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葆光（1908—2003），出生于湖北省紅安縣，中國國民黨軍統少將，1934年考入日本中央大學，回國后加入國民黨軍統局。抗日戰爭爆發后，被戴笠委以重任；1941年鄧葆光依據看到的一則“日本將以橡膠換取蘇聯的木材”報道，在世界上第一個預測日本將偷襲珍珠港；1945年抗戰勝利后任上海敵產處理局逆產組長，負責接收日本人及漢奸的數十萬冊書籍和檔案；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鄧葆光將這批古籍交到共產黨手中；1955年被誣陷入獄，長期遭受關押；1980年平反，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全國政協委員。2003年因病逝世。
人物簡介
鄧葆光，湖北省紅安縣人，早年到漢口求學，考入武漢中學六班；1927年，鄧葆光調到漢口一家花行的上海市分行當會計。業余閑暇，他將自己的所聞所感撰成論文，投寄報紙。不久，接二連三的經濟論文在上海《時事新報》上發表。這時他不足20歲。
1934年春，鄧葆光考入東京中央大學，專攻日本經濟，在日本攻研的一年零六個月里，中日關系不斷惡化。中央大學校長找到鄧葆光，代表日本政府，委婉地下了驅逐令，鄧葆光決定暫離東京回國。
也許是天意，北平市一家報紙即將采用鄧葆光的一篇論文，發函請求補充一些論據。1935年夏，北平行讓他遇到了美國姑娘格尼娜，不久，二人相戀結婚，在妻子的幫助下，鄧葆光重入東京中央大學。有了美籍妻子這張護身牌，出入日本圖書館、研究機構，反而方便了許多。
那段時間，上海市《申報·經濟周刊》、《新中華》、南京《日本評論》、《時事月報》，大量刊載有研究日本政治經濟的論文，這些文章成為滬、寧各高等學府及經濟研究機關的必讀物，引起了經濟學界人士的注目。只不過鄧葆光不再署本名罷了。
這期間，發生了一點小插曲，從此改變了鄧葆光的一生。話說鄧葆光發表在媒體的系列文章引起中國駐日使館官員一胡姓讀者共鳴，胡姓讀者賞識之余，二人成為知音，以至于鄧葆光回國發展之機，那位駐日使館副武官給鄧葆光寫了一封保薦信，信封上寫著“南京雞鵝巷五十三號戴笠先生收”。就這樣，鄧葆光被薦引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工作。鄧葆光陰差陽錯跨進了軍統的門檻。
武漢即將淪陷時，鄧葆光接受戴笠指示:“潛伏武漢，擔任軍統站經濟組長。”成為一名潛伏特工。不久，被戴笠提升為經濟科科長、經濟研究室主任、行政院國家總動員會對日經濟作戰委員會常務委員等職。
鄧葆光曾依據1941年秋看到的一則“日本將以橡膠換取蘇聯的木材”報道，在世界上第一個預測日本將偷襲美國珍珠港。因為日本既不生產橡膠，而橡膠產于南方馬來群島，日本只有突襲南太平洋美國軍事基地，方可取得南洋橡膠。鄧葆光立即以絕密電報鄭重告知英、美：“日軍極可能不宣而戰，進犯南太平洋英、美海軍，襲擊珍珠港!” ，鄧葆光還想方設法將情報送上了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案頭，但是卻沒有引起羅斯福的重視，直到后來偷襲珍珠港發生后，羅斯福總統才悔之晚矣。
抗戰勝利后，鄧葆光任上海敵產處理局逆產組長，負責接收了日本人及漢奸的數十萬冊書籍和檔案資料，又從幾十萬冊書中挑出七萬冊善本書。1947年7月7日，東方經濟圖書館開幕。該館為國防保密局東方經濟研究所附設機構，所長鄧葆光。藏書內容主要為原屬日本人所辦上海滿鐵事務所、日本工商會議所所藏的經濟門類資料。此外還有部分線裝古籍。
