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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我的奮斗》（德語：Mein Kampf）是前納粹黨魁阿道夫·希特勒的自傳，于1925年在德國出版，是希特勒生前出版的唯一一部作品。

1923年希特勒領導的“啤酒館政變”失敗，他以“叛國罪”被捕，在次年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在監禁期間，希特勒投入到《我的奮斗》的創作中，他以口述的形式創作，讓副手魯道夫·赫斯記錄下來。這本書包含了希特勒的個人經歷和大量的政治意識形態宣傳，如反猶太主義、生存空間和蔑視民主，并系統地闡述了阿道夫·希特勒的理想“創建第三帝國和征服歐洲”。其中的一些主張在他上臺之后都予以落實，因此也被看做是一部他的政治宣言和行動藍圖。很快阿道夫·希特勒獲得假釋機會并出獄，又開始了下冊的創作。上、下兩冊分別于1925和1926年問世。1930年之后合并成一冊，平裝出版。

出版的開始幾年銷量平平，然而在1933年希特勒上臺之后它卻突然成為暢銷書，一年之內就銷售了100萬本。1936年，《我的奮斗》迎來了黃金時代：從這年起，德國戶籍登記處贈送給前來登記結婚的新婚夫婦的禮物不再是一本《圣經》，而是《我的奮斗》。這部書曾被多次出版、編輯，并被譯成多種語言，在世界范圍內引起極大反響。截至1945年，該書德語版總計出了1122版，賣出了1250萬本，還不包括大量小冊子和選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反法西斯同盟將阿道夫·希特勒文稿的所有權轉交給了巴伐利亞州政府，并被拒絕出版，直到2016年由于版權到期，《我的奮斗》德文注釋版才在德國重新出版上市。新版增加了大量評注，使全書達到了2000多頁。

成書背景

社會背景

希特勒在本書中激進的觀點有著一定反猶太主義社會思潮的根源。在1871-1914年間，德意志帝國的反猶主義已經在許多政治機構和社會階層中扎下了根。有學者指出，德意志帝國時期猶太人在法律上獲得了解放，這使得一批受了教育的猶太精英在商業、銀行業、印刷和出版等行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強化了這些人身上所帶有的富裕、圓滑的形象。甚至德國反猶主義將1873年的經濟危機也歸咎給猶太人。同時，一批影響力巨大的精英人士也投身于宣傳泛日耳曼主義。舍納勒爾、瓦格納和盧埃格爾的追隨者幾乎全是反猶主義者，當時的報紙也刊有許多這類觀點的文章。阿道夫·希特勒早期就大量受到這些公共人物和刊物的影響，他常常說：“凡是要想了解納粹主義的德國人必須了解瓦格納。”從中可以看出反猶思潮不僅影響著普通民眾，還滲透進各行各業的知識階層。

同時，在魏瑪共和國時期，社會公眾也深受德意志民族主義深刻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自德國戰敗后，《凡爾賽和約》對德國的國家權力進行了限制和削弱，使德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通貨膨脹和經濟崩潰，魏瑪共和國的軟弱無力也讓德國人十分不滿。尤其是《凡爾賽條約》否決了德國與奧地利的合并建議，這成為德國人一直心懷怨恨的根源。公眾被所謂的“戰爭罪”激怒，認為這實則是協約國憑詭辯進行捏造。在魏瑪憲法對言論自由的保護下，民眾的憤怒更得以被廣泛宣泄與擴大，甚至影響到了政府的政策決策。在這種公共情緒下，阿道夫·希特勒領導了“啤酒館暴動”，他也因此入獄，并獲得了寫作《我的奮斗》的契機，在書中他同樣表示了極度的厭惡和憤怒。

個人背景

阿道夫·希特勒一生履歷豐富且復雜，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成為納粹德國元首并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我的奮斗》一書集中體現了希特勒本人狂熱的民族主義思想，而這在其童年時期就有所體現。希特勒早年生活于奧地利，并在此接受教育。和許多在奧地利的德國人一樣，他受到了德意志民族主義思潮的極大影響。阿道夫·希特勒在林茨上學時接受的政治觀點后，因在維也納接觸到了該主義的更加直接的形式而得以強化。希特勒在《我的奮斗》書中表示，在其青年時期就十分希望奧地利能與德國統一。據其所稱，他在15歲就已經是熱烈的民族主義者了。

1923年11月9日夜，由希特勒為主要策劃的政變在慕尼黑的貝格勃勞凱勒啤酒館發動，這是一場知名且失敗的政變，兩天后他就因“叛國罪”被捕。1924年4月1日，希特勒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并被關進巴伐利亞州的蘭茨貝格監獄。共有十六名納粹黨人在暴動中喪生，阿道夫·希特勒在《我的奮斗》第一卷的序言中將他們列出來并稱贊為“烈士”。

