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祖麟（1933年生），天津人，著名漢語語言學家。他在漢語歷史語言學、漢語語法史和漢藏語言比較研究領域有突出貢獻。曾任美國康奈爾大學東亞研究學系教授（1971-2000年）和中國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1992-2012年）。現為美國康奈爾大學中國文學和哲學教授。
人物經歷
早年經歷
1946年夏天母親帶梅祖麟北上，終于到達北平市。秋季梅祖麟入濟南育英中學讀高一。平常周六回家，周日返校；往返都是坐燕京的校車。
1962年獲耶魯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1968年，高友工與梅祖麟共同發表《杜甫的秋思：一個語言學批評案例》，從詞匯語法結構、音韻模式的張力、內在意象的復雜性來探討杜甫名作中的語言歧義性。
工作經歷
1971年任康奈爾大學中國哲學和文學副教授、教授。
梅祖麟到康奈爾大學來是1971年，在指導博士生包瑞車（Richard Bodman）寫博士論文時，首先指導他解讀《文鏡秘府論》。那時梅祖麟就感覺到聲律的形成一定是受了梵語的影響。可惜包瑞車和梅祖麟都不會梵文，跟懂梵文和佛學的朋友談也不得要領。
機會終于來了。梅維恒（Victor H. Mair）是梅祖麟在康大認識的朋友。梅維恒在哈佛大學1976年的博士論文是敦煌變文。梅維恒通梵文，懂佛學，畢業后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書，同時把博士論文修改成書。那時康大是北美洲唯一有全套敦煌市顯微卷的圖書館。梅維恒夏天經常來查資料，也跟同行聊天，梅維恒和梅祖麟就漸漸熟了起來。1984年，賓大的教授組織了個比較詩律研討班，梅維恒約梅祖麟去做報告。過了兩個月，梅祖麟收到三百頁的資料，還有梅維恒的長信。梅祖麟問的問題基本已經解答。
從1985年開始，梅維恒和梅祖麟就合作寫文章。漢學家一般不懂梵語，治梵文的又不懂中文。他們文章的題目兼跨漢學和印度學，又牽涉到佛教東漸，寫起來煞費力氣。幸虧有包瑞車博士論文的英譯可以照抄。1989年夏天終于完稿，《哈佛亞洲學報》1991年刊出。
曾任美國康奈爾大學東亞研究學系教授（1971-2000年）和臺灣“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1992-2012年）。臺灣“中研院”院士（1994年）。
2005年，梅先生曾受聘擔任清華大學大學偉倫特聘訪問教授，在清華大學開設《近代漢語語法與方言研究》課程，除清華學子外，北京大學、社科院的學生也慕名前來聽課。
2010年春，梅祖麟捐贈給清華大學圖書館的一批私人藏書漂洋過海，從紐約州Ithaca運抵清華。梅先生的這批贈書共計65箱、2626冊，是梅先生從私人藏書中挑選出來的，其中外文圖書約占七成，中文書以臺版書刊居多，出版年代覆蓋整個20世紀，還有一些年代久遠的較珍貴圖書，如1867年出版的《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等。
個人生活
清華大學大學老校長梅貽琦先生是他的伯父，其父梅貽寶先生亦是清華校友。
人物觀點
梅祖麟自稱在學術上受影響于清華國學院導師趙元任、陳寅恪兩位先生。 就中國傳統學問的研究而言，梅祖麟更欽佩陳寅恪的學問。梅祖麟所做的研究，起碼有兩個方面是與陳寅恪的影響有關：第一是漢語聲律學研究。陳寅恪在其名文《四聲三問》中提出四聲源于梵語的命題，梅祖麟以為是不刊之論。在此基礎上，梅祖麟又嘗試做了更深細的探討，對經唄新聲傳人中土的時間，梵語詩律理論對中土詩歌律化的直接影響作了比較具體的界定。第二是語言文學研究的區域性問題。梅祖麟認為東晉南朝士大夫所說的是南渡北語，老百姓說的是土生土長的吳語，這是在陳先生《東晉南朝之吳語》《從史實論〈切韻〉》等著名文章的直接啟發之下完成的。
梅祖麟、羅杰瑞等認為“江”是澳亞語的借詞，“河”是阿爾泰語的借詞。
梅祖麟認為，中國國內的漢語研究，有非常精彩的，如裘錫圭的甲骨文金文，朱德熙的現代語法，鄭張尚芳的吳語，曹廣順的晚唐五代十國語法，張敏的反復問句的歷時、方言研究，周祖謨的兩漢魏晉南北朝韻部研究等等。這幾位學者的研究都是實事求是，寓理論于事實。讀他們的作品，不怎么覺得他們是在用國外哪一派的理論，好像事實就是如此。但他們“敘述”事實的字里行間，確含有理論原則。接受了他們對事實的敘述，等于就接受了他們的理論。
梅祖麟認為，主—謂區分不適用于漢語，謂語的語境敏感性和TSP語句的可靠性屬于英語的特有現象，漢語缺乏"完全性"特征。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