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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二?二六事件（ににろくじけん），又名“帝都不祥事件”或“不祥事件”，是指1936年2月26日發生于日本東京的一次失敗政變。為了進行激進的國家體制改造，日本陸軍的部分皇道派青年軍官率領千余名士兵對政府及軍方高級成員中的統制派對手與反對者進行刺殺，最終政變失敗。政變領導者大多被判死刑，間接相關人物亦被調離中央職務。

1930年代，在如何建立軍部法西斯主義獨裁統治問題上，陸軍內形成了皇道派和統制派兩大派系相互斗爭，直至“相澤事件”爆發，皇道派決定發起政變。1936年2月26日，數位青年軍官率領士兵分別前往東京各地展開刺殺，多名要員被刺殺身亡，其中有兩名前日本首相遇害身亡，包括前首相高橋是清和齋藤實，一度占領東京市中心。但叛軍無法實現政權的替換，并未成功殺害時任首相岡田啟介和占領日本皇宮，同時遭到幕后高級將領的拋棄且未能爭取到其他高級將領的支持，加之昭和天皇對其政變行動感到憤怒等因素，進而導致叛軍政變失敗，于2月29日繳械投降。投降后，二?二六事件中的主謀起事者多被判處重刑。在歷經一系列的非公開審判后，共有19名叛軍領導人物被判處死刑，另有40人被判處監禁。

二?二六事件是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叛亂行動，也是1930年代日本法西斯主義發展的重要事件。該事件對日本政府有重要影響，使日本政府正式走向軍部內閣，完成軍國主義。日本陸軍中的“皇道派”勢力就此衰落，日本國內曾一度流行以刺殺方式達到政治訴求的活動也就此終止，軍方對于政府決策的影響力也大增。

歷史背景

社會環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歐洲的專制制度崩潰，接著出現民主、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潮流，這對日本產生了很大影響。1919年8月，一批民間法西斯主義分子組織了日本第一個法西斯團體“猶存社”(1919—1923)。在此期間，日本出現了一系列政黨，1924年開始實施成人普選法，引發了松島紅燈區丑聞、鐵路丑聞以及朝鮮丑聞等一系列將政治視為賭博的貪污受賄罪事件，這些事件使得國會內部發生了激烈的爭吵。

隨著日本不斷的西方化，人口迅速增長，加劇了社會的混亂。國家經濟無法承擔每年增加約一百萬人口的壓力。農民由于產品價格暴跌而陷入饑餓的邊緣，成千上萬的城市工人失去工作，只能露宿街頭。在猶存社及其分化后的民間法西斯主義勢力中，最有影響的人物是北一輝，把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結合到一起，并發表了《國家改造法案大綱》，受到激進派的推崇。他號召取消內閣和國會，建立專制獨裁制度，北一輝的言論吸引了大量渴望改革的人。

自1922年起，在民間法西斯的影響下，一些青年將校和士官學校學生經常私下討論“國家改造”問題，并積極傳閱北一輝的《國家改造法案大綱》。這些年輕人對北一輝的思想非常熱衷，有時還親自登門請教他。這一現象引發了青年將校的“國家改造”運動。西田稅等人甚至成立了自己的組織，在1927年的7月還計劃建立全國性的“天劍黨”。由于當局的打壓以及其他原因，這些已經組織起來的團體先后解散，天劍黨也未能成立。青年將校運動主要采取秘密聚會、相互聯系、書信往來以及散發印刷品等方式進行宣傳、聯絡和擴大影響。到了1924年和1925年，陸軍的運動成員已經擴展到從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一批年輕軍官，而海軍的青年軍官，以藤井齊為首，也開始參與運動，并于1928年成立了擁有四十多人的“王師會”。

日本陸軍內的派系之爭

三十年代初，日本陷入嚴重經濟危機，失業人數劇增。嚴重的經濟危機加深了政治危機，1931年，日本發生了“三月事件”與“十月事件”，日本陸軍與海軍自此走向分裂，并終結了他們原本與民間民族主義者的聯系。

在日本除海軍和陸軍不和外，陸軍高層也有著悠久的派系斗爭，最早是源自于明治時期的出身藩閥之別。到了1930年代，在如何建立軍部法西斯主義獨裁統治問題上，陸軍內形成了皇道派（以荒木貞夫與真崎甚三郎將軍為首）以及統制派（永田鐵山將軍為首）兩大派系。

皇道派強調以天皇氏為中心的絕對精神主義，認為對政黨、重臣勢力必須給予堅決的打擊，主張用政變來實現這一目標，其亦是“征俄派”。皇道派主要成員是少壯軍人，少壯派軍官認為國家面臨的問題在于日本偏離了“國體”（指以天皇為中心所構成的國家秩序），“特權階級”剝削人民，導致農村普遍貧困，天皇受到欺瞞，權力由這些人篡奪，致使日本走向衰落。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可以效仿“明治維新”，來一場起義來消滅天皇身邊的“邪惡臣子”，還權于天皇。；而統制派則是強調加強現有國家機關，支持由軍方主導的中央來計劃經濟、技術與軍事（即總體戰理論），并主張朝中國擴張，是“征華派”。

