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陽（1497年－1580年），字仁甫、號中溪，白族，云南大理人。明代云南省著名文學家、理學家。嘉靖五年中進士。
人物簡介
李元陽（1497～1580）字仁甫，號中溪，別號逸民，明代大理府太和縣人，白族。李元陽自幼沉默寡言，但聰明過人，勤讀詩書，尤好文史。明嘉靖元年壬午（1522年），取云貴高原鄉試第二名；嘉靖五年丙戌（1526年），中進士，選庶吉士，由于參加議論為朱厚熜生父封號的所謂“大禮議”而被貶江西分宜縣。后改授江蘇江陰知縣。任職期間，興利除害，體恤民苦，并以廉潔著稱，當地百姓曾為之立碑建祠，載其種種善舉。晉京任戶部主事后不久，改任監察御史，負責彈劾官吏、整肅政紀。他剛正不阿，曾直言嘉靖皇帝：“皇帝之始即位，以爵祿得君子，近年來以爵祿畜小人。”被同僚稱為“真御史”。正是這種直言不諱使他在官場上屢屢碰壁。嘉靖十五年丙申，以御史巡福建省。嘉靖十八年己亥（1539年），因上疏請求朱厚熜不要去承天，被貶往荊州市任知府。在荊州府任上，荊襄百里之間沒有水井，他帶頭捐俸打了幾十眼井，限期各縣修復河堤池塘，使沿江州縣不受水災，當地人民遂以“李公井”、“李公堤”命名，以茲紀念。李元陽清正耿直，對政治黑暗、官場腐敗的現實極為不滿，又不能解決現實問題。嘉靖二十年辛丑（1541年），借奔父喪，棄官回鄉，從此隱居大理白族自治州40年未再出仕。他寄情于蒼山洱水之間，省卻了爾虞我詐的傾軋，再無宦海的羈絆，既與楊士云、楊慎、張含、李贄等文化名流詩文唱和，又勤于著述，其詩文集有《艷雪臺詩》、《中溪漫稿》，理學著作有《心性圖說》，提出“性為天地大本”等觀點。并在晚年編纂[zuǎn]了嘉靖《大理府志》和萬歷《云南通志》。由于他在哲學、歷史學、文學、書法、教育諸方面的突出成就，被譽為“史上白族第一文人”，在云南省文化史占有重要地位。萬歷八年（1580年）病逝于家中，享年84歲。
個人成就
李元陽在探究理學方面有極深造詣，被后世人稱為滇中“理學巨儒”。他交游甚廣，呂振羽王（陽明）學的分支學派如浙中學派、江右學派、泰州學派、南中學派的學者王畿、羅洪先、羅汝芳、唐順之等交流切磋，并對儒學經典進行悉心研究，還吸收了先賢哲人的理論，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論。李元陽提出性、心、意、情四種命題，并將“性”放在最高的位置，認為無論圣人、凡人都有性，但圣人能“復性”，凡人則因外物產生了心、意、情，迷失了本性。李元陽對事物的中與和、知與識以及儒學、道統的傳承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譬如，他認為“中”是世界的本原，“中率無喜無怒，故為天地萬物之大本”，是“道之體也”。“中”又是人人具有的“良知”，而且“性”就是“天命”、“良知”，是先天就有的。因而，他在政治上主張要以“愛民為主”，治理百姓要“節用愛人，己任其勞，處民以佚”。要“以治家之心治其國，以愛身之道愛其民”，如此天下就“無難處之事，亦無難化之人”。
李元陽學貫儒、釋、道，境界宏闊。他把釋、道的思想及實踐方法引入儒學，欲為儒學發展另辟蹊徑。借鑒道家的養氣，以靜坐來“內視反聽”，此為內功；學佛家的救苦度厄，以救濟窮人為事，此為外功。他認為佛學與儒學有相通之處，佛教和道教兩家的方法也可以綜合運用到社會實踐和個人修養上。李元陽在《天地世界圖序》一文中，借助大量的佛、道學說，對世界結構作了詳細的說明。
