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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允和（1909年7月25日－2002年8月14日），出身淮軍將領世家，畢業(yè)于上海光華大學，是中國語言文字專家、漢語拼音的締造者之一周周有光的夫人，著名的“合肥四姐妹”之一。

張允和16歲時，暑假里到周有光家玩時認識了周有光。1933年，張允和和周有光結婚，婚后有一子一女。1949年后，張允和曾在上海市的一所高中當歷史教師，但于1952年離職。離崗后的張允和開始潛心研究昆曲，還把《斷橋》《琴挑》等折子戲的身段譜逐漸編寫完成，而后從1956年到1964年，一直擔任北京昆曲研習社的聯(lián)絡組長。張允和呂振羽丈夫周有光游歷歐美各國。回國后他們經(jīng)歷了各種運動，改革開放之后步入安靜的晚年。

張允和晚年致力于寫作，著有《最后的閨秀》《昆曲日記》等書，并續(xù)辦家庭刊物《水》雜志。2002年8月14日，張允和逝世。

人物生平

早年經(jīng)歷

張允和1909年7月25日出生于一個顯赫的大家族，在張家姊妹中，年輕時允和是最頑皮的。1932年上海發(fā)生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戰(zhàn)火影響了交通，張允和去杭州之江大學借讀，同年畢業(yè)于光華大學歷史系。1933年4月30日，周有光與張允和結婚，婚禮在上海八仙橋的青年會舉行。

1934年4月30日，張允和的第一個孩子降生，男孩，取名周曉平。1935年，張允和到實驗中學教書。不久，張允和又生下了第二個孩子，女兒，周曉禾。她辭去工作，回到蘇州市。從1937年秋直到抗戰(zhàn)結束，她至少經(jīng)歷了“十次大搬家、二十次小搬家”。1941年5月，張允和一家人逃難住在重慶市郊區(qū)。

工作經(jīng)歷

解放后，張允和曾在上海市的一所高中當歷史教師，她一邊教書一邊學習，盡量充實自己，她的一些觀點出現(xiàn)在《人民日報》的長篇社論里。

1952年“打老虎”運動后離職，經(jīng)葉圣陶先生推薦，張允和從上海調到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1959年，張允和因為嚴重的心臟病，而被兩位權威的醫(yī)生認定為隨時都會死，幾十年過去了，她還頑強地活著，那兩位誤診的醫(yī)生卻早已經(jīng)去世了。1956~1964年任北京昆曲研習社聯(lián)絡小組組長，工作屬義務性質，故允和自稱“家庭婦女”。1979年，俞平伯先生因年事已高主動請辭，經(jīng)選舉，張允和擔任“谷音社”主委。

晚年經(jīng)歷

1997年10月15日，張昌華首次拜訪張允和，兩人因此找到共同點。張昌華后來根據(jù)這些經(jīng)歷寫了一篇關于張允和和周有光的素描，命名為《兩個老幽默》。張允和在審閱后建議將標題中的“兩個”改為“一對”，以強調夫婦關系，并自嘲地評論自己喜歡修改別人的作品。

1999年，張允和所著的散文《張家舊事》出版。2004年，張允和所著的散文《昆曲日記》出版。2012年，張允和所著的散文《曲終人不散》《最后的閨秀》出版。79歲的張允和寫下了她的戀愛美文《溫柔的防浪石堤》。

為了繼續(xù)出刊《水》，時年86歲的張允和決定學電腦。盡管她平生第一次接觸電腦，不會任何輸入方法，每當出現(xiàn)問題，張允和便請教周有光。有時，還是半夜時分，張允和就起床在鍵盤上敲敲打打。為了不影響周有光的睡眠，她就用衣服遮著燈光。除了辦《水》，張允和又續(xù)寫《昆曲日記》，研究昆曲的唱腔、音韻、吐字、行腔，著有幾十萬字。

