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是余華于1992年創作的一部長篇小說，是其代表作之一，首次發表在《收獲》第6期“中篇小說”欄目；1993年11月，單行本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1994年經過作者余華的補充，使之成為12萬字的長篇小說，同時又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了單行本，是余華創作的轉型之作。
《活著》講述了主人公徐福貴命運起伏的人生故事，展示了人的命運的不可把握性和荒謬性。主人公福貴是個舊社會的敗家子，濫賭喪盡家財后，以下半輩子的血淚來償贖前半生的荒唐。小說的重心即是福貴回憶自己從舊社會到新社會，在戰爭、動亂、災難、疾病所造成的艱難歲月里見證了親人相繼死去。小說最后，孑然一身的福貴只有老牛為伴，而他還殷殷地以家人的名字喚著老牛。
《活著》揭示了福貴這樣的普通人在面對難以抵御的苦難中不斷遭受著命運對他的肆虐打擊，卻依然保持人性的美好，把一個時代的反省上升到人類抽象命運的普遍意義上，表現了余華對人類生存狀態的深刻反思；小說被認為是中國當代文學的典范之作，頗受讀者關注，小說不僅在中國出版發行并且出版到越南、日本、法國、美國、韓國、英國等多個國家。
成書背景
社會背景
中國90年代處在改革開放的轉型期，是中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過渡的時期，經濟發展迅速，社會結構快速調整，文化方面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民大眾話語權得到了提升，市民話語和知識分子個人話語互相滲透，反映在文學界就是大眾文學得到飛速發展，屬于精英文學的先鋒小說不再為大眾所熱衷，作家們開始重新關注人的文學，關注普通人的生存狀態，對現實生活予以積極的回應和自覺的思考，涌現了很多表現人們現實生活的作品。余華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轉變自己的創作方向，把自己對于時代和人民生存狀態的反思寫進作品《活著》中。
個人創作
20世紀80年代正值“中國對文學解禁的時代”，隨著諸多文學期刊的復刊以及大量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和出版，余華開始大量閱讀文學作品，特別是外國經典小說；1988年余華參與了北京首屆“文藝學·文學創作”研究生班，在學習中，他關注到了社會的變化和20世紀90年代的新潮思想，開始被動的改變自己之前的實驗性小說文體寫作方式。面對眾多的文學作品，余華博采眾長，將許多作家的敘述技巧結合自己的理解轉化成具有自身風格和特質的創作，比如弗蘭茲·卡夫卡的自由的敘述和川端康成對于細節的關注和描述，這些技巧都融進了《活著》的創作中。
余華的父母是醫護人員，從小就在醫院的環境里長大，住的宿舍樓對面就是太平間，他在童年時期經常接觸死亡，這讓余華早就沒有了一般孩子對死亡的害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余華的生死意識，進而影響了余華的小說創作，使得余華在其作品中總不乏對各種死亡的敘述。
余華的創作受到心理緊張與現實關系的影響，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余華的創作都充滿著憤怒和冷漠，隨著時間的推移，內心的憤怒漸漸平息，開始意識到作家應當以超然的眼光看待世界，作家的使命是向人們展示高尚。在這樣的心態影響下，余華聽到了一首美國民歌《老黑奴》，這首歌啟發了余華創作小說《活著》。
內容情節
