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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富，1945年9月13日出生于濱海縣，1963年被北京清華大學錄取，1966年開始參加文化大革命，蒯大富原為清華大學學生，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總負責人、“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委會常委。

在文化大革命中，蒯大富和北京大學的聶元梓、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韓愛晶、北京師范大學的譚厚蘭以及中國地質大學外國語學院的王大賓統稱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領袖，領導、參與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動，文革后被判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４年，蒯大富從1970年接受審查到1987年釋放，羈押時間充頂了八年刑期，滿刑17年；著有《蒯大富人生權術36則》（載于《天涯》1998年第一期）。

人物經歷

早年經歷

1945年9月13日，蒯大富出生在濱海縣，祖父是新四軍的戰士，父母在解放前后都加入了共產黨。

1953年8月，蒯大富開始上小學，他讀書刻苦，學習成績優異，然而他并不是一個書呆子；蒯大富在政治氛圍較強的家庭中長大，對政治活動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也表現出了很強的組織能力；在初中讀書時，就積極參加學校組織的各種活動，遇事有主見，自理能力強，并且成為學生骨干分子；1960年，進入濱海縣八灘中學讀書；1963年，高中畢業參加高考，報的是清華大學；當年9月，被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錄取。

蒯大富和很多青年人一樣，來到向往以久的北京，格外珍惜在清華念書機會；在清華的前三年里，蒯大富起得早，睡得晚，手不釋卷，用功讀書，他的各門成績都很好；除了學業課程之外，蒯大富還十分愛好政治、文學、歷史、人物傳記方面的書籍，這開闊了他的視野，也是他后來熱衷于政治活動的一個緣由。同學之間有什么矛盾，蒯大富也積極調解，誰有了困難，他也積極出面向學校要求提供幫助，每次組織同學們學習或是開展其他政治活動時，蒯大富總是能結合當前形勢，提出新話題；久而久之，在蒯大富的周圍，聚集了一批與他一樣關心政治的，又有一定組織能力的同學；這些正是蒯大富在“文革”初期能夠迅速拉起一支造反隊伍的主要原因。

文革時期

1966年，蒯大富即將進入在清華大學的第四年的學習時，中國大地上掀起了一場強大的政治風暴—“文化大革命”；同年6月1日，中央廣播電臺全文播出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全國上下興起了造反運動。蒯大富到一些大學看大字報，不久便要求同駐清華大學的工作組負責人進行公開辯論。1966年6月由于率先提出“炮轟”壓制文革的工作組，并要求奪權。工作組認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學生。因絕食以示抗議，被開除團籍并關押18天；7月18日，毛澤東指示不用工作組；6月28日，北京市委做出了《關于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隨后全國各地相繼跟進，全國各地的造反派受到很大鼓舞；7月21日，陳伯達派中央文革成員王力、關鋒來到清華大學看望關押中的蒯大富。7月29日，清華工作組宣布撤銷。8月4日，陳伯達等人到清華大學參加批判以王光美為首的工作組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獲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康生指示從清華大學接蒯大富參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文革積極分子”大會。隨即蒯大富參與創建清華井岡山兵團并成為第一把手（人稱“蒯司令”），當上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又稱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簡稱三司）副司令。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在中南海西門單獨接見蒯大富，聽取了匯報，并布置了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的任務。蒯大富返回清華大學后，召開了井岡山市總部的會議，傳達了這一精神。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余人從清華大學赴天安門廣場游行，一路上打著“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口號，到達天安門廣場后，召開了“徹底打倒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然后分五路以廣播車開道在王府井集團、西單、北京站、菜市口等繁華地帶演講、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被稱為“一二·二五大行動”。

“智擒王光美”：1967年1月6日傍晚，蒯大富給王光美撥電話，謊稱王光美的女兒劉平平被汽車撞傷，正在人民醫院搶救，需要家長簽字。于是劉少奇、王光美驅車來到醫院，沒有發現女兒，卻看到了作為人質扣留的兒子和另一個女兒。后來王光美被扣留并被紅衛兵帶到清華大學準備批斗，第二天在周恩來的干預下，才得以返回家中。對于此事，蒯大富曾得意地宣稱：“為革命造謠是光榮的！”也就是從那時起，蒯大富把“打倒劉少奇”的口號率先推向了全國，在“文革”結束，劉少奇冤案平反之后，他導演的這出鬧劇成了他人生中一個恥辱的黑點。

1967年1月，蒯大富到上海市參與“一月奪權風暴”；4月10日，清華大學紅衛兵召開萬人大會批斗王光美，彭真、陸定一、薄一波、蔣南翔參加陪斗；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蒯大富當上了北京市革委會常委，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核心組副組長。1967年6月上旬，北京造反派組成“揪斗劉少奇火線指揮部”，圍困中南海，采用喊口號，貼標語，高音喇叭廣播，甚至絕食的方法，勒令劉少奇寫檢查，低頭認罪，接受批斗。蒯大富和他的井岡山市兵團在火線指揮部充當主要角色。

1967年7月25日，林彪接見紅衛兵，蒯大富還登上了天安門。27日，武漢“七二〇”事件后在王力授意下蒯大富指揮手下貼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大標語。28日，清華井岡山兵團的小報登出了打倒徐向前的聲明。29日晚上，蒯大富手下一批人抄了徐向前的家。1967年10月17日，蒯大富在《井岡山》報上發表《無產階級大奪權萬歲》，大談“奪權經”。

在蒯大富出盡風頭之時，清華大學的另一派紅衛兵組織也發展壯大起來，兩邊隊伍誰也不服誰，從1968年3月份開始偶有小型武斗；同年5月，蒯大富組織了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文攻武衛總指揮部，指揮清華大學兩派武斗。30日凌晨攻擊反對蒯大富的群眾組織，導致18人死亡，1100多人受傷，30多人終生殘疾，直接經濟損失折合人民幣逾1000萬元。清華的武斗引起了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校的大規模武斗。從1968年3月底到7月27日的大規模武斗，一共打了一百多天，這就是著名的“清華大學百日武斗”，雙方死傷多人。

7月27日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卻遭到了蒯大富手下的抵抗，開槍造成5名工宣隊員死亡，七百多人受傷。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澤東召見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和王大賓“五大領袖”，批評了蒯大富。五大領袖返回學校，動員手下放下武器，停止戰斗。

1968年12月，蒯大富被分配到青銅峽市鋁廠（冶金部三〇四廠）任技術員。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義被送到清華大學接受審查。1973年審查結束后，被安排到北京石化總廠東風化工廠（一說北京東方紅煉油廠）監督勞動。

文革后

1978年4月19日，在清華大學全校師生大會上，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殺人罪和誣告罪判處蒯大富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蒯大富先被關押在北京秦城監獄，后轉移至青海共和縣塘格木監獄。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釋放，從1970年接受審查到1987年釋放，羈押時間充頂了八年刑期，滿刑17年，釋放后回到青銅峽市鋁廠工作。1988年8月，蒯大富與北京大學78級學生羅曉波在南京市登記結婚，后育有一女。1992年，蒯大富偕妻子到山東省蓬萊區登州鎮司家莊振興實業總公司工作，任總工程師，1993年蒯大富受北京一家街道企業之聘到首都任職，后又受聘于深圳市一家中外合資的網絡公司。至2007年，蒯大富經營影音和燈光器材。2011年4月24日，蒯大富參加清華大學百年校慶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