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改革（Перестройка），是蘇聯歷史上最后一次社會主義改革。1985年3月11日，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隨即開始大刀闊斧的改革，改革蘇聯經濟、政治體制。
20世紀80年代中期，蘇聯體制的種種弊端突出，面臨的國內外壓力加劇，迫切需要轉變。1985年3月11日，戈爾巴喬夫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并于4月在蘇共中央四月全會宣布要進行改革。戈爾巴喬夫首先進行了組織人事上的改革，替換了一批高齡官員，任用一批年輕的支持者，隨后1986年的蘇共二十七大確立了改革的目標與計劃。改革首先在經濟方面，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進行了對企業、經濟體制的改革，以及試圖對價格進行調整，但最終都失敗。隨后改革轉向政治方面，對政治體制的改革最終走向了錯誤的方向，蘇共失去了領導地位，蘇聯面臨的政治經濟學危機也更加嚴重。在改革的過程中，戈爾巴喬夫提出“改革新思維”，以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名義，主張“民主化、公開性、多元論”，但卻導致了意識形態領域的失敗，出現了對約瑟夫·斯大林、列寧及共產主義的攻擊。戈爾巴喬夫當政后期，蘇共領導尤其對瑞典的“福利社會模式”大為推崇。主管意識形態的蘇共高層干部紛紛前去訪問、取經。1991年，蘇聯黨、國家進入混亂狀態，以鮑里斯·葉利欽為首的反對派在西方國家的支持下準備奪權，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與其妥協，準備簽署“新聯盟條約”，遭到蘇共黨內保守派的反對，保守派發動了8·19事變，試圖挽救蘇聯，但政變最終失敗。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克里姆林宮上空飄揚了69年的紅旗悄然降落，代表俄羅斯的三色旗重新升起，次日蘇聯最高蘇維埃共和國院宣布蘇聯停止存在，戈爾巴喬夫改革也隨著蘇聯解體而告終。
左鳳榮教授認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不僅導致了蘇聯劇變，還直接影響到了東歐的命運，甚至在一定意義上也改變了世界的面貌。美蘇冷戰結束了，核大戰的危險解除了，但也引發了許多的矛盾與問題，使冷戰后的世界多了不少熱點地區。
改革背景
國內形勢
蘇聯體制政治的弊端
蘇共在執政過程中，沒能完成有一個革命政黨到執政黨的轉變，仍然保留了革命時期形成的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實行干部任命制、終身制、黨的決策保密制。黨員數量龐大，但很多人都把入黨當做向上爬的臺階。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出現了領導層老化和政治體制僵化的問題，部分年輕官員雖然能夠認識到蘇聯體制存在的弊端，想要改革，但是也不敢公開批評。同時，由于蘇共沒有建立起完善的監督機制，特別是最高領導層不受任何監督，這使他們享有很多一般群眾沒有的特權，進而導致社會上出現了許多貪污腐敗、濫用職權、以權謀私的現象。最后，蘇聯的政治體制缺乏群眾的反饋機制，蘇聯并沒有真正建立主權在民的體制，無論是工人階級還是蘇聯民眾都無法對蘇聯的政治、經濟生活產生影響。
經濟停滯與衰退
蘇聯的經濟發展速度呈現遞減態勢，1951-1965年年均國內生產總值的速度和工業發展速度分別為5.1%和7.9%，1976-1980年則為1.9%和2.4%，到1981-1985年降為1.8%和2.0%。
蘇聯農業持續衰退，1979-1982年蘇聯農業連續4年歉收。1983-1985年，這種下降趨勢仍未得到控制，迫使蘇聯大量進口食品和食品原料。進口食品和食品原料所花的錢，占到蘇聯每年外貿進口總額的20%，使得蘇聯外匯更加拮據，影響了蘇聯國民經濟中關鍵部門、關鍵技術設備的進口。
蘇聯的工業發展業非常畸形，為了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行“軍備競賽”，蘇聯40%的資源被用來與美國保持軍力平衡，但在國家的整體經濟實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質量上，蘇聯不僅沒有趕上和超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而且還被許多曾落后于蘇聯的國家超過。蘇聯為了與美國競爭，大力發展重工業，輕工業長期處于停滯狀態，而在重工業上也是優先發展了與軍事工業相關的機械制造業。國民經濟上軍事化的程度加深，危害了農業、輕工業等與生活水平相關的產業，長期的經濟畸形和比例失調也是導致蘇聯解體的重要經濟因素。
蘇聯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也是導致蘇聯經濟問題的重要原因，到20世紀80年代，管理國民經濟的各種命令、法規累計達到了20萬個。隨著人民的文化水平不斷提高，自上而下、高度集權、只要求勞動力唯命是從的體制，越來越與蘇聯人民的現實要求相沖突，蘇聯人民要求一定的獨立性和自主性。蘇聯的經濟體制已失去了生命力，改革勢在必行。
意識形態危機
蘇聯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出現了危機，蘇共沒有根據時代的變化豐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是將其變成了教條，人民越來越討厭蘇共空洞蒼白、老生常談的宣傳，連許多高層人物也不再是社會主義的狂熱支持者，到20世紀80年代初，蘇聯已經很少有人還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理論了。與此同時，蘇共還對持有不同思想者進行迫害，這也使得理論創新愈發變得不可能。