皇道派和統制派還有一層區別是人員來源，皇道派是源于底層民眾，畢業于陸軍士官學院的基層軍官，視野從民間疾苦出發，但缺乏實權和發聲通道。統制派是出身陸軍大學的中層軍官，著眼于國家總體戰，并且出身在晉升上有優勢，因而進一步掌控陸軍的總體方向。此外昭和天皇對皇道派很冷淡，比較信任統制派。派系兩方的人員有少量互相影響的跳變行為，但總體成員趨勢穩定。

皇道派荒木貞夫在1931至1934年間擔任陸軍大臣期間掌握了大部分重要職權，荒木成為皇道派青年軍官的后臺，正是由于這樣的人緣，才得以阻止青年軍官卷入血盟團事件和五·一五事件。然而在他下臺后，其成員位置又多由統制派軍人所替補。皇道派由此認為這是由陸軍省軍務局局長永田鐵山策劃的，于是便散發了攻擊永田鐵山的文件，兩派對立更加嚴重。

刺殺的流行

二?二六事變前，日本興起刺殺活動，從1930年到1936年2月，日本國內發生了20起重大恐怖襲擊案件、4次政治暗殺、5次有計劃的暗殺、還有4次未遂政變。在1931年初，橋本欣五郎與中國班班長重藤千秋、軍務局長小磯國昭、參謀次長二宮治重以及右派思想家大川周明秘密聯絡，計劃在當年3月發動暴亂。然而，在暴亂計劃實施過程中，小磯國昭叛變，大川周明也在德川義親侯爵的勸導下放棄了計劃，導致這次名為“三月事件”的暴亂未能成功。事后，日本當局了解到事件的經過和性質，采取了寬容、放縱的態度，只對事件主要發動者橋本欣五郎進行了15天的反省處分，其他涉案者則不再追究。

九一八事變后，于10月，在東京，櫻會成員秘密策劃政變，旨在與滿洲的造反行動相呼應，并實施激進的改革，以使日本成為一個煥然一新的國家。這個陰謀計劃有120名軍官以及他們的部隊參與，還有北一輝的追隨者煽動叛亂。叛亂者計劃殺害政府和朝廷的權貴，然后在皇宮前集體切腹，以向天皇氏請罪示意。然而，由于參與政變的派系過多且意見不一，有人選擇告密。因此，政變策劃者于17日遭到逮捕，首領被禁閉20天，助手則為10天。其余同謀只受到了責備。

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海軍少壯派軍官刺殺了內閣總理大臣犬養毅。審判結果亦是沒有一個人被判處死刑，被判刑的四十人幾乎都在幾年后獲釋。“五一五事件”作為當時極具代表性的事件，很大程度上促使了二?二六事件的發生，因“五一五事件”同以前的三月和十月事件一樣，日本法庭對主謀者一律從寬量刑，也導致了這些軍官的有恃無恐。

統制派的打壓

1933年，黑龍會骨干鈴木善一發表《日本主義建設案》，弘揚“皇國意識”，6月，九州大學法學部講師半田敏治提出《皇國日本重建案大綱》，呼吁“徹底實行天皇氏政治”。10月，經林銑十郎和永田鐵山的批準，陸軍省新聞班出版了宣傳小冊子《國防本義及其強化的提倡》，系統論述了統制派的法西斯主義理論。鼓吹“戰爭至上論”，這本小冊子印刷了20萬冊，在在軍內外廣為散發，影響極為惡劣。

在人事安排上，統制派利用手中權力，不斷削弱皇道派。于是11月發生的“士官學校事件”或“十一月事件”，國體原理派（皇道派）重要成員的磯部淺一大尉和村中孝次大尉遭控企圖利用軍校謀反而被捕。村中孝次與磯部淺一承認有對此類政變有過討論，但并未付諸實施計劃。軍事法庭對該事件展開調查，并未找到證明其謀反的足夠證據，但仍判決兩人停職處分。兩人認為這件事是由統制派主導的一次誣陷，因而在停職期間制作了《關于肅軍之意見》的小冊子發放軍中進行傳閱，還將永田鐵山（統制派領袖）稱作“首席反派”，之后，軍隊將村中孝次與磯部淺一二人開除。事件過后，皇道派與統制派的矛盾愈加不可調和，林銑十郎和真崎甚三郎在陸軍高層的人事安排上加劇爭斗。1935年7月，在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親王支持下，林銑十郎罷免了真崎甚三郎教育總監之職，由渡邊錠太郎接替。作為僅存最后一位身居要職的皇道派軍官——真崎甚三郎大將也被迫離職，少壯派軍官對此事十分憤慨，村中孝次與磯部淺一也發表了新的小冊子，刊載攻擊永田鐵山解職決定的文章。

