿兩端中沒有主見，受人左右。他說：邇者封事已壞，發言盈廷，皇上一會令九卿科道會議戰守機宜，毋貽后悔，這時皇上已洞見封事之非而決之眾議；但是，一會又派科臣一員，與楊方亨冊封，這時皇上又惑于楊方亨之言，謂封事可成。“知石星、方亨同條共貫，轉相附和，詞不足憑。且三臣共使異域，宗城出亡，惟敬就縛，倭奴何德，方亨獨安然無事哉？方亨且生死未卜，乃請添冊使，禁治流言，即三尺童子亦知其詐；非石星矯誣以欺皇帝，必狡倭設計以陷中朝，望陛下詳察而熟計之也。石星謂遼東巡撫之報視為流言，今冊使李宗城之揭，將不足信乎？倭情已變，猶云未變；封事已敗，猶言可成；賊臣誤國，一至于此。吾誰欺？欺天乎!”
第二，分析日本侵略野心，認為切不可與封。曹學程認為：“今李宗城揭，稱關白執沈惟敬，要求七事，原不為封，雖不顯言，大都有據。倭夷狡詐異常，貪無厭，得封不已，必求人貢；人貢不已，必求互市；互市不已，必求和婚；和婚不已，必求朝鮮納賦；納賦不已，必求割地；割地不已，必求席卷朝鮮，渡鴨綠而遼危矣。”并指出日本這種野心由來已久，不待今日，切不可掉以輕心：“不然，朝鮮與日本一葦可航，悠悠年余何難一決？此其故不難于一封，而難于七事，不辨可知也。夫堂堂天朝，反為倭制；皇皇天使，竟作虜囚。愈要挾愈彌縫，愈昭露則欲鉗制，此忠義之士日夕拊心飲血，相與罷封事、決戰守、斷奸臣首以謝天下，乃誤國賊臣內外深結，始終執拗，甘心媚倭，皇帝獨不鑒南宋之事乎？秦檜、史彌遠力主和議，終移宋，前車已覆，可為寒心。”
第三，指出主和投降派始終執拗，目的在于排斥異己，甘心媚倭。他說：“封事之非，舉朝以為不可，宗城已誤，豈容再誤？科臣攻擊即以科臣往封，是亦賊臣籠絡深計：成則功歸于己，不成委咎科臣，是以科臣寧甘鼎不敢奉詔。”他認為，作為人臣，既委質于君，東西南北惟其所使，死且不避，何敢避難為不忠？作為使者也應該如蘇武(西漢人，天漢元年奉命赴匈奴被扣，堅貞不屈19年。)、顏真卿(唐代大臣。德宗時，李希烈叛亂，他被派往勸諭，李部下千余人拔刀揚言食其肉，“舉刃以擬之，真卿不為動”。)那樣仗義，不應像李宗城那樣抱頭鼠竄，以貽國羞，大損國威，喪氣狡夷，遺臭萬年。曹學程主張：“為今日計，科臣往勘 (實地察看)則可，往封則不可也。若云可成則冊渡海，不成則持節還朝。視君命如兒戲，等冊使為說客，辱國欺君，罪莫大矣!”在疏里，他還把矛頭直指萬歷皇帝手下的決策層：“皇帝以平章軍國托元輔，以參贊機務倚樞臣，天下事非一家之私，奈何偏執？星(石星)狠狠自用，皋(趙志皋，大學士)碌碌依阿。星日關白可封，皋也日關白可封；星日再遣科臣，皋亦日再遣科臣……今東事潰裂，元輔樞臣不得辭其責。”他以秦檜、史彌遠力主議和葬送宋代江山為例，奉勸萬歷皇帝以前事為鑒，莫履前轍，指出：“大臣去留，冊使行止，社稷安危，系此一舉，愿陛下熟察斧斷，天下幸甚。”
曹學程身為監察御史，抱著一番忠君愛國之心進諫，疏中分析也十分中肯精辟，沒想到趙頊看罷大怒，認為曹學程剛回京便上此疏，顯系與人暗通關節，受人指使，便下令錦衣衛逮捕嚴審。
神宗為何對曹學程如此恨入骨髓？那是由于曹學程認為自己“躬任言官，目擊的事，既當因職以進言，何敢進言而不盡。”①加上他平時骨鯁忠直，累累犯顏進諫，在幾件事上，都曾得罪過神宗。