嚴重的社會問題
蘇聯的社會問題也越來越嚴重，其中比較突出的問題就是酗酒。由于大量飲酒，蘇聯男性的平均壽命下降，因酒精中毒而死的比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倍。酗酒也滋生了大量的社會犯罪，據統計，蘇聯社會上80%的惡性犯罪均是由酗酒引起，由酗酒導致的曠工更是占了90%，從而造成了大量的經濟損失。蘇聯社會的道德意識基本喪失，存在著大量的以權謀私行為，不僅是國家公職人員，連商店的售貨員、司機、乘務員都可以利用自己工作之便為自已和朋友謀利，阿諛奉承成風，大量授予獎賞和稱號，濫發獎金；貪污、盜竊、行賄現象日趨嚴重。
蘇聯廣大群眾對蘇聯共產黨的信任程度也大大下降，對官僚主義體制十分厭惡。在短短的兩年零四個月內，先后有三位年邁多病的蘇聯最高領導人病故，這使得人民對蘇聯的未來喪失信心。在最高領導人病重之時，蘇聯的宣傳機器卻避而不談，仍在展現他們“充滿力量”的活動——如參加選舉活動、發布呼吁書、答記者問、聲明等。社會上出現了大量諷刺老人政治的政治笑話。
外部環境
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從此蘇聯被拖入了阿富汗戰爭的泥潭，蘇聯有十多萬軍人在阿富汗作戰，每年要在阿富汗戰場上花費30億-40億美元。蘇聯的政治、經濟、國際形象等諸多方面都受到了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戰爭帶來的負面影響，蘇聯的入侵行為不僅引發了伊斯蘭世界的不滿，也使得蘇聯與西方關系的緩和破滅，甚至蘇聯的東歐盟友也在譴責蘇聯的入侵行為，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120多個聯合國成員國以各種形式對蘇聯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表示反對，蘇聯的國際形象與國際環境日漸惡化。
美國此時也改變了對蘇聯的政策，1981年里根上臺后，不再是單純地緩和與蘇聯的關系，而是試圖改變蘇聯的制度，為此美國采取了經濟戰、輿論戰。美國對蘇聯進行禁運，加重蘇聯的經濟壓力。1983年里根首次提出了“戰略防御計劃”，即“星球大戰”計劃。“星球大戰”計劃耗資巨大，投入資金總額預計達5000-10000億美元。美國試圖利用蘇聯經濟發展緩慢之機，通過軍備競賽把蘇聯拖垮。在意識形態領域，美國也開展了對共產主義的攻勢，1983年6月8日，里根在英國議會發表演講，號召世界進行民主革命，用自由民主取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美國為此專門成立了“特別行動小組”，由國務卿、國防部長、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等人組成，具體負責“促進民主運動”，同時加強輿論攻勢，試圖從意識形態上瓦解蘇聯。
1983年大韓航空空難事件爆發，美國利用空難事件，對蘇聯發動了多重政治攻勢，加劇了蘇聯國內和國際政治困境，也令美蘇之間局勢更加緊張。不僅如此，蘇聯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共產黨的關系也不再融洽，失去了很多大黨的支持。為了扭轉這種局面，擺在蘇聯新任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面前的只有堅決改革這一條路。
改革歷程
改革初期
戈爾巴喬夫上臺
1985年3月10日，蘇共總書記康斯坦丁·契爾年科去世，蘇共中央政治局立刻召開會議研究總書記的人選問題。在此之前，蘇共已經連續有三位高齡總書記去世，人們迫切希望能有一位年輕的領導者。1985年3月11日，54歲的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三月非常全會上當選為蘇共總書記，蘇聯全國上下對這位年富力強的新領導人充滿期待。
1985年4月23日，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四月全會上做了題為“召開蘇共例行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及有關籌備和舉行代表大會的任務”的長篇報告。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在這個報告中，闡述了自己的內外政策，并首次提出了“加速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方針。戈爾巴喬夫強調，按照列寧的理解，繼承性意味著不斷前進，發展和解決問題，消除一切阻礙發展的東西，完善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對于如何實現“加速發展戰略”，戈爾巴喬夫提出了三點，即經濟集約化和加強科技進步；改革“管理和計劃工作”、“結構政策和投資政策”；“提高組織性和紀律性”，“根本改進工作作風”。
組織人事調整
蘇共中央四月全會后，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便著手為改革掃清障礙。戈爾巴喬夫在提出解決存在的社會和經濟問題時，首先強調加強黨的工作和黨的領導的成效問題，認為從組織上和意識形態上加強黨、完善黨在一切領域的工作作風和方法的問題具有重要意義。因而戈爾巴喬夫首先從組織人事上為其改革做準備。戈爾巴喬夫全面改組黨和國家領導班子，從戈爾巴喬夫上臺到蘇共二十七大召開，戈爾巴喬夫用一年時間內完成了最高權力決階層的更替。在這次人事改革中，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17名正副主席中有8人被撤換，部長會議13個正副主席中有7人退休，有3個共和國的黨中央一把手被解職，6個共和國的部長會議主席、9個共和國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換人，35個部長、46個區委第一書記換人。羅曼諾夫、吉洪諾夫、格羅申、安德烈·葛羅米柯等元老相繼離開，葉戈爾·利加喬夫、尼古拉·雷日科夫、謝瓦爾德納澤、切布里科夫等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支持者被提拔到政治局、書記處，其中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等年輕改革派被重用，后者提出政治多元化主張并推動多黨制改革。戈爾巴喬夫希望通過重用具有首創精神和精力旺盛的領導干部來加強各級黨組織，戈爾巴喬夫認為“凡是不想改變工作方式，尤其是阻撓解決新任務的人，就應干脆走開，別再礙事。”
