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通信使（朝鮮語：?????，日語平假名：ちょうせんつうしんし）是指歷史上朝鮮派往日本的官方正式使節。廣義是指15世紀到19世紀朝鮮王朝派往日本室町幕府、豐臣政權、江戶幕府和明治政府的外交使節，狹義是指壬辰倭亂后自1607年到1811年朝鮮王朝派往江戶幕府的12次外交使節。朝鮮遣日使節名目或有不同，但其性質大體相似，而且大多數以“通信使”為名稱，所以統稱為“朝鮮通信使”。朝鮮通信使是朝鮮王朝“事大交鄰”外交政策的一環，與日本派往朝鮮的“歲遣船”一起構成了當時朝日官方往來的主要形式，它發展了朝鮮和日本的政治關系，加強了朝日兩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對維護兩國間的和平起到重要作用。19世紀后期被近代外交體制所替代。
名詞解釋
朝鮮半島與日本隔海相望，自古以來有著緊密的聯系。1392年朝鮮王朝建立后，實行“事大交鄰”的外交政策，即對中國的尊崇和對周邊國家的平等交往。這種外交政策的表現之一便是互派使者和開展貿易。1402年和1403年，日本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滿和朝鮮國王李芳遠分別受到明朝的冊封，兩國由此建立了平等的外交關系。1404年，日本室町幕府派出“日本國王使”訪問朝鮮，朝鮮于1413年首次派出以“通信使”為名義的使團，開啟了派遣朝鮮通信使的先河。通信使是朝鮮王朝官方正式使節團，肩負著溝通兩國關系、傳達友好意愿的重要使命。朝鮮王朝前期共派遣了8次通信使，其中向室町幕府派出了6次，僅有3次成功完成任務。此后，由于日本處于戰國時期，朝鮮百余年來未向日本派遣通信使。直到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后，朝鮮于1590年再次派出通信使，但在兩年后爆發的“壬辰倭亂”導致兩國關系中斷。1596年，朝鮮又派出了通信使，隨明朝冊封使沈惟敬一同前往日本。這一時期的通信使雖頻繁往來，但并未形成制度化的外交行為。相比之下，壬辰倭亂后的通信使不僅在200多年間持續不斷，而且成為了朝鮮王朝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對兩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876年《江華條約》簽訂后，朝鮮開港，朝鮮王朝又向日本明治政府派出了4次“修信使”，盡管形式上繼承了通信使的傳統，但因其適應了新的時代背景，被視為一種新的外交形態。
郵寄情況
復交過程
1592年，日本統治者豐臣秀吉發動“壬辰倭亂”入侵朝鮮，這場戰爭給朝鮮帶來了巨大的破壞和痛苦，也導致了日朝兩國“交鄰”關系的破裂。1598年，豐臣秀吉逝世，日軍撤離朝鮮半島。盡管雙方停戰，朝鮮仍然保持高度警惕，而由德川家康掌控的日本則積極尋求與朝鮮恢復邦交。對馬島作為連接日本本島與朝鮮半島的交通樞紐，長期以來扮演著日朝關系中間人的角色，其經濟發展嚴重依賴與朝鮮的貿易。壬辰倭亂中斷了日朝關系，也切斷了對馬島的經濟來源，因此對馬島對恢復日朝邦交的需求尤為迫切。此外，德川家康也希望借助與朝鮮的貿易增強自己的實力，并修復豐臣政權擴張政策遺留的問題。一旦朝鮮同意復交并派遣使者，不僅能提升德川政權的國際地位，也能在國內展示其權威，從而鞏固政權合法性。
