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可望（？—1660），原名可旺，小字旺兒，張獻忠義子，陜西米脂人（或作延長人），為明末張獻忠農民起義軍大西政權將領之一，進入云南省后自稱平東王。不久加入南明勢力，先后自稱秦王、秦國主，為南明重要權臣。最后降清，受封義王。
孫可望出生貧困農家，從事為人駕車的工作，后因對官員審判的不滿而出走河南，于不久加入了張獻忠農民起義軍，被賜“張”姓。孫可望在張獻忠軍中作戰勇猛，表現突出，遂為張獻忠器重，被其收為養子，在明崇禎十一年至十七年之間先后封平東將軍，為諸將之首；入蜀后，為智勇伯，掛平南監軍印，加太子太傅，節制朝中文武百官。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張獻忠被清將豪格射殺于四川南充死后，孫可望等奉其遺訓進入云貴高原地區，平定了沙定洲之亂，在云南省建立起“國主”政權，聯明抗清。但由于南明官員對孫可望的輕視，兩者間展開了為時三年的“脅改秦封”斗爭。永歷六年（1652年）四月，孫可望在挾持永歷帝后欲謀劃獨立稱帝，但受到義弟李定國等人的不滿，南明抗清事業亦因此受到影響。永歷十一年（1657年）七月，孫可望反叛南明，并被李定國打敗。同年十月，孫可望投降清朝，被清廷封為義王，由此開始與李定國等抗清勢力為敵。清順治十七年（1660年）六月，孫可望因放債取利等事主動辭去官爵，被順治帝婉拒。順治十七年（1660年）孫可望死，清廷上謚號曰“恪順”，而爵位于此后逐步降格，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不再襲封。
孫可望早年發跡于農民起義軍，后稱王并治理地方。孫可望在云南組織農業生產，安定社會秩序，團結少數民族土司，建立西南抗清基地，聯合南明抗清事業，如此現代歷史學家錢海岳先生認為他“人多智計，頗知書”，同時指出孫可望的投降使得南明抗清事業陷入被動，抗清士氣遭到打擊，加速了南明的滅亡；而另一位歷史學者顧誠先生在《南明史》中肯定了孫可望在云南的功績，對其實行的安民舉措進行詳述。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孫可望生年不詳，出生于陜西米脂的一個貧困家庭。青年時他在一次為人駕車的工作結束后，發現自己的母親消失不見，他認為是鄰居的不當便將其告上衙門。當地官員不明所以，發怒于孫可望不知其母去向，便狀告于此毫無關系的鄰人這一行為，就杖責了他。如此，孫可望逃往河南省，后加入張獻忠農民起義軍，任小頭目。
發跡軍中
因每次戰斗中孫可望所率部隊都作戰勇猛，其精銳程度便在張獻忠軍中有“堵墻”之譽。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正月，張獻忠被左良玉擊敗而逃避，在南奔襄陽時為孫可望的極力救護才幸免于難，如此孫可望獲得了張獻忠的信任，賜姓“張”并收為義子，封平東將軍，領二十營兵馬。此時張獻忠的義子亦有李定國、艾能奇、劉文秀，而張獻忠要他們以孫可望為兄，孫可望由此成為了軍中翹楚。
崇禎十七年（1644年）大西政權建立，孫可望被封為智勇伯，掛平南縣監軍印，加太子太傅，并擁有了節制內部文武百官的權力。當時張獻忠殺掠成性，在孫可望以死相勸下才放棄殺盡川中百姓的想法。明隆武二年（1646年）張獻忠中箭身亡，其生前要求孫可望、李定國等“歸順明朝”。其過世后，李定國等人奔往重慶以圖生計，大西軍因群龍無首而部屬離散，眾人便推孫可望為頭領。此前大西軍延續著沿途燒殺搶掠的習性，孫可望就對他們加以約束，下令在戰斗之外不能濫殺無辜。之后孫可望帶領他們南下貴州省，在遵義市守將王祥先一步逃離的情況下進入遵義，并保證了秋毫無范；至烏江擊敗播州區楊吉，占領貴陽府。