1948年深秋，因戰局急變，中國國民黨大勢將去，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嚴令鄧葆光將他所掌管的財產盡快搶運到臺灣，包括他的經濟研究所所搜集到的7萬冊珍貴古籍（110箱）。接受任務后的鄧葆光，給在臺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打報告，“上海市飄搖，暫避香港特別行政區”，獲軍統局同意。鄧葆光立即托朋友找湯元老商量，湯元老立即以僅存的棉紗抵押了70兩黃金，資助鄧葆光將古籍運到香港招商局倉庫，一并到香港還有鄧全家。
1949年6月，鄧葆光化名鄧景行，在香港開了家寶豐洋行，平日里深居簡出。鄧葆光心里一直記掛著藏在香港招商局倉庫的圖書，認為那并不是個十分安全的地方。于是，他私下搜尋到一處不顯山不露水的私人小倉庫中環路的永安倉庫存放，并同剛剛成立的新中國取得了聯系，時接管國民黨偽國防保密局的“東方研究所”（即后來的國際政治研究所）杜宣只身赴港與鄧葆光接洽。不料，1950年9月，臺灣方面買通香港特別行政區黑社會，出重金排查，終于“淘”出了一年半前由上海市遷港的鄧景行。1950年9月12日鄧葆光在街頭身中九刀，倒在香港紅棉酒家門前的血泊中。在妻子的悉心照顧下，鄧葆光幸從死神手中逃脫。不得已，港英當局用“靈車”護送出境”至羅湖橋的北頭，進入廣州市。
全國解放后，這批古籍又回到了人民手中。其后，鄧葆光遷居上海，可他仍日夜系念著他給新中國的禮物——110箱7萬冊珍貴圖書及其他資料的安全；仿佛心有靈犀，上海副市長潘漢年、公安局長楊帆，一道來探視鄧葆光，并帶來特別興奮的消息：那批深藏在香港中環路私人倉庫的國寶，已全部安全運抵上海，不久將送交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保存于故宮博物院及中國國家圖書館。
1955年，正當鄧葆光準備進一步做好經濟研究，橫禍飛來：呂振羽他有直接聯系，引導他正式回到人民行列的潘漢年、楊帆被定為“內奸”。鄧葆光也受到株連，被指控為“投誠不誠”，判刑七年，被送進勞改農場。之后他一直在徐州市一座煤礦里，默默無聞地扛著大掃帚日復一日地掃著大街。妻子尼娜也毫無理由地被關押了14個月。只不過鄧葆光的刑期似乎太長了，竟長達25年（刑期拖至1980年）之久。與之生死與共的妻子被迫遠渡重洋，回到美國。并委托好友錢敏照顧鄧葆光，二人重新組織了一個新家庭。
1980年，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宣傳部為鄧葆光徹底平反，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后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
鄧葆光這位難忘的愛國老人，坎坷一生的風風雨雨，帶有強烈的傳奇色彩；《浙江日報》、《北京晚報》、《文匯報》等報紙，都用兩三個月的時間，連載描寫鄧老的紀實小說《拂曉歸來》或《拂曉前的密電》。各出版社出版的有關紀實小說有《魔窟奇人傳》、《少將情報官拂曉歸來》、《殊途》等等。2003年鄧葆光因病逝世。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湖北的黃安高橋，一戶鄧姓人家，在1908得一子，取名鄧葆光。16歲那年，鄧葆光到漢口求學，考入武漢中學六班，校長是兼任國文老師的董必武，班主任是陳潭秋。一入學校，鄧葆光嶄露頭角，文章寫得流暢、大氣，愛憎分明，博得全校師生青睞。
求學日本