為了核實日本求和的真實意圖，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于1602年派遣全繼信、孫文彧以“探賊使”身份前往對馬島調查。1603年，被扣留在薩摩的朝鮮儒生金光一獲釋回國后，向朝鮮國王李昖上疏，強調了與日本講和修好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引起了朝鮮方面的高度重視。1604年，朝鮮政府決定派遣僧侶松云大師惟政為“探賊使”，出使日本。惟政曾在壬辰倭亂期間組織義軍抵抗日軍，并與日軍將領加藤清正等人有過交涉經驗，因此被認為是與日本談判的理想人選。惟政于當年七月抵達對馬島后，受對馬藩主宗義智之邀前往日本本土。翌年二月，德川家康率領十萬大軍抵達京都，并在伏見城會見了惟政，這是朝鮮王朝與江戶幕府間的首次接觸，具有里程碑意義。德川家康向惟政表明自己與豐臣秀吉不同，強調“我于壬辰在關東，不曾干預兵事，朝鮮與我，實無仇怨，請與通和。”同年五月惟政回國后，報告了德川家康的修好主張，盡管朝鮮君臣心存疑慮，但他們意識到與日本修好不可避免。
1606年，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向日本提出了“先為致書”和“縛送犯陵賊”兩個遣使議和的先決條件，并于同年八月通過全繼信轉達給對馬島。這兩個條件實際上是在未達成協議的情況下提出的，這意味著日本需要首先向朝鮮低頭，并懲治在壬辰倭亂期間盜掘朝鮮王陵的日本人。然而，日本的反應出乎意料地迅速，十一月便由對馬島派遣橘智正帶著德川家康的國書和麻古沙九、麻多化之兩名“犯陵賊”前往朝鮮。然而，朝鮮國王發現這份國書是偽造的，是由對馬島自行制作的；而這兩名所謂的“犯陵賊”實際上是對馬島的囚犯，與壬辰倭亂無關。盡管如此，朝鮮也有其現實考慮——戰后疲弱的朝鮮無力與日本討價還價，而且朝鮮急需將壬辰倭亂中被擄走的朝鮮人帶回國內以補充勞動力。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發現了對方的虛假行為，也只能假裝不知情。1607年正月，朝鮮正式派出了以呂祐吉為正使、慶暹為副使、丁好寬為從事官的496人組成的使團前往日本，其名稱為“回答兼刷還使”，即其身負雙重任務，一是回復德川家康的國書，二是搜尋并帶回被擄往日本的朝鮮人。盡管名稱并非“通信使”，但作為壬辰倭亂后朝鮮派往日本的第一個正式使團，具有破冰的歷史意義，結束了日朝兩國的敵對狀態，因此也被視為朝鮮通信使的一員。
完善派遣
朝鮮王朝自1607年派出“回答兼刷還使”赴日后，又在1617年和1624年連續派遣了兩次類似的使團，其主要任務也是搜尋并帶回在壬辰倭亂期間被擄走的朝鮮人。在這場戰爭中，大量朝鮮人被日軍擄往日本，人數估計在5萬至20萬之間，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盡管三次搜尋使的效果有限，總共只帶回了2000名朝鮮人，但這三次搜尋使的意義在于重新啟動日朝交往，逐步結束敵對狀態，為正式通信使的派遣和兩國邦交的全面正常化奠定了基礎。
盡管朝鮮和日本尚未完全恢復交鄰關系，但因壬辰倭亂而中斷的經貿往來也開始重啟。對馬島在日朝關系的恢復中發揮了關鍵的中介作用。1607年，對馬在朝鮮釜山重建倭館，1609年，對馬島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簽訂了《己酉約條》，規定對馬每年派遣“歲遣船”前來倭館進行貿易，這成為未來兩百多年間日朝貿易的基礎。隨著日朝經貿關系的恢復，日朝邦交的全面正常化也隨之而來。此外，當時朝鮮北部的女真族崛起，建立后金，對朝鮮構成嚴重威脅，并于1627年侵略朝鮮，史稱丁卯之役，因此朝鮮迫切需要與日本修好，以穩定后方。
就在這個時候，日本于1631年發生了“柳川一件”，對馬藩主宗義成與家老柳川調興之間的爭執導致了對馬島對朝外交的“黑幕”被揭露，因此江戶幕府開始整頓朝鮮外交問題，并最終于1635年裁定宗義成無罪，并完善了對朝外交“幕府對馬”流程的一元化管理，正式以“日本國大君”為幕府將軍對外稱呼，確立了“大君外交體制”。朝鮮對“柳川一件”的事態非常關注，在此期間暫停了與對馬島的交往，并在1632年派出非正式的譯使去吊祭前將軍德川秀忠，1634年應將軍德川家光通過宗義成的邀請派出“馬上才”（馬戲團）赴日，在此期間收集日本的情報。1635年“馬上才”回國，向朝鮮國王李倧報告了日本的情況及“柳川一件”的處理結果，朝鮮仁祖在分析了日本的情報后判斷日本“無可憂之端矣”。而日本通過“柳川一件”規范了對朝外交體制后，德川家光便委任宗義成全權處理對朝外交事宜，并命令他在1636年請來朝鮮通信使。
