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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譚厚蘭（1937-1982），女，出生于湖南省望城縣，文化大革命期間北京造反派的“五大學生領袖”之一。

譚厚蘭早年曾在湘潭一中工作，并加入中國共產黨。1965年，作為調干生被保送到北京師范大學政教系學習。譚厚蘭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與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北京大學的聶元梓、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韓愛晶以及中國地質大學外國語學院的王大賓一起被稱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領袖”，他們領導并參與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動。譚厚蘭曾率領紅衛兵破壞曲阜市孔廟、孔府、孔林等文化遺產。文革結束后，她在痛悔中度過了余生，終年45歲，一生未婚。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譚厚蘭于1937年出生在湖南省望城縣的一個貧農家庭。1958年，她在湘潭一中高中畢業后留校工作，同年入黨。1961年，作為調干生被保送到北京師范大學政教系學習。

成為“領袖”

1965年秋季，譚厚蘭被派往《紅旗》雜志社實習。在那里她結識了原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畢業生，日后升任為《紅旗》雜志社副總編輯的林杰。1966年6月，譚厚蘭最先響應聶元梓的舉動，在北師大貼出大字報，矛頭指向校黨委領導人，后又對準進校的工作組，受到批斗，釀成了“六二O事件”。工作組被趕走后，她就成了“英雄”和公認的學生領袖；8月底，她組織了北京師范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井岡山戰斗團”并任總負責人。

“討孔”活動

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國各級、各類學校都在“停課鬧革命”，大批學生走出了校門，出現了全國性的紅衛兵大串聯運動。在此情勢之下，譚厚蘭等人開始了砸碑、開大會、挖墳掘墓等“討孔”運動，使曲阜市眾多的文物古跡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

成立“討孔聯絡站”

1966年11月9日，譚厚蘭率領著北京師大在天安門廣場宣誓要“打倒孔家店”的200余名紅衛兵，到達曲阜，受到了曲阜師范學院、山東水力學校、曲阜師范學校、曲阜市第一中學等大、中學校紅衛兵組織的熱烈歡迎。她到曲阜后，首先聯合當地的大、中學校的一些紅衛兵組織，成立了“全國紅衛兵徹底搗毀孔家店，樹立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革命造反聯絡站”（以下簡稱“討孔聯絡站”）。譚厚蘭是第一領導人。在北京，譚厚蘭與北京大學的聶元梓、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并稱為首都的“五大學生領袖”，故曲阜市各界和大小紅衛兵組織，大都愿意依附于她，聽其調遣。“討孔聯絡站”的成立，使譚厚蘭有了出面指揮“討孔”的名份和力量，也使曲阜的一些“討孔”組織和人員有了歸屬和領袖。

召開“討孔”誓師大會

在譚厚蘭來曲阜之前，當地學校的紅衛兵組織也有一些“討孔”活動，但那只是些小動作。譚厚蘭到曲阜之后，形勢大變了。1966年11月15日上午，在孔府門前，聚集著北京師大和曲阜大、中、小學的部分紅衛兵，以及來曲阜串聯的全國各地的一些紅衛兵，還有當地的一些有組織和無組織的民眾。據《濟寧撥亂反正》記載，共有“2000余人”。在這里，“討孔聯絡站”召開了“徹底搗毀孔家店誓師大會”。紅衛兵宣讀了《火燒孔家店——討孔檄文》《給國務院的抗議信》《告全國人民書》等文告，公然誣蔑國務院1961年3月4日在曲阜“三孔”等處所立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石碑是“牛鬼蛇神的保護傘”，是“討孔”的絆腳石。他們揮動大鐵錘，將國務院立在孔府大門西側的石碑砸毀了。他們又將國務院立在孔子廟、孔林和魯國故城等處的石碑也統統砸毀了。1966年11月28日和29日，在曲阜師范學院的操場上，“討孔聯絡站”召開了“徹底搗毀孔家店”大會。參加大會的，除了曲阜師院及其附中、山東水利學校、曲阜師范學校、曲阜市第一中學等各校的紅衛兵之外，還有曲阜市各人民公社調集來的大批農民和從工廠抽調的工人，共約十萬人。譚厚蘭的講話和代表發言如出一轍，都是誣說孔子思想反動、“孔家店”有罪，并指責中共曲阜縣委和中國共產黨山東省委員會的某些領導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尊孔復古，保護“孔家店”，為資本主義復辟鳴鑼開道，應該公開檢討，向人民請罪，向毛主席請罪。

譚厚蘭和發言的代表都表示，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進一步發揚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徹底搗毀“孔家店”，樹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建設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最后，大會宣讀了《給毛主席的致敬電》。