蘇共二十七大
1986年2月25日蘇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召開，戈爾巴喬夫在大會上作報告，提出必須要進行改革。戈爾巴喬夫首先強調，蘇共領導人應該認識到并向人民承認自身政治、實踐活動中存在的的失誤以及蘇聯國內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其次，應該對經濟體制進行根本性改革，擴大企業自主權，發展市場經濟，使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實現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改革的目標是完善社會主義，黨的基本任務仍然是使社會主義繼續向共產主義邁進。對于國際形勢，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強調了各種全人類、全球性的問題，如環境污染、資源枯竭等，這些問題僅靠一個或數個國家的力量是無法解決的，需要世界范圍內的合作。最后，戈爾巴喬夫提出了加速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方針，不只是經濟的高速度發展，更要強調經濟發展的質量。
根據戈爾巴喬夫的報告，蘇共二十七大制定了計劃和目標，大會通過了《蘇聯1986至1990和至2000年經濟和社會發展基本方針》，其中規定：在1986-2000的15年中，國民收入平均增長速度達到4%以上，到20世紀末國民收入翻一番，勞動生產率將增長1.3-1.5倍，國民收入的能源消耗將降低40%，金屬消耗量差不多將降低50%，向生產集約化、提高生產質量和效益實現急劇轉折。使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逐步融合，加大對機械制造業的技術改造和投資力度。蘇共二十七大還修改了黨綱，這是自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后首次修改黨綱。新綱領把“加速戰略”寫入其中，指出了蘇共要為實現二十七大制定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針而工作，并強調蘇共是蘇聯社會的領導力量。
切爾諾貝利核事件
1986年4月26日凌晨1時24分，位于烏克蘭共和國（現烏克蘭）境內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4號在進行維護測試過程中發生嚴重事故并引發爆炸和火災，致使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許多地區遭到核輻射嚴重污染，甚至遠在歐洲的瑞典、法國、意大利等多個國家都檢測到了大量放射塵埃。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第一反應是詢問爆炸是怎么發生的，并未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但他同意成立一個國家委員會負責調查事故起因以及善后事宜。4月28日，對于是否應該將事故信息向民眾公開時，他認為此次事件屬于蘇聯內政，僅承認了當時西方政府已知事實，對于后來人們對于政府隱瞞真相的質控，他也予以了辯解和否認。隨后，5月14日，戈爾巴喬夫對蘇聯市民及其他國家就發表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公開講話，講話中，他對西方國家，尤其是和德國進行了譴責并承諾當原子能機構再次召開新聞發布會時，蘇聯將提供一份完整的事故報告，此外，他還表示希望能與里根在廣島市會面，共同簽署一份禁止核試驗條約，他希望通過廣島事件來轉移焦點，將美國陷于矛盾的焦點中，讓世界不再過于關注事件但一失敗告終。5月15日，政治局要求斯拉夫斯基和他所在的部門負責并自主決定如何“掩埋”爆炸的核反應堆，將其永久封存以防止輻射擴散。6月初，政治局批準了建造石棺，即在受污染的土地上覆蓋一層厚厚的混凝土的方案，但此方案由于沒有合適的設備，進展緩慢且嚴重損害了工人和士兵的健康，對切爾諾貝利核事故造成了進一步的污染，此外，由于蘇聯經濟的下降，政府也無力承擔它的后期維護工作。
經濟改革
1986年國際油價下跌
1985年8月，美國里根政府迫使沙特阿拉伯增產，實行“逆向石油沖擊”戰略，沙特的石油出口從不足200萬桶/日猛增到約600萬桶/日，秋末更達到900萬桶/日。1985年年底以來，國際市場上石油價格從每桶30美元直線下降，到1986年4月1日，國際市場石油價格跌進每桶10美元，石油跌價幅度近70%。蘇聯當時是世界石油產量最高的國家，石油和石油產品的出口是蘇聯獲取硬通貨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蘇聯三分之二的外匯收入靠向西方出口石油獲得，然后來進口西方的先進技術設備和糧食。石油產量下降，加上石油價格“逆危機”，使蘇聯經濟雪上加霜。
加速戰略破產