值得一提的是，李元陽陶醉于蒼洱山水，卻對雞足山情有獨鐘。他與雞足山高僧大德探討佛理、唱和詩文，交往十分密切，還出資出力興建、重建或擴建雞足山寺院，著詩文數十篇，立碑十余通，介紹雞足山。可以說，明清時期雞足山的興盛并成為佛教名山，與李元陽密切相關。《雞足山志》中寫道：“山中寺院，凡傾頹者，無不修，并為撰文。雞山之盛，公為首功矣。”這樣的評價是恰如其分的。
人物評價
方志是中國特有的傳統文化形式，被稱為“地方典獻”、“致用經籍”。作為本土著名學者，李元陽以其學識和威望，竭力倡導并親自編纂方志，這也是他隱居后最重要的學術活動。李元陽曾三次編寫方志，第一次是1542年，其返鄉不久就與楊士云合作編修了《大理府志》刊印行世，后此書失傳，具體情況已不可考；第二次是1562年至1563年，他獨立修撰了嘉靖《大理府志》十卷；第三次是1576年，編纂完成了萬歷《云南通志》。
因兵燹戰亂，嘉靖《大理府志》流傳至今的只有目錄及正文卷一、卷二。由于明代云南省的府、州、縣方志多數沒有付梓刊刻，而刊刻印行的后又流失散佚，流傳保存至今的只有寥寥數種。因而該志雖僅存卷一、卷二，其保存的有關明代大理白族自治州地區的山川、形勢、物產及大事、沿革方面的資料，卻顯得彌足珍貴，深得后世贊許。
萬歷《云南通志》是第一部由云南少數民族本土學者編纂的省志，以編纂年代順序，為現存第三部完整的云南省志。萬歷《云南通志》共十七卷，分地理、建設、賦役、兵食、學校、官師、人物、祠祀、寺觀、藝文、羈縻[mí]、雜志等十二志，下又分為五十八目。該志吸收歷代地方志的優點，以獨具匠心的編排、類列分明的條目、旁征博引的資料、獨到的見解而為后世所矚目。其中《賦役》、《兵食》、《羈縻》、《學校》諸志系李元陽首創，亦為后代云南省志所承襲。
李元陽為官十多年，任過縣令、府守等親理民政的地方官，有濃厚的“經世”思想和豐富的社會實踐經驗，因而十分重視方志的“經世致用”功能，強調方志不僅要“采諸故實，征諸人事”，更應“將施有政”，使“善為政者成其務”。他深知經濟、軍事對社會發展和安定的重要性，故萬歷《云南通志》大量使用檔冊及采訪材料，詳細記錄與人民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事項，保存了許多珍貴史料。譬如，在該志“物產”中有關“玉蜀黍”、“番薯”（即今俗稱紅薯）等外來作物的記載，為今天研究外來作物傳入中國的時間、地點、路線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和佐證。旅美著名歷史學家何炳棣在研究玉蜀黍、蕃薯傳入中國的課題時，“基本翻遍了美國著名圖書館所藏的3000種方志”，得出結論說：“最重要的史料是李元陽1563年版的《大理府志》和1574年版的《云南通志》”。這充分表明萬歷《云南通志》在記載經濟方面的內容，尤其是物產方面，不僅在西南，就是在全國也屬上乘佳作。可以說，萬歷《云南通志》是云南方志編纂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對后世的方志編纂有很大的影響。
游記山水
