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莊嚴寺為隋唐長安城內著名寺院，初名禪定寺，是楊堅為愛妻獨孤伽羅獨孤伽羅祈禱冥福所立，始建于隋仁壽三年（603年）。該寺規模宏大，占永陽、和平兩坊之東半部，總面積為60公頃，寺內有一座高約百米的木塔，設計規劃者為隋朝著名建筑師宇文愷。隋大業三年（607年），隋煬帝在禪定寺西為父親隋文帝立大禪定寺祈福，規模建制與禪定寺完全一樣，亦建有高度相之木塔。唐武德元年（618年），改二寺名為“大總持寺”、“大莊嚴寺”。
歷史沿革
大莊嚴寺始建于隋仁壽三年（603年），是楊堅為愛妻獨孤伽羅所立，初名“禪定寺”。文獻皇后雅好讀書、識達古今，并且深度參與朝政，隋文帝對妻子很愛重，宮中稱帝后為“二圣”。隋文帝和皇后夫妻雙雙崇尚佛教。仁壽二年（602年）獨孤皇后去世，傷懷不已的隋文帝于次年為妻立寺追薦陰福。禪定寺位于隋唐長安城的西南隅。寺院規模宏大，占永陽坊之東半部，以后又將永陽坊北鄰的平坊之東半部亦劃歸寺內，總面積為60公頃。主持修建大興城（唐改稱長安）的宇文愷，“以京城之西有昆明池，地勢微下，乃奏于此建木浮圖。崇三百三十尺，周回一百二十步?！彼宕髽I三年（607年），隋煬帝為文帝立寺曰大禪定寺，占了永陽坊與以后劃入的和平坊的西半部。寺院的規模建制與東鄰的禪定寺完全一樣，亦建有木浮圖，高度與之相埒。唐初德元年（618年）因為楊堅曾自立法號，稱“總持”，又呼獨孤伽羅為“莊嚴”，故改二寺名為“大總持寺”、“大莊嚴寺”。
建筑特色
作為皇家寺院，大莊嚴寺不只規模宏大，而且殿宇壯麗，為當時京城之最。所謂“殿堂高聳，房宇重深，周閭等宮闕、林圃如天苑。舉國崇盛，莫有高者。”且寺內營飾華麗，寺壁多繪有名家壁畫，萬象紛呈，璀璨奪目。如南門外白蕃神為尹琳所畫，中門外兩大幅畫是號稱“畫圣”的吳道子的弟子盧棱迦所畫，總持、莊嚴二寺的門額均為少詹事殷令名所書。這些都譽滿平安京。唐初京師的碩學名僧如智首、道岳等都曾在寺內主持寺務。唐三藏年未弱冠時，曾偕其二兄長捷法師到京游學，就慕名住在莊嚴寺內。大莊嚴寺內林木叢茂，風景宜人。據稱寺內：“密竹翠松，垂陰秀，行而迷道。”從“寺中常貢梨花蜜”的記載可知，寺內必然廣植梨樹。所以莊嚴寺一直是京師黎民士庶游覽避暑的好去處。尤其是在總持、莊嚴二寺內巍然屹立的雙塔，已經成為隋唐長安城西南隅的標志性建筑，成為人們登高遠眺的游樂勝地。唐景龍年間，李顯曾在重陽節時，在寺塔上開筵席，陳伎樂，賜菊酒，宴群臣，并與群臣倡和吟誦，留下了膾炙人口的詩篇。大莊嚴寺內又珍藏“法門法獻，從烏踵國取以歸”的佛牙。每年定期舉行供養佛牙的盛會，豪門貴族、僧俗士庶爭相到寺隨喜，頂戴禮拜，發愿布施，鼓樂喧天，更是傾動京師。
百米木塔
關于總持、莊嚴二寺之木塔：先建的是莊嚴寺塔，高三百三十尺，周回百二十步；而后建的總持寺塔，其“高下與西浮圖（應是東浮圖）不異”。兩塔的高低一樣，這很明確，但建筑形式同否則不詳。再據《續高僧傳》的記載，禪定寺“架塔七層，駭臨云際”，隋煬帝“奉為二皇，雙建兩塔七層木浮圖”的記載看，兩塔都是七層。看來，兩塔不只高低一致，建筑形制也是一致或相似的。
文獻記載莊嚴寺塔高三百三十尺，周回一百二十步。按隋尺折算，高三百三十尺約合近百米，周長一百二十步約合178米。對比現存至今的唐代磚塔大雁塔高64米，小雁塔高45米，而木結構塔高達百米，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從中國古文獻記載建筑高度，多不精確，常有夸飾看，或也屬此。但又據文獻記載二塔修建的工期，莊嚴寺塔用了八年時間，總持寺塔用了五年時間看，工程是十分繁巨的。由此可見，二塔是具有相當規模的，其高雖可能不至百米，但也應該是相當巍峨的！又據唐代詩人對莊嚴、總持二寺釋迦塔的吟誦，有時稱其為“浮圖（即塔）”，更多的則稱其為“閣”。如宋之問的應制詩題稱：“奉和圣制閏九月九日登莊嚴總持二閣”。