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武漢大學教授。1914年12月19日誕生于湖北省漢陽縣，1985年7月24日在武漢病逝。研究方向為群論及數學教育。著有《有限群構造》一書，該書為第一部由國人編寫的群論方面的專著。
人物簡介
張遠達是一位致力于群論研究的數學家．他的專著《有限群構造》，較系統地闡述了有限群構造理論的最新成果，在國內頗有影響．他還發表了10多篇論文，主編出版了近10本數學科普讀物．他長期堅持在教學第一線，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優秀數學人才．曾當選為湖北省數學會副理事長、湖北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被評為湖北省高校優秀共產黨員、湖北省特等勞動模范．
人物生平
張遠達幼年喪母，由繼母撫養成人．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經營米業的商人．10歲那年，父親將他從湖北漢陽蔡甸帶到武漢讀私塾，后到漢口一個教會中學(名武漢市第四中學)讀初中，又進漢口私立江漢中學讀高中．
高中剛讀了一年，他父親因病去世．那年張遠達才15歲，家庭經濟日漸困難．他的祖母，意欲要作為長孫的張遠達輟學經商，繼承父業．張遠達既酷愛學習，又關心弟妹的前途，對于輟學經商這一重大抉擇猶豫不決．老師見他好學專攻，很有培養前途，鼓勵他克服困難，堅持學下去．張遠達和他祖母采納了老師的意見，決定留漢繼續讀高中．祖母讓他叔父負擔張遠達一家的生活．
讀高中那幾年，正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氣焰日漸囂張，武漢人民的抗日情緒日趨激烈．張遠達所讀的高中江漢中學系日本人辦的學校．為抗日，他和師生們時常罷課，堅決向當時的湖北省教育廳請愿，要求轉學．湖北省教育廳不予支持，激起了同學們的義憤．張遠達和愛國同學齊心協力的力爭，得到社會輿論的支持．迫不得已，省教育廳才允許張遠達和同學們轉入湖北省第一中學(即現在的武漢市第14中學)．
第一中學的領導在省教育廳唆使下，對由江漢中學轉來的同學加以歧視．年輕的學生們受不了這口氣，對校方極為不滿，仇視的情緒與日俱增，結果為一些區區小事，與訓育主任鬧了起來．氣盛嗓高的張遠達是學生對抗隊伍中的一員干將．1933年暑假中，校方清除異己，將從江漢中學轉來的大多數同學開除學籍．張遠達是其中之一．
張遠達不敢回家把這事告訴叔父，感到走投無路．恰在這時，因學生少而停辦的潛江市江漢中學又恢復辦學，并歡迎轉學的學生回去．在此情況下，張遠達只得再度進江漢中學．
1934年夏，張遠達高中畢業，被留在江漢中學給初一年級學生教算術．他一面教學，一面復習功課，準備高考．第二年(1935)，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師范大學數學系，成為傅種孫先生的得意門生．由于張遠達讀高中時成績優良，江漢中學每年獎給他300光洋作為讀大學的學雜費．傅種孫的嚴謹、樸實的治學態度和全心全意從事教育事業的精神給張遠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抗日戰爭爆發后，由于交通阻塞，張遠達不能上北京師范大學讀書，便轉入武漢大學數學系三年級借讀．翌年因考試成績優良，受到曾昭安教授的青睞．在曾的幫助下，武漢大學將張遠達改為正式生．1939年畢業時，張遠達被留校作研究助理．從此，他一直勤奮地耕耘在教育園地．兩年后他與當時的同濟大學聯系，想到那里任助教，同濟大學很歡迎．此時，日本占領了武漢，武大被迫西遷到四川樂山市．張那時已結婚，且有子女在身邊．戰火紛飛，交通困難，生活困苦．武大數學系的老師們勸他不要離開樂山．張只好放棄去同濟大學任教，于1941年秋到了樂山城內的樂嘉中學任教育主任兼數學教師．
在樂嘉中學，張遠達教高中的代數、幾何、三角和解析幾何．他的出色工作，受到校長和師生的好評，以至1942年春他要回武漢大學任助教時，樂嘉中學校長堅決不肯放．這位校長是武漢大學土木系的教授，樂嘉中學此時又改為武漢大學附中，校長便說讓張遠達離開附中是有意“拆臺”．武大數學系經與該中學校長協商，達成協議：張回數學系任助教，附中的數學課仍由張承擔．于是，1942年張遠達在兩邊忙碌著．
