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1932年2月3日-2014年2月10日），全名斯圖亞特·亨利·麥克費爾·霍爾（Stuart Henry McPhail Hall FBA），是當代文化研究之父、英國社會學教授、文化理論家、媒體理論家、文化研究批評家、思想家。他與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德·威廉姆斯一起，被認為是英國文化研究或伯明翰文化研究學派的創始人之一。斯坦利·霍爾的工作開啟了學術工作政治化的先河，并在文化研究領域的主導地位和杰出成就上，尚未有人能夠超越他。他曾任英國伯明翰大學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簡稱CCCS）主任，并在那里擴大了文化研究的范圍以處理種族和性別問題，并幫助吸收了來自法國理論家的新思想。
人物經歷
斯圖亞特·霍爾出生于1932年2月3日，在牙買加金斯敦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他的父母是赫爾曼·麥克費爾·霍爾和杰西·默爾·霍普伍德，他的直系祖先參與了跨大西洋奴隸貿易和牙買加的奴隸制。霍爾在青少年時期曾在一個福音青年團體受洗，并就讀于牙買加學院，接受了模仿英國學校體系的教育。1951年，霍爾獲得了牛津大學默頓學院的羅茲獎學金，學習英語并獲得了文學碩士學位。在牛津市期間，霍爾參與了《大學和左派評論》，并與E·P·湯普森、雷蒙德·威廉姆斯等人合并，創辦了《新左派評論》，并于1960年擔任創始編輯。
1958年，霍爾擔任《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編輯。1964年，應霍加特邀請，霍爾加入了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并在1968年接替霍加特成為CCCS的代理主任，1972年成為主任，并一直任職到1979年。1979年至1997年，霍爾任開放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并在1995年至1997年期間擔任英國社會學協會主席。1997年榮休后，霍爾成為名譽教授，并繼續活躍在學術和文化領域，包括擔任英國拉尼美德委員會委員；任兩個流散文化團體“署名”和“國際視覺藝術中心”的主席，兩個文化組織所屬的“來靈屯國際視覺藝術博物館”于2007年10月3日在倫敦隆重開業。斯坦利·霍爾主張“文化平等、種族公正”。
研究領域
霍爾的名聲不是基于他自己的哪一本書，而在于交織在熱烈論爭之中的文章和文集序言。他最廣為人知的重要貢獻是提出了一種有關編碼與解碼的理論，認為受眾對媒介文化產品的解釋，與他們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和立場相對應。他提出三種假想的地位，即：以接受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為特征的“主導—霸權的地位”，大體上按照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進行解釋，但卻加以一定修正以使之有利于反映自身立場和利益的“協商的符碼”，以及與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全然相反的“對抗的符碼”。斯坦利·霍爾的研究成為在特定的社會文化語境中研究受眾接受行為的理論背景。此后，文化研究敞開了關于電視受眾主動性的研究的大門，一種新范式的受眾研究興起并迅速擴展開來。
致敬
霍爾的初露頭角，是50年代與其他一些牛津大學的學生創辦《大學與左派評論》，這份雜志與差不多同期誕生的由E.P. 湯普森主編的《新明理者》（由另一雜志改名而來）一起，成為英國新左派思想最初的發源地，二者于60年代初歸并而成一種新的刊物即《新左派評論》，遂使這一流派的聲名廣布于英倫與海外。但初期的兩份雜志在思想傾向上仍然存在著一些明顯的差別，這也與各自的成員組成有關。不同于《新明理者》的盟員多為老式的社會主義活動家，《大學與左派評論》的編輯及追隨者則幾乎均來自于大學校園，因此也更多地試圖以大學為基點去介入社會的變革，這在雜志的取名上就可以看出，雖然延續了30年代另一份左派刊物《左派評論》的一些主旨，但卻特意地將自己的思想出發點定位在“大學”的概念上。霍爾在此后也一直未離大學的職位，尤其是其在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可謂開辟了學院政治的一個典范，即通過對知識場域的重構，而為社會注入一種激進思想的活力。