第一件事就表現在救魏學曾身上。魏學曾是嘉靖三十二年進士，后累升為光祿少卿、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政績顯著。隆慶初，永平為“土蠻入侵”，魏學曾人駐山海，平定內亂，特升為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提督神機營。李恒(朱載厘)去世后，張居正與太監馮保密謀逐高拱，學曾獨挺然爭之，自此居正。萬歷十八年，寧夏勃拜叛亂，西部兵起，魏學曾薦為兵部尚書，總督陜西省、延寧、甘肅軍，趙頊賜以尚方寶劍，以“平寧夏勃拜叛亂”。初，魏學曾欲招勃拜部下劉東易、許朝，令殺勃拜父子贖罪，遣卒葉得新往說，時值劉、許、勃拜父子四人方約同死，將葉得新下獄，勃拜詭言求降，實外則求托緩兵，內而結寇為助。魏學曾不知底細，為之請朝廷同意。加上進軍失利，七月，神宗以魏學曾“玩寇失機、招撫生事”罪，奪職從軍。對這樣的功臣，曹學程無非是站出來說幾句公道話，他認為：魏學曾在神宗初“不避權勢，發奸摘伏，此不可謂非高崗之鳴鳳、中流之砥柱也，故其功于朝廷甚大”，受命于總督軍務，又“自駐花馬池，獨當賊沖……除寧夏鎮城為賊所據，而四十七堡盡復，是亦社稷之臣也”；直至被捕至京，“三軍雨泣，親若父子，此在廷文武諸臣莫不聞之而太息！寧文武諸臣俱有私于魏學曾乎？又豈魏學曾能一一而遍懇之乎?”曹學程在上疏中，一一列舉魏學曾對國家、社稷之功勞，乞望趙頊施“皇上之威與父母之恩并行”，將魏學曾官復原職，“俾天下委心事主者，邀寬仁而服大度，效忠而報朝廷”。魏學曾后來雖然獲得復職，曹學程卻因此有拂帝意。
另一件是“建儲”之爭。這是萬歷皇帝的最大一塊心病。這塊心病影響皇帝情緒及與大臣的關系達數十年之久，同時，也使皇帝多了一份怠政，增添了他對廷臣的逆反心理。
事由神宗皇后無子，王恭妃生子常洛(即光宗)，鄭妃生子常(即朱常洵)。常洛為長，但神宗極寵愛鄭妃，欲舍長立幼，便不先立太子。這種違背祖訓的逆反做法，當然遭到飽讀孔孟之書的大臣反對。但皇帝則以頑強的意志來和大臣對抗：大臣們不讓他立常洵為太子，他也不立常洛為太子，甚至不讓常洛受良好的教育。在和大臣往來爭辯之際，他又突然別出心裁，采取同日“三皇子并封王”的辦法。奸派沈一貫等逢迎意旨表示贊成；而正統派王家屏、黃正賓、顧憲成則堅請按封建宗法即立常洛。御史王如堅、史孟麟，寺臣朱羅京、王學曾、涂杰等也認為不能舍長立幼。曹學程更是痛切陳詞。他在《請建儲疏》中指責趙頊“由外惑于讒佞，而內溺于席，故下拒乎忠讜，而上忽乎宗枋，臣固知皇帝之不斷也……今皇上以天下之大事，私議于閨之中，而私付之以宰相之札……臣任言責之官，不敢不諫．諫不敢不盡。”并表示愿意等待治罪，‘‘以無負朝廷立臺諫之職”。在眾大臣的堅決反對下，神宗不得已放棄了自己不立太子的主意，但對曹學程已經是耿耿于懷，視為眼中釘、肉中刺。
曹學程又于萬歷十七年以彗星見，上《星變陳言疏》，列舉神宗四大過失，把皇帝的種種毛病、過失一一點出，不給半點情面。疏中說：“陛下于二年冬十月親自視閱選，又詔諸臣宜祓除前，共維新政。可謂勤矣，其后一任大臣張居正、王家屏等預機務，章奏皆不朝。朝政久輟，久輟則乾綱不振，狡詐必生；狡詐不已，大權必去；大權一去而天下瓦解矣。蓋禍不生于倉猝之時，而每基于承平之日，其可危者一。”過去，廟祀事(指每年祭拜天地)皇帝一定要親自前往，只因萬歷導帝沉溺酒色，體弱多病，自萬歷十九年后，凡廟祀事一律遣人代替。曹學程對此建言道：“郊廟稀臨則鬼神乏主；鬼神乏主則邪說妖言必惑眾；邪說妖言惑眾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垂。其可懼者二。”萬歷皇帝本是個孝子，但醉死夢生之時也有疏懶，于是曹學程在疏中又說：“比年來不聞一日三朝問安否……豈其春秋鼎盛而玉趾之及反疏于寢門乎？是未可為天下信也。其可惜者三。，，這一條則是指責皇帝借身體的原因，不經常去問太后安，是講假話、找借口。還．針對趙頊過去經常召見宰臣，問以天下事，綱紀廢弛，君臣隔閡的情況，說：“……百姓疾苦而不多知，有司食婪而不加察，澇旱水火連年迭見而皆不內省厥躬，此無他，敷治之道壅于上聞，而蒙蔽之端中于臣下也，其可憂者四。”