張遠達講課聲音洪亮，說理清楚，深受學生的歡迎．1946年，他被晉升為講師；1949年，升為副教授．
全國解放后不久，北京師范大學邀請他去任教．張遠達也想去北京，武漢大學不放，只允許他去北師大進修．于是，1950年春至1952年夏，張遠達應邀在北師大任教一年半后，又回到武大，挑起了數學系系主任的重擔．
有限群的研究
有限群是代數中的一個古老分支．世界各國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幾年中斷過群的研究，但不久又恢復了對它的探索．而在我國，對群論的研究相當薄弱．1955年秋，張遠達被派往莫斯科國立大學進修．他毅然決定改變研究方向，師承庫洛什(А．Г．Κурош)，研攻群論．1956年夏回國后，他又到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從事群論研究．1957年返回武漢大學數學系繼續擔任系主任后，他依然孜孜不倦地研究群論．1956到1963年，他先后發表了論文[1—4]．這些論文及其后續文章，在超可解性與冪零性的關系、群階對超可解性的影響等方面推廣或改善了前人的結果．1965年，張遠達決定系統整理研究成果，撰寫專著《有限群構造》，并擬定出了寫作提綱和研究計劃．沒有想到，“文革”開始了．
在“文革”中，作為系主任的張遠達也就成了“橫掃”的對象，被不公正地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他多次遭到批斗、游街、身心受盡折磨．他的大女兒和夫人先后不幸去世．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張遠達也沒有泯滅“一定要把我國有限群論的研究搞上去”的念頭．他一面挨整，一面繼續整理科學資料．
“人生難滿百，生命就那么長．真正能干事的時間就那么短暫的幾十年．”張遠達不忍看著時光從身邊白白流逝．1972年，他終于從沙洋農場回到了武大郎．他再也等不得了，不管風吹浪打，一頭鉆進校圖書館研究起“群論”來．借書處臺前的第三排，成了他的專座．當時的學生，都知道坐在這一排的那個瘦老頭子．那時，誰搞業務，誰就是“白?！保眯牡娜藙袼耙闲蝿荨薄爱斝挠职づ?，他理直氣壯地回答說：“吃人民的飯，坐著不干事，怎么向人民交待！搞研究，犯什么罪？”他冒著風險，在學海中遨游．推理、演算、論證……二千多個日日夜夜，張遠達神馳于“群論”這個天地．1978年初，他的專著《有限群構造》終于脫稿．不久，他出席了湖北省科學大會，向大會獻上了這份珍貴的厚禮．1982年，由科學出版社正式出版．在“群論”的書目中，第一次有了中國人寫的專著．在那種霜風劍雨的環境里，這需要有決心和毅力，尤其需要敢開頂風船的勇氣和精神支柱！
教書
一個是書，一個是人，有了這兩個基礎，就不怕中國的群論研究搞不上去．張遠達決心在晚年把這兩件事情辦好．
科學的春天到來后，張遠達完全可以乘勝摘取更加豐碩的成果，但他看到現代化建設急需培養大批人才，因而毅然決定把工作重點從科研轉向教學．他對學生說，任何個人的努力都比不上一代接一代地向科學沖刺．
1978年，國家開始恢復培養研究生．按原訂計劃，張遠達招收10名研究生．這個數目已經是夠多的．但看完試卷，他眼里閃著喜悅的光輝，找到校領導．“這批考生不錯，我要求增加招研究生的名額！”望著這位年逾花甲、體弱多病的老教授的清瘦面孔，校領導笑了起來：“怎么，指導10名研究生，還不夠您忙的？”
一名導師一般指導四五個碩士生．現在，他超過一倍，還挑著數學系系主任這副重擔，怎么能往這個老教授身上再加任務呢？張執著地申述自己的理由：“現在，國家缺的就是人才，多招收一個，不是多增加一份力量嗎？”他的意見一直反映到教育部．最后，得到了滿意的答復，研究生名額增加到17個．他興奮異常．
為了培養好這批研究生，張遠達把自己的一腔熱血都拋灑了出來．他用自己的積蓄把當時還來不及出版的《有限群構造》油印成講義，發給每個研究生學習．他還不厭其煩地通過各種途徑，為學生提供國內外的最新資料和工具書．1979年，當他得知美國學者戈倫斯泰因·達里爾編著的《有限群》一書已出版，便千方百計弄到一本，然后，他又用自己的積蓄將這書影印成冊供研究生們學習時用．