《活著》中的敘述者“我”是個民間歌謠的搜集者，因下鄉采風結識了老農福貴，并由此得知福貴一生悲慘的遭遇。福貴是個舊社會的敗家子，年輕時順應自己的本能而活吃喝嫖賭，不敬老師、羞辱岳丈，也不理會父親的忠告；原先家里有兩百多畝地，經父親揮霍只留下了一百多畝，后來徐福貴濫賭成性，中了別人的圈套，輸掉了所有家產，以至于家道中落變為耕田為生的農民，父親也因此郁郁而終。父親的去世使福貴清醒過來，決定改邪歸正，穿著粗布衣服，租了五畝田地，在田地里辛勤勞作，在艱難困苦中與妻子陳家珍勤儉持家，互幫互助。
不久，福貴的母親病了，家珍給了福貴兩塊銀元讓他去城里請郎中來，但他在城里被國民黨大兵抓去當了壯丁，戰敗后被解放軍俘虜并給他盤纏讓他回家。回來后知道母親病死了，女兒發了一次高燒后就不會說話了。回來的福貴正好遇到了土地改革，分到了五畝地，他和家珍仍然互相扶持著，種地、養家畜，日子還算安穩，兒女也一天天長大了，為了省下一些錢讓兒子有慶去上學，福貴給女兒找了戶人家送走了。思念親人的女兒鳳霞跑了回來，福貴和家珍都不舍得送走女兒，一家人又團圓了。
一九五八年，村里成立了人民公社，小福貴家的五畝地和鐵鍋都歸了人民公社，一家人開始去村里的食堂吃飯，這時候的家珍變得虛弱無力，身體越來越不好了，食堂很快散伙了，生活越來越艱苦，福貴拿著家里僅有的積蓄買了一頭小羊，但饑荒的到來，這只小羊也被牽去換了四十斤米；糧食吃完后，家里的四個人只能挖食用野菜，去地里掘番薯，喝涼水充饑，這樣的日子一直熬到收割稻子以后，家里才有糧食。家珍的病越來越嚴重，后來兒子有慶又發生了意外，給產后大出血的校長獻血的時候被一個不負責的醫生過量抽血而死，而校長的丈夫竟是福貴在中國國民黨軍隊時的戰友春生，悲痛的福貴瞞著妻子把有慶埋在田地里。
幾年后，女兒鳳霞嫁了人，和丈夫二喜安穩的生活在一起，不久后鳳霞懷孕了，但生下孩子后，大出血死了，家珍承受不住兒女雙亡的巨大悲痛也去世了。剩下的只有福貴和女婿二喜、外孫苦根。祖孫三代相依為命了幾年后，二喜在工地上出事也死了，剩下了一個外孫。和外孫生活在一起幾年后，生病的苦根因為饑餓，一次吃了半鍋豆子被噎死。福貴失去了最后的親人就買了一頭老牛，并給它取名為福貴，和老牛一起種田、活著，老牛成了他生活中新的寄托。
人物角色
徐福貴
徐福貴原本是地主家的公子哥，因為濫賭敗光了所有家產，但是他并沒有因此而一蹶不振，他租地種莊稼，穿粗布衣，成了一個真正的農民，開始和家人過上了實實在在的莊戶日子。但不幸的是他的家人相繼去世，只剩下徐福貴一個人。面對命運一次又一次的打擊，徐福貴并未選擇低頭，而是用一種樂觀、豁達的態度去忍受生命中的苦難，堅韌地活著。福貴從一個餃子無知、毫無德性的渾少年到超越功利、生死，最后變成一個超脫生死的人。
陳家珍
陳家珍是徐福貴的妻子，她勤勞、善良、逆來順受。陳家珍原本是陳記米行的千金，嫁給徐福貴之后就不得安生；徐福貴天天沉迷吃喝嫖賭，敗光家產后她也不離不棄，沒能與其“同甘”，卻心甘情愿“共苦”。在徐福貴被抓去做壯丁的兩年里，她獨自撐起飄搖的家，最后因病去世。陳家珍用其柔弱的身體承受了生活所加諸的種種苦難，有著寬容與堅忍的特點，在她的身上體現著中國女性所最為真摯的情感。
徐鳳霞
徐鳳霞是徐福貴的長女，像她的母親陳家珍一樣勤勞、善良，每天努力干活。徐鳳霞七八歲時發了一場高燒后聾啞了，十七歲時為了省錢供弟弟讀書被送走，后來自己跑回家，徐福貴也不愿再把她送回去。經過村里隊長介紹，徐鳳霞與萬二喜結婚，不久因難產生下萬苦根后大出血而死。
徐鳳霞在其短暫的一生當中幾乎將人生的全部悲苦都經歷了一番：疾病、貧苦、離散與死亡。徐鳳霞面對這樣的磨難，她無法用聲音去表達，只能默默地、一次又一次地流下辛酸的淚水，以這種無聲的方式哭訴自己的苦難與悲情。
徐有慶
徐有慶是徐福貴的小兒子，他單純、善良、懂事、勤快。徐有慶每日早起割草喂家中的兩頭羊，喂完才急忙去上學，即使是辦起人民公社之后這兩頭羊充公了，他依舊割草喂養。除了喂羊，徐有慶還要干自留地中的活，他每日往返于城里的學堂，還要兼顧干活，就這樣練就了他的跑步速度。當學校校長，也是縣長的妻子難產時，學校集合學生去獻血，徐有慶跑得很快第一個到了醫院，驗了許多人只有他的血型合適，醫院里的人為了救縣長的妻子，硬生生把徐有慶抽血抽死了。在苦難的家庭背景成長下的徐有慶，自小比同齡人多了一份成熟和善良。