而同時與會的李嶠、劉憲、李乂等都題為“閏九月九日幸總持寺登浮圖應制”。此后的詩人岑參、耿常等誦題均又稱其為“閣”。但對照同是佛教建筑的慈恩寺塔——大雁塔，唐人對其均呼作浮圖或塔，絕無稱其為“閣”者，究其原因，可能是武則天長安年間（701—704年）重建的大雁塔已不是初建時的仿西域窣堵波的形式，而是依照國傳統建的樓閣式七層塔，塔體由青磚砌成，每層四面各有券門，以便眺望。隨稱為閣樓式磚塔，但與中國傳統的樓閣建筑形制相去甚遠。而莊嚴、總持二寺也是七層浮圖，但塔體為木結構，其每層周匝的門戶窗檻、回廊欄桿，其形制更接近于當時土木結構的樓閣建筑，或因之人又稱其為“閣”了。
歷史變遷
大莊嚴寺在長安內的諸多佛寺中，一直處于十分突出的地位。不但受到廣大僧侶信徒的尊崇，也得到唐朝廷的重視。唐朝廷常在寺內舉行各種法事齋會。每遇誕辰忌日在此舉行祈禱祝福，皇帝也至寺禮拜游覽。對寺院的住持、上座等高層的任命，往往由唐朝廷遴選碩學大德來擔任。剃度僧人、布施供養更是經常的事。在會昌五年（845年）李炎大力禁佛時，京城內的佛教寺院大多遭到禁毀，但仍明令在街東保留慈恩、薦福二寺，街西保留西明、莊嚴二寺。由此亦可見其在京城諸佛寺中的突出地位。大中七年（853年）李忱幸莊嚴寺“禮佛牙，登大塔，宣問耆年”時，稱贊莊嚴寺“復殿重廊，連比棟，幽房宇，窈窕疏通。密竹翠松，垂陰擢秀，行而迷道。天下梵宮，高明寡匹?！备乃旅麨椤笆鬯隆薄？梢?，莊嚴寺在禁佛之后，仍保留著昔日的盛況。而這時的總持寺則是“香徑甚侵，尚存基址”，已經廢毀。但未提及總持寺木塔，或已蕩然無存。故宣宗敕令重建，總持寺得以稍有恢復，但已遠非昔比。史載大歷十年（775年）莊嚴寺塔遭雷擊而起火，幸賴寺僧數百人撲救，而“棟宇無損”。經過會昌禁佛，宣宗登塔游覽，可見莊嚴寺塔屹立如故。
咸通三年（862年）李漼“敕于兩街四寺各置戒壇，……兩街四寺，謂慈恩、薦福、西明、莊嚴?！笨梢姶笄f嚴寺在有唐一代，一直保護著顯赫的地位。
唐末戰亂兵火，唐長安城遭到毀滅性的破壞，大莊嚴寺也不能幸免。五代十國時，外郭城已遭廢棄，僅縮守原來的皇城，位于唐長安城西南隅的莊嚴寺，已處于遠離府城的郊野。但由于莊嚴寺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地位，更可能是由于木浮圖在劫后尚存的緣故，宋元時大莊嚴寺得以重建，而稍具規模。但元末兵火中又遭浩劫，屹立了七八百年的莊嚴寺木塔也遭焚毀。明代又對莊嚴寺重建恢復，但在明末戰亂中，又廢毀盡。清代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陜西巡撫鄂海等主持修建了殿宇，重塑了佛像，又建立了五楹大閣，使大莊嚴寺又稍具規模。清同治年間又遭兵。清代末季，已無力恢復，殿宇頹敗，遠非昔日。新中國成立后，為保護西安市的文化遺存，在寺址建立了木塔寺苗圃。寺院舊址僅可見磚砌三門的中間門洞，原大殿殿基前左右列植的兩株龍爪槐尚郁郁蔥蔥。寺址北端有雕花青磚砌筑的窯洞式建筑，仍然殘存。清康熙、愛新覺羅·颙琰年間所立的幾塊碑石，已仆伏于茂草中了。
考古發現
2004年5月，西安歷史名城研究會委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唐城工作隊，對唐長安城西南隅遺址進行勘探時，在西距唐城西墻280米、南距唐城南墻440米處，發現一處45米見方的夯土基址。夯土基址中部的厚度為2.1米，周邊約1.7米，估計應是大總持寺木塔基所在。此塔基向東400米，即今木塔寺苗圃東南，已為臨時建筑疊壓，據當地故老稱此處是一方形夯土基址，1958年曾將臺基石條挖出作大煉鋼鐵之填料，20世紀50年代的地形圖上對此處也有標示。從兩者東西對稱的位置看，此處應是大莊嚴寺塔塔基所在。