研究生在校三年，他給他們上了五個學期課．寒冬臘月，他講課的時候，一件一件地減衣服，額上還掛著汗珠．60多歲的人，站著講兩個小時，不但有腦力的消耗，而且要支付巨大的體力．連他的老伴也摸到一條規律：凡是哪一天，老頭子上課，就要減衣服；下班回家，躺在沙發上不想動彈，這一天，老頭子就一定有課．三個月過去了，研究生們發現老師更加消瘦了．有一次，幾乎倒在課堂上．晚上，學生到家里去看他，勸他躺一躺，休息幾天．他說：“現在我怎么能躺下？我還沒有把你們帶出來！”到春節前后，身體稍有好轉，他在原來安排的課以外，又給研究生開了一門新課——專業英語，每周又增加了兩個小時的講課任務．
在課堂上，他把自己研究的最新成果，無保留地獻給學生．他深情地對學生說：“希望你們趕快踩著我的肩膀上去．學生不如先生，既是學生的恥辱，也是先生的恥辱！”
教授是不用坐班的．張遠達為了方便研究生找他，每天一早來數學系辦公．最后一個學期，指導研究生寫畢業論文，17個人，17個不同的題目，任務更加繁重．他忙得中午都不回家，和研究生一同在學生食堂進餐．有的研究生看他挺忙，到他辦公室門口又轉身走了．他發現后，就在課堂上宣布：“你們的事是最要緊的，有問題，只管來問．我總是有事的．等我有空，那你們就問不成了．”
探索問題的時候，他循循善誘，鼓勵學生發表自己的見解．他常說：“學術問題，誰言之成理，誰就是權威，不存在老師與學生之分．”
在治學問題上，他是嚴師，一絲不茍．他十分注意培養學生具有嚴謹的治學態度．無論筆記的抽查、作業的批改，還是面測、考試，他都毫不馬虎．就是在論文的遣詞造句上，他也要反復斟酌，逐一訂正．學生們自發舉辦的學習討論會，他再忙也要爭取參加．一次，一位研究生闡述自己的見解時，大問題講得頭頭是道，在需要詳細論證的地方，卻一帶而過．張遠達聽了，非常生氣，“唰”地站起來，當眾批評，一字一頓地說：“記??！浮夸和草率是科學的敵人！”望著嚴師，學生們深受感動．
1982年，張遠達與北京大學段學復、華東師范大學曹錫華、中國科技大學曾肯成、吉林大學謝邦杰和南京大學周伯塤等教授發起，組織了全國第一屆代數會議．1984年，他又和這些教授一起組織了北京國際群論討論會．張遠達帶著自己的研究生參加會議，讓他們增長見識，開闊視野．
從1978年到1984年，張遠達共帶出研究生26人，還給外單位培養了一批進修教師．這些種子灑在祖國大地，不愁群論研究后繼無人．這批有限群領域的新秀，活躍在全國許多教學、科研崗位上，有的在國內外已經初露頭角．張遠達欣慰地對人說：“現在好了．不少學術刊物有事不再找我，而直接找我的研究生．”
晉升為教授
“文革”中，他雖然被打入社會的最底層，但仍然關注著祖國的命運和前途，為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深為擔憂．粉碎“四人幫”后，國家重新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大道．他再次看到了中國的希望．1978年2月4日，他再次寫了入黨申請書，希望實現“把晚年全心全意地貢獻于人民的教育事業的宿愿”．1978年，武漢大學恢復了張遠達的數學系主任職務．1979年初，張遠達雙喜臨門：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被晉升為教授．
武漢大學數學系是一個大系，全系教師110多人，有500多名本科生、研究生，還有不少外來的進修教師，課程不少，此外還擔負著全校兩千多學生的高等數學基礎課的教學任務，課頭達到三十多個．
“十年動亂”給教育戰線留下的后遺癥在數學系反映出來．有的教師認為科研是輸入，教學是輸出，只愿搞科研，不愿承擔教學任務．部分青年教師不安心講基礎課，希望講選修課或出國進修．張遠達一上任，便到教師中去走訪、調查．了解到這些情況后，他在全系教師大會上指出：高校教師兼有教學和科研雙重任務，講師不講，教授不教的學校，不算是學校．他要求教師既搞科研又搞教學．