1934年春，鄧葆光考入東京中央大學，專攻日本經濟，時達1年零6個月。其間，中日外交關系不斷惡化，日軍向中國的挑釁事件不斷，留日的中國學生也有愛國行動，盡管其行動十分克制，這些留學生也受到日本的歧視。鄧葆光因發表許多經濟論文，其中也有不滿日方的言詞，日方有時給鄧以各種借口的刁難，鄧決定暫離東京回國，以待某種有利契機。
1935年夏，鄧葆光來到北平市，與美籍女子格尼娜結婚。格尼娜了解丈夫的意圖：繼續深造，研究日本經濟。她與丈夫雙雙去到東京，一同進入中央大學學習經濟。有了美籍妻子的陪讀，日方減少了麻煩行為，鄧于是與格尼娜行走于日本一些研究機構，借閱尋查經濟資料，考察日本經濟學者是如何研究中國政治經濟的，從中學會了日本學者搜集外國——主要是中國經濟資料，尤其是如何利用這些經濟資料的方法。這一科學的比較方法，正在科研活動中的鄧葆光尚不知其意義，而只求效果。
這一時期，鄧葆光將這些以比較手段所取得的成果，不斷地轉化為一篇篇經濟論文，郵寄回國，在上海的《申報·經濟周刊》、《新中華》；南京的《日本評論》、《時事月報》等雜志上發表，引起了經濟學界人士的注目。
加入軍統
在日本，有位中國駐日使館官員，自稱姓胡，通過國內關系，摸清了鄧葆光在日的通信地址，頻頻發函，與鄧葆光聯系，表示愿意互相切磋，研究日本經濟。由于志趣相投，鄧葆光視這位胡先生為知音，在探討日本、中國經濟之比較問題方面，毫無保留，許多不便在公開文章上發表的觀點，都在復函中透露出來，這位胡先生表示佩服鄧葆光到了五體投地的程度。
胡先生鼓勵鄧葆光：必須為祖國繼續研究日本經濟，為國家貢獻才智。至于如何報效國家，他可以力薦合適單位。后來這位胡先生將鄧葆光薦引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鄧葆光感到前途光芒萬丈，以為大顯身手的時候到了。不幾日，鄧葆光始知自己所做的是一場秋夢！什么軍事委員會，原來是軍統，是特工組織，想抽身退出么，自有軍統嚴厲的行規幫矩約束。鄧葆光欲哭無淚，自感一失足成千古恨！
忍辱負重
1938年4月中旬，江南草長鶯飛。可大武漢不時拉響空襲警報，市民死傷無數，許多建筑物變成廢墟。當警報解除后，九省通依然又活動起來，車水馬龍，路人如潮。在武昌中華門前，正欲下埠渡江的董必武，偶然瞥見多年不見的學生鄧葆光。鄧此時西裝革履，戴巴拿馬共和國帽，架寬邊墨鏡，扶文明棍，剛從漢口那邊過來，正拾級而上。布履旗袍的董必武，趨步近前，叫住了學生鄧葆光：“一別14年吶！”鄧葆光也認出了昔日武漢中學校長、自己的國文教師董必武，趕緊行鞠躬禮，叫了聲“老師好！”久別重逢，該是歡快！然而鄧葆光卻卜簌簌淚流滿面，哭訴道：“老師，學生疏于社交，竟走錯了道路，請您懲罰學生吧。”董必武說：“你留學日本，學成回國，進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我都知曉。只要你專心研究日本，研究‘軍統’，專心抗日，不做壞事，人民終會理解你的。”鄧葆光似乎看到一線光明，保證：“謹記，看學生的行動，絕不辜負老師厚望。”
一對師生，兩個陣營中人，匆匆見面又匆匆而別。
武漢即將淪陷。一時間鬧得轟轟烈烈，高喊誓死保衛大武漢的“中央政府官員”們，紛紛雇飛機，打差船，搶汽車，拉民工，逃往峨眉。鄧葆光接受戴笠指示：“潛伏武漢，擔任‘軍統’站經濟組長。”
鄧葆光搜集日軍經濟情報，發現日軍軍艦由長江中游向漢江口集結，且向石碼頭一帶運輸糧食，他判斷日軍近日必有西行意圖。果不其然，他截獲兩份電報，都與日軍西上有關，他分析到：湖北仙桃鎮，有一支西北軍班底，被蔣介石遺棄，只要人家“獨立抗戰”，卻不給被服、糧餉。這支西北軍班底編號為一二八師，師長為王勁哉，公開叫出“受（中央）編不受（中央）調！”惹惱了“最高”。經過比較，鄧葆光判斷，日軍集結海、陸、空三軍，數倍于一二八師，企圖一舉殲滅之。鄧立即給武漢外圍的中國國民黨潛伏電臺——消泗臺發出警告一二八師的電報。果然，王勁哉作戰略轉移，讓日軍撲了個空，一二八師得以保存。可是漢口站站長劉某卻向戴笠告了鄧葆光一陰狀：“鄧不務正業，太過張揚。”戴即電傳喚鄧。鄧接電后走消泗，經侏，進入陽洪湖地區，受到一二八師歡迎與保護，護送鄧再經沙市區、宜昌市抵渝。