萬二喜
萬二喜是徐鳳霞的丈夫，是一個好女婿，忠厚老實、孝敬父母、與妻子恩愛相守。風風光光地迎娶了徐鳳霞，直到多年以后，仍舊有人記得徐鳳霞出嫁時候氣派的場景。萬二喜婚后十分心疼妻子，但不久徐鳳霞就難產而死，留下了萬苦根，萬二喜獨自撫養萬苦根長大，萬苦根四歲時，萬二喜在搬運工作中被兩排水泥板夾死。
萬苦根
萬苦根是徐鳳霞和萬二喜的兒子，因為生下來母親就去世了，一直都是父親撫他。苦根懂事、可愛，給徐小福貴苦難的一家帶來了新生的希望，但因為家里貧困，很少吃豆子，后因為福貴的粗心，吃豆子過多而死。
“我”
我是小說最早出場的人物——采風人，既是故事的傾聽者，也是故事的推動力，成為了旁觀者故事的合音。到農村采風的年輕人在初夏下午傍晚聽老人福貴回憶人生，講述自己一生的圖景。因為采風人的出現，福貴有了想要說話的欲望，以旁觀者的視角解讀福貴的感情，從這一角度讓福貴的人物形象變得豐富。
春生
春生是福貴在中國國民黨軍隊時的戰友，聰明有膽識，為人講義氣。在打仗時和福貴關系最好，在戰斗被圍時能想到用膠鞋來煮米飯，在寒冷的夜里去死的兵身上扒衣服取暖，福貴快餓死的時候爬出坑道給他找餅吃，兩人一起經歷了戰爭的艱難；后面加入了共產黨軍隊，解放后成為了縣長，文革時期被打成走資派并遭到批斗，不堪重負下自殺了。
主題思想
苦難意識
小說《活著》講述了福貴的人生故事，民國時代的他被抓壯丁成為戰爭的炮灰，大躍進、文革時期的貧苦導致的妻死和子女亡，社會時代給予他的苦難是深重的，但窮困、被拉壯丁都沒有擊倒他對生活的信念，然而親人的接連逝去給福貴帶來了最深刻的苦難與折磨。在福貴這里，人是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的，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著，展現出活著即向死而生的存在主義哲學意味。
福貴在文中是一個受難者形象，以一個普通人的立場上直面并忍受苦難，這種苦難超越了政治、民族、文化的局限，是一種恒在的苦難，是人無法逃避的、與生俱來的苦難。但這種宿命式苦難的書寫表現的是人類承擔苦難的品性。苦難敘述不是余華的目的，他執著表達的是像福貴這樣的人的承擔能力。以樂觀的姿態承擔不可抗拒的苦難，這就是余華發現的“真理”。無論抗爭還是忍受，都是人的自我承擔，而不是對社會和命運的怨天尤人。
悲憫情懷
在《活著》中余華呈現出了一系列的災難和死亡，但支撐人物行動的信念是樂觀、樸素的；對人性善的發掘取代了對人性惡的展示，超然、平和、幽默的敘述基調取代了冷漠的敘述態度，體現出了余華深厚的人道主義力量和悲憫情懷。一方面沒有對福貴遭受的災難進行激烈控訴，沒有對歷史作沉痛反思，而是寫了磨難中的親情和友情，展現了人性的善和美，小說中的每一個親人，從父親、母親、陳家珍甚至到幼小的萬苦根，都懂得親情的溫暖，他們每一個人都支撐了徐福貴對苦難的忍受；另一方面小說中沒有痛徹心扉的嚎叫，沒有血與淚的控訴，只有福貴對孤苦生活的堅持,對苦難的寬容區對親人逝去的哀傷的忍耐。在《活著》中余華用悲憫的力量救贖著善良而普通的平常人。
道家生死觀
《活著》中徐福貴并沒有將苦難和打擊變成無盡的怨言，反而將苦難默默承受，用平和的心態面對人生的苦難和死亡，這體現了道家的生死觀和生存之道。道家認為人類由生到死是自然而然的，如春夏秋冬的更替一樣，所以人們不必為生而喜為死而悲，應順隨大道的演化，坦然地去面對生死的問題。福貴面對親人的一個個死去，他能夠坦然對待，他對于死亡的感受與領悟，已達到了對生與死的樂天安命，表現出的順世重生、聽天由命和逆來順受與道家提倡的生存原則不謀而合。
藝術特色
敘事藝術
在敘事結構上，小說采用雙重的敘事結構，由講故事的“我”（福貴）和聽故事的“我”（采風青年）兩位敘事者交替敘事，產生了兩個敘事者，還由此引入文本的敘事視角和故事的敘事視角。作者從“我”的角度，直接向讀者敘述自己十年前去農村采風的所見所聞，而在這些所見所聞中一個孤寡老人“徐福貴”的一生的故事最為吸引人。福貴的人生故事是由福貴自己來講述，因此“我”既是故事的傾聽者，也是故事的推動者。在小說中“我”和“徐福貴”分別敘述自己的故事，而在“我”的故事中，又嵌入了徐福貴的人生故事，雙重敘事使《活著》呈現出多層次開放的文本效果。