占據云南
此前云南王弄土司沙定洲已于隆武元年（1645年）十二月叛亂，省府昆明市失陷而黔國公沐天波據守楚雄。明永歷元年(1647年)正月，沙定洲率大軍攻打楚雄，孫可望認為此時是向明朝投誠的機遇，于是在次月假稱自己是沐天波妻子焦氏的弟弟，以報仇的名義出兵，后在革泥關擊敗沙定洲并攻下曲靖以解楚雄之圍。當時恰逢隆武政權的宦官孫興祖前來召兵抵御沙定洲，孫可望以禮相待，兩人商定討伐沙定洲以延續沐天波的爵位，匡扶明室；為師出有名，孫可望還棄去大西軍的名號，恢復自己的原名，自稱為明將軍。他率軍進入云南省，連下安寧、師宗縣二城，逼近楚雄，而楚雄守將楊畏知不明情況便在祿豐啟明橋進行抗拒，后兵敗投水不死為孫可望俘獲。孫可望與楊畏知同為陜西人，孫可望便下馬勸慰他，講自己是為了“討賊”即幫扶明朝而來，沒有其他的意圖，于是楊畏知要他遵守三項事情才相信他，即不用獻忠年號、尊明朝為正、不殺百姓、不掠婦女。孫可望對此均許諾，并以折箭為誓；同時亦告訴沐天波，但沐天波不相信并出走永昌，孫可望等進入楚雄城，轉攻大理白族自治州。如此沐天波處于劣境，他便一邊讓自己的兒子聯系孫可望，一邊暗中使人混入自己隊伍當中，奪取作為孫可望軍退路的瀾滄江鐵索橋，但孫可望軍緊隨其后，于是沐天波被其執拿回昆，并將沐家被搶資產悉數歸還；與此同時沙定洲自三月戰敗后退回阿迷洲，孫可望便令李定國收復東路八郡，他自己和劉文秀、楊畏知出兵西路八郡。
建立“國主”政權
永歷元年(1647年)，隨著孫可望勢力的擴大，他自己便有了割據稱王的想法。至孫可望在云南穩下腳跟，便改名“可望”（此前為可旺）并自稱王，以雷躍龍為相，用甲子紀年，拆呈貢區、晉寧區兩城城磚來修建自己的王府，鑄幣曰“興朝通寶”；毀民宅以建演武場，并招收各方勢力。朱由榔二年(1648年)，孫可望遣使者說服軍中大將艾能奇、劉文秀聽從他自己，翌日他們前往教場，但李定國先一步升起帥旗，在眾人詰責時怒言不當，如此被孫可望重罰，后被派去攻取沙定洲，如此兩人矛盾始起。李定國于佴革竜圍困沙定洲等人，后交予沐天波處置，而沐天波為感激孫可望等人，便聽從他們調集云南各土司出兵助戰并繳認軍餉的命令。既孫可望等人在云南穩下腳跟，孫可望的下屬任僎便提議既然已為國王，應詔書鹵薄，制定朝中禮儀并設立六卿百官，孫可望以人心未附，商議等永歷移駕黔地再議而作罷。
“脅改秦封”
永歷三年（1649年），還在肇慶市的永歷政權對孫可望的同輩李過、李成棟加封爵位，于是孫可望在楊畏知的慫下欲要遣人討要。其間四川省巡撫錢邦芑來信招降，其態度使得孫可望欣喜，便正式使楊畏知和龔彝帶禮前去請封王爵。而孫可望的請表被遞交到朝臣手中，兵部給事中金堡力勸不可，言朝廷自開國就沒用異姓封王的例子，嚴起恒、文安之亦附和，但最終在楊畏知的勸諫下選擇封孫可望為景國公，賜國姓并改名朝宗，讓趙昱攜詔一同回去。趙昱知道孫可望絕不會同意這次冊命，便與堵胤錫私下商議改封其為平遼王，于是在更改詔敕后啟程；與此同時孫可望因一直沒得到朝廷任命，認為被大臣拒絕遂領兵攻擊永歷政權，攻勢甚急；與此同時慶國公陳邦傳謀劃挾留永歷帝，便私下遣武康伯胡執恭命孫可望為秦王，并偽詔其總領天下兵馬，將官服等一同送去。及孫可望承旨便欣喜不已，在接受四方祝賀的同時，使人聯系海上的鄭成功邀擊北方，但于后來因朝中消息生疑，便詰問胡執恭朝中實情。胡執恭怕觸怒孫可望，就騙他說這是皇太后與皇上的意見，與朝中大臣無關；及趙昱等攜詔回來，孫可望心生害怕，便以已得秦王的封敕為理由拒絕。楊畏知便言此為偽詔，胡執恭知終隱瞞不住，只好言他的那分詔書其實亦是偽造的；真詔書還保留著，是封孫可望為景國公。于是孫可望大怒，將楊畏知、胡執恭等人下獄論罪。