蘇共二十七大后，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本想在原有的體制上進行修改，實行“加速發展戰略”，即為加速蘇聯社會經濟發展而制定的總的戰略方針。核心是加速科技進步、實現國民經濟的新技術改造、對經濟結構的重大改變和完善生產、管理體系等。但“加速戰略”在進行中受到了很大阻礙，原定目標沒能達成，不合理的生產結構不僅沒能得到調整，反而進一步畸形，社會上還出現了商品與食品短缺。經過一年的實踐，戈爾巴喬夫等人認識到改革的困難遠比之前設想的要大，必須改革原有體制。但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等蘇共領導人沒能找到新的改革的指導思想，只能在實踐中解決問題。1987年，戈爾巴喬夫改革真正走上正軌，這一年中，蘇聯先后召開了一月全會、六月全會和紀念十月革命70周年大會，對蘇聯過去的歷史進行批判性總結，提出了對蘇聯的政治經濟學體制進行根本性改革的問題。
計劃提出
1987年6月的蘇共中央全會提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戈爾巴喬夫在會上作了《關于黨根本改革經濟管理的任務》的報告，戈爾巴喬夫認為蘇聯模式的最主要問題是計劃經濟和缺乏激勵機制，解決的辦法則是經濟領導體制的民主化及引入競爭機制。會議通過了《根本改革經濟管理的基本原則》，指出經濟改革的主要內容是：擴大企業的自主權，改善計劃經濟中的領導與干涉，建立新的經濟管理組織結構，區分黨政、社會團體的職能，改進工作作風。這一改革雖然提出要突破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但并不是采取市場經濟的運行模式，實際上仍然是對舊有體制的調整和完善。
計劃實施
1987年6月的蘇共中央全會還通過了《國營企業（聯合公司）法》的草案，同月30日，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正式通過了《蘇聯國營企業（聯合公司）法》，這是蘇聯第一部有關企業管理的法律。該法律很大程度上是不同政策主張妥協的產物，因而具有矛盾性。一方面讓企業內部自治，另一方面又要求企業的社會職能，這就使得企業不可能按照企業自身需要來發展。實踐表明，這一充滿矛盾的企業法很難取得預期效果。國家訂貨是指令性的，企業必須完成，因而企業要根據國家訂貨來制定生產計劃，這實際上只是用國家訂貨取代了國家計劃，并沒能真正實行市場經濟。1989年蘇聯的國家計劃取消，但由于沒有進行價格體制改革，出現了價格不合理的情況，這嚴重影響了企業的發展。在沒有自主經營的相應環境，特別是經濟改革措施不配套的前提下，只在企業環節進行改革顯然難以成功。
在農業方面，蘇聯開始實行集體承包和家庭承包制。1985年11月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通過決議《進一步完善農工綜合體管理》，并于1989年開始在農業部門進行改革。1989年3月的蘇共中央全會決定：解散蘇聯國家農業綜合體，放棄對土地過分集權化的管理。雖然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進行了農業方面的改革，但他對蘇聯在農業方面存在的嚴重問題缺乏清醒的認識，導致本該放在重要位置的農業改革進度十分滯后，成效也不大。1989年起，蘇聯的食品短缺越來越嚴重，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大量負債，蘇聯不得不提高收購價格，投入大量資金補貼農業。
實踐證明，不改革價格體制，蘇聯的經濟改革是無法實現的，戈爾巴喬夫也認識到價格的不合理之處對蘇聯經濟的負面影響。1987年戈爾巴喬夫再次提出改革價格，但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反對在近期內實行價格改革，1988年4月政治局會議審議了有關價格改革的意見，討論了政府自1987年6月以來制訂的規劃，這一規劃的核心是分階段、分部門地進行價格改革。但這一規劃未能實施。很快物價問題就演變成政治斗爭的一個方面，社會上出現了反對價格改革的運動，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深受“人民的生活靠不斷降低價格來實現”的蘇聯傳統理論影響，也反對提高價格來實現市場平衡。最終，由于居民收入上升，但物價沒有隨之變化，而是保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導致了商品體系的崩潰，商品一經上架便被搶購一空，出現了商品短缺的現象。在商品短缺的情況下又出現了“走后門”、通過秘密渠道以較高的價格獲得商品等現象，人們因而選擇囤積商品，這又導致了商品的進一步短缺。
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在蘇聯民眾中得到了很高的期待，然而改革未能使蘇聯原有的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發生多大的改變，也未能阻止蘇聯經濟增長速度不斷放慢的趨勢，經濟改革的起步實際上陷于失敗。
“公開性”
1987年，戈爾巴喬夫出版了《》一書，提出“”政治路線，并以“民主化、公開性”作為口號，提出放開意識形態領域管控。戈爾巴喬夫發出了“不留有空白點”的號召，在戈爾巴喬夫支持下，主管新聞宣傳工作的推動大規模進行揭開“歷史空白點”輿論宣傳，為此甚至采取組織手段，大批提拔那些能夠貫徹他們主張的人員，讓他們掌管的重要新聞機構和輿論陣地，以加大宣傳力度。過度的宣傳且未對輿論加以引導，導致反思過去就變成否定蘇聯革命歷史、否定革命所造就的全部現實; 批判和歷任領導的錯誤以及體制的弊病變成了否定蘇共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