李元陽是古代云南省最著名的山水詩人和游記作家。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酷愛游山玩水的李元陽“以外艱（父喪）去任，遂里居不出。”以后的30多年間，他首先將他的居住地改造成為一個園林，以便悠游林下、寄情山水。他于宅后作“默游園”，郭外作纓江、艷雪二亭臺，鑒湖、綠野二樓，日夕讀書論道其中。其讀書亭近中溪，自題對聯：“花間鶴是仙都送；階下泉從雪澗來。”有友贈聯云：“一人林下烹仙茗；萬卷堂中聽響泉。”接著便四處出游，足跡幾達半個云南省。
省城昆明市是李元陽訪古探幽的重點。他從高泛舟滇池，被周邊的湖光山色所陶醉，深情地寫下了：“不到昆明三十年，重來今日已皤[pó]然。擔頭詩卷半挑酒，水上人家都種蓮。山色滿湖能不醉？荷香十里欲登仙。碧雞巖畔堪題字，好把滇歌取次鐫。”華山（昆明西山）的羅漢巖（龍門所在地）特別險奇，《一統志》載：“在太華右，卓立海岸，其南峭壁千仞，常繞白云；其北迤邐幽奧，相傳為梁王避暑宮。”李元陽泛舟滇池后，登山漫游羅漢巖，被羅漢巖的險奇所吸引，寫下了一首長達200多字的古體詩《羅漢巖》：“湖山飛巖映波綠，石壁插水山不足。艤[yǐ]艇躋[jī]攀到上頭，下見湖光洗寒玉。寒玉洶涌動席前，二十萬頃涵云煙。冥冥一鶴飛不去，天際回翔似有緣……”西山諸峰中，還有一座山峰“狀若耳竅，因名進耳。”進耳山上有一座環境清幽的進耳寺，李元陽漫步在進耳寺里，口占了一首七律：“江海閑身得漫游，蓮宮一榻喜清幽。湖窺水鑒頻疑曙，風度巖廊易作秋。千里遮圍山勢合，孤帆迢遞海門收。禽魚上下應無數，獨羨安眠沙際鷗。”“螺峰擁翠”是明代昆明市的六景之一，螺峰山也名圓通山，山下有元代古剎圓通寺，山上亭臺樓閣隱現在茂密的樹林中，是文人墨客重陽節登臨的首選之地，也是善男信女燒香拜佛的重要場所。一生禮佛并寫過許多禪詩的李元陽，曾多次到圓通寺朝拜。有一次，他朝拜畢佛祖，從圓通山南麓陡峭的石壁下登山，被陡峭、多姿的石壁所打動，不禁寫下了一首七絕：“鐵壁蜷然擁紺[gàn]宮，曲崖石磴穿玲瓏。何年脫下蒼龍骨，至今鱗甲生秋風。”
嵩明藥靈山，又名秀崧[sōng]山，海拔2627.4米，是一座風光旖旎、生長著300多種藥材的名山，山上有一座很有名氣的何有庵。李元陽有感于庵主“白齋師”的為人，特寫了一篇《嵩明何有庵記》。該記在稱頌了“白齋師”的為人后，還對何有庵的環境和設施有所記錄：“按狀，庵跨崧山，前為樓閣奉彌勒像，后為觀音殿，左為茄藍殿，右為祖師堂，金碧丹堊，在翠煙碧瀾之上。左山為蟠尾，凡三。顧右，則海子三隱三現。”
家鄉大理白族自治州，更是到處都留有李元陽的足跡。他泛舟洱海，觀察之細，令人贊嘆。白天的洱海是：“洱波三萬頃，輕舟泛長風”；夜晚的洱海是：“不見波跳險，但聞搖櫓聲。漁燈在一舍，斗柄正三更。”；晴天的洱海是“琉璃瀉萬古，灝[hào]氣開鴻蒙。風恬水無波，一鏡涵虛空。澄明萬象麗，照耀金銀宮。中流棹謳發，心與境俱融。”；陰雨的洱海是：“風輕雨細一江浪，鳧[fú]沒鷗興幾葉舟。”居住在蒼山中溪旁的李元陽，對蒼山的描寫就更多，更細膩了，從宏觀上看蒼山是：“點蒼山勢若游龍，深入煙霞第幾重？二十四峰青欲滴，中間一朵白芙蓉。”（《游蒼山背白石巖》）；從微觀上看蒼山“玉帶云”是：“蒼山多白云，鮮妍逗高岊[jié]。風吹云縷分，如絲又如纈[xié]。悠揚出崦[yān]，縈回戀□嵲[niè]。暫開非有祛，才定翻成掣。翩然鵬翼垂，郁彼隼[sǔn]揭。來封隱士廬，占斷蒼虹穴。色形稍染日，石礙疑堆雪。須臾風候殊，變態不容瞥。但見翠微間，玉英紛點綴。逢迎似袂連，接續如牽紲。一帶縆[gēng]山腰，玉光同皎潔。橫亙百里長，延緣渾如截。