根據每個教師的特點，張遠達安排全系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固定教學任務，三至五年不變．使教師能熟悉所教課程，抽出時間搞科研．為了考察教學效果．他親自聽課，并到其他系里征求意見，收集反映，掌握第一手資料．研究數學時，一個點是屬于這個區間，還是那個區間，是不允許有一點含糊的．他的專業形成了他一絲不茍的性格．他做行政工作，如同他治學一樣嚴謹．
為了改變教學質量回升緩慢的局面，張遠達身先士卒，在研究生教學和行政工作繁重的情況下，他帶頭為本科生講授基礎課．畢竟是年近古稀的人了，他感到講課有些吃力，于是請聽課的同學幫忙擦黑板，趁此機會坐下來休息幾分鐘，喘一口氣，接著往下講．學生們勸他休息，他卻說：“人活著，總是要工作嘛！”有一次，張遠達講課聲音變了，不像平時那樣抑揚頓挫、鏗鏘有力．一節課還沒講完，他便抱歉地說：“請讓我歇口氣再講．”說著就坐下來了．大家勸他回家休息，以后再講．他卻擺擺手，沒歇上兩分鐘，又開始講了．
據統計，僅1981年下半年，張遠達為77、78、81級本科生講授的“高等數學”、“群論”等基礎課的教學量，就達144個學時，加上給研究生授課和校外講學，他的工作量比全校一般教師多很多，被大家稱為“超負荷的人”．
1982年，武漢大學教務處調查教師完成的工作量．張遠達在簽署數學系教師的工作量時，把自己的工作量劃去了不少．即使這樣，他的工作量還是全校第一，他做了相當于兩個人的工作．
張遠達既是嚴師，又是慈父．1981年冬，期末考試前夕，數學系有人反映不少學生爬窗撬鎖溜進教室熬夜學習．張遠達聽到后，夜里摸黑趕到系教學樓，對教室里的學生進行教育引導．他充分肯定學生刻苦學習的精神，又告誡學生們要講究學習方法，不要打疲勞戰，要注意身體．學生們深受鼓舞和感動．
每年春節，張遠達都要去學生宿舍，看望留校的學生．平時，學生生病了，他總要登門探望，噓寒問暖，甚至連研究生們的戀愛、婚姻和家庭經濟狀況也樂于關心，了如指掌．研究生們大都是二三十歲的人，但是與張教授在一起，他們感覺到父母之愛在溫暖著他們的心．
在張遠達眼里，沒有“不屑一顧”的小事．一天，系里的清潔女工拿來一塊刨平的小木板，請他寫上“正在打掃廁所，請勿入內”等字．張遠達馬上放下手中的事，按照要求，工工整整地寫上毛筆字．一天下午，張遠達到女生宿舍檢查、輔導學習，一個女生寢室的同學反映，她們寢室的燈管壞了．張遠達聽了，連忙趕到系里去領來燈管換上．
張遠達的出色工作，受到師生們的普遍贊揚．1982年9月，中共湖北省委文教部授予張遠達“優秀共產黨員”稱號．1983年3月，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政府授予張遠達“湖北省特等勞動模范”稱號．
人物評價
了解張遠達的人說：“他，從不惜把自己的光和熱獻給他人．”
十年“文化饑餓”之后，許多青年人有一種求知的渴望．他們希望得到指點．在教育戰線上辛勤耕耘了40多年的張遠達，了解青年人的這種愿望，總是盡力去滿足．
在校內，學生們找他求教，無論是在教室，在圖書館，還是在路上；無論是本系的，還是外系的；無論是他任課的班，還是他不任課的班，他都耐心回答．在校外，有些青年找不到人輔導，跑到張遠達家里請教．1980年以前，他家只有兩間小房，找他的人，有時擠滿了房子．這些青年，不但在這里得到知識，而且得到動力．張遠達的那股熱情，溫暖著他們的心，鼓舞著他們去追求高尚的目標．
有一次，張遠達把一大包材料交給一個研究生代為轉交他人．這個研究生打開一看，原來是一部書稿．作者是一位中學教師，寄來請張教授審閱．研究生一頁一頁往下翻，吃了一驚，在張遠達審閱過的章節，原稿上的筆誤，不合規定的數學表達方式，推算中的疏忽和錯誤，一一用紅筆改正過．翻到后面的習題答案，他又吃了一驚：有幾處，也用紅筆改過．如果不親自演算一遍，能發現這些錯誤嗎？
張遠達常說，自己直接培養的人才總是有限的．因而在百忙之中，他還熱心于科普讀物的寫作．他先后為青年學生撰寫、出版了《怎樣學習幾何定理》、《談談學習三角》、《運動群》、《循環小數》、《邏輯代數初步》、《有限域》、《淺談高次方程》等書．1981年，他主持、組織編寫了一套供中學教師和學生閱讀的課外讀物《中學數學叢書》．作為湖北省數學會副理事長，他長期主持學會日常工作，直接參加湖北省、武漢市中學生數學競賽的組織工作和講課、命題、評選等工作．