永歷四年（1650年），因孫可望之前派去聯系鄭成功的使者帶著魯王使者復命，孫可望便欲出征，于八月遣總兵常榮、葉龍等赴闕請命，并拿出四萬兩金銀賄賂朝臣。如此文安侯、閣臣馬吉翔上書為孫可望請封江王，但為孫可望的使者以“非秦王不敢復命”為由拒命；閣臣嚴起恒、文安之則堅持反對授予王爵，并請免孫可望的賄款。當時恰好高一功有事而在朝中，知道此事后便使人責斥孫可望，但孫可望仍自稱秦王并行相符合的禮儀，從云南省發兵攻擊貴陽；九月，孫可望在貴陽殺富順縣王平等，俘拿將領皮熊并征戰黎平縣、酉陽苗、瑤等異勢力，對貴州省官員處以濫刑。與此同時駐守重慶市的袁韜和華陽侯楊展發生內訌，孫可望遂趁機令王自奇、劉文秀、白文選等人出兵四川省；及四川守軍大部投降使得孫可望勢力大漲，占據湖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四川等省并有兵力八十萬、馬萬余匹、大象數十頭。永歷四年（1650年）十一月，永歷帝因桂林市、廣州戰役而移駕南寧市。由于清軍壓境，朝廷遂派劉封孫可望為冀王，后因路不行乃止，及最后是楊畏知出使朝廷真正得到為秦王封號。但孫可望不知楊畏知出使的結果，急不可待便將文安之邀于都勻，遣五千人馬至永歷帝行在，殺閣臣嚴起恒、楊鼎和等人，對彈劾者亦或留或殺。其間孫可望獲知自己已被封為秦王，于是又遣惺光至朝廷上表稱謝，而永歷帝封惺光為大理寺卿。
東攻湖廣
永歷五年（1651年）貴州省平定后，孫可望等議定“東攻湖廣，北進四川省”的戰略，其中孫可望、李定國負責湖廣方面。四月，孫可望令馮雙禮率兵數萬進入湖南省，分三路攻略；清軍沅州守軍三營合計只有三千士卒，退入城中，被“圍如鐵桶”。是月十五日，馮雙禮軍合擊于湖南沅江（今芷江侗族自治縣），抓獲守將鄭一統、柴宮桂等人。馮雙禮等人還計劃攻打辰州，后因辰州防守得當、清沈永忠援軍的堅持而作罷，戰局陷入僵持狀態。
朱由榔六年（1652年）三月，吳三桂、孔有德率兵入川黔地區，孫可望知道后決意北伐。他一邊在四川、鎮遠縣大規模造江船，一邊令安南進貢馬匹，并聯系鄭成功、張名振等人。五月，于貴州省進入湖南的李定國與馮雙禮軍一起攻擊靖州苗族侗族自治縣，來援的沈永忠軍被圍殺在靖州城內。又因沈永忠因孔有德有隙，沈永忠見無援軍只好北撤，如此清廷地方官員也隨之北逃，而沿途寶慶、永州市、衡州府、道州等十余州為孫可望、李定國等人收復，清軍所控制的湖南州府僅剩岳州、常德，還有徐勇一鎮孤零零地據守負隅頑抗的辰州；六月，李定國率軍進攻孔有德，逼得孔有德在桂林市城內自殺，生俘貳臣陳邦傳、清官員王荃可、尹明廷等人。如此李定國取得桂林大捷，續而收復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功績使得孫可望嫉妒，便調意圖廣東省的李定國前往湖南省作戰；及李定國攻克衡陽市，孫可望于朱由榔六年（1652年）十一月攻克辰州，但在一次戰敗后撤軍。其后孫可望為李定國請封西寧王，并想為之當面表功，但李定國認為他的退兵是不義之舉，便對孫可望的邀約置之不理，如此孫可望對此氣憤不已，之前的請封便收了回去，并因李定國“兩蹶名王”的名氣而想要對其謀害。而劉文秀在北伐時便因輕敵被孫可望斥責，其兵權亦于十月回云南省后被解除。
寶慶之役