曙色欲曈[tóng]，見者為擊節。方輿富偉觀，此境真奇絕。傳圖反見疑，欲說難為舌。漢家禪五陵，茲山方隔別。留與山中人，晨夕自怡悅。”（《點蒼山夏秋有白云如帶，橫亙山腰，世稱奇絕》）。蒼山馬龍峰和圣應峰之間的“清碧溪”，是蒼山的一個著名景觀。那里，自上而下有三潭清澈、甘洌的泉水，稱為“水疊三潭”。李元陽曾三次探訪這個名勝，并寫過一篇《游清溪三潭記》。他在這篇游記中說，清碧溪之水“明瑩不可藏針”，水底青綠黑白的石子“麗于寶玉”；還說，若有樹葉落到潭中的水面，就會有益鳥立即飛到水面用嘴叼去；“下潭水光深藍色，中潭水光鴉碧色，上潭水光鸚綠色。”
漾濞彝族自治縣境內，蒼山龍泉峰與玉局峰西麓，有聞名遐邇的石門關。李元陽游覽石門關，被石門關的險峻和奇景所震撼，曾寫下《石門山行》、《游石門關記》等詩文。《石門山行》是一首七言古詩，該詩長達210字，將石門山的險峻和奇異景觀寫得淋漓盡致：“石門倚天千仞青，花源崖夾春冥冥。芝墻瑤洞杳莫測，羽衣金節藏仙靈。仙人乘鸞從此去，石扇千年永不扃。上有五城之絳[jiàng]闕，雨旸祈報稱明馨，我來窺門入不得，遙尋石磴迂游軿。須臾得到洞天上，拜謁[yè]虛皇禮列星。萬丈鐵崖無尺土，淄泉直落聲丁丁。青冥下視不見底，白晝倏忽生俄克拉荷馬城雷霆隊。……”
劍川縣西南25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佛教名山石寶山。李元陽曾兩次到此訪古探幽，第一次是嘉靖九年（1530年），李元陽陪同被謫[zhé]戍云南永昌的四川省狀元楊慎一道登山；另一次是32年之后的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李元陽與弟李元和等人重游。兩次游覽石寶山，李元陽都寫有詳細的游記，第二次游覽時，他還在石寶山的崖壁上題了這樣一首詩：“劍海西來石寶山，凌風千仞猿猱[náo]攀。巖唇往往構飛閣，石窟層層可閉圜。恍疑片云天上落，五丁把往留人間。霜痕雨溜石色古，璆琳瑯玕何足數？老藤穿石掛虛空，欲墮不墮寒人股。”
賓川雞足山海拔3240米，是中國五大佛教名山之一，明代時有大小佛寺、庵院100多所。李元陽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游雞足山，寫有長達2400多字的《游雞足山記》，對雞足山的風光、佛寺、僧人有較詳細的記錄。李元陽游雞足山，還寫有一首五言古詩《同諸人渡榆水上雞足山大頂》，這首長達260字的詩描寫了他與諸人登雞足山時所見到的許多景觀：“乘興訪名山，發掉榆河涘[sì]。蘭舠[dāo]辭碧波，躍浪看鱣鮪[wěi]。……突見華首門，下拜斯為美。古松千尺強，馬遠畫中似。檜枝如建纛[dào]，半被雷火死。排空羅漢壁，嵌洞援藤藠[jiào]。……”
李元陽的山水詩清新、雋永，具有很強的生命力。他曾說：“古今游觀題詠，不在園苑則在宮觀，不在宮觀而在巖洞，皆以山水形狀之變無窮，故章句之變亦無窮。然寄墨于園苑者以年計，寄宮觀者以世計，寄巖洞者與山河同其永矣。”李元陽的游記大多景不虛設，必在寫景中搖蕩胸次，寫出生生不盡的意來。如游雞足山天柱峰普光殿，見大殿恢宏，不由得生出了“追維存歿”之情來，“恨歿者長往，存者不再見矣。江山千古，登眺須臾，勝跡既留，音容在目。”（《游雞足山記》）李元陽游記的另一特點是文有賦心，但又脫去漢代大賦不厭其煩的長篇鋪敘、堆砌辭藻的惡習，而具有六朝抒情小賦清新明麗的特點。如《翠屏草堂記》篇幅短小、文辭清麗，就體現了抒情小賦的特征。有人認為，李元陽的游記宗法于柳宗元，且得其神髓，如果就其風格的瘦削、幽遠，藝術上的融情于景、鋪排收結來講、李元陽的確是學柳而得柳。不僅如此，李元陽的游記也于法外創新，如風格的峭潔就甚于柳宗元。