相澤事件

真崎甚三郎離職后，皇道派尋機反擊。1935年8月12日，爆發了“相澤事件”，忠于皇道派的相澤三郎刺殺了統制派核心人物永田鐵山將軍，以報復后者對皇道派的壓迫。1936年1月28日，開始了對相澤三郎的公審。這場公開審判成了媒體關注的焦點，相澤本人以及國體原理派領導層也視其為發表政治訴求的機會，他們與法官相勾結，將審判轉化為一場對外輸送其意識形態的場合。相澤的支持者在媒體前宣揚相澤的“道德與愛國主義”，后者也因而塑造成一位只想透過民族原則來革新軍隊的普通軍人。審判過程因發生了二·二六事件而暫時中斷，4月22日進行第11次審判，到5月1日第14次公審結束為止，審判一直處于非公開狀態，相澤三郎于5月7日被判處死刑，第二天(8日)上訴，但被駁回，隨后確定了死刑判決。同年7月3日，相澤被槍決。

政變經過

導火索

準備行動

“相澤事件”后，皇道派決定鋌而走險。磯部淺一、栗原安秀等少壯派軍官與真崎甚三郎、北一輝、西田稅頻繁接觸，加緊策劃政變。統制派則于1935年12月，將皇道派骨干、第1師團長柳川平助調任臺灣，將第1師團調往東北地區。皇道派于1936年2月18日至22日，由西田稅、栗原安秀、安藤輝三、河野壽、村中孝次和磯部淺一舉行的一系列會議中決定，軍官們去刺殺大部分的“國體之敵”，控制首都的行政中心與皇居，并提出他們的訴求（解除某些人的職務，并另組由真崎甚三郎所領導的新內閣）。

時機已到

叛軍同時計劃，如果有必要的話，會扶持裕仁天皇的弟弟秩父宮雍仁親王即位，取代裕仁。這群少壯軍官相信可透過一些非正規手段爭取一些高級將領的支持。叛軍也撰文來說明其意圖并表達對社會現狀之不滿，將此文題名作《奮起趣意書》，并希望將這篇文章轉交到天皇氏手中。其內容指責元老、政客、軍閥、財閥、官僚和政黨因為私欲去危害國體，藐視天皇，因此他們才準備“清君側”，并為之付諸行動。

付諸行動的部隊主要由第1師團的步兵第1聯隊（456人）、步兵第3聯隊（937人）以及近衛師團（64人）組成。指揮官分別是：野中四郎、香田清貞、栗原安秀、安藤輝三、村中孝次、磯部淺一及河野壽。據當時的官方統計則為總人數為1,483人，其中不包括中橋基明指揮前去占領皇居的75人及刺殺西園寺的兩名起事部隊。起義軍詳細信息如下：

刺殺行動

2月25日晚，東京下起了大雪，這使叛軍成員想起了1860年的“櫻田門外之變”事件，因此鼓舞了他們的士氣。在2月26日凌晨3點半至4點，1000多名叛軍集結部隊兵分六支集團出營，于5點幾乎同時襲擊了警視廳、陸軍省、岡田啟介、鈴木貫太郎、高橋是清和齋藤實等人的私宅。

刺殺軍政要員

首相

刺殺的主要目標首相是岡田啟介，岡田啟介是退役的海軍提督，因其支持《倫敦海軍條約》，擁護“天皇機關說”。殺害岡田啟介的任務由栗原安秀中尉指揮的步兵第1連隊280人負責。叛軍包圍了總理大臣官邸，強迫守衛開門。在進入宅第后，叛軍開始尋找總理岡田啟介，后與四名警察交火，四名警察均由叛軍擊斃，但后者也有六人受傷，且槍聲大作和警鈴響起也警告了岡田啟介局勢的危險。岡田啟介在近5點時驚醒，與其妹夫松尾傳藏（一名退役大佐）一同在屋中尋找逃難的出口，在局勢緊張之際，一名警察將松尾與岡田啟介推進一間當作儲藏室之用的洗澡間躲起來，之后松尾出去查看局勢，卻被叛軍所發現，后者誤認松尾為岡田啟介本人，于是開槍將其殺害。栗原從總理房間內找了一張岡田啟介的照片與松尾的臉相比對，他不放心，又找來女傭辨認，女傭確認死者就是岡田啟介，因此認為殺害的是岡田啟介本人無誤，完成了任務。首相岡田啟介就這樣戲劇性地逃過了刺殺，第二天下午，在東京警視廳的救助下，岡田啟介戴上口罩和墨鏡，化裝為吊唁人，混在送葬隊伍中，從被叛軍占領的首相官邸中逃脫。

元老

西園寺公望公爵和牧野伸顯伯爵也是刺殺目標之一。刺殺西園寺公望公爵的任務由豐橋陸軍教導學校的倆位軍官負責。西園寺是明治維新以來僅存的一位元老、前內閣總理大臣，因其是天皇氏的顧問，支持《倫敦海軍條約》，使天皇組成“不適任”的內閣被列為少壯派的刺殺對象。西園寺享有很高的威望，許多政變士兵不愿加害于他；帶隊的中尉也拒絕執行這一任務，便取消了這一行動。