因病逝世

2002年8月，張允和在一場感冒后，猝然離開了。

個人生活

家庭情況

張允和出生在一個大家族：家族原籍安徽合肥，曾祖父張樹聲是晚清重臣、淮軍名將；父親張冀未入仕途，但瀟灑開明，交際甚廣。辛亥革命后他舉家前往上海市，后遷至蘇州市，熱衷教育，先后創(chuàng)辦了樂益女子中學和平林中學，并擔任這兩所學校的校董。樂益女中在日本侵華戰(zhàn)爭爆發(fā)后被迫關閉。

婚戀生子

1925年暑假的一天，張允和到同學周子俊家玩，認識了她的哥哥周有光，當時周子俊在張允和父親創(chuàng)辦的樂益女子中學上學。周家原來也是大戶人家，但到周有光父親一輩時，已經(jīng)家道中落，其父教書勉強維持著一大家人的生活。當時，周有光正在上大學，19歲，大張允和3歲。就這樣，他們相識了，此后就經(jīng)常在一起玩。從閶門到虎丘，從虎丘到東山，有非常多的河流，他們騎車、騎驢，在慢慢的相處中，一種別樣的情愫在兩顆年輕的心里萌芽、生長。

3年后，張允和19歲，考入上海中國公學。那年秋季的一個星期天，周有光約張允和見面。兩人從吳淞中國公學大鐵門走了出來，然后一同來到吳淞江邊的草地。他們坐在石堤上，甜蜜而緊張。這時，周有光拿出一本小書來，是英文本，書上面寫著一句話：我要在你的一吻中來洗清我的罪惡。這是莎士比亞的一句名言，是羅密歐·蒙泰古對朱麗葉說的。盡管張允和沒有讓他“一吻中洗清罪惡”的計謀得逞，但得知了他的心思，心里也充滿了甜蜜與幸福。此后，那種情愫似乎已經(jīng)明朗，兩人有空就經(jīng)常在一起看書、學習，他們無所不談，并有著相似的興趣與愛好。初戀時，周有光請張允和去聽路德維希·范·貝多芬的交響樂，在法租界的法國花園，兩個銀元一張票，一人一個躺椅。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為了安全，張允和借讀到杭州市之江大學，而周有光大學畢業(yè)后留在杭州教書。兩人見面更多了。

1933年4月30日，周有光與張允和結婚，婚禮在上海八仙橋的青年會舉行。按傳統(tǒng)說法，這個日子是不吉利的，正是月末，是個“盡頭日子”。當時家里的保姆還悄悄地拿著他們兩人的“生辰八字”去算命，算命先生說：“這兩個人都活不到三十五歲。”張允和天生不信邪，毫不動搖，堅決地表示：“我相信舊的走到了盡頭就會是新的開始。”張允和成為兄妹10 人中第一個結婚的人。受新思想影響，他們的婚禮儀式簡單，但來賓非常多。他們特意把桌椅布置成馬蹄型，因為，馬走過的地方就有路，有水，有草，有人，有生命，有幸福。婚禮上，周有光特別幸福，他曾經(jīng)向張允和表示：“我很窮，怕不能給你幸福。”但張允和卻給他回了長長十頁的信，大意是幸福要靠我們自己爭取。而現(xiàn)在，他終于娶到了才女張允和，心里自是非常得意。

1934年4月30日，張允和的第一個孩子降生，男孩，取名周曉平。1935年，張允和到實驗中學教書。不久，張允和又生下了第二個孩子，女兒，周曉禾，她辭去工作，回到蘇州市。然而不久后，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張允和與周有光帶著兩個孩子，開始了大逃亡的艱難歲月。此后，他們輾轉重慶市。戰(zhàn)亂中，日子顛沛流離，其子周曉平被流彈打中，幸虧手術及時，救回一條命。而他們6歲的女兒在戰(zhàn)亂中得了闌尾炎，當時缺醫(yī)少藥，后來救治無效，不幸離世，這給了他們沉重的打擊。1952年，經(jīng)葉圣陶先生推薦，張允和從上海市調到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夫妻兩人終于得以天天聚在一起了。張允和70歲生日時，周有光送了她一套《湯顯祖全集》，老太太心里甜滋滋的：“他真是懂我的心思。”