張遠達沒有節日和假日．1980年暑假，他應邀到河南省講學．1981年暑期，他為外單位舉辦數學進修班．1982年，他又冒著酷暑去江西上饒講課．他的老伴跟他談家務，他嫌她啰蘇．校醫院請他去檢查身體，他說擠不出時間．可是，為了別人，他不顧嚴寒酷暑，不惜迢迢千里．“工作，就是我的樂趣．”張遠達常常這樣說．
對待榮譽、金錢、子女的態度
這常常是顯示一個人心靈的“心電圖”．心靈是美還是丑，都會在這個屏幕上真實地反映出來．
1981年，武漢大學派代表團去法國考察．代表團的名單中最初有張遠達的名字．他看了后，主動推薦系里另一位青年教授替換他．有人為他惋惜：“這不僅是出國的問題．這樣安排，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榮譽！”這話傳到張遠達耳朵里，他坦然一笑：“現在，我最需要的是時間！”
1980年，武漢大學根據有關規定，發給張遠達超工作量獎108元．他想了想，把這個數分解為兩個數：100和8．8留下，100交給系里．一些人不理解，張遠達回答說：“許多老師，特別是中年老師，擔子重，工作多，實行獎勵是合理的．留下這八元，表示我舉雙手擁護這項辦法．我是共產黨員，多做工作，這是我的本分！”
常有作者慕名把自己的論文寄給他審稿．對于優秀論文，他總是向學術刊物推薦，為一些尚不見經傳的作者鳴鑼開道．1981年，一位作者來信表示感謝，還想請他推薦另一篇論文．信中提到：準備了黃花木耳，要給老教授寄來．他看到這幾行字，滿臉怒色：“庸俗！”他把信交給系辦公室的干事：“回他個信，就說我不在！”
張遠達曾為一些留校工作的學生家屬調動工作及安排住房求助于人，而他的兩個兒子、一個女兒都不在身邊．武漢大學的領導多次要把他在云夢縣當中學教師的女兒調來，他一直不同意，還擺出一大堆理由．
看到他的身體越來越差，一個子女也不在身邊，校系領導很著急．1982年夏，趁他外出講學時，武大又為他的小女兒辦理調進武漢大學的手續．他得知后，立即在江西給系黨總支寫了一封措辭激烈的信．由于他“非常反對”，并“以黨籍作保證決不調子女來武大”為“理由”，學校只好把他女兒調到離武大不太遠的一所中學．
其實，張遠達何嘗不疼愛子女？他只不過把拳拳愛子之心化為殷切希望，希望他們自立于社會、服務于社會，做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在患不治之癥住進醫院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張遠達還生怕子女們為他而分心，影響工作．每當子女們到醫院看他，他就詢問各人的工作情況，再三催促他們早點回去工作．
他同樣用自己的燭光，照亮了子女們前進的道路．
患病及辭世
張遠達患的是腸系膜淋巴惡淋腫瘤，自 1985年5月18日住進醫院后，本來消瘦的身體更加骨瘦如柴，而腹部以下又腫得令人目不忍睹．但他神志清醒，不愿別人為他擔憂，從未因疼痛而高聲呻吟一聲．
朋友、學生、校系領導、親屬絡繹不絕地趕往醫院看他．張遠達與他們談的總是三件事：工作、學習、后事安排．
7月20日上午，武漢大學黨委副書記黃訓騰等趕往醫院看望張遠達．張躺在病床上不能動彈，手上打著吊針．當黃關切地詢問他有什么要求時，他斷斷續續非常吃力地說：“我還有許多工作沒有做完，還有5位研究生未曾帶到畢業．”他語氣殷殷地托請另一位教授接著帶下去．接著，他又交待了代數研究生班和代數助教班的工作，還就系里中青年教師如何提高和干部的選拔培養發表了意見．
在談到后事安排時，他掙扎著提高音量，氣喘加劇了，但是口氣堅決了，他再次強調三條：不要組織遺體告別儀式；不開追悼會；遺體立即送解剖室作病理解剖，作為對國家的最后貢獻．
7月18日凌晨3點鐘，他劇痛醒來，手捂著腹部要立字為據，手卻根本捏不住筆，便叫守候在旁的女婿代筆記下：“遺體直接進解剖室，不得進太平間，任何人不得干預！”并言真意切地對醫治他的黃醫生說：“我把你作為自己的親妹妹看待，希望你和醫院按我的要求辦．”
7月24日，張遠達的那顆忠誠于教育事業的心停止了跳動．
遵照他的遺囑，武大郎沒有為他開追悼會．然而，悼念與緬懷卻長存在師生員工的心間．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