刺殺牧野伸顯的任務由步兵第1聯隊的河野壽大尉指揮的一支7人行刺隊（其中包括6名民間人士）負責。牧野伸顯是前內大臣，明治維新功臣，時年75歲，因其是天皇的顧問，支持《倫敦海軍條約》，阻止海軍將領伏見宮博恭王向天皇抗議此事，與齋藤一為政治盟友而成為刺殺目標。起義軍攜帶輕機槍3挺及步槍、手槍，于黑夜中乘兩臺出租汽車到達湯河原，隨即在旅館的前門、后門架上了機槍。在政變發生時牧野伸顯正在神奈川縣的湯河原溫泉休養。當叛軍攻來時，牧野的衛士槍殺了領頭的軍官，但其又被叛軍所殺，而后叛軍乘勢火燒旅館，意在迫使牧野跑出來。在20歲的外孫女吉田和子的幫助下，牧野利用士兵抵抗所爭取的時間，溜出旅館后門。旅館后面是一座峭壁，這位老先生在外孫女的幫助下爬到巖面的突出部，就再也爬不動了。不久之后，火光照亮了峭壁。山下奉文的叛軍舉起了槍。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吉田和子展開了她自己的和服，擋到外公的面前。士兵們看到這種情況，其中一個叛軍便謊稱打中后便離開了。

內大臣

刺殺齋藤實的任務由坂井直中尉負責。齋藤實是當時內大臣（前內閣總理大臣、前外務大臣），因其是退役海軍大將，天皇氏的顧問，支持《倫敦海軍條約》，介入真崎甚三郎的解職事件，與牧野伸顯為政治盟友故被選為被刺殺人員。坂井直中尉帶領20人前往內大臣齋藤實所在四谷的住所，叛軍包圍了駐守的警察，使其投降。包括坂井直中在內的五個人進入了宅邸，在二樓寢室找到了齋藤實所和他妻子春子。叛軍向齋藤實所開火，后者當場死亡、倒在地上。春子沖到了齋藤實身上護著他，但叛軍只把她推開，繼續對齋藤實開槍，齋藤實渾身上下一共中47槍。叛軍得手后，高呼三遍“天皇氏皇帝”后離去。

教育總監

5時15分，齋藤實死亡后，兩名軍官帶上人馬前去行刺渡邊錠太郎大將，其余的人則往陸軍省東北處移動。渡邊錠太郎曾取代真崎甚三郎任陸軍教育總監，因其是是統制派成員，且曾經參與除去真崎甚三郎職務的行動，故成為被刺殺對象。早上7點，高橋太郎少尉與安田優少尉帶領20人乘卡車前往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大將所在的東京荻洼住所進行刺殺。當叛軍闖進宅邸時立刻與駐兵交火，安田與另一名叛軍士兵受了傷，但其他叛軍們仍強行從后門通過，并在二樓的寢室門外遭遇到渡邊錠太郎的妻子。叛軍拉開渡邊錠太郎的妻子，發現渡邊錠太郎邊用棉被把自己罩著，隨后渡邊錠太郎的妻子即掏出手槍開火，一名叛軍士兵見狀，馬上使用手上的輕機槍對渡邊錠太郎的妻子掃射，高橋太郎再拔刀猛力刺進渡邊錠太郎的妻子體內。刺殺完畢后離去，并送兩名傷兵去醫院診治，再前去占領永田町。

財政大臣

刺殺高橋是清的任務是由中橋基明中尉、今泉義道少尉以及島莞爾少尉率領的近衛步兵第3聯隊第7中隊執行。高橋是清是當時大藏（財政）大臣、前內閣總理大臣，因與政黨掛勾，企圖弱化軍隊（提出削減上一年軍費）、延續現有經濟體制，故成為被刺殺對象。近衛步兵中尉率領120人前去刺殺高橋是清，向上級謊稱是帶士兵們去參拜靖國神社，一行人往高橋是清的住所出發。叛軍迅速制服了警衛人員，然后分成了戶外警戒組和入屋組，高橋是清此時正在臥室睡覺，中尉一腳將其被子踢掉隨后用手槍對高橋是清射擊，另一位叛軍軍官則拔刀一刀砍去高橋是清的右臂，又往他的肚子猛刺，高橋是清就這樣喪了命。高橋是清死后，中尉將參與過行刺的人派到首相官邸和其他叛軍匯合，而他帶與其他人則往日本皇宮移動。

侍從長

刺殺鈴木貫太郎的任務由安藤輝三大尉帶著第3步兵連隊的200人執行。鈴木貫太郎是侍從長，因其作為預備役海軍大將兼天皇氏的顧問，支持《倫敦海軍條約》，故成為被刺殺對象。安藤輝三大尉則帶著第3步兵連隊200人從皇居前往鈴木貫太郎位在魏町的侍從長官邸。叛軍迅速將宅邸包圍以及制服守衛，然后直接進入屋內，在寢室中發現鈴木公司貫太郎后向他連開三槍，鈴木身中兩槍倒地，但仍有意識。安藤拔刀準備向鈴木貫太郎砍去，鈴木貫太郎的妻子上前表示自己愿意代替鈴木貫太郎去死，安藤覺得鈴木貫太郎性命垂危，不久于人世，就放下刀，向鈴木貫太郎的妻子表示歉意，說他們的行為是為了國家，才不得不這么做，并同下屬向鈴木貫太郎敬禮，隨即離去。（鈴木貫太郎未死）安藤在認為完成行刺鈴木的任務后，下令調集部隊前往陸軍省北部的三宅坂交叉口。