在蘭茨貝格的監獄里，享受貴賓待遇、獨處一室的希特勒婉辭了源源不斷的來訪者，投入自傳的寫作當中，旨在闡明納粹運動，描繪出運動發展的遠景。他采用口述的方式，讓其忠誠的副手魯道夫·赫斯記錄下來，并在此期間完成了《我的奮斗》上冊的大部分。據說起初他意圖將此書命名為《反對謊言、愚蠢和怯懦的四年半斗爭》（Viereinhalb Jahre，des Kampfes）gegen Lüge，Dummheit und Feigheit），但是負責出版的經理馬克斯·阿曼不喜歡這個名字，遂建議改為現名。

很快，阿道夫·希特勒獲得了假釋機會，出獄后他又將本書的下冊創作完成，并于1925年秋出版了第一冊，次年出版了第二冊。

出版歷史

第一部分在1925年7月18日出版，發行了1萬冊，定價12RM(當時約合3美元)，12月2日，第二次印版使總發行量達到1.8萬份，到1929年，總發行量達到23,000多份。第二部分在1926年12月11日以同樣的價格發行。1930年，合訂本“大眾版”《我的奮斗》開始發行，到1933年底，阿道夫·希特勒上臺的那一年，這本書的總銷量為150萬冊。

1945年之后，這本書的印刷和出版被德國法律所禁止，但它的紀念品價值受到了關注，在一些獲得特殊授權的紀念品商店仍然可以被出售。2016年1月8日，由于2015年版權到期（作者去世70年后），《我的奮斗》德語注釋版在德國重新出版上市，引發了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爭議，評論不一。為了給讀者適當的引導而避免激起民族仇恨，這一版謹慎地增加了大量專家的注釋評論，使全書達到了2000多頁。

內容思想

《我的奮斗》是阿道夫·希特勒的自傳，敘述了他前期的個人經歷，并且大量著墨于其政治理論，因此本書也被認為是一部政治宣言。全書分為上下兩冊，分別名為《奮斗的回顧》和《民族社會主義運動》。

據希特勒的敘述，他在童年時期就具有民族主義傾向。他對一位持有狂熱日耳曼民族主義的教員大加贊揚，稱其對自己的思想變化起了決定性影響。“他利用我們處于萌芽狀態的民族熱情作為教育我們的手段”，希特勒寫道。在青少年時期，希特勒對政治沒有多大興趣，反而執著與追求藝術，于是他來到維也納。在維也納的這段經歷給他帶來了深遠影響，社會達爾文主義從此進入到他的思想觀念中，即生活不過是一場強者和能者將永遠獲勝的斗爭，而生活中一切都由勝敗決定。在維也納，他首次接觸到了種族主義言論，逐漸接受了反猶觀點，并且演化為對猶太民族的極度仇恨。特別是書中所羅列的“猶太民族有罪論”，也為他日后對猶太民族的大屠殺提供了所謂的依據。

在書中阿道夫·希特勒以蔑視的態度嘲弄議會、議員和新聞工作者，甚至用了十五頁的篇幅來宣泄他個人的種種不滿，并揚言要徹底廢除議會制度。希特勒認為“新帝國必須再一次沿著古代條頓武士的道路進軍，用德國的劍為德國的犁取得土地，為德國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奪取新的“生存空間”。他常常用絲毫不加掩飾的語言來痛斥自己認為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反映了其人一定的行事風格和個性特點。

《我的奮斗》涵蓋了希特勒一生持有的大部分政治意識形態和世界觀，書中的主要觀點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德國與奧地利統一

阿道夫·希特勒稱其從小就是一個日耳曼民族主義者，認為同一血統的人應該在同一個帝國。在第一章的開篇他就明確寫道：“德意志-奧地利必須回歸偉大的德意志祖國。”年輕時，他曾和奧地利日耳曼人一起堅持唱德國國歌而不是奧地利國歌。他對日耳曼事業有著強烈的信仰與奮斗熱情，但是哈布斯堡王室迫于民族關系一直對德奧聯合問題處于動搖態度，這使他十分憤怒，稱此為對日耳曼利益的背叛。在書中他多次強調，德國和奧地利合并有利于德國的發展壯大。

反猶主義

在阿道夫·希特勒首次聽到反猶思想時，他稱自己當時并不在意，但在維也納的經歷讓他逐漸全盤接受了反猶思想。在《我的奮斗》中，希特勒從生物學上粗魯地否定了猶太人，將猶太人描述為“寄生蟲”和“瘟疫”，甚至認為他們到處傳播性病。他始終覺得猶太人的存在對德國十分危險，認為他們試圖成為“地球的主人”統治世界，頗具陰謀論的意味。這“所有的猶太人都應該被處死”也是希特勒一生中毫不動搖的主張。他直言不諱，宣稱“如果在這些腐敗的人中有一萬二千或一萬五千人遭受毒氣”，那么德國“在前線數百萬的犧牲就不會白費”。