由于大莊嚴寺和大總持分占永陽坊的東西部，到了唐代又將空曠的和平坊的東、西分別劃二寺。根據鉆探資料，永陽坊東西寬約1100米，坊內南北大街中分東西各為540米左右。道東的大莊嚴寺是先建的，發現的塔基位置西距坊內南北大街約百米，東距東坊墻約430米，可見其塔基不在寺院中軸線上，而是位于寺院偏西北的部位。發現的大總持寺塔基遺址的位置則在東距坊內南北大街約300米，西距西坊墻約230米處，由于“寺內制度，與莊嚴寺正同”，其塔的位置也應在寺的西北部。以此推測，大總持寺的殿宇建筑布局是以坊內南北大道為準，向西按莊嚴寺的布局規劃。總持寺塔基距坊內南北街300米，而莊嚴寺塔基距坊內南北街約百米，故估計其寺院建筑可能是在東西面闊400米的范圍內布局的。在總持寺的西側應有百十米的空曠地，同樣在莊嚴寺的東側也應有百十米的空曠地，應是寺內園綠化的地方。
另外，在兩塔塔基北側各發現兩處夯土基址，估計應是寺院的殿宇基址。
舍利函
在大莊嚴寺佛塔塔基內，考古專家發現核桃園一號建筑基址與2002年發掘的趙彭城北朝佛寺塔基極為相似?！摆w彭城北朝佛寺塔基下面的夯土中曾發現磚函，當時判斷為存放舍利函或佛教圣物之地，可惜由于早年被盜，函內已空無一物。當時就感覺這個遺址應該也有類似的構造，果然有了驚人的發現?！?a href="/hebeideji/7252177237125349415.html">鄴城遺址考古隊專家介紹。在距離大莊嚴寺塔基基礎中心夯土面2.3米的下方，基槽內最后一層卵石層的中心，考古人員發現了一個與舍利埋有關的近方形的石函，石函的四角外側分別擺放一個青釉小罐，南面偏東處還有一個較大的青釉罐，罐內置放各類珠飾。石函為青石質，略呈立方體，由函蓋和函身兩部分組成，長42.5－44厘米、寬36－38厘米。石函通體較為粗糙，未經打磨，保留了鑿刻痕跡，在函身上邊緣四角刻有字跡。石函內包含物種類繁多，其中主要以大量腐朽的有機質物品為主，還有各種質地的管、珠、墜飾、圓形和橢圓形石飾、銅錢、銅飾件及玻璃器殘片、鐘乳石殘段等，其中保存較好的一件長頸玻璃瓶中還殘存有汞。 “舍利石函內放置物品類別多與佛經中的七寶有關，而長頸玻璃小瓶可能屬于舍利瓶，小瓶中所盛水銀可以理解為舍利的替代物?！睋卫翰┦拷榻B，舍利函是佛教圣物，是盛放如來佛祖或高僧火化后的尸骨的容器，是極為珍貴的文物。出土石函保存完好，其中包括相對完整器物98件，另有玻璃殘片等。石函內的“寶貝”讓人大開眼界，中部穿孔的瑪瑙珠有圓形、橢圓形和棱錐形，顏色分為橘紅色、橘黃色；透明的白玉髓環透著漂亮的層狀紋理，乳白色圓形的玉髓珠和無色透明的水晶半球飾光彩奪目，還有琥珀珠、玻璃珠、銅簪等等。據何利群博士講述，目前發現我國最早的佛塔埋藏的舍利容器是北魏太和五年(481年)定州市佛塔塔基中的舍利石函，但遺憾的是，在1964年的搶救清理中沒有確定該石函與夯土塔基的位置關系。北魏洛陽城永寧寺塔基也曾發現懷疑為地宮或瘞埋殘跡。永寧寺塔基西側有一橫穴式盜洞，盜洞直抵夯土塔基中心部位，清理到兩米深仍未到底，因地下水位原因而放棄。趙彭城北朝佛寺塔基的發掘，在中央塔剎柱礎石下面的夯土中筑有立方體磚函，因早年被盜，函內已空無一物。 “此次發掘的核桃園一號建筑基扯，明確顯示出在方形木塔基礎的施工過程中，瘞埋石函、青釉罐、銅錢等遺物是十分重要的營造環節，且出土的石函等未被盜擾破壞，獲得了完整的實物資料，凸顯了其重要性?！?a href="/hebeideji/7252177237125349415.html">鄴城遺址考古隊專家表示。大莊嚴寺塔基是以石函為核心舉行埋藏活動，這與位于遺跡西約600米的趙彭城北朝佛寺塔基中發現的砌筑磚函埋藏圣物的方式不同，而與定州市北魏塔基夯土中出土的太和五年舍利容器相似。大莊嚴寺塔基出土的舍利石函，不僅反映了方形釋迦塔基礎部分建筑程序與埋藏禮儀之間的關系，其出土的遺物也是研究中國早期佛塔埋藏制度的珍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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