占領東京要地

包圍警視廳

此時野中四郎上尉手下控制著全部叛軍近三分之一的部隊（450人的步兵第3連隊士兵），出兵位在皇居南部的警視廳，野中四郎計劃奪取通信設備，防止警方出動“特別警備隊”。因為警察沒有抵抗陸軍，叛軍幾乎沒遭遇到什么阻礙就占領了整棟警視廳大樓。占領警視廳后，鈴木金次郎少尉私自決定率領一小隊的叛軍前去行刺內務大臣后藤文夫，而此時后藤人剛好外出不在家中，因此躲過了行刺。

封鎖陸軍省、參謀本部

包圍陸軍大臣川島義之官邸、陸軍省和參謀本部的任務由代理中隊長丹生誠忠中尉帶領步兵第1聯隊第11中隊（160人）負責，其中第1旅團的副官香田清真大尉和安藤輝三大尉、竹島繼夫中尉，原大尉村中孝次、原主計磯部淺一等人也隨其行動，準備與陸軍的機關和首腦進行聯系和會談。26日晨4時20分丹生誠忠率其部隊離開步兵第1聯隊的營區，五點左右到達了陸相川島義之官邸，隨之即對就近的陸軍省、參謀本部連同陸相官邸，進行了包圍和封鎖，而后進入陸軍大臣官邸后要求會見陸軍大臣川島義之。清晨6點半，川島義之與叛軍見面，后者大聲宣讀其要陸軍接受的條件，并給川島義之一份同樣的文件，要求后者“迅速上奏皇帝，仰祈圣斷”，同時要求川島義之應引領該事件步入“昭和維新”之途徑、阻止對“義軍”動用武力，并逮捕宇垣一成（朝鮮總督）、南次郎（關東軍司令）、小磯國昭（駐朝鮮日軍司令）和建川美次等“摧毀軍事指揮之元兇”。盡快將武藤章中校、根本博大佐和片倉忠少佐從軍隊中開除，以“促進軍中派系之純正”和任命荒木貞夫大將為新任關東軍司令。在叛軍進入陸軍省期間，陸軍省內部有不少軍官對叛軍表以同情或認可其行動，贊揚青年軍官的精神，還勸說川島義之接受起義軍的要求，上午9點過去不久，川島義之就動身前往皇居表示要覲見天皇。

襲擊報社

叛亂分子還迅速占領了位于東京政治活動中心的麴町區水田町一帶，包括首相官邸和國會議事堂在內。他們采取措施切斷了以永田町為核心的麴町區西南部的交通。為了達成他們的政治目標，叛亂者策劃了《奮起趣意書》，并開始包圍東京朝日新聞（后來的朝日新聞東京總社）等各報社，阻止了正常的報紙發行。他們要求各報社發表他們撰寫的《奮起趣意書》，以此來對陸軍上層展開政治攻勢。

占領皇居未遂

早上6點，刺殺完高橋是清的中尉與手下75名當日排班的“赴援隊”士兵于從西側的半藏門進入皇居，他告訴皇居守衛長本間健太郎大尉自己收到情報，天亮前不久發生攻擊事件，所以調來增援門口守備。而本間健太郎也收到了叛軍的攻擊的消息，所以沒有懷疑他的話。于是中尉被派到皇居的主正門——“坂下門”留守。他準備掌控主正門后就用手電筒通知警視廳附近的叛軍開始行動，利用他們“排除”所有障礙，再與天皇氏直接見面，侍從武官本莊繁大將以及其他人也都同情叛軍。不過，這時中尉卻聯系不到他的政治盟友們，而到了早上8點，本間健太郎終于知道中尉正進行著政變行動，于是舉槍命令中尉離開皇居，中尉照做。中尉的部屬們則一直留在大門口到下午1點，后來歸隊回營。

政府行動

2月26日

上奏天皇

清晨5點，兵第1聯隊第7中隊長副官山口一太郎大尉（叛軍支持者）告知其岳父——侍從武官長本莊繁大將（皇道派）關于政變的消息，皇居因而得知發生了叛變事件。本莊繁隨即聯絡屬下和警察總長，并動身前往皇居。昭和天皇則是在5點40分才得知政變的發生。6點，裕仁天皇與本莊繁會面，但裕仁天皇要求本莊繁立即終結這場叛亂。隨著齋藤實死亡、鈴木貫太郎重傷，天皇氏身邊的可靠之人只剩下內大臣秘書官長木戶幸一和宮內大臣湯淺倉平等人。在得知鈴木貫太郎遇刺后，他們隨即會面商討對策，決定采取強硬手段。他們建議天皇迅速鎮壓叛軍，若內閣改組，叛軍將會輕易取得全面勝利，絕不能接受此條件。裕仁天皇定采取強硬立場處理叛亂。上午9點30分，川島義之見昭和天皇，宣讀了叛軍的條件與請求，并建議天皇組織新內閣，但裕仁天皇表示拒絕叛軍的要求，并派川島義之鎮壓叛軍。因首相岡田啟介生死不明，剩除內閣成員試圖請辭。裕仁天皇表示，除非鎮壓了叛亂，否則他絕不同意內閣改組一事。