永歷七年（1653年），孫可望兵發靖州苗族侗族自治縣，其所領前軍便以桂林市之捷無所獲為恨，言敵人實力今非昔比，請孫可望親自率兵立功以服眾。而孫可望據情報得知敵方主將佟圖賴于寶慶岔路口屯兵，便使三軍共十萬人攻擊，并先以輕騎襲擊。當時天氣陰雨綿綿，清軍于周家鋪、頓子嶺一帶受到孫可望軍驚擾，一時間陣型松散，為孫可望斬獲數人并掠走馬匹。而佟圖賴奮力搏戰，見孫可望軍中軍帥旗儀仗，遂率兵集中突擊。孫可望所統明軍戰敗，頗有傷亡，被清軍繳獲馬七百余匹，象一頭，無法抵擋之下敗走寶慶，使諸軍回各防區呈防御形態，撤去已任的湖南省官吏。清軍趁勝未做追擊；四月，孫可望領軍退回貴州省，清軍進入寶慶，寶慶之役結束。永歷七年（1653年）八月，孫可望回到貴陽府，安排各部隊屯兵在周邊。孫可望疑慮有部下想取自己而代之，如此便不嚴督諸軍作戰，而諸軍隊遂奮戰欲得戰功，卻又不愿為之拼力，如此在此間屢屢落敗。
篡位失敗
此前孫可望在永歷五年（1651年）九月便遣總兵狄三品等迎永歷帝移駕新寧，后置于安隆府（后改為安龍）。而對于當時朝內朝外對此的異議，孫可望則上書講自己并不是“挾天子以令諸侯”，而是為了維護虛弱無力的朝廷地位。永歷帝聽此便派吳之俊攜詔慰勞孫可望，孫可望上疏言謝。
永歷六年（1652年）四月，永歷帝于安龍縣久居且生活困頓，勢力大漲的孫可望就欲想謀劃篡位，于是其手下將領領其意而謀劃皇帝禪位。他們為孫可望及其父輩立太廟、制定朝儀并擬國號“后明”，但終因天氣而不行。可此事還是讓永歷帝所知，在恐懼之余欲讓吳貞毓攜密詔使李定國率兵保護。永歷八年（1654年）三月，宦官馬吉祥將此事泄露于孫可望，孫可望便遣鄭國至安龍監視，隨后還拘訴吳貞等人；與此同時孫可望亦矯詔稱自己為平亂治安的最大功臣，而吳貞毓則為奸臣并借以震懾其他人。及吳貞毓等十八人被孫可望處死（史稱“十八先生之獄”），他為抵消眾人對其猜疑，便講其對皇帝的移是為了皇帝“臥薪嘗膽”，當皇帝想移駕其他地方時，孫可望自己一定會積極負責后勤且“斷不敢阻”。他在旨中也對勢大的李定國等人進行貶汰，并因害怕李定國攻襲他而占領雷、廉兩州。續而孫可望又想攻占廣州，于戰敗后便攻打柳州市，又次戰敗后在永歷九年（1655年）二月退守南寧。
當時清政權洪承疇軍于湖南省駐扎，見南明內訌就商議駐守永、寶兩州來圍困孫可望，孫可望對此只好極力保全保靖縣、奉地、貴州省少安，并開始在貴陽開科取士，在寶慶至貴州的地域上建置十余處用來巡幸的行宮以粉飾太平。而李定國在孫可望的進攻態勢中一直保持守勢，于此時在田州再次擊破孫可望手下關有才、劉鎮國軍的攻勢，如此孫可望令白文選、周自貞率軍將永歷帝劫入貴州，而白文選思量自己本就不為孫可望重用，就攜帝出走云南李定國處；劉文秀亦與孫可望有怨，兩人不歡而散，劉文秀回到永歷身邊。孫可望無計阻止永歷帝的出走，便命楊維先上疏言皇帝可駐蹕于曲靖，但被群臣否決，如此永歷帝為李定國所擁駕。
稱兵謀反
及永歷皇帝于永歷十一年（1657年）春進入云南省，李定國、白文選與劉文秀皆以擁立之功加官進爵。與此同時朝廷為安撫孫可望，其心腹王自奇、張虎等人亦進公侯爵位，還使張虎將孫可望的家人迎至孫可望所管轄的貴州省安頓，派出白文選來和孫可望商議和平。但孫可望視白文選為背叛，對他進行拘禁，續而派出朱運久至云南，假意議和而實則與王自奇等人作為叛亂內應。