在70年代以前，斯坦利·霍爾對學院政治之建構方式的理解尚屬一種由經驗主義出發的論證，但自接受結構主義符號學尤其是后結構主義理論以后，則又轉為一種更新的解釋，始而將學院政治式的研究歸為一種文本研究，這同樣是為了與舊的社會批判與研究在另一維度上區別開來。從某種意義上看，作為一種新的嘗試，霍爾在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所組建起來的集體共生的教學與研究模式幾乎是無法復制的，然而這一學院政治的理念與實驗方式卻隨著CCCS影響的擴散而啟發了一代包括中國學者在內的知識分子，在一定范圍內改造了知識生產的方式，激活了大學面向當代社會的介入與批判活力。
《大學與左派評論》的創刊為英國新左派的集結提供了最初的活動舞臺，霍爾由此也被推入了戰后左翼運動的新軌道，并被無可爭議地列入左翼思想的譜系中，直到2012年出刊的《衛報》所載一篇由佐伊·威廉斯撰寫的文章，仍將霍爾稱為是“左翼地景上的一位神座”（上帝，a God on the landscape of the left）。提及左翼或新左派，我們一定不可取中國的一些習慣的定想去套應之，同時也切不可將英國新左派看做是一密無裂隙的單面體，或一種在思想上鎖定不變的政治潮流，或以一種界線明晰的左與右的區分去嚴格類別之。從霍爾的身上，我們所能見到的更是一種遠為復雜得多的情況。
80年代后期開始，斯坦利·霍爾的思想變化也包括在另一層次上的移位。在“新時代”的討論到達之前，霍爾領導了在20世紀左派歷史上可謂最有影響的事件之一，這就是對撒切爾主義的批判，而霍爾本人的思想也處于一種新的裂變中，一方面他從左翼的立場激烈地批評撒切爾政府所推動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然而另一方面他也看到撒切爾的“威權民眾主義”（Authoritarian Populism）所具的強大整合力。關于后者，既可將之視為是右派曾于50年代施行的“人民資本主義”（People’s Capitalism）的進一步的推演，而且也更有過之，即其試圖將所有的社會分離要素都組合進一種由資本的消費邏輯所組成的共同體結構中，為此而使左派理念的社會生存基礎再遭重創。
后期霍爾思想的另一個聚焦點是“多元主義”(multiculturalism)，從某種意義上可喻為其思想的一枚定海神針。從早期的《大學與左派評論》中透露出的信息，到差異政治，再及于對后現代消費政治的闡述，似可窺得一種內在延宕的曲線。多元主義之于斯坦利·霍爾，既是用以詮釋歷史的方法，以便將對社會型構的考察置于一種多元決定的論述場域中，也是其對一般主體潛能（即agency）之可為性的一種價值倡言，以為可憑之消解移動中的霸權模式與各種舊的觀念屏障。在霍爾看來，“雖然每個人的內部空間是不同的，但是我卻處身于與他人的一些關系與對話中”，也就是社會仍然是始終在場的，這也是一種內部與外部的辯證法，因此我們依然可以通過“接合”的方式與他人結成盡管不是終極性的，但卻帶有某種“臨時性”的身份聯盟，將自我與群體重新置于一種語境所構成的疊合狀態之中，在重新發現“自我”及重新定義“認同”之后，構建出一種新的身份政治標識。此也可稱之為是“接合的政治”，或理論上的“后馬克思主義”。從中可見，斯坦利·霍爾在與自由主義的理念猛烈觸身之后，又再次離去而回到了其群體性抵抗的范疇中。
然而這還不是終結，在因受及病魘的折磨而沉默多年之后，我們又有幸在2012年見到霍爾在公眾媒體上的露面。在經歷了新自由主義的強勁風暴及英國2011年發生的大規模騷亂事件之后，霍爾的思想又有了一個新的蛻變，在佐伊·威廉斯女士的采訪錄中，霍爾明確地告之，與三十年前相比，他對當代政治的悲觀不是減少了，而是更有遞增。盛行了約三十年的新自由主義似乎已經牢固地扎根在了人們的意識中，甚至影響到年輕一代看待事物、看待貧窮的方式，而他們對政治家的表達又顯得愈益地無能為力，同時也缺乏表達的渠道。霍爾也談及消費主義，但卻不再帶有當年“新時代”言述中曾有的樂觀，而是將之視為一種市場幻覺，作為一把雙刃劍，它不僅刺向了那些底層的人群，也隨著騷亂的發生而刺向了這一觀念的制造者。毫無疑問，騷亂事件幾乎可在很大程度上被看做是70年代CCCS中心所標示的“儀式的抵抗”的一種當代翻版，這也自然會強烈地觸動了霍爾的心靈，因此而使他再一次將反思與批判的鋒芒指向了新自由主義及與其結盟的霸權政治模式，并重新意識到一種經濟不平等帶來的巨大社會反差與顛蕩。這等于是說，無論斯坦利·霍爾對自己創建的文化政治路徑抱有怎樣的信念，然也不得不重新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去詮釋這一遷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似又窺見了霍爾向左轉的身影。
外部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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