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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關鋒（1919年7月-2005年6月7日），男，原名周玉峰，又名秀山，曾用名慶云、何明。1919年7月生于山東省與河北省交界的慶云縣。

1944年，關鋒調任中共山東分局渤海區教育科長，一直到解放戰爭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山東根據地做教育工作。1947年，關鋒任山東渤海師范校長。1950年，關鋒任中共山東分局宣傳部理論處處長。1952年，關鋒任山東政治學校校長。1955年，中共中央黨校在山東省成立中央黨校第四中級黨校，關鋒擔任中共中央第四中級黨校副校長。1966年5月28日，關鋒擔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員。1966年7月24日，關鋒致信江青，信中認為劉少奇、鄧小平等“撲滅革命火焰”，“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為攻擊對象”。次年1月10日，關鋒在擬定《解放軍報》的“宣傳要點”時提出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中國全國范圍的“造反”形勢頓時升溫。8月26日，關鋒被實行“隔離審查”。1982年1月，關鋒被釋放出獄。2005年6月7日，關鋒在北京病逝，享年86歲。

關鋒晚年投入到學術研究之中，先后出版的著作有《老子通》《惠施思想和先秦名學》《法和法學發生學》《孫子兵法大辭典》《老子十日談》《論語十日談》等，還在《中國哲學史》、《管子學刊》《哲學戰線》等刊物發表多篇文章。這些著作和文章加起來，總計一千萬字。

人物經歷

早年時期

1919年7月，關鋒（原名周玉峰）生于山東省與河北省交界的慶云縣。1933年，14歲的關鋒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8年，19歲的關鋒擔任中共樂陵市縣委書記。由于做黨的地下工作的需要，關鋒在20歲那年，改名為關鋒。從此一直沿用“關鋒”一名。

工作經歷

前期

1944年，中國共產黨在山東省建立的抗日根據地得到發展壯大，在后方建設中，急需一批文化水平高，有能力的干部去做各方面的工作。關鋒被調任中共山東分局渤海區教育科長，一直到解放戰爭時期，始終在中國共產黨的山東根據地做教育工作。

1947年，關鋒任山東渤海師范校長。1950年，關鋒任中共山東分局宣傳部理論處處長。1952年，關鋒任山東政治學校校長。

1955年，中共中央黨校在山東省成立中央黨校第四中級黨校，關鋒擔任中共中央第四中級黨校副校長。中共中央黨校第四中級黨校副校長的位置，為關鋒事業發展提供平臺。關鋒經常寫作和發表文章。此時關鋒文筆活潑，不但符合中央的方針，而且寫得有深度。這些文章，引起了北京一些理論家、“筆桿子”的注意，關鋒因此得到康生賞識。1956年，經康生等人推薦，關鋒被借調到北京，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受到重用

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后，關鋒密切關注著毛澤東的思想動向，有針對性地閱讀了大量卡爾·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書籍，并結合中國政治、經濟的實際，撰寫了大量反擊右派的文章。其中發表在8月26日的《駁所謂一切領導階級都有局限性》一文反響重大，關鋒被正式調入中央工作。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央設立的一個高級研究、咨詢、參謀機構，是中央眾多“筆桿子”的聚集地。任職人員有陳伯達、艾思奇、胡繩、田家英等。關鋒被借調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說明發展迅速。在當年反右斗爭中，關鋒與姚文元、王力一起成了“左派新秀”，很快就受到了中央的重視和重用。

1958年6月1日，中央創辦《紅旗》雜志。關鋒被調到《紅旗》雜志，編輯專供毛澤東參閱的《思想理論動態》，后來又調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關鋒引起毛澤東的注意。毛澤東醞釀發動“文革”時，關鋒被作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留在了毛澤東身邊工作。關鋒在《光明日報》上發表題為《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方向》的文章。毛澤東看后，對關鋒的觀點大加贊賞，還提筆在這篇文章的旁邊寫了一段批語。此后，關鋒又撰寫了批判楊獻珍“合二而一”論的文章，更加深毛澤東對他的印象，毛澤東開始就一些理論問題約談關鋒。

1961年2月21日，關鋒用“何明”的筆名在《光明日報》第三版上發表了《框框乎？指導原則乎？》一文，對如何進行調查研究提出了獨到的見解。25日，毛澤東讀完這篇文章后，立即致信陳伯達，要求他請何明過來一談，信中還特別要艾思奇、胡繩、王若水、任繼愈、關鋒五人一起前來。當時，毛澤東并不知道何明就是關鋒。1962年起，關鋒以筆名“慶云”（也有用“何明”）在《光明日報》上發表許多雜文。有人把關鋒寫的雜文送到毛澤東那里，說他反毛澤東思想。

誣告彭德懷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關鋒撰文支持姚文元的觀點，并系統收集和整理這方面的材料。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找中央的理論家談話。談話后不久，關鋒被作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留在毛澤東身邊工作。1966年5月28日，在“文化大革命”正式發動前，中共中央決定設立一個專門領導這場運動的機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關鋒是組員之一。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直接對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負責，代替了中央書記處的職權，具有很大的權力。關鋒作為成員之一成為“中央首長”。6月16日，關鋒和戚本禹聯名給陳伯達、康生、江青寫信，誣告說：“彭德懷到三線后，還在積極進行不正當的活動。”“從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揭發的許多材料看，彭德懷直到現在還是修正主義的一面黑旗。”“希望中央能夠考慮在適當時機，在群眾中公布彭德懷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活動。”關鋒和戚本禹的這封信，成了紅衛兵把彭德懷從三線“揪”回北京進行批斗的口實。彭德懷從三線被“揪”回來后，身心受到巨大傷害，最后不幸患病，含冤去世。