《活著》的主體小說敘事中采用的是福貴的第一人稱敘述，作家和“我”（采風人）都不做主觀性介入，盡量讓福貴敘述自己的人生經歷，將話語權還給小說人物。這樣的安排能表現作家對小說人物、命運、心理以及生存上的透視與觀照，利于接近現實、貼合讀者心理，提高了作品的現實與深度。
語言特色
在《活著》中余華讓福貴自己來敘述自己的人生經歷和故事，將話語基調建立在福貴的農民式生存背景上；小說里福貴的設定是一個因為是地主家兒子念過三年私塾但仍沒有什么文化的農民，又因為小說其實就是他在講自己的故事，所以在講述自已的故事的時候應該是用一種最簡單的語言；余華摒棄知識分子的敘事語調與鮮明的價值判斷式表達，其小說語言呈現樸素簡潔的審美特征，使敘事具有高度的完整性與簡潔性。余華的敘事語言體現“冷抒情”特色，特點在于避免激烈的情感宣泄，以克制筆觸壓縮情感密度。例如在描寫家珍去世時，僅以“她走得很平靜”一筆帶過，卻通過福貴數十年后的回憶，讓這份平靜泛起深不見底的悲傷。這種克制性敘事并非情感匱乏，而是將情感濃縮為高密度的情感晶體，讀者需從字里行間的留白中，感受生命最深沉的回響。
象征意義
小說的老牛具有豐富的隱喻含義，是具有象征性和哲理性的意象。牛和福貴都是孤單的，忍受著一切艱辛和痛苦，在小說中這頭牛是福貴精神狀態的對應物，所象征的就是福貴，更象征了中國千千萬萬受盡苦難卻依然盎然挺立的老百姓，隱喻了作家余華的人文情懷以及他對生存與死亡的思考。此外，小說中自然環境的描寫也具有象征意義，小說描寫了充滿陽光的下午和“黃昏正在轉瞬即逝，黑夜從天而降了”的傍晚，余華用陽光的消失象征生命的終結，用自然的客觀規律的不可逆轉來說明從“活著”走向“死亡”的必然，用夕陽的美麗象征“活著”的意義。余華借助象征的手法表現自己對人類與人性的深度探索，從而顯現出“更為廣闊的意義”來。
作品影響
中國影響
小說《活著》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優秀先鋒作品。最初是以中篇小說的形式在1992年《收獲》雜志刊發，字數不足六萬。隨后受到張藝謀將其改編成電影時提出的建議啟發，1993年改寫成長篇小說并出版單行本；據統計，截止到2019年，余華的長篇小說《活著》就突破了2000萬冊的銷量。2002年《活著》獲第三屆世界華文“冰心文學獎”；2008年獲中國百位批評家和文學編輯評選的“九十年代最有影響的10部作品”;2018年9月，《活著》入選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四十部經典長篇小說之一。
《活著》將現代的文學手法運用于對現實生活的表現當中，同時還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學的某些技巧，讓“先鋒”真正從精英走向了大眾。對于中國當代文學來說，《活著》是一次對傳統樊籬的突破，是一次思想和藝術的創造性解放。
國際影響
1992年，《活著》被譯成德語在德國出版，1994年被譯成各種語言相繼出版，該小說擁有德語譯本、法語譯本、日譯本、西班牙語譯本、韓文譯本、英文版等譯本；《活著》在1998年榮獲意大利最高的文學獎一一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Grinzane Cavour Prize）。2004年3月余華因小說《活著》榮獲法蘭西文學和藝術騎士勛章(Ordre des Arts et des Lettres)，在世界范圍內只有極少數享有很高聲譽的藝術家才有資格入選。