周有光文集文章里有提到他們感情的點點滴滴。周有光說，“結婚前，我寫信告訴她，說我很窮，恐怕不能給你幸福。她說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獨立，女人不依靠男人。她當時的思想也比較開明。不久我們就在上海結婚。四姐妹里，她最早結婚。我們在上海的婚禮很簡單，提倡結婚不要亂花錢，我們有一個親戚有錢，結婚花了很多錢，我們就反對那一種。當時結婚不得不請客，我們就找了上海青年會，請客簡單便宜。我和張允和的婚禮，我母親去了，我父親沒有去。”周有光說，“別人都說我們結婚七十多年來沒有吵架，所以我們的親戚經(jīng)常向我們的保姆詢問此事。其實我們也有吵架，不過我們吵架不會高聲謾罵，不會讓保姆聽到的，也沒有鬧幾個小時的，一般是三兩句話就吵完了。還有一點，我們吵架通常不是為了兩個人的問題，而是因為其他人的問題。的確，我們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諧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們每天上午10點鐘喝茶，有的時候也喝咖啡，吃一點小點心。喝茶的時候，我們兩個‘舉杯齊眉’，這當然是有一點好玩，更是雙方互相敬重的一種表達。下午三四點鐘，我們又喝茶，又‘舉杯齊眉’。有朋友來家里特別是記者，看到我們‘舉杯齊眉’，都覺得有趣得不得了。這就對家庭和諧起到作用。”“我跟她從做朋友到戀愛到結婚，可以說是很自然，也很巧，起初都在蘇州市，我到上海市讀書，她后來也到上海讀書。后來更巧的是我到杭州市，她也到杭州。常在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地發(fā)展，不是像現(xiàn)在“沖擊式”的戀愛，我們是“流水式”的戀愛，不是大風大浪的戀愛。”

興趣愛好

22個月大時，張允和便坐在保姆腿上，聽母親低低地唱《林黛玉悲秋》《楊八姐游春》，四五歲時，已經(jīng)達到看戲不睡覺的“境界”。稍大一點，便和大姐張元和，三妹張兆和一起在家演戲，她卻永遠當配角——《游園》里演春香，《斷橋》中飾小青。1956年，俞平伯成立北京昆曲研習社，她加入后，又自告奮勇演了很多丑丫頭。由于“三反五反”運動，歷史老師張允和“下崗”了。居家的她，開始潛心研究昆曲。回蘇州市，與舊時曲友，拍曲按笛；去上海市，請花旦張傳芳教唱昆曲，還把《斷橋》《琴挑》等折子戲的身段譜，一點點編寫完成。“昆曲于我，由愛好漸漸變成了事業(yè)。結緣昆曲，有了新生的感覺。”

家庭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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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軼事

數(shù)學考零分

1934年，25歲的張允和像其他數(shù)千名學生一樣，從家鄉(xiāng)合肥市趕赴北平市，參加北京大學的招生考試。然而，當數(shù)學考完之后，張允和卻一臉失望地對陪同的家人表示：“你們準備的那些東西根本就沒有用上。”家人急切地問她怎么回事。張允和難過地撇撇嘴說：“因為所有的數(shù)學題我一個都看不懂，一道都沒有做。”

令張允和稍感安慰的是，雖然數(shù)學得了零分，但她的國文、歷史和英語卻考得很出色，她寫的作文——《我的中學生活》更是拿到了滿分，最后總成績相加，她的成績居然超過了錄取分數(shù)線。

當時，胡適已經(jīng)升任為北大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當他第一時間看到張允和的作文后，就立刻表示：“這個學生我要了！”不過北大規(guī)定：“任何一科是零分的學生都不能錄取！”情急之下，胡適找到改數(shù)學試卷的老師，請求對方無論如何在張允和的試卷上找出幾分。誰知這位老師也很堅持原則，反駁說“零分就是零分”，一分也不肯多給。