在民主化、公開性的輿論背景下，此前一直為政治服務的社會科學領域也受到了沖擊，人們紛紛討論蘇聯的道路問題。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也強調要告訴人們一個真正的歷史，并組織專家重新編寫《蘇聯簡史》。這一次重評歷史主要是從評價蘇聯20世紀30年代形成的政治經濟體制開始的，包括半個世紀以來蘇聯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和道德觀念。核心是重新認識斯大林主義、大鎮壓和蘇聯的政治史。這一時期學者們對列寧的社會主義思想基本持肯定的態度，重點是批評和分析約瑟夫·斯大林時期的政治體制和模式，批判斯大林體制對社會主義的歪曲，反思社會主義的實質、目標和原則，探討人民需要什么樣的社會主義。但很快，這場運動便發展成為一場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運動，批判的矛頭首先指向斯大林，也指向蘇共早期其他領導人，實質是指向蘇聯社會主義制度。1989年以后，對斯大林的批判，逐漸擴大到批判與否定十月革命和列寧主義以及列寧本人，甚至有人公開宣稱“十月革命是不必要的”，蘇聯各地也連續發生了多起推倒列寧紀念像、向列寧像涂抹油漆、投擲贓物的現象。
“民主”和“公開”使得蘇聯社會上對政治改革緩慢和經濟發展停滯有了進一步認識，批判和鏟除斯大林模式成了蘇聯人的呼聲。當時蘇共內部也存在著嚴重的分歧，政治斗爭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改革的進程，隨著經濟改革的失敗，戈爾巴喬夫逐漸將改革的重心放在政治上面。
外交“新思維”
上臺時，面臨著嚴峻的國際環境，為此，戈爾巴喬夫提出了外交的“新思維”。戈爾巴喬夫的外交“新思維”主要包括三個核心點：首先，戈爾巴喬夫認為在世界成為一個整體和核威脅的條件下，全人類利益高于一切。他將階級利益和民族利益置于全人類利益之下。其次，“新思維”糾正了對和的看法，否認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根本對立關系，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有著就內容來說十分相似的進程。最后，“新思維”對傳統的戰爭觀進行了徹底的變革，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否定了軍事力量的平衡是安全的必要條件，他認為蘇聯不需要部署大量的武器及維持數量龐大的軍隊來保護自己。戈爾巴喬夫的外交“新思維”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在“新思維”指引下的蘇聯外交活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從1988年開始，蘇聯開始單方面終止軍備競賽，削減了50萬駐歐洲的軍隊。1990年，與西方簽署了歐洲常規軍協議和新的歐洲憲章。這對于國際安全合作和防止戰爭的發生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從長遠來看，的外交“新思維”帶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他提出的全人類利益高于一切，實質上否認了階級利益和國家利益，使得蘇聯在國際上放棄了斗爭，一味認同西方社會，最終導致蘇聯的意識形態領域在西方的“和平演變”下瓦解。
政治改革
確定政治改革方針
戈爾巴喬夫執政后，在“激進派”的影響和推動下，對蘇聯傳統權力體系和蘇共在蘇聯社會中的地位及其作用采取了逐步否定的態度，并逐漸成為指導其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思想。戈爾巴喬夫認為：蘇聯模式產生了變質，實質上是高度集權的極權主義、官僚體制。他自稱早就不相信科學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因此在上任后便企圖用“西歐式的社會民主思想”來改造蘇共。蘇聯黨政不分也使蘇共壟斷了權力，人民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無法切實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利。同時蘇共限制民主，以至于產生個人崇拜和官僚主義。
1987年蘇共中央一月全會決定在黨內實行差額選舉，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希望從具體上改革政治體制，從而恢復列寧提出的真正蘇維埃制。1988年6月28日至7月1日，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召開，蘇聯開始改革根本政治體制。戈爾巴喬夫在大會上作報告，提出實行政治改革的原因。他指出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對蘇聯社會的各個方面產生了不利的影響，進而會阻礙改革的順利進行，為了社會的發展，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戈爾巴喬夫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方面：讓勞動人民真正參與國家的管理；充分發揮各種黨內外組織、集體的主動性；加強各民族的友好和平等合作；加強社會主義法律和法治，健全民主法治，區分黨政部門的職能，防止黨政不分的現象；建立有效的機制使政治體制能根據國內外形勢的變化而自我革新。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提出改革的具體任務是完善權力組織，核心是恢復蘇維埃的職能，恢復列寧時代的“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原則，任何一個問題，無論是經濟的還是社會的問題，都要經過蘇維埃加以解決。
最高權力歸蘇維埃