“朝政久輟，郊廟稀臨，玉趾疏寢門，彤廷罕召對”，曹學程指出萬歷皇帝這四條致命弱點，語多直切，屢傷神宗。神宗勃然大怒，競將曹學程名字寫于御屏之上，以示刻骨銘心。朝廷中有人曾告知學程：說皇上已經震怒，請勿強諫。曹學程不聽，終以抗倭援朝事下獄。曹學程下獄后，“嬰三木，備五毒，鉗杖交加，體無完膚”，卻并沒有誣攀出誰是指使者。尚書蕭大亨請求寬恕，趙頊不許，令坐逆臣失節罪斬(監候執行)。刑部給事中侯廷佩、大學士趙志皋以及陳于陛、沈一貫等，代訟其冤，皆不納。自此，救者不絕，多言其母年事已高，哭子待斃，請發慈悲。常以孝子自居的神宗全然不聽，數遇赦，亦不許。
曹學程身置囹圄的第三年即公元1597年，果然不出所料，和議破裂，倭兵再度大舉入侵朝鮮，兩國重開戰事。沈惟敬公開投敵，并充為先導。明軍分四路進擊，終因遭倭兵背后偷襲，四路相繼而敗，楊方亨狼狽而歸。他懼怕治罪，不得已才直吐本末，委罪于沈惟敬，又出示石星前后手書。趙頊看罷大怒，將石星下獄治罪，眾廷臣趁機請還曹學程職務，乞求責令監軍以圖后效，神宗不許。就在戰爭相持階段，萬歷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七月九日，不料風云突變，一個偶然的因素 ——豐臣秀吉病死日本，導致了這場戰爭的結束。十一月，倭兵先鋒加藤清正無心再戰，乘夜逃遁，明軍四路出擊，倭兵群龍無首，一擊即潰，逃于船中，明軍以火攻船，倭兵落水溺死者數以千計。一場前后長達七年的戰爭才算平息。自此之后，倭兵不敢輕易入侵朝鮮。
對于這場戰爭，《明史·日本傳》評價：“秀吉死，諸倭揚帆盡歸，朝鮮患亦平。然自關白(秀吉)侵東國，前后七載，喪師數十萬，靡餉數百萬，中朝與朝鮮迄無勝算。至關白死，兵禍始休，諸倭亦皆退守島巢，東南稍有安枕之日。”金安清在《東倭考》中也說：豐臣秀吉之略朝鮮，“中國因援高麗，前后七載，費帑千百萬，失士卒無算，剿撫二端，卒無定策，力為之敝”。
萬歷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明將獻俘于朝，趙頊大肆行賞，有功之臣均得封賞，惟獨不赦敢進忠言的曹學程。
曹學程在北京監獄候斬，他的兒子們在家鄉心急如焚。次子曹正儒仰天而泣日：“父囚壘頻年，子違侍萬里，死者不可復生，吾不忍父之刑，與其偷生于世，孰若相從地下。”曾在萬歷戊戌(公元1598年)，歷盡千辛萬苦，徒步來到北京，進獄省視，見父親枯瘦如柴，坐待刑戮，當場嘔血昏絕于地。救醒之后，當即揮淚刺血寫書，上送朝廷。血書寫道：“臣祖母七十有九，衰病侵尋。自父逮系以來，母念子而心折淚枯，子思母而形旭骨立。祖母當垂死之年，臣父無再生之日．臣感動悲激，呼號無從，瀝血陳情，愿以身代。乞系臣就戮，釋父生還，俾臣父歸侍祖母，以伸母子之情；臣得身報親恩，以全父子之義。”曹正儒試圖以“孝”來感動趙頊，神宗卻毫不通融。
第二年秋，曹正儒又以君臣之義來說服神宗。他在書中寫道：“臣之于君，義無所逃，無所逃則生死惟命；子之于父，情無所解，無所解則生死相關。臣思皇上之法無可撓，而臣父子之情不可割。臣父之身，皇上生成之身也，命之死誠不敢不死；臣之身，臣父生成之身也，見其死又安忍獨生?”再次向神宗請求，自愿面縛法場，甘心代死；如果不允許代死，則請先父親而死。神宗仍不理。后來，曹正儒又第三次上書，援引洪武八年淮安市山陽民有罪和嘉靖十四年御史馮恩忤旨，其子均請以身代為例，乞望趙頊效法祖宗，憐而釋之。神宗均不作答復。
曹學程在獄中備受折磨，曾四次臨刑，在京的同鄉好友在獄中置酒相訣，曹學程“痛飲達旦無怖色，從容上檻車”。后一日被縛赴市曹斬首，忽然“風霾蔽天，木拔瓦飛”，執行官再三奏免，才免除死刑，但未赦。曹學程在獄中11年，先后有內閣、翰林、臺省、各部以及寺官、勛爵諸臣“同聲救釋，章凡三十上，皆不報。屢荷兩宮調護之，不解。”可見封建皇朝的獨裁“人主”，能知錯改過者，無幾也。