參議官會議

當天下午，軍事參議院召開非正式會議，川島義之和參謀次長杉山元等人出席。這個組織是陸軍重要機關，但沒有實權，也不是常駐機構，官職任免也不固定，是個天皇氏的咨詢機構，回復天皇在軍事方面的問題。此時天皇給川島義之的命令是“鎮壓叛軍”，但由于陸軍高級將領組成的軍事參議官會議是由皇道派荒木貞夫和真崎甚三郎實際操控。因此真崎甚三郎、荒木貞夫起草了一份《陸軍大臣告示》作為給叛軍的呼吁書。有人質疑這是對叛軍的要求表示同意的回應，而荒木貞夫與其他軍官稱此書主要就是用來勸說叛軍投降。在真崎甚三郎、荒木貞夫等起草的文件基礎上，陸軍統帥部于26日午后3時30分，公布了含有五項條款的《陸軍大臣告示》，承認叛亂者的行動。《告示》宣稱，關于起事的宗旨將上奏天皇氏，承認諸君的行動是出于謀求顯示國體之誠意。認可了兵變的合法性。但強調“上述各點均有待于天皇的認可”。

當川島義之宣布告示文后，叛軍相信他們即將成功。與《陸軍大臣告示》同時發布的還有一份緊急防衛命令，東京警備軍司令香椎下令第1師團的作戰區域以及叛軍所有的占領區進入“戰時警備”狀態。此令一出，在該區的叛軍部隊就是形式上回歸于原隸屬堀丈夫中將（第1師團長）的指揮下。叛軍便不再是“非法占領”的立場，而是聽從中央命令的部隊。

海軍行動

叛軍的形勢開始逐漸惡化。盡管不少陸軍成員對政府要員遇刺一事感到滿意，但不能接受叛軍過于激進的“昭和維新”想法，更不能接受一個由皇道派組織的新內閣。此時參謀次長的杉山元對事件處理有著完全的決策權。而杉山元本人是統制派成員，他同意鎮壓叛軍，不愿意接受新內閣。他提出聯合軍事參議院和天皇的統一戰線來對付叛軍。不過由于情勢尚不明朗，杉山元起初只召來東京以外的部隊增援。海軍對叛軍也抱有類似看法，因為叛軍所刺殺的岡田啟介、齋藤實和鈴木貫太郎三人都是前海軍大將，所以極為氣憤。26日下午，橫須賀港海軍陸戰隊4個營（總司令米內光政）在芝浦碼頭登陸，第1艦隊沖入東京灣，各艦主炮瞄準被叛軍占領的東京各地。

與叛軍談判

2月26日晚上，“起義”行動陷入了僵持。天皇與杉山元的反對成了叛軍謀求建立以真崎甚三郎為中心的軍部內閣愿望的最大障礙，盡管因行動取得了軍方與政府部分人士一定程度的認同，但他們也不能這樣無限期的一直占領政府機關下去。叛軍擁有的最大籌碼即是宣告自己的存在，但即便是他們的支持者也感到事件該落幕，“起義”必須結束。因此，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以及其他軍事參議院成員出面，于26日晚與栗原和村中會面，他們再次向叛軍表示恭喜，但也要求叛軍回到自己的單位上去，其余的交給軍事參議院處置，然而叛軍軍官們深信可以成功，再次提議實施“昭和維新”，雙方沒達成共識。深夜，石原莞爾與滿井佐吉中校（皇道派、叛軍支持者）在帝國飯店進行談判，最后達成一個妥協方案：由海軍大將山本英輔任新任總理來組織一個新內閣，叛軍也將回到各自的單位去，但這些條件被杉山元和叛軍軍官們（他們只接受真崎甚三郎組閣）所拒絕。

2月27日

實施戒嚴

2月27日凌晨，昭和天皇相任命后藤文夫為“臨時代理總理內閣大臣”。幾分鐘后，陸相提出發布戒嚴令。后藤文夫和其他官僚擔心此舉可能會演變成軍部獨裁，他提出反對理由說，這不過是陸軍叛亂，與公眾無關，叛亂一事應由陸軍內部處理。川島義之反駁認為，必定有外部煽動者，因此，有必要采取非常措施以確保安全。于是凌晨1點20分在深夜舉行的一次御前會議上一致同意立即發布戒嚴令。凌晨3點，根據緊急救令，東京地區實行戒嚴。叛亂部隊在東京警備司令官香椎浩平的指揮下，成為翅町地區的“警備隊”，叛亂者所占領的地區成為他們的守備區。