1988年10月1日，戈爾巴喬夫兼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隨后蘇聯最高蘇維埃第十二次非常會議第十一次會議通過了《關于蘇聯憲法(根本法)的修改和補充》和《關于蘇聯人民代表的選舉》兩個法令。規定國家權力機關是各級蘇維埃，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是人民代表大會，由2250名代表組成，他們再選舉其中544人組成常設的最高蘇維埃。最高蘇維埃由權力相等、人數相同的兩院(聯盟院和民族院)組成。1989年3月，蘇聯進行了新的國家權力機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這次選舉不再采取由上級指定候選人的等額選舉，改為不受限制的差額選舉。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希望通過選舉人民代表重新使共產黨獲得人民的認可，同時希望通過選舉將社會中支持改革的人士吸納到政權機關中。但在選舉之中，蘇共各級組織長期受到唯上主義的影響，不知道如何應對選舉和競選，仍然停留在等額選舉的思維慣性中，引起了群眾的反感。與此同時，社會上的激進派卻非常重視選舉，激進派利用蘇共歷史上犯的錯誤、改革未見成效、社會經濟存在的問題贏得了群眾的好感，在蘇聯大中城市尤其是一些重要大中城市的選舉中，蘇共失去了民眾的支持。1989年4月選舉結果公布，2250名代表中蘇共黨員占87%，雖然黨員的比例很高，但蘇共在這次選舉中仍是失敗的，參與競選的黨員干部有20%落選，其中包括30多名州委與市委書記，而且一批激進民主派代表進入了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這部分人當選后，就開始在人民代表大會中攻擊蘇共和蘇聯的政治制度，還有一些民族主義組織的代表也在代表大會上堅決主張聯盟分裂，這些都使得人民代表大會無法集中力量推動改革，反而讓政權內部的對立愈發嚴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鮑里斯·葉利欽（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Е?льцин），他本是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一手提拔到中央的，但在改革的過程中與戈爾巴喬夫產生分歧，因而又被戈爾巴喬夫免職。葉利欽雖然在蘇共黨內受到打壓，但卻深受民眾的擁護，最終成功當選為人民代表，葉利欽此后逐漸遠離蘇共，成為了反對派的領袖。
問題加劇
1989 年人民代表選舉后，社會激進情緒迅速發展，并且極端化。1989年1-7月，500多個勞動集體舉行了罷工，人們重新審視十月革命的選擇和蘇聯的整個體制，要求改變原來體制的呼聲日益強烈。國內的民族情緒發展，民族矛盾公開化，中央政權難以應付危機，輿論多元化發展成政治多元化，各種群眾組織紛紛建立，到1989年6-7月，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幾乎都建立了“人民陣線”，蘇共的一黨執政被認為和民主相違背，面臨著巨大的壓力。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是在經濟改革失敗的情況下進行的，在政治問題愈演愈烈的情況下，經濟問題也在繼續惡化，蘇聯1989年度總結報告顯示，蘇聯1989年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為1.7%，資生產企業的產品增長僅為1.3%，預算赤字達到歷史最高值——920 億俄羅斯盧布，國家內債高達4000億盧布，外債和貨幣發行都明顯增長，十年期間外貿首次出現逆差，達到了20億盧布。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不僅沒有促進經濟的好轉，反而加劇了經濟困難問題。
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
1989年下半年發生了東歐劇變，東歐國家內部的反對派力量迅速發展，波蘭、創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羅馬尼亞等國的反對派先后擊敗共產黨，上臺執政，這對蘇聯的影響很大。蘇聯國內的反對派受到鼓舞，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威望也在日益下降，反對派逐漸把奪取政權提上了日程。進入1990年后，保守派與改革派的斗爭愈演愈烈，改革也從完善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本身變成了建設“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這使國家更加混亂和無序，街頭政治不斷發展，民族矛盾日益尖銳，經濟危機加重，人民的不滿更加突出。
在社會激進力量的推動下，戈爾巴喬夫只能往前走，承認多黨制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蘇共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被重新界定。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初是實行多黨制的，一黨制是歷史形成的，勃列日涅夫時期把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寫入了憲法。1990年3月，“非常”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標志著蘇共領導地位的憲法第六條的存廢問題被提上了議事日程。最終，這次人代會通過了《蘇聯憲法修改補充法》，修改了憲法第六條和第七條，蘇共成了與其他政黨和社會團體地位一樣的政黨，這意味著共產黨放棄優勢地位，承認政權將由多黨進行競爭。
實行總統制