永歷十一年（1657年）八月，孫可望上書言反，并釋放白文選進行禮待，封為大招討，與先鋒官馬寶共率六萬兵力進軍，并讓王自奇、關有才屯兵楚雄以進軍永昌，牽制李定國、劉文秀來方便孫可望長驅直入。及九月，孫可望率領大軍已到距離皇帝所在的曲靖只有三十里的交水（今沾益），如此云南省大動，李定國、劉文秀此時僅有數千人，如此商議移駕他處，而最終并無結果。當時白文選反叛日久，與馬寶等人皆一同謀劃歸順朝廷，并后來忽然率軍降于李定國，李定國遂整軍出擊。先前孫可望在知道白文選出降便想撤軍，而馬寶等人反對并主動領兵，孫可望便趁李定國、劉文秀大軍在外，昆明市城定是兵力空虛的機遇讓手下人夜襲有已方內應的昆明。馬寶連夜將此事告知李定國，如此李定國早下防備，于當月十九日與孫可望決戰，由是孫可望大敗而被李定國等人追擊，回到貴州省時身邊只剩十余人。
降清終逝
劉文秀在普安追上孫可望，孫可望只好帶著妻兒共十余人出逃。而孫可望不為手下所擁，經過鎮遠縣、平溪、黔興數城皆無下屬迎接。如此他走投無路，但又想與李定國等抗衡，便命惺光向在寶慶駐守的洪承疇投降，劉文秀的追兵于沙子嶺追上孫可望，被洪承疇所派援軍擊退。
如此孫可望等出走長沙，于順治十四年（1658年）十月被清廷封為義王，至第二年到達北京，受到清廷宴迎并賜金萬余。此時孫可望想領兵回云南討擊南明以“洗大恥”，為清廷留中拖延。順治十七年（1660年），孫可望因放債取利和欲想職便被人舉報彈劾，便上疏請求辭去義王爵位和冊印，為順治帝婉拒。順治十七年（1660年）11月20日，孫可望在跟隨出獵時被箭射死，清廷上謚號“恪順”。
及孫可望死后，其爵位亦逐步降格，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不再襲封。
施政舉措
政治
孫可望等人在占領云南省后，為了爭取當地官紳百姓和土司支持，遂廢棄了原大西國號，一切事務著眼于擁立明朝統治；且為了內部穩定，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時人均稱為王，其中孫可望以大兄長身份主持軍政大事；任命政府官員，恢復地方控制，使得在穩定地方的同時拉攏當地勢力；更換篆文，大力整頓吏治，使得云南官員“無一敢要錢”；鼓勵百姓進言上策，并積極嘉獎孝廉名節等。
經濟
在進入云南之初，孫可望等仍是沿襲大西軍強搶暴掠，嚴重影響了當地發展。永歷元年（1647年）五月，孫可望等人在平定戰亂后，便開始恢復農業：貸給農民耕牛與農種、興修水利等民生設施、進行植樹造林、擴大耕地面積等。孫可望等人于平亂不久便在農業上行使“營莊”制度，即將云南省的一些軍民田分為數個營莊管理，而所收獲糧食與百姓平分，田地的主人則獲得所擁有產出的十分之一。與此同時他們銷毀之前的文契賬冊，多有“更張”。
孫可望等最初實行實物稅制，后來才部分改為征銀。實行田稅稅額為分成制，則將總數分為十份，官府分四而農民分六；并下令規定農民向地主上交的田租從一半及以上降為十分之一。如此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的同時亦不至于極大損害地主利益，站在對立面。他們亦重視鹽、商稅的征收，在云南省設立鹽稅司負責鹽課與商稅征收；鹽井歸為官有并鼓勵商賈領票販鹽，而鹽稅征銀在每斤一分六厘至一分八厘之間，每年可獲鹽課收入十余萬兩白銀。
為避免浪費糧食及發生饑荒，孫可望等在進入云南之初嚴令禁止釀酒，至農業生產的恢復才進行解除。孫可望等人在進入云南之初鑄造“大西錢”以使用，在廢棄“大西”國號后便鑄造流通“興朝通寶”，對當地仍通用貝幣的行為進行矯正，下令繼續使用貝幣的人將處以劓刑。如此云南在商品流通上普遍使用錢，較大提升了云南的商品流通速度和經濟活躍。