《活著》的各語種譯本贏得國際上多家主流媒體的盛贊，如德國《法蘭克福匯報》、美國的《合眾國際社報》、法國的《世界報》，深受西方讀者歡迎。除了小說影響廣泛，許多國家還不斷進行《活著》的話劇演出，比如2014年《活著》改編的話劇《人生：活著》在韓國舞臺上演，7月17日起至8月7日在大學路金東秀劇場上演，反響熱烈。
作品評價
本土評價
在中國學術界，《活著》這部作品收獲了不少學者高度的評價。一部分學者認為《活著》福貴的形象展現了大于文學的普通人生存的意義，讓讀者對文學的真實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還有一部分學者認為《活著》表現出的批判性和魯迅有著共通之處，是值得反復閱讀的經典作品。
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在《傷痕即景 暴力奇觀》一文中指出：在《活著》中盡管血腥與死亡的主題依然充塞全書，但卻發展出另一種可能：置之死地而后生，余華變得積極，“我們可由此汲取淺薄的道德教訓。”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清華認為“《活著》是一個罕見的極簡主義例證，而正是這樣一個極其簡練和平白的敘事，卻取得了意外豐富和多義的效果。”余華“對于當代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的處理方式與態度”上，體現出了他的哲學思辨，“他在保持了小說敘事的樸素簡潔的同時，完成了對于復雜歷史內容的寄托或影射”。
國際評價
1998年1月31日德國《柏林日報》評價《活著》的價值無法用任何評論的詞語來形容，“偉大”這個詞在這本書面前也顯得渺小。1998年7月5日德國《每日鏡報》刊文稱余華正是用自然地向他人告知某事的坦誠交流的方式，跨越了國家和種族的界限達成了互相理解，在此意義上，《活著》是他完成的一部令人振奮的作品。1998年8月13日德國《法蘭克福匯報》刊文評價《活著》：“這部小說把我們帶到了中國，我們不只是期望獲得有關人種學和社會的情況。我們希望了解我們能夠理解并追尋的一段歷史和人類命運。小說作家余華在這兩方面都沒有讓我們失望。他為傳統的讀者提供豐富的人類歷史，沒有忽視好學的讀者。”2008年5月9日法國《世界報》認為余華既有海明威又有司湯達的風格。2010年5月10日西班牙埃菲社稱《活著》被認為是現代中國的經典之作”。2010年5月10日西班牙《阿貝塞報》評價《活著》成為了當代中國文學的典范。
日本學者釜屋修評價這本書：“余華筆下的中國草民隨時要面臨不期而至的死亡，他們對生的渴望執著而令人心痛，整部作品貫穿著余華對他們的深切關懷。”日本作家加藤幸子稱這本書：“這部小說就是作者對從中國大地汲取生命力量的祖輩們的敬意。”
衍生作品
電影
1994年張藝謀執導，葛優、鞏俐等主演的電影《活著》在中國香港上映。該片在1994年第47屆夏納國際電影節上獲得了評委會大獎、最佳男演員獎、人道精神獎等獎項。
電視劇
2006年上映的由朱正指導的33集電視連續劇《福貴》豆瓣評分高達9.5分，進入豆瓣電視刷評分前五名，有評論稱其為一部難得的優秀影視作品。
話劇
2008年冬天，孟京輝做出了將《活著》搬上話劇舞臺的決定，四年后黃渤、袁泉等演員攜手導演孟京輝在舞臺演出話劇《活著》，2013年，話劇《活著》獲壹戲劇大賞年度大戲獎，2014獲丹尼獎最佳劇目獎。
參考資料 >
《活著》于1998年獲意大利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hxw.gov.2023-03-15
話劇《活著》演出.culture.people.2023-03-16
《活著》的讀者接受與當代中國的情感結構.中國作家網.2025-09-27
改革開放40年，這40部小說被選為最有影響力.澎湃新聞.2023-03-16
余華《活著》將搬上韓國話劇舞臺.人民網國際.2023-03-16
活著 (1994).豆瓣電影.2023-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