天皇的拒絕

27日9點，加藤隆義統率的第二艦隊也在旗艦愛宕號重巡洋艦的帶領下抵達大阪灣，開始實施警戒。當日天皇13次詢問鎮壓結果，但軍方仍舊對采取強硬措施猶豫不決。天皇因此極不耐煩，他身邊的侍從武官長同情叛軍，所以上奏請求天皇以某種方式認可叛軍的精神，得到天皇的決絕。天皇表示“這樣殺害天皇的肱股之臣，他的精神有什么可寬恕的”。甚至要親率近衛師團將其鎮壓。

再度談判

當日下午2點，真崎甚三郎在阿部信行與西義一兩位軍事參議院成員的陪同下到達陸軍省與叛軍談判。除了駐守城外的安藤、栗原以及住院治療中的河野壽外，所有叛軍軍官都聚于該地，他們向真崎甚三郎表示將會將一切交托給他。真崎甚三郎對他們表示感謝，表示他在叛軍們回去各部前他不會有任何行動，同時叛軍若違反天皇的意愿行動，他將不惜與叛軍們交戰。叛軍則表示，倘若他們收到正式的撤回命令當然會服從。經過本次會面，真崎甚三郎相信叛軍將在不流血沖突的情況下離開占領區，而叛軍方則認為真崎甚三郎的內閣在他們撤退后不久將會正式成立。不久，香椎下令叛軍繼續駐于陸軍省的大廈中，同時也回報給天皇氏，第二天一早就會解決這件事。

2月28日

決定鎮壓

2月28日8點20分，杉山元于早上晉見天皇，請求批準鎮壓叛軍，天皇許可了，并授權他全權負責。不久，大本營命令就傳到了香椎那里，要他迅速將占領著三宅坂的叛軍和人群驅離。參謀本部與戒嚴司令部于28日早上5點決定發布大本營命令，從此刻起，所有正式文件上皆統一將“起義”之名由“叛亂”所取代。早上8點，小藤惠大佐收到了大本營的命令，要求叛軍回到各自的單位去，可是村中與野中四郎先聽到了中橋的命令，所以認為小藤此時的命令是錯誤的，二人便要去確認下。當他們遇到小藤后，小藤只告訴他們回到第1師團的師部去，回去后，他們又遇見了堀將軍，堀將軍欺騙村中與野中四郎，大本營根本沒發出歸營命令，二人便回去了。

建議叛軍軍官自殺

秩父宮雍仁親王下給香椎浩平的命令，要求后者令叛軍回到各自的單位去。清晨，川島義之、香椎和杉山等幾位陸軍首腦舉行會議，川島義之和香椎一開始想著避免暴力沖突的發生，但10點過后，看到叛軍仍然沒有要離開的意思，故他們批準鎮壓。然而，崛與小藤于10點40分前來見香椎，經三人協商，準備先按兵不動。 12點半，堀將軍與叛軍會面，證實了山下奉文所言屬實。不久后，栗原代表叛軍要求送去一篇書信到大本營，他表示叛軍軍官將會自殺，而士官帶部隊回到各自營房，提出這個方式“謝罪”天皇，本莊得知后相當不滿，不贊成其做法。安藤也拒絕自殺，加之天皇氏的鎮壓態度直接影響了叛軍內部，到下午1點半，他們決定戰斗到底，下午2點小藤再次命令叛軍回營的嘗試，但同樣遭到了拒絕。下午4點，戒嚴司令部決定鎮壓。并于晚上11點，大本營發出命令，要求政府軍在29日早上5點發動總攻擊作準備。

2月29日

叛軍歸隊

2月29日早上，不到1500人的叛軍被超過2萬名士兵和22輛坦克的政府軍部隊包圍，準備于9點發動總攻擊。清晨5點30分，所有包圍地區的居民都已撤離完畢。從早上8點開始，日本陸軍就一直在對叛軍作心戰勸降，三架飛機從空中灑下大量名為《告下士官兵》的傳單，內容表示回頭是岸，會給予寬恕。因為本次心戰，加之當時成功希望渺茫，叛軍的心理防線逐步被瓦解，前一天夜晚，就有人出逃，到了早上10點時剩下的人已經不多了。

抓捕行動

中午，除了安藤外，所有的軍官都已讓士兵們回營。最終在下午1點，安藤也命令部隊回營，試圖開槍自殺，但未成功。叛軍其余人員集結到陸軍省去，遇見了山下奉文和石原莞爾，兩人以為叛軍都自盡了，他們讓叛軍軍官保留隨身武器，并令其離開了該地。參謀本部成員且是野中四郎前上司的井出宣時大佐來到了陸軍省，要求野中四郎自殺，野中四郎照做了。最終，叛軍軍官河野壽在刺殺牧野伸顯時受傷，而去住院的一周自刎而死。其余人員則在晚上6點由憲兵逮捕。起義軍的法西斯主義的理論指導者北一輝和西田稅也相繼被捕。