曹學程抱定忠君報國之心，雖然受盡嚴刑拷打，卻仍然百折不回，毫不屈從。只以父西塘公不能養為痛，以母垂暮倚閭之望為憂，忠孝之心發之于詩，有“戀闕心猶在，思親淚未干。主恩深似海，臣節炳如丹”之句。后思母成疾，奄奄一息。刑官每歲朝審，無不相顧流涕，京都平民見之，“環視語日：‘此曹御史也’。”有的流下眼淚，有的則邊流淚邊安慰曹學程說：“圣天子在，必鑒宥，毋過自苦。”直到萬歷丙午年(公元1606年)九月，趙頊加皇太后的徽號，肆赦刑部，又遇朱賡、沈應文等臣力請寬宥，曹學程這才蒙釋出獄，謫守湖廣寧遠衛。他星馳抵衛，得間歸省。不逾年，老母過世，此時他自己也染病在身，兩年后便謝世了。
曹學程著有《忠諫錄》，今佚，留下的詩文不多，愛新覺羅·颙琰版《全州志》載詩一首：
漫向東林借一枝，無邊光景去來移。
風清桂苑黃金樹，霧冷蓮房白玉池。
十地松云堪入賦，五天花雨恰催詩。
同人永日清歡洽，還愛虛窗月上時。
人物評價
強項御史曹學程
明朝萬歷二十年(公元1592年)，日本侵略朝鮮，中國進行抗倭(舊指日本)援朝戰爭，前后七載，剿撫二端，卒無定策。在這場剿撫爭執中，有一位“強項御史”，因反對主和妥協，觸怒了好諛惡直的萬歷皇帝朱翊鈞(朱鈞)，結果，被投置囹圄11年，九死一生，最后謫守邊遠，此人就是曹學程。
曹學程(公元1563～1608年)字希明，號心洛。民國版《全縣志》說他是全州西隅(即今全州鎮民主街曹家巷)人：《全州人才薈萃》(1994年版)說他鄉貫是全州縣才灣鎮田心村人。《粵西文載》有文評價他“少秉剛介，穎而好學，輒有志于古人”。萬歷己卯(公元1579年)，曹學程中舉，癸未(公元 1583年)成進士，甲申(公元1584年)初次做官為石首(今湖北南部)令，在任修閘門平水患，“瑤民賴以更”。丙戌(公元1586年)丁外艱歸。庚寅 (公元1590年)起復為寧海(在浙江省東部沿海)令。在任“筑海塘、裁贖、立社倉、嚴捍御……兩邑所活計萬人”。壬辰(公元1592年)提拔為廣東道御史。“公在趙頊朝發奸摘伏，不避權勢，事有不宜行者，知無不言……且帥屯戍墾荒計五千七百五十五頃有奇，奏立規制，致有‘白鷺車前強項御史’之號”。《明史？曹學程傳》說他“治行最，擢御史”。
曹學程為官于明萬歷朝。萬歷年代是明代晚期，可謂明代“癌癥”晚期。明清史專家孟森先生在其《明清史講義·萬歷之荒怠》中評價萬歷道：“明之衰，衰于正 (正德)、嘉(嘉靖)之后，至萬歷朝則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萬歷而定。萬歷在位四十八年，歷時最久，又可分為三期：前十年為沖幼之期，有張居正當國，總攬大柄，帝之私欲未能發露；至居正卒后，帝親操大柄，泄憤于居正之專，其后專用軟熟之人為相，而怠于臨政，勇于斂財，不郊、不廟、不朝者三十年，與外廷隔絕……庸人柄政，百官多曠其職；邊患日亟，初無以為意者，是為醉夢之期……至四十六年，清太祖公然起兵，吞食坐大，明事不可為矣。是為決裂之期。”曹學程為御史則正當萬歷醉夢之期。
天啟初，朱由校皇帝朱由校念他孤忠，贈太仆寺少卿，蔭一子人監讀書。崇禎時，旌曹正儒為孝子。
觀曹學程一生，初任言官，方年富力壯，抱忠君報國之心，不想觸怒人主，冤罹罪名，身置囹圄，悠悠11年，及出，已是貧病交加，身衰力竭，以致早逝，報國終不克，才華終不顯。嗚呼！趙頊肆一人之昏暴而罪忠良，終至國運陵替，此足為后世之剛愎自用者戒!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