蘇聯實行人民代表蘇維埃制度，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兼任最高蘇維埃主席，這導致總書記的權限開始向最高蘇維埃分權和轉移。但是，最高蘇維埃本質上的功能是議政、立法和監督，不能有效地作出決策，它也缺乏有效貫徹其決策的系統。蘇聯新政府缺少足夠的權威和力量，無法承擔起原來蘇共對國家的管理職能。因此，出現了權力真空和失控的現象。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戈爾巴喬夫準備實行總統制以加強行政權力。1990年2月，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首次公開提出在蘇聯設立總統制的建議，1990年3月的“非常”人民代表大會上對實行總統制進行討論，大會最終表決通過了設置蘇聯總統的決定。蘇聯總統由全民選舉產生，任期5年，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總統是國家的元首，享有廣泛的權力，蘇聯最高蘇維埃只享有立法和監督職能。總統制建立后，蘇共不再是蘇聯政治體制的核心，蘇維埃體制向“強總統，弱議會”的體制轉變。各加盟共和國也效仿聯盟中央實行總統制，并通過選舉產生了自己的總統和蘇維埃主席，他們不是對聯盟中央，而是對本共和國的選民負責。
1990年7月，蘇共二十八大上通過了“綱領性聲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這標志著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徹底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和奮斗目標。“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否認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反對在任何情況下使用任何暴力，從根本上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時這一理論推行意識形態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地位，反對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最終導致了蘇聯的亡黨亡國。
民族危機加劇
列寧之后的蘇聯歷屆領導人對蘇聯的民族問題都缺少清醒的認識，他們都認為十月革命推翻了俄羅斯帝國后，民族問題已不復存在了。在對待各民族問題時，他們強調各民族的共性，而忽視每個民族的個性，簡單的相信“蘇聯已成為各民族和睦大家庭”，忽視了潛在的民族問題。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對蘇聯的民族問題仍然沒有足夠的認識。1986年12月，由于蘇共中央在任免民族干部時忽視民族因素，導致了加盟共和國哈薩克族首都阿拉木圖爆發了民族抗議運動，即“阿拉木圖事件”。1987年6月，為了抗議蘇聯對韃靼人的強制遷移政策，克里米亞韃人進行了大規模示威活動。由于戈爾巴喬夫對民族問題的過于樂觀，蘇共對于民族分離主義也缺乏警惕。1987年和1988年的8月23日，波羅的海沿岸三國首都發生大規模群眾集會，抗議1939年蘇聯政府與德國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和劃分勢力范圍的附加秘密議定書，這是對三國加入蘇聯的合法性提出挑戰，為日后脫離蘇聯作鋪墊。但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中央并未對此給予足夠的重視，反而認為這是對改革的支持。到1991年，波羅的海三國愈發不聽從中央，戈爾巴喬夫本想在原蘇聯的法律框架下維持國家穩定，但等激進派堅定的站在波羅的海三國一方，甚至葉利欽與波羅的海三國的代表會晤，聲明與波羅的海三國相互承認國際主權。
蘇聯陷入全面危機
到了1991年，蘇聯的政治、經濟、民族危機都空前尖銳起來。1991年第一季度，蘇聯的經濟危機全面加劇，國民經濟各個部門都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出現了生產負增長。族際沖突、工人罷工也加劇了社會經濟的混亂。根據蘇聯國家統計委員會的資料，與上一年同期相比，1991年的頭4個月內生產下降35.5%，最嚴重的是糧食問題，出現了普遍的糧食短缺，很多城市甚至只有兩三天的口糧，由于市場交易混亂，糧食成為了貨幣，變成施加壓力和交易的手段。一些地方領導人也用糧食問題向中央施壓，在商品奇缺，通貨膨脹嚴重的情況下，政府不得不下令調整價格，但此時次提高價格已經無法解決商品短缺的問題，蘇聯開始接受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的糧食救助。經濟困難加劇了各共和國的離心傾向，更加劇了民眾對當局的不滿。
在經濟困難面前，蘇共已經喪失了動員民眾克服困難的能力，群眾的政治斗爭把矛頭指向了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此時蘇聯領導層內部也不團結，一些原本政治上親近戈爾巴喬夫的人現在也開始譴責蘇共中央和戈爾巴喬夫的立場，他們聲稱要結束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把蘇共改造成社會民主政黨。右派激進派加強了對戈爾巴喬夫政權的進攻，他們建立有組織的反對派，把斗爭引上街頭，組織游行示威，召開群眾大會發動罷工，準備奪取政權，蘇共黨內的激進派也在積極采取行動，他們既反對葉利欽，也反對戈爾巴喬夫。戈爾巴喬夫的處境很艱難，只能在兩方之間尋求平衡。
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試圖尋求國際援助，希望西方國家能幫助他進行改革，但西方國家的領導者并沒有忘記意識形態的對立。戈爾巴喬夫放棄與美國的斗爭，努力與美國改善關系，但美國并不相信戈爾巴喬夫，時任美國總統布什拒絕為蘇聯提供經濟援助。1991年5月11日，戈爾巴喬夫同布什通話，談到改革的困難，要求美國給予援助。1991年7月1日，蘇聯計劃委員會和國家物資供應委員會解散，計劃經濟解體。同月，戈爾巴喬夫趁西方七國在倫敦開會，準備了一份按照市場經濟重振蘇聯經濟的提案提交給七國領導人，希望得到西方的援助，但最終七國首腦會議拒絕了戈爾巴喬夫。