人物影響
李元陽才情并茂，長于詩詞創作。他的詩大多數創作于隱居后，以反映蟄居生活、寄情山水的內容為多。《默游園記》：“手種園林滿落霞，閑來鐘罄聽兒撻。竹間筆硯謄詩草，樓上香爐供法華。窗岫[xiù]爽添三伏雪，階泉寒繞四時花。聞之天上夸兜率，孰與榆城處士家。”就是其晚年寧靜生活的真實寫照。
李元陽深諳佛道，洞穿世事，其詩澹泊、曠達。劉文徵天啟《滇志》稱其詩“森爽瀟灑，有塵外致”，這是有道理的。的確，他的山水詩中常常蘊涵著佛的靈妙、道的高潔，如：“日曬蒼山雪，瑤臺十九重。白圭呈眾諤，玉鏡出奇峰。澗口羊蹲石，枝頭鶴壓松。九洲多雜染，太素此提封。”然而，身似悠然，內心卻充盈著矛盾與苦悶，“點蒼山月碧玻璃，光泛榆河萬頃波。卻憶美人何處是？欲隨風到玉關西！”《病》中亦寫到：“久知身是幻，何處歸愁腸。”但他亦非消極遁世，清新淡泊卻不廢青云之志。《閑詠》：“灰心不待老，世味久已泊……浮邱昔所宗，無生倘能托。”《眺望點蒼山》：“夙心在翠微，安得隨高鳥！”等等，正是這種心境的自然流露。
李元陽的詩也有不少是反映現實社會生活的。《喜雨》、《雨望》、《苦雨嘆》、《征婦怨》等詩，描寫了水旱災害及征戰給人民帶來的痛苦。如，《苦雨嘆》：“檐涌滴不絕，寒意入衾綢。哀彼茅屋人，相向雙涕流。八月桂悲粒薪，寧思身上襲？門無丁壯兒，逐役何時休！”他嚴厲抨擊封建王朝對云南省少數民族發動的戰爭“損國威，剝元氣，莫此為甚矣！”
李元陽還長于文，創作了不少散文、游記、序跋、碑銘之類。其游記如《榆城近郭可游山水記》、《游雞足山記》、《石寶山記》，描寫大理白族地區綺麗的自然風光，表達了熱愛祖國山河的真摯感情。如《榆城近郭可游山水記》寫到：“若夫蒼山之色，春黛而夏綠，秋翠而冬蒼；雪睿經朱夏而耀銀，溪水下渠漱玉。四塔標空，寶頂出入云上；一江涵碧，天鏡墮于地中。煙樹蔽虧，林密幽映，此則一入其境而目為之明，暫杷其光而身為之使者也……”《清碧溪三潭記》寫到：“源出山下石間，涌沸為潭，深丈許，明瑩不可藏針。小石布底累累，如卵如珠，青綠自黑，麗于寶石，錯如霞綺。”行文寓駢于散，狀物惟妙惟肖，抒情直瀉胸臆，情景交融，生動真切。壯麗蒼山與秀美洱海的景致，與其松立險壑的品節，躍然字里行間。李元陽的序跋、碑銘則溫文爾雅，圓潤流暢，在藝術上超過了歷代白族文人，至今為人稱道。
李元陽工于書，書法溫潤拙樸，蔚為大家。不僅大理白族自治州地區，省內昆明市、安寧、騰沖市的廟宇碑文撰書多出其手，遠至湖北、福建省也有其書法碑刻流傳于今。
李元陽的人品學識為時人推崇，與其同時代的“嘉靖八才子”之一任忠齋，就曾評價說：“中溪晚年之學，如霜清歲晏，萬象森嚴，長松在壑，剝落英華，收斂神氣，復歸乎其根也”。而他的道德文章，又為后人景仰，李元陽之后的明清云南省志和大理地區的府縣志，多為之立傳，表彰其事跡。甚至在白族民間，至今還流傳著許多有關李元陽的故事傳說。
文學貢獻
與楊士云同修《大理府志》，并修訂《云南通志》。著有《心性圖說》、《艷雪臺詩》、《中溪漫稿》。在閩中曾校刻《史記題評》、《十三經注疏》、《杜氏通典》等計764卷。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