錯誤路線

1966年5月8日，關鋒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擦亮眼睛，辨別真假》一文。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毛澤東和劉少奇在社會主義建設發展路線上產生分歧。本是正常的工作思路之爭，但“文化大革命”爆發后，關鋒卻用很長時間“研究”這種矛盾產生的“根源”，最后得出“這種矛盾的性質是路線斗爭”的結論。1966年7月24日，關鋒致信江青。信中說：“目前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實際存在兩條路線斗爭”，已經“出現了一個逆流”。信中還誣陷劉少奇、鄧小平等“撲滅革命火焰”，“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為攻擊對象”。

江青接到這封信后轉給毛澤東，毛澤東把這封信作為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的大會文件印發。在毛澤東和劉少奇發生工作思路分歧的時候，關鋒這封信不僅使劉少奇、鄧小平在這次會上受到了批判，還促使毛澤東在會議期間寫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使毛澤東錯誤地將與劉少奇的分歧看成是路線斗爭。外界將關鋒與中央文革小組的另外兩名骨干分子王力和戚本禹并稱為“王、關、戚”。三人成為“文化大革命”初期灸手可熱的名人。

政治生涯結束

1967年1月10日，受林彪委托，關鋒在擬定《解放軍報》的“宣傳要點”時提出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中國全國范圍的“造反”形勢頓時升溫。7月20日，武漢發生了“奪權”的惡性事件。7月底，關鋒在主持起草《紅旗》雜志“八一”社論時，繼續強調要以“揪軍內一小撮”為主題。社論宣布：“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斗倒、斗臭。”毛澤東看到這篇社論后，在旁邊寫道：“大毒草！”“還我長城！”。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雖然有通過“大亂達到大治”的設想，但他并不主張在軍隊內搞這場運動。就在這時,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人在王力的焗動下，于8月22日發生了紅衛兵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惡性事件，產生了極壞的影響。這一事件的發生，加速了毛澤東處理王、關、戚三人的時間。8月26日，毛澤東做出指示：對“文化大革命”以來一直到處煸風點火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實行“隔離審查”。當天中午，周恩來遵照毛澤東的指示，迅速隔離王力、關鋒，令他們“請假檢討”。戚本禹停職檢查，關鋒的政治生涯結束。關鋒先是被關押在釣魚臺國賓館2號樓寫“檢討”后又被軟禁在北京西山。1968年1月，關鋒被關押進秦城監獄，開除黨籍。1982年1月，關鋒被釋放出獄。

晚年生活

關鋒后來一直住在《紅旗》雜志（現在的《求是》雜志）的宿舍里，與妻子、孩子共同生活。晚年的關鋒投入到學術研究之中，關鋒的興趣和研究范圍廣泛，在諸子百家、甲骨文、哲學等領域內都有一定造詣。他先后出版的著作有《老子通》《惠施思想和先秦名學》《法和法學發生學》《孫子兵法大辭典》《老子十日談》《論語十日談》等，還在《中國哲學史》、《管子學刊》《哲學戰線》等刊物發表多篇文章，其中許多著作是以“古棣”的筆名創作。這些著作和文章加起來，總計千余萬字。對于“文化大革命”的歷史，關鋒奉行“四不原則”，即“不看、不想、不談、不寫”對要訪問或請他寫回憶錄的人，他都婉言謝絕。2005年6月7日，關鋒在北京病逝，享年86歲。

主要論文與著作

論文

著作

人物影響

1966年6月16日，關鋒和戚本禹聯名給陳伯達、康生、江青寫信，誣告說：“彭德懷到三線后，還在積極進行不正當的活動。”“從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揭發的許多材料看，彭德懷直到現在還是修正主義的一面黑旗。”“希望中央能夠考慮在適當時機，在群眾中公布彭德懷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活動。”關鋒和戚本禹的這封信，成了紅衛兵把彭德懷從三線揪回北京進行批斗的口實。彭德懷從三線被揪回來后，身心受到巨大傷害，最后不幸患病，含冤去世。1967年1月10日，受林彪委托，關鋒在擬定《解放軍報》的“宣傳要點”時提出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中國全國范圍的造反形勢頓時升溫。7月20日，武漢發生了奪權的惡性事件。7月底，關鋒在主持起草《紅旗》雜志“八一”社論時，繼續強調要以“揪軍內一小撮”為主題。社論宣布：“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斗倒、斗臭。”毛澤東看到這篇社論后，在旁邊寫道：“大毒草！”“還我長城！”。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雖然有通過“大亂達到大治”的設想，但他并不主張在軍隊內搞這場運動。就在這時,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人在王力的焗動下，于8月22日發生了紅衛兵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惡性事件，產生了極壞的影響。這一事件的發生，加速了毛澤東處理王、關、戚三人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