鄧葆光到重慶市后，著手總結武漢淪陷區的工作經驗，對比大后方的經濟狀況。從同僚的渴求中他得到啟發：許多同僚埋怨鄧從漢口來渝，怎不雇請一副挑擔，挑一百來斤汪玉霞的糖果，上海冠生園食品有限公司的點心來解饞？當時大后方并不是享樂之地，物資實在匱乏。可是重慶政府提倡所謂愛國，抵制日貨甚至還要抵制來自淪陷區的“漢奸貨物”。此種政策豈止是自我封閉，而恰恰有利于日方，做了敵人極其愿意看到的事情——證明日方“以戰養戰”的政策，符合日本利益，幫助日方大大發展經濟，使中國大后方軍民日需更加拮據困頓。鄧葆光的報告中強調：為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不只在兩軍對壘的戰場，更要有經濟政策上的靈活，即鼓勵商人把生意做到敵占區去，一方面嚴厲禁止后方的糧棉進入淪陷區，一方面還得去淪陷區搶購日用物資。還建議立即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緝私局處（防止外流），貨運局（搶購淪陷區物資）；在總動員會議機關設經濟檢查機構，控制后方物價。戴笠審閱了鄧葆光的“報告”，這才認識到漢口站長劉某吃飽了無事干——撐的！若鄧葆光只圖虛名，這么多實實在在的總結材料，更有這么多辦法，是憑空想到的么？他將鄧葆光的報告急轉蔣介石，蔣介石圈閱轉行政院，終得實施。
鄧葆光因之受到重用，被戴笠提升為經濟科科長、經濟研究室主任，而且又升為行政院國家總動員會對日經濟作戰委員會常務委員。
鄧葆光曾請出親信，去到紅巖村，探聽董必武的行蹤，終因“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限制太嚴，鄧未敢有進一步的行動。
日本人投降。許多從大后方來到大上海的“黨國要員”，忙壞了他們的五子登科：金子、銀子、票子、房子、車子。鄧葆光是“軍統”派來的接收要員，按說他更有資格搞“劫收”。然而他記住了老師給他的教導：“不做壞事”，不做壞事就是要做好事。他接收了許多日偽財產，成立了東方經濟研究所、中國經濟通訊社兩個實體單位；接著又組建了上海市東方經濟圖書館。這些有益于國家民族興旺發達的事業，相繼開始運轉，其成效有目共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鄧葆光主動與在上海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取得聯系，安排一些中共黨員進入經濟研究所工作。在鄧葆光掩護下，這些地下黨員，為上海戰役做出了可貴的貢獻。
出奇制勝
1948年的秋末，中國人民解放軍以摧枯拉朽之勢，向華東、向中南……推進。幾乎在同一時間，鄧葆光在上海接收兩起函件：一、從北平市傳來口信：“先生多珍重，春燕往北飛。”二、毛人鳳急電：“圖書資料應立即運臺。”
面對這一大批孤本、善本圖書資料，鄧葆光深深認識到：金銀珠寶流失了還可以再開采，而人類的知識財富是無價之寶，這批承上啟下的國寶怎可流失，新中國多么需要啊!他決心以此獻給即將誕生的人民共和國，供新中國的知識分子研究使用。