日耳曼種族優越論

阿道夫·希特勒在書中宣揚日耳曼的祖先雅利安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種族，而猶太人和斯拉夫人則是“糟粕”。他認為包括文化、科學、藝術、技術、音樂等一切可以稱之為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都是雅利安人創造的。“是雅利安人為人類文化的每一座大廈奠定基礎，筑起墻垣。”在《我的奮斗》中充斥著種族優越的言論，并且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攪合在一起。希特勒試圖運用地理學和生物學來證明這一點，進化論在“國家和種族”一章體現的尤為明顯。為了保證“高貴的日耳曼民族”的純凈，他反對種族通婚，認為這會“阻礙進化”，是“劣等民族”阻止日耳曼民族成為“地球主人”的陰謀。

生存空間

“生存空間”在書中被反復強調的一個觀點，在他看來，日耳曼這樣的優秀民族會不斷壯大，因此需要更多的生存空間，而做出犧牲的則最有可能是斯拉夫人。阿道夫·希特勒基于其種族優越理論建議德國向東方爭取生存空間：“德國政策的目的是要鞏固和保存種族社會，并且把它加以擴大。”希特勒將取得生存空間的理論在本書中做出了最終闡釋，即俄國將成為德國爭取生存空間的目標，而且宣稱不能用和平的方法，那么就必須使用暴力。他本人進行了一些“地緣政治”的研究，這為他得出的結論提供了“理智上的正當理由”。

利用群眾心理宣傳

希特勒很早就對群眾心理的力量有所體會，在維也納時期，他曾觀看過大型的社會民主黨示威活動。他稱自己體會到了十分不同尋常的感受，“我呆呆地站了將近兩個小時，看著那條巨大的人形巨龍在我面前慢慢展開。”在書中，阿道夫·希特勒表示自己對許多政治活動都有所研究，并常常被其中宣傳起到的積極作用打動，將其稱為是一門“藝術”。同時，他將“知識分子階級”與“群眾”作了區分，認為宣傳并不適用于前者，因為他們只能以科學道理來說服，而宣傳本質上卻與“科學”無關。希特勒認為要想使一種主義獲得人們的熱烈信仰與擁護，演講比文字有效得多，因此他利用對群眾心理的掌握和演講方面的天賦，贏得了一眾追隨者。

反對馬克思主義

希特勒將馬克思主義與猶太人統稱為德國最大的敵人，并主張“摧毀馬克思主義的各種形式”，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他認為馬克思主義與猶太人有著密切的關系，是猶太人控制世界的手段。按照阿道夫·希特勒的邏輯，如果想要征服俄羅斯以奪取“生存空間”，就必須先推翻統治俄國的“猶太布爾什維克”。希特勒認為“共產主義”并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前者是馬克思主義者“竊取”過來的詞，而他本人則稱自己為“國家社會主義者”。在他的概念里，保障德意志民族的未來與消滅馬克思主義幾乎是等同的，特別是在本書的下冊中，他對這個觀點做了詳細的闡述。

極權專制與蔑視民主

希特勒認為，人民寧可要能給他們安全感的統治者也不要懇求者。在書中他用了極大的篇幅對議會制度進行猛烈攻擊，并揚言要將其徹底廢除。希特勒認為西方的民主政治形態是人類墮落的副產品；他對軍國主義和極權主義有著很高的熱情，而對民主制度和平等理想抱有極度的蔑視，他排斥與“自由”有關的事物，如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等。對他來說，民主代表了“暴民統治”和“國際主義”，前者完全與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相悖，而后者則是出自猶太人的概念。他試圖揭示猶太人是為了私利的策略而捏造的平等理論：“他（猶太人）談到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無論什么種族或膚色。而傻瓜相信了他。”

作品影響

本土影響

它一度被納粹當做思想綱領和意識形態宣傳的工具，并且的確起到了很大的公眾影響力。在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上臺之后，它一下成為了暢銷書并在德國銷售上百萬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這個數字已經達到了800萬。納粹竭盡全力去推廣這部作品，使它成為“愛國家庭”的必備讀物，以及種族科學、遺傳和人口學的學校入門教材，甚至作為禮物送給新婚夫婦。某個學校在宣傳這本書的時候，直白地將其稱之為“人民的新圣經。”其中，“民族和種族”這一章節曾被單獨作為一本小冊子出版，以廣泛傳播納粹黨的意識形態。一段時期之內，這本書被多次修訂，“實時更新”著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治主張。經歷了二戰后很長時間在德國封禁，《我的奮斗》直到2016年才以“德語注釋版”重新發行，它很快就受到了廣泛關注，在德國亞馬遜網站僅上市數小時便售罄了。到2017年3月，這本書已經售出了85,000本，可見其影響依然廣泛。