孫可望等人在治理云南省之初實行較嚴的戶籍制度以維持治安，即在每戶門前掛設該戶的人口數量及分別姓名，用以日常檢查；禁止婦女進出城門，而男子出入城門也要出具所書自己身份、地址與姓名的腰牌。而城外入城內，進入的外鄉人要將自己的腰牌掛在甕城的左側廊道，到出城時取出；如進入者沒有腰牌，也要在臉上打上一可識別的號印才能入城。
軍事
其一，對軍紀進行整頓，由于孫可望等本為農民軍余部，在初入云南時為清滅敵對勢力而紀律渙散，不為云南當地人所歡迎，如此在當地動亂結束后開始整頓軍紀，兵將只要拿取百姓物品便要被斬殺，并行連坐制度。如此當地治安轉好，他們亦很快得到百姓擁護；其二，加強對軍隊的建設和訓練。史載孫可望等極度關注周邊及中原的形勢，一天兩次訓練士卒，規定每十天逢三六九便進行小操練，第十天展開大操練；為操練騎兵與其他兵種，孫可望還在昆明市征發數萬民役修建教場；其三，改善軍隊裝備與衣食供應。孫可望等一邊實行“營莊”制度解決軍隊糧食問題，一邊采用宋時的保馬法保證馬匹的供應。為兵器裝備齊全，建造生產軍需的場所并使工匠打造，并對損壞的兵器裝備積極維修；及時提供每季節所需的衣物鞋襪，對軍士的家屬亦同生活待遇。
文化
為拉攏當地地主士紳和維系地方穩定，孫可望從進入云南省之初便親自前往文廟祭祀孔子，并由吏部開科取士；為了搜羅人才，還對生活困頓的士子進行物質資助，統治區與新占領區的地方官員多任用云貴士人。緩和民族矛盾，孫可望等在對待云南少數民族和宗教問題上妥善處理。他們承認既有土司現狀，團結當地各民族抗清；尊重當地盛行宗教即佛教禮儀與傳統，下令保護宗教寺觀，孫可望帶頭刻印佛家經典，鑄造用以奉佛的香爐等禮器。
死亡爭議
《清史稿》并沒用交代孫可望死于何種原因，而當時有私著《行在陽秋》《荷牐叢談》有文字透露，但死因不一：有說法是孫可望被射殺在一次“隨出獵”的活動當中，亦有說法是毒害即“被酖”而死。
影響
孫可望的影響主要在于抗清活動上，而其正反影響以降清為界:
降清前，孫可望作為農民起義軍的一員，放棄階級之隙而聯合南明進行抗清，如此使得清廷南下進展困難，淪陷區反清勢力亦紛紛響應，抗清根據地云南在孫可望等的精心經營下得到發展；而孫可望心懷稱霸野心，在一定程度也影響了抗清勢力高層的合作，為他后來降清埋下伏筆；及孫可望投清后，他受到清廷的優待還主動助清瓦解南明，如此使得一批南明官員將領在戰與降的選擇上搖擺不定，抗清勢力的士氣受到極大影響。
歷史評價
清代官員張廷玉等在《清史稿》中講孫可望是個“叛故國”“賊舊君”的人，清朝因他是南明高層，對自己有利才接受其投降，并給予封爵；而之后清廷對孫可望后代的降襲爵位，亦正因此。
清代官員魏裔介在彈劾孫可望欲利用權位方便時言其過去“荼毒蜀楚”使得“神人共憤”，再者阻撓清軍南下。如今投降于清廷，但是在“眾叛親離”的情況下，如此不可準允。
現代歷史學家錢海岳先生認為孫可望“多智計”，并心懷劃地稱王的政治志向。在其著《南明史》中，錢海岳分析了當時的戰略形勢，得出孫可望優勢在于“地險兵悍”；及孫可望向清廷投降，他受到優待還助清瓦解南明，如此使得一批南明官員將領在戰與降的選擇上搖擺不定，抗清勢力的士氣受到影響。
現代歷史學家顧誠先生在其著《南明史》中講到孫可望在1657年反叛前的行為即“接管和改造南明永歷朝廷”的活動上，創造一個足以同清廷抗衡局面，如此“總的說來功大于過”。顧誠先生亦指出孫可望的缺點，即“個人野心太大”，但也肯定了孫可望在1654年決策部署長江戰役的前瞻性，講其“頗具戰略眼光”。
現代歷史學者秦暉在其著作中詳析大西軍余部即孫可望等在云南省的生產活動，認為他們在恢復和發展云南農業方面的功績不可忽視，云貴高原地區在孫可望等經營下從“土瘠民貧”“不毛之地”下發展到“農勤歲”“民安物阜”，甚能在生產滿足的情況下支撐孫可望北伐。