蘇聯解體與改革失敗
1991年6月12日，葉利欽當選為俄羅斯聯邦總統，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休戰，希望可以簽訂新聯盟條約，即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在蘇聯共產黨內，該計劃引起了部分政治力量的反對，他們反對該計劃，認為一旦簽署條約，蘇聯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將喪失，蘇聯將成為自由松散的“南北戰爭”國家。在蘇共的內部分裂中，保守黨開始醞釀實施緊急狀態計劃。1991年8月19日凌晨，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宣布戈爾巴喬夫因病不能行使總統職權，由副總統根納季·亞納耶夫代行總統職務，并發布《告蘇聯人民書》，決定逮捕葉利欽等人，8·19事變爆發。但葉利欽在西方國家的支持下，得到了軍方的支持，最終粉碎了這一次政變，政變主要領導人自殺或被逮捕。1991年8月19日，蘇聯政變那天，葉利欽在白宮宣布政變非法，21日，葉利欽簽署命令，停止蘇共在蘇聯境內的活動，并要求戈爾巴喬夫解散共產黨并辭去總書記的職務。8月24日戈爾巴喬夫宣布辭去蘇共總書記一職并要求蘇聯共產黨中央自行解散，同時停止了各級黨組織活動。戈爾巴喬夫失去了對國家的控制，改革也隨之失敗。
此后烏克蘭、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亞美尼亞等共和國紛紛宣布獨立。12月7日，鮑里斯·葉利欽的專機在白俄羅斯明斯克機場降落，當天下午，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代表團，在別洛為日國家公園深處的“維斯庫利”政府別墅會面。12月8日，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三國領導人，在“維斯庫利”政府別墅，簽署建立獨立國家聯合體的協議，即《別洛韋日協議》，該協議宣布，蘇聯作為國際主體和地緣政治主體停止存在。1991年12月25日，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發表至蘇聯公民的電視講話，宣布辭去蘇聯總統職責，12月26日，蘇聯最高蘇維埃共和國院舉行最后一次會議，宣布蘇聯停止存在。
影響和評價
戈爾巴喬夫上臺時,蘇聯面臨著嚴重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危機。他力圖通過改革來重建蘇聯,改變局面，但失敗的改革卻造成了蘇聯劇變。戈爾巴喬夫將失敗歸因于改革起步太晚和急于求成，但學者認為根本原因在于經濟體制改革本身的嚴重錯誤，最后導致出現嚴重的經濟危機；二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嚴重錯誤，最后導致迷失了改革方向，使蘇共失去領導地位，造成政局失控，出現大動蕩；三是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喪失了動力機制，弊端日趨嚴重，成了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阻力。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嚴重錯誤,特別是后期改革迷失方向,加速了蘇聯劇變的進程,是蘇聯劇變的直接原因。但蘇聯劇變有其十分深刻的深層次歷史原因，但如果僅從戈爾巴喬夫改革錯誤這一直接原因來分析蘇聯劇變是遠遠不夠的。戈爾巴喬夫改革是一個誘因，誘發了社會內部長期以來的根本矛盾，最終導致了蘇聯解體。
中國學者馬巖認為：蘇聯解體和劇變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意識形態的變異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其中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新思維”是蘇聯劇變的思想根源，“民主化、公開性、多元論”迎合了國際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勢力的反共需要，是意識形態變異的溫床；“人道的民主的”是和平演變的政治策略，而從否定歷史到全盤自我否定，則使意識形態全線倒戈。
中國學者李燕、劉新民認為：戈爾巴喬夫利用輿論工具，大張旗鼓地批判約瑟夫·斯大林、批判列寧、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最終結果全盤否定蘇聯，使人民思想混亂，造成信仰危機，引發了一系列思想意識和社會問題，引發了各種社會矛盾，是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重要思想因素。
中國學者左鳳榮認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沒有從實現黨的民主化開始，而是從社會民主化開始，不是通過改革黨，使黨更具活力來領導改革，而是把黨當成了改革的對象。
參考資料 >
蘇共意識形態話語權是如何在輿論戰面前全面崩塌的 .搜狐網.2025-04-23
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歷史過程（選自《社會主義發展簡史》）.學習出版社.2023-0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