在毛人鳳發出急電催運圖書之前，毛的注意力放在金銀珠寶的搶運方面。鄧葆光利用毛人鳳與諸多逃臺高官爭奪海輪的空間，選擇出最珍貴的圖書70000本及日軍移交的機密文件，分裝成100余只大木箱，存放貨倉，然后委婉回復中統上司毛人鳳：“貨輪極度缺乏，可否先運抵香港，再換機轉運臺灣？”毛人鳳何等精明、陰險，干脆把鄧電壓下，不僅不是暫不作答，而是絕不回音。眼下上海市，“黨國要員”亦如當年由漢撤渝，都在使盡手段，爭奪船只，試圖多帶一些財產去臺灣，哪有空位留給“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特務裝運圖書！毛人鳳無法干預上海船只，只能是不吭聲，萬一遲遲不運，圖書落于解放軍之手，咳，那責任就不在毛人鳳一方，而是鄧葆光的辦事不力！毛人鳳的沉默，顯而易見，可謂奧妙無窮。
鄧葆光也樂得毛人鳳的沉默，于是聯系由滬去港的海輪。將這100余箱的珍貴圖書，運達香港四環招商局物資倉庫，并偽裝干貨將箱皮噴字，毫不顯眼。
100余大箱國寶托外商貨輪秘密啟航。望著遠去的貨輪，鄧葆光好多天來一顆懸空的心，才實實在在地落下。鄧葆光回到家中，美籍妻子格尼娜像中國女子一樣，力爭以賢妻良母形象出現，她備好酒菜，慰勞完成使命、值得慶賀的丈夫。正在低吟淺酌的夫婦倆，陡然聽到門鈴聲。隔著保險門問：“哪一位啊？”對方回答：“北平市傳送口信人。”鄧葆光將門打開，燈光下，來人因裝扮奇特而顯陌生，待摘掉口罩、墨鏡、風帽后，才認出是在經濟所的同仁。來人曾遭中統通緝，當時鄧對其進行保護并送其出滬境。鄧不由得奇怪地問詢：“先生怎么又到上海市?”對方笑：“正是去而復，好比候鳥如春燕。”
兩人進到秘室，鄧問：“想必先生負有重大使命？不然緣何冒險來到寒舍？”
那人誠摯地回答：“一為面謝救命之恩，二為奉命行事。我黨考查先生已有很長時間了，先生確有誠意棄暗投明，從抗日之始做了許多有益于民族的大事，近又冒殺身之禍截轉大批珍藏資料，實在感人。我今天受托預告先生，明朝有負責干部來訪，并對先生今后的工作作出安排，請先生有個思想準備。”
料，鄧葆光第二天見到的是他仰慕已久的中共上海地下負責人潘漢年！潘漢年雖已中年，卻是風度翩翩，相貌堂堂，出言吐語，極富感染力。潘對鄧說：“我們考慮到，上海市即將解放，敵人在臨亡前必有猖狂一跳，鄧先生若繼續留在上海工作，安全方面則十分不利。毛人鳳在那邊手忙腳亂，一時無暇顧及鄧先生，一旦他沉下心來，前前后后來一番自審自問，那時必會對鄧先生起疑心……我建議鄧先生立即去香港特別行政區，暫時隱蔽一下，兼顧那批國家級的孤本、善本，還有一大批經濟資料。那些都是建國后大興建設必不可少的資料，若到了香港，再遭敵手，那才叫違背了初衷。鄧先生是搞經濟的專家，全國解放后，除了蘇聯，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上必會對華進行孤立、封鎖。鄧先生到那時將大有作為。目前暫時潛入香港，搞一個適當職業掩護，不必拋頭露面。我們與鄧先生暫不聯系，必要時，自有通知。鄧先生以為這樣安排好嗎？”
鄧葆光一口應承說好，還說有個有利條件，妻子格尼娜是美國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這個國際大都會人壽里，有她周旋的余地。而且，在那里還有她許多昔日的朋友，他們的生活、藏身是很容易的。
鄧葆光開始對在上海的“軍統”組織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間接提出自己有病，須當治療，并說是去香港就醫。這沒引起上海市“軍統”的任何懷疑。得到允許，鄧葆光與妻子格尼娜還有兩位貼心的助手，一同到了香港。從此，鄧葆光在香港再不是鄧葆光，而是從北方來的鄧景行。為了合法隱蔽，向當局申請開了個貿易商行，招牌掛出去是“寶豐行”。1949年初夏，寶豐行開業，真還有不少朋友來祝賀一番哩。