“孔子”游街

“討孔”大會的另一個重要活動，就是拉著孔子像游街示眾。大會期間，紅衛兵就把孔子廟大成殿里的孔子塑像頭放到解放牌大卡車的車廂正前面了。高大的頭像上，還戴著一頂高帽子，上寫著“頭號大壞蛋孔老二”。有關資料記載，此像塑于清代雍正八年（公元1731年）。像體為坐姿，在一個巨大的雕龍貼金神之內。其高九尺六寸，腰大十圍，頭戴十二之冕，身著十二章之服，手捧鎮圭于胸前，表現了孔子“溫而厲、威而猛、恭而安”的神態。主持孔子像游街的是余修（時任山東省副省長）、周予同（復旦大學教授）、嚴北溟（復旦大學教授）、高贊非（曲阜師范學院首任院長）等。他們都是1962年11月在濟南市召開的“孔子學術討論會”的出席者。周予同是拖著病體之身從上海市來曲阜作陪的。他的學生孫言誠在其文章《復旦“二周”：周谷城、周予同》中寫道：“周予同有心臟病，上課都要按時吃藥。文革中因病重癱瘓了，就這樣還被拉到曲阜市批斗。由于腿腳不便，批斗后掉進一條溝里爬不起來，沒有人去拉他一把。最后，還是一同挨批的嚴北溟先生從溝里把他扶了起來。我不能想象心目中那樣儒雅的周先生，怎樣爬上了那條屈辱的溝坎。”

汽車出曲阜師院南大門，折而向東。車后，還有大批紅衛兵，列隊隨行。開道的宣傳車上安著高音大喇叭，不是呼著“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打倒孔老二”口號，就是介紹陪游的“牛鬼蛇神”。游街完畢，汽車開到孔林墻外西南角。在那里的一條小溝底，將從孔廟、孔府等處拉來的“孔子”“萬世師表”等各種匾額文物用大火焚燒，孔子的頭像也被掀到火海里。

開挖孔子墓

與十萬人的“討孔”大會相配合，譚厚蘭等人組織的另一個“討孔”的行為，就是到孔林去扒墳掘墓。挖的是孔子、孔鯉、孔伋祖孫三代和孔祥珂、孔令貽后兩代的墳墓，并拉倒砸毀了大批石碑、華表等物。因年代久遠，在前三代的墓中，雖下挖了深深的坑穴，但既未見骸骨，也沒出土任何文物之類的東西。在后兩代衍圣公墓穴和棺中，挖出了不少東西。“討孔聯絡站”主辦的《討孔戰報》1966年11月30日登載：從孔令貽的墳墓中，取出黃金630克、碎銀250克，銀圓寶1000克，瑪瑙玉器等84件，此活動引發了更多的破壞。同時，“向孔林進軍”“一夜扒架拖拉機”，是孔林周圍一些公社生產大隊的行動口號和追求目標，還有的學校和單位，到孔林去建了農場，搞生產。曲阜市的統計資料指出：在占地3000畝的孔林里，10萬余座墳墓，被挖了2000余座；42000多株樹木，伐了萬余株；4000多通墓碑，被拉倒的近千塊。實際上，扒墳之事并不限于孔林。曲阜境內的孟母林、梁公林、少昊陵、東西顏林等，都遭到嚴重破壞。

《游讀曲阜》中提到，曲阜城東的西顏林是顏氏家族的一處大型墓葬區，占地面積190000平方米，因葬有晉唐以來的顏氏侍郎13人，故稱“顏侍郎林”（簡稱“侍郎林”）。林區中有柏、楷等古樹1770余株，碑刻300余通。“文革”期間，“平墓毀林，使整個墓區蕩然無存。”

悔恨離世

1967年，因積極參與江青等人發動的“反擊二月資本主義復辟逆流”，譚厚蘭在全國性政治運動中出盡風頭。5月1日晚，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北京市革委會成員，身為常委的她站在毛澤東身邊。此時的譚厚蘭還是北師大革委會主任，她所領導的北師大“井岡山公社”在全國主要城市設立了聯絡站。1967年7月，“七·二O”事件后，江青、陳伯達等棄卒保車。譚厚蘭依恃的“左派”一夜之間被打倒，譚的地位也開始受到猛烈沖擊。同年9月，北師大反對派學生組織乘機加緊攻擊“井岡山公社”；9月7日，師大校革委會被砸。在譚厚蘭的地位岌岌可危的情況下，“中央文革小組”出面保住造反典型，助她檢討過關，但其無法再控制“公社”。1968年5、6月間，高校各路造反派掀起武斗風潮。7月28日，毛澤東接見“五大學生領袖”，對他們提出嚴厲批評。會后，譚厚蘭的“井岡山公社”公開宣布解散。同年10月，譚厚蘭到北京軍區4627部隊勞動鍛煉。1970年6月，她被調回北師大隔離審查，從此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清算。1975年8月，審查結束，她被送到北京維尼綸廠監督勞動。1978年4月，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入獄，此時她已患了癌癥，在獄中，她對自己的罪過表示了懺悔。“五大學生領袖”中的其他四人被判處徒刑前一年，也就是1982年底，譚厚蘭病死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