軼事典故
十八先生之獄
朱由榔六年（1652年）冬，為將來的篡位做準備，永歷皇帝朱由榔被別有用心的孫可望接到貴州安隆所（改名安龍府）暫居。由于安龍府并沒有作為皇帝行在的條件，孫可望就以建立南明永歷王朝的秩序的名義在貴陽設立了內閣六部、建立太廟和社稷、規制禮儀并定國號為“后明”。永歷八年（1654年）春，永歷皇帝對孫可望的篡位野心深感不安，便在大學士吳貞毓等人的支持下與出征在外的李定國秘密聯系，希望他回軍護駕。而這個消息不久被宦官馬吉翔泄露給孫可望，孫可望便在大怒中囚禁吳貞毓等18位大臣，并脅迫永歷帝下詔處死他們。如此吳貞毓等18名大臣被處死，后人感慨他們為國赴難的氣節，便將此稱之謂“十八先生之獄”。
興朝通寶
清順治三年（1646年）十二月，大西農民起義軍領袖張獻忠在川北西充鳳凰山遭清軍伏擊犧牲后，其養子孫可望入滇自稱東平王，改號興朝，于永歷三年（1649年）在其貴州遵義錢局鑄行權銀錢—興朝通寶大小錢及永歷通寶大錢。按興朝通寶有小平、折二、折五、折十四種。小平錢背穿下鑄“工”字，形制與張獻忠所鑄大順通寶基本相同。折二、折五背文“五厘”，折十錢背文“壹分”，有大小兩種版別。永歷通寶大錢也有“五厘”、“壹分”之別，亦有大小兩種版別。此永歷通寶背“壹分”為大錢小版。
家族成員
相關文物
安龍縣明十八先生墓
安龍縣明十八先生墓位于貴州省安龍縣安龍古城的天榜山下，為貴州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目前國內最大、保護最完好的一處南明歷史文化遺址。明永歷八年（1654年），一心篡位的孫可望殺害吳貞毓等十八位忠君護國、力主抗清復明的朝廷重臣，后人為紀念吳貞毓等人，便主動為他們修墓建祠。現遺址由進門石牌坊、十八先生墓、西安碑林博物館、十八先生墓祠、忠泉、虛舟、名人摩崖石刻、多節亭等組成，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妥善保護。
銅官印“平東將軍之印”
1979年5月，廣西壯族自治區考古工作者在玉林市蒲塘鄉金雞坪出土一枚南明永歷時期的銅官印。其印保存完整且工藝細致，因印正面和背部有“平東將軍之印”的刻字，鑄造落款為“永歷六年禮部造”，有學者從孫可望跟隨大西軍于四川省活動時便封為平東將軍，在永歷六年（1652年）有自設六部、把官印全部重鑄的史料記載角度出發，認為該銅官印為孫可望本人的信印。
研究書目
《明史》張廷玉等撰
影視作品
參考資料 >
孫可望.《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網絡版.2025-08-09
孫可望.陜西省人民政府門戶網站.2023-09-16
孫可望.中國大百科全書.2024-04-21
安龍縣明十八先生墓.安龍縣人民政府.2023-09-22
陜西安康再次發現南明永歷、興朝錢.陜西省地方志辦公室.2024-06-01
南明史.豆瓣讀書.2024-04-23
清史稿(全四十八冊).豆瓣讀書.2024-04-23
明季南略.豆瓣讀書.2024-04-23
明史(全二十八冊).豆瓣讀書.2024-04-23
長河東流 (2008).豆瓣電影.2023-09-23
(圖文)黔劇《龍城驚變》首次公演.亮點黔西南.2023-09-23
雙雄會(上集).豆瓣電影.2023-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