毛人鳳在臺灣，心仍在上海。他突然想到了鄧葆光，更想到了那一批國寶級的孤本與善本圖書。通過上海站，再通過香港站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特務，最終找到了鄧葆光的“下落”，還有那批久“囤”香港的圖書。毛人鳳當即指示香港“軍統”特務：不擇手段，盡力避開英國人，從四環招商局倉庫搶出圖書；對鄧也須采取監控。鄧葆光得知毛人鳳已注意到自己，要搶回國寶了，心急如焚：若是這批圖書再落到“軍統”手中，這么長時間，花費朋友那么多錢……所有的心血都將隨風而逝。急忙中，鄧租借到一處秘密倉庫，打算轉移圖書。然而這么多木箱，從四環招商局倉庫搬出、上車，豈不張揚，自我暴露，等于拱手讓人？他決定采取深夜活動，不雇搬運工人，自己和幾個朋友親自動手，將一只只大木箱抬上有篷貨車，爾后繞道，走反方向，再取正道，將100多只大木箱運到了中環永安倉庫秘藏，真做得神不知鬼不覺。
1950年初，當“軍統”眾特務領著搬運工人，強制四環招商局守庫人，用一大串鑰匙，掏開所有庫門，準備讓特務們檢查藏書木箱時，倉庫里已經沒有一只木箱。怎么會如此，100多只木箱分明有人目睹，進了庫門，而今卻不翼而飛了？當毛人鳳得知圖書不在舊窩時，可想而知，他該是如何的暴跳如雷了。毛再指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軍統”：一、繼續追查圖書下落；二、偵知鄧葆光住處，見人即處決！1950年9月12日，4名“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特務，于香港街頭發現鄧葆光行蹤，立即進行圍堵，鄧葆光已無退路，以身相拼，怎奈赤手空拳，如何斗得過4把亮的砍刀！鄧葆光身中9刀，渾身是血。若非搶救及時，必因失血過多而死亡。格尼娜守護丈夫寸步不離。當“軍統”特務得知鄧葆光經過三個晝夜的搶救保住生命的消息后，又使用各種奸計，試圖害死鄧于病床上。好在格尼娜朋友多，住的又是洋人開設的醫院，醫院十分同情格尼娜，對不明來訪者均拒之門外，同時病人也舍掉單人房間，住進大病房，看守者以警惕的目光注視一切異動。盡管，在醫院內，鄧的親朋能守護他，而“軍統”特務所得的指示是必須搞掉鄧。因此，特務們將鄧葆光所在醫院，包圍起來，看你鄧葆光怎么逃脫這個包圍圈！在這種情況下，格尼娜不得不與港督警察署交涉：為保障被害人鄧葆光的生命安全，必須離開香港特別行政區去內地就醫，但警方以尚未破案為由，拒絕格尼娜的合理要求。格尼娜再三說明情況，并指出港內接連發生兇殺案件，少有告破，必須讓鄧葆光盡快離港，警署終于答應了格尼娜的要求。但怎樣才能使鄧葆光沖出“圍城”呢？
一輛醫院運載死尸的專車，從鄧葆光所在醫院后門開出，然后直奔火葬場。這輛車終未引起包圍醫院的特務注意。
這是有關方面與鄧葆光妻子格尼娜商議后，精心演出的一場突出重圍大“戲”。“戲”演成功了，鄧葆光經過羅湖，抵達廣州市。
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公安局長揚帆前往廣州慰問鄧葆光及其家人，時在1950年10月金秋季節。
接著好消息傳來，秘藏于香港中環永安倉庫的70000冊寶書安全運回內地，按書目，分別收藏在故宮博物院及中國國家圖書館，供專家學者使用。這使身負重傷尚未痊愈的鄧葆光更感欣慰。
鄧葆光定居上海，按照政策，他享受人民給予的優厚待遇。因為生活安定，居住條件良好，他日夜伏案，總結“軍統”有關資料，撰寫重要史料，為新中國的建設又作出了新的貢獻。
誣陷入獄