1636年二月，對馬島正式請求朝鮮派出通信使，其名義是賀日本“泰平”。朝鮮方面很快接受了日本的請求，并于同年八月派出了以任絖為正使、金世濂為副使，總成員達475人的龐大使團，這是日朝兩國復交后第一個冠以“通信使”之名的朝鮮使團。通信使一行攜帶李倧的國書，十月自釜山廣域市啟程，十二月抵達江戶城，遞交國書，受到了江戶幕府的隆重款待，并受邀參拜德川家康神社所在的日光山。次年三月，通信使回國復命。1636年通信使的派遣標志著日朝邦交的全面正常化，即恢復壬辰倭亂以前的交鄰關系。隨著日朝關系步入正軌，通信使也得以制度化，其后每當幕府將軍襲職時朝鮮王朝就會派遣通信使以示祝賀，而德川幕府則會回函贈物以示感謝。朝鮮派遣的通信使如下表：
結束通信
朝鮮王朝自1636年正式派遣通信使后，在100多年的時間里，先后派出了8批通信使團，對朝日邦交的鞏固和經濟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龐大的通信使團由日方負責接待，費用巨大，每次接待大約需要花費100萬兩白銀，動用33萬人和7600匹馬。朝方也需要準備大量的禮物。這些巨額開支在兩國國力充足的時候還能負擔得起，但隨著兩國國力的衰退，就難以承受了。1786年，江戶幕府第十代將軍德川家治去世，養子德川家齊繼位。按照慣例，應該由日本對馬藩邀請朝鮮通信使，但當時的日本國力衰落，遭遇自然災害，特別是“天明饑荒”導致社會動蕩，財政困難，無法接待通信使，因此幕府老中松平定信指示對馬藩推遲邀請通信使，1791年江戶幕府又提出“異地通信”，即將通信使的交聘地點改為對馬島，朝鮮方面以違反先前約定為由未予接受。1809年，日本再次提議派遣通信使，朝鮮也做出了妥協，同意異地通信的方式，于是于兩年后，也就是1811年，派遣金履喬為首使團前往日本對馬島，這是最后一次通信使，此后50多年里，江戶幕府更換了四位將軍，盡管他們都曾嘗試讓朝鮮派通信使，甚至日方還曾計劃將交聘地點改到大阪，但因兩國財力不足等原因都沒有實現，進而無限期地拖延下去。
1868年，日本發生劇變，德川幕府垮臺，明治政府成立，并開始了“明治維新”，將日本轉變為近代國家。明治政府收回了對馬島處理對朝外交的權力，并多次向朝鮮發送國書，希望建立近代外交關系，但朝鮮方面以國書中含有“皇”、“敕”等字眼為由拒絕，兩國因此處于斷交狀態。1876年，日本通過“云揚號事件”，迫使朝鮮簽訂《江華條約》，打開了朝鮮的國門。但朝鮮最初只是將《江華條約》理解為重修日朝間的“三百年舊好”，即“交鄰”關系的恢復，而尚未意識到已經被納入以萬國公法為基礎的近代條約體系之中，于是便在條約簽訂后不久繼續沿用通信使的慣例，派遣了以金綺秀為首的“修信使”赴日聘問。不過，正如名稱的變化所示，其形式也與過去的通信使有所不同，即朝方只遞國書而不帶巨額禮物，日方也不再承擔全部接待費用。隨后朝鮮又于1880年、1881年和1882年派遣了金弘集、趙秉鎬和樸泳孝為首的修信使，他們的活動不再局限于傳統的“交鄰”范圍，而是進行了包括修改條約、交換條約、締結條約在內的近代外交事務，這也反映了朝鮮王朝外交觀念的轉變。因此，這幾次“修信使”的派遣可以看作是從傳統交鄰體制下的通信使向近代外交體制下的使節制度的過渡。
1880年，日本派遣花房義質到朝鮮擔任辦理公使。1886年，朝鮮任命李永為辦理大臣，常駐日本，這是朝鮮派遣駐日公使的開端（實際到任的第一任駐日公使是1887年任命的閔泳徽）。至此，日朝關系正式轉化為近代外交體制，通信使成為歷史。
參考資料 >
朝鮮通信使.中國大百科全書.2024-08-26
朝鮮通信使記錄物.駐華韓國文化館.2024-08-26
復旦文史研究員重走朝鮮通信使、遣明使的海上之路.澎湃新聞.2024-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