胡適最后跑到校務委員會拍桌子吵架，他批評對方目光短淺，怎么可能將如此優(yōu)秀的人才拒之門外，在胡適的一再要求下，北大教務室最后商量決定，破格錄取了張允和。

每日與丈夫碰兩次杯

張允和和周有光相敬如賓，每日都要碰兩次杯，上午紅茶，下午咖啡，幾十年如一日。

張允和致張寰和的一封信

由蘇州市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聯(lián)合舉辦的“九如巷三號張姓文獻展”在蘇州開展，展覽呈現(xiàn)了1990年11月9日張允和致張寰和的一封信。

張允和所言的“老人”應該是他們那一代的人，即同輩人。由于底片洗出來的都較小，張允和就想放大一些照片。

1936年，由俞平伯發(fā)起在清華大學成立業(yè)余昆曲社“谷音社”，1956年8月，由俞平伯等業(yè)余曲家發(fā)起，北京昆曲研習社在京成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被迫中止活動。1979年，俞平伯先生因年事已高主動請辭，經(jīng)選舉主委改為張允和。從此，張允和、周有光，因為昆曲活動，常與俞平伯夫婦來往。

張允和尊俞平伯為師，平時常常請教詩文，兩家都與蘇州市關聯(lián)密切，又同樣癡迷昆曲，因此常有聚會和聯(lián)絡。張允和對俞平伯夫人許寶馴也很尊重，稱為大姐，曾送她詩句：“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張允和想要為俞平伯組織紀念活動，摘錄日記中的內容，編年表、發(fā)社訊、在曲社中舉行紀念活動等。張允和特地向張寰和要照片不是為了別的事，正是為了俞平伯先生的紀念活動。

張允和的留日印象

在張允和佚文中，有一篇留日的印象記，頗為值得關注。這篇名為《東京素描》的文章，是張允和寫于1933年11月1日的稿件。當時的主題是“日本女人”，想是要寫一個系列的。在這個主題里又分為《吃茶》《少女的職業(yè)》《阿怕朵的女主人》《淺草寺》《到過東京的》等小節(jié)。

在文中，張允和顯露出對于日本生活的新奇，像銀座和新宿這樣的繁華地區(qū)，有些豪華的咖啡店和“吃茶”店不是隨便可以進去的，尤其對女性來說。在日本，年輕女性找工作不難，而且收入也相當不錯。張允和還注意到幾乎每個大公司的門口、柜臺或者操作電梯的都是年輕女性，她們穿著統(tǒng)一的制服，連鞋子和襪子都是一樣的。她們的頭發(fā)、眉毛和嘴唇都精心打理，給人一種很有魅力的印象。張允和還提到，這些公司里很少見到年紀較大的女性。她形容這些年輕女性就像穿花的鳳蝶總科，尤其在燈光下顯得更加美麗。這就是她所說的櫻花時節(jié)，年輕女性的青春。

張允和住在一家由一位日本老板開的女生寄宿舍，老板的妻子與女傭們一起打掃房間、清潔被單、為客人燒飯，展現(xiàn)了她深居簡出的生活態(tài)度。張允和感嘆這位女主人的認真生活的態(tài)度，與中國的一些受過教育的女性相比，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對于日本女性，張允和覺得她們頗為博學，學醫(yī)、學社會科學，跑書店、圖書館，并且敢于反抗父輩的穿著建議，有自己的主張。這是值得學習的地方。她在淺草看到的景象，未成年就成為風月場所的從業(yè)者，簡直是“地獄”，她們只得去寺廟燒香許愿，希望改變自己的命運吧。或許是種種的女性印象，促使張允和后來有了一個“固執(zhí)的觀念”，女人不是花，女人也不要成為花，為此她寫了不少文章發(fā)表。實際上她后來的人生路程也是如此，始終如一，做回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