1955年，潘漢年去京開會。會議未開始，被公安部“帶走”；在上海市的公安局長揚帆也無緣無故被戴上腳鐐手銬。不久，住在帶花園洋房里的鄧葆光被審查。既然潘漢年、揚帆被定性為“偽奸”，那么由偽奸“掌握”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還會是好人嗎？鄧葆光被投入監牢，格尼娜發配江蘇省勞動“自食其力”。
逮捕鄧葆光的單位，給鄧葆光下了個含糊其詞的“定論”：“自首不誠”。既然自首不誠，自然構不成“重大罪刑”，量刑時給了個“有期徒刑5年”。
這個5年可漫長，一直從1955年“有期”到了1980年，長達25年之久，是5個5年徒刑……與之生死與共的妻子被迫遠渡重洋，回到美國。
春回大地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如春風吹拂神州大地，先是潘、揚平反昭雪，隨之鄧葆光徹底平反，并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
1985年春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文化部對鄧葆光等5位保護70000冊珍貴圖書的有功人員予以嘉獎登報表彰；之前——1983年，鄧葆光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一年后，有關部門給他徹底落實了政策，他又同錢敏一起遷回了上海。1985年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文化部對鄧葆光等5位保護70000冊珍貴圖書的有功人員予以嘉獎登報表彰。 ?
人物軼事
軍統中唯一做情報比較學研究的人叫鄧葆光，他于1941年秋看到一則報道，日本正與蘇聯談判——日本將以橡膠換取蘇聯的木材。
在尋常人的眼里，國際間的貿易，以物易物，有什么稀罕？中統特務機關更不會關心，人家以啥換啥，關我何事？
鄧葆光偏偏吃咸飯管閑事。他自我提問：日本既不生產橡膠，何以橡膠易木材？看來，日本不會空穴來風，必有可圖之機，才敢于沒有橡膠換東西。那么，橡膠產于南方，只有南洋群島的橡膠距日本最近！鄧葆光由此而研究日本掠奪中國所采取的軍事步驟。
鄧葆光突然醒悟：美國駐守南太平洋的軍隊，重力放在珍寶島！這兒是美國最大的空軍基地，東距火奴魯魯9.6公里，水深15—18米，因灣內盛產珍珠而得名；1911年美在此又建成海軍基地。日本只有突擊南太平洋的軍隊，方可取得南洋橡膠。鄧立即以絕密電報鄭重告知英、美：“日軍極可能不宣而戰，進犯南太平洋英、美海軍，襲擊珍珠港！”
得到這份來自中國“軍統”經濟科的秘電，美、英軍事情報機構發出了冷笑：我等有世界上一流的情報機關，竟然會讓中國人來教訓，豈有此理啊！英國當局干脆來個置之不理，美國呢，脾胃稍好一些，高傲而又不失禮節地回答了三個字：“知道了！”
1941年12月7日凌晨，美國海軍士兵有的起床了，有的還賴在床上，可是日本飛機已飛臨上空，一排排炸彈，或挨著或成排地降落，立即，珍珠港成為火海，血海……這就是著名的“偷襲珍珠港”。失去了大批戰艦、戰機及眾多官兵生命后，美國才深切地認識到，來自中國的情報，百分之百地準確，萬無一失的預報竟分文不值地被拋棄，誰之過呢？傲慢得像鴨公的英國軍事將領這才知道，中國的情報并非不屑一顧，因為這不屑一顧的代價，付出得太慘重了。
鄧葆光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后，分別受到英國的贊揚、美國的致歉電。
參考資料 >
往事：抗戰時期軍統與日軍的假鈔之戰.今日頭條.2024-03-16
“以假對假”：抗戰時期軍統與日軍的假鈔大戰.今日頭條.2024-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