國際影響

《我的奮斗》譯本繁多，在希特勒當政時期（1933-1945）就被翻譯成了英語、法語、俄語、丹麥語、阿拉伯語等多國語言出版，且在1933年這本書就有了盲文版。截至1945年之前，這本書至少已經被譯成了16種語言，算上原作共發行了1000萬冊左右，可見其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力。

中華民國時期，漢譯本的刪減版由上海黎明書局出版，這本書頗受蔣介石的推崇，因此曾喧囂一時。

學術價值

《我的奮斗》記錄了納粹黨早期的部分歷史與阿道夫·希特勒的個人政治主張，及其詳盡地描繪了“大德意志帝國”的新藍圖，即“要使戰敗的、混亂不堪的德國在太陽底下占有比以前更偉大的地位”，并且在他上臺之后進行了逐步的落實，如干涉西班牙內戰、扶持佛朗哥政權、吞并奧地利與捷克斯洛伐克、入侵波蘭、法國、蘇聯等國家，以及建立納粹德國、對猶太民族的大屠殺。這些舉措幾乎都可以在書中找到思想根源，因此本書為研究希特勒、納粹德國以及當時的德國社會意識形態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具有學術批判價值。從這本書問世以來，對其內容與出版問題引發的討論越來越廣泛，論辯角度也趨于客觀和多樣化。同時，2016年評論注釋版的發行也具有一定政治和教育意義，它盡力去解構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治思想，并且打擊了這本書的意識形態宣傳和商業濫用。

作品評價

由于希特勒試圖給自己的納粹主義、大屠殺等殘暴主張提供“理智上的理由”，《我的奮斗》曾帶給歐洲社會極大的影響。它是一部充滿爭議的作品，后世學者、政治家和評論家等大多持批判態度。

英國歷史學家理查德·J·埃文斯在他的著作中寫：此書被阿曼、漢夫施丹格爾等人精心編輯過，為的是把雜亂無章的初稿改得文理通順一些，不那么語無倫次。可即便如此，它依然晦澀枯燥、啰唆乏味，在1930年納粹黨取得競選的突破性進展之前，此書銷量不大。在那之后，此書成為暢銷書，尤其是在第三帝國時期，如果家中沒有此書，簡直如同叛國行為。

曾任美國駐德國大使的詹姆斯·W·杰拉德（James W. Gerard）在為《紐約時報》撰寫的評論中寫：帶著悲傷，帶著對世界未來的恐懼，我們讀到阿道夫·希特勒對這個種族的仇恨贊美詩，這個種族增加了科學、醫學、外科、音樂和藝術，文學和所有令人振奮的人類努力。

英國著名作家和評論家喬治·奧威爾：僅僅從《我的奮斗》的內部證據來看，很難相信希特勒的目標和觀點發生了任何真正的變化。當人們把他一年左右前的言論與15年前的言論進行比較時，令人震驚的是他思想的僵化，他的世界觀沒有發展。這是一個偏執狂的固定愿景，不太可能受到強權政治暫時策略的影響。

歷史學家諾曼·卡曾斯指出：平均而論，《我的奮斗》里每一個字，使125人喪失了生命；每一頁，使4700人喪失了生命；每一章，使120萬人喪失了生命。

維也納歷史學家布里基特·哈曼（Brigitte Hamann）在接受德國《時代周刊》采訪時表示：“阿道夫·希特勒幾乎沒有創造出任何自己的東西。他只是抄襲，尤其是從政治邊緣團體的宣傳材料中。”

譯作相關

英文譯本

1933年，在英國的倫敦與美國的波士頓和紐約都出版了英文刪節版本。到了1939年，至少有三個不同的英譯完整版問世，其中版權和版本問題十分復雜。1943年，曼海姆譯本出版，由于他將希特勒高度個人化的表達精確翻譯成英文，這個版本廣泛流傳。

法文譯本

1934年《我的奮斗》首次被譯成法語，由新拉丁出版社出版，譯者嘗試通過對寫作風格的修改而提高本書的文學水平，而其中的反猶太主義等納粹意識形態內容都被保留下來。1938年，費亞出版社出版了新的刪減版，將阿道夫·希特勒的恐法內容刪除。之后這本書在法國又經歷了幾次重新編輯。2016年1月，在希特勒去世70年后，它進入了公有領域，法國又于年出版了基于德語注釋版的新版本，其中注釋和批判占了極大篇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