事后處理

審判結果

3月4日，昭和天皇簽署法令，設置“特設軍法會議”來審判政變參與者。特設法庭是統制派吸取了此前相澤事件的教訓，避免公開審判再度成為皇道派博取同情的舞臺。1483名叛軍參與者皆受審問，但最終僅起訴124人，包括19名軍官、73名士官、19名士兵和10位民間人士，其中，所有的軍官和43名士官、3名士兵以及全數被起訴的民間人士都判決有罪，審判程序共歷時18個月。對政變主謀者（19名軍官、磯部淺一、村中孝次和兩名民間人士）的主審于4月28日召開，這場審判是秘密進行的，被告不具法定辯護人、上訴、傳喚證人的權利。法官們也對于被告的動機與意圖不表興趣，僅令叛軍直接敘述事件的流程，與幾個月前的相澤審判大相徑庭，受起訴的軍官得到叛亂罪名。6月4日，陪審團正式裁定，7月5日，正式宣布判決，全數有罪，共17人判處死刑。

依照被告身份與行動區別，法庭開了四場以上的審判來處置涉案者叛軍。

7月12日，除磯部朝一和村中浩二外，共有15人被判刑。

1937年（昭和12年）8月19日，北一輝、西田稅、磯部朝市、村中高津宮被處決。

以上信息來自。

整肅行動

二?二六事件后，統制派的整肅行動使其軍內迅速擴展勢力，真崎甚三郎曾被投入監獄，但后來又被無罪釋放。荒木貞夫將軍、香椎浩平中將和小敏四郎也被編入后備役隊伍，山下奉文則調任華北方面軍參謀長。該事件徹底擊垮了皇道派，使得與財閥保持密切關系的統制派獲得了法西斯主義化進程的主導權。從九一八事變開始，為爭奪法西斯化政策而展開了長達五年的流血斗爭，現在終于趨于平息。隨著統制派的獨攬權力，“先外后內”成為指導日本法西斯化進程的總方針。諸如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關東軍憲兵隊司令東條英機等策動侵華戰爭的高級軍官，構成核心主導人物。

事件影響

二?二六事件后，岡田啟介內閣被迫下臺，廣田弘毅成為了新的內閣主要負責人。二?二六事件也打破了此前“軍部和政黨共同維持政權”的格局，使得軍部在政權中獲得了政治支配地位。廣田弘毅接任后全面執行軍部的意圖，并于5月18日重新恢復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度。二?二六事件后，以統制派為主的陸軍中央整肅了反對南進戰略的皇道派，并與海軍尋求在對外戰略上達成妥協，確定了“南北并進”的《帝國國防方針》。這一事件引領了日本政局和對外戰略的轉變，從多元走向一元，從無序走向有序，從內閣與軍方分歧到內閣與軍方協調一致。二?二六事件直接影響和決定了此后日本當局對華政策的走向。

二?二六事件還是日本在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義發展的重要事件，推動了日本法西斯主義，也使日本逐漸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戰。二?二六事件標志著日本法西斯主義運動第二階段成熟期結束（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6年二?二六事件），使日本軍方以支持由上至下的法西斯主義，創造由官僚、壟斷資本家及政黨的統治聯盟，執行了和歐洲法西斯政權類似的政治主張，如對外擴張、贊頌擴軍、反個人自由主義、反國會政治。

事件評價

昭和時代歷史學家坂本太郎評價：“二·二六事件是魯莽的青年將校利用時機，將右派恐怖主義者們蓄謀已久的計劃付諸實施的一個行動。這次行動本身雖然失敗了，但從加強軍閥專制體制來說，卻收到了極大的效果。這次政變的失敗之所以沒以失敗而告終，得以轉變成大局上的成功，當然應該歸咎于掌權者的怯懦，但也和日本軍隊所具有的特殊性有關。”

學者施原評價：“日本二·二六事件中沖鋒陷陣的激進人物，不是什么好人，而恰是把亞洲和世界引入災難的法西斯主義匪徒。他們不該是中國人心目中的“英雄”。他們同樣是日本民族的災星，而絕不是日本人的英雄。”

前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馮瑋評價：“二·二六事件的平息，同時也宣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日本青年軍官運動的結束。取而代之的是陸軍進入政治中樞。軍人政治的帷幕在處罰該事件‘首惡分子’的槍聲中開啟。”

世界知名德國現代史研究專家伊恩·克肖評論二·二六事件進一步加劇了日本政府的不穩定，軍部干預內政問題的能力得到了加強，軍方影響力劇增的根本原因是對華政策。

美國著名作家、歷史學家約翰·托蘭評價二·二六事件：此次兵變不過是一場超國家主義者制造的大屠殺，只有少數人意識到它的意義。但蘇聯人卻了解，因為佐爾格準確地預判這一事件將導致日本向中國的擴張。

布朗大學歷史學教授詹姆斯?L.麥克萊恩評價：“在許多方面，“二·二六”事件使這個國家得以清醒過來。1936年后，日本就再未發生過對國家權威的挑戰。全體日本人，包括民權派人士在內，都因政治恐怖主義和自命不凡的殉難行為而發生了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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