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爾·貝爾是當代美國批判社會學和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他從傳播技術和傳播內容、傳播者和接受者的角度，剖析了大眾傳媒在新教倫理向享樂主義、現代主義向后現代主義的反文化蛻變過程中的社會作用，從而把大眾傳媒與文化危機之間的關系揭示出來。他對文化危機的透辟分析，對以大眾傳媒為載體的大眾文化的批判，體現了美國傳播學批判學派的觀點，但其新自由主義的文化立場，又決定了他的這種批判是溫和的、不徹底的。
人物簡介
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1919——2011)是當代美國大名鼎鼎的學者和思想家，2011年1月25日去世。請注意與另一名同名學者貝淡寧(Daniel A. Bell)區分。
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出生于紐約一個東歐猶太移民家庭。出生時的名字是 Daniel Bolotsky，不久，父親即離開人世。迫于生活，貝爾被寄托在一家猶太孤兒院里。孤兒院的生活經歷和社會底層生活的艱辛促進了他心智的早熟。從少年時期開始，貝爾就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表現了極大的熱忱。13歲時姓改為Bell。1935至1939年，他先后就讀于紐約城市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畢業以后，貝爾積極參與社會：擔任過雜志社的主編、曾在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擔任社會學教席并任職于許多公共機構。貝爾在四五十年代主要從事新聞工作，曾任《新領袖》雜志主編、《幸福》雜志編委和撰稿人。在六七十年代，他主要從事教學工作，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擔任社會學教授，還從事一些與未來研究和預測有關的活動，擔任過美國文理學院“2000年委員會”主席、美國總統“八十年代議程委員會”委員等職。貝爾在戰后西方的社會學、未來學和發達資本主義研究諸領域均處于領先地位，1974年全美知識精英普測時，他曾名居10位影響最大的著名學者之列，在歐美思想界聲望甚高，最著名的著作是《意識形態的終結》，此書曾在1995年被泰晤士報評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最有影響的100本書之一。
作為一名“介入型”學者，貝爾密切關注并深入廣泛分析了當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的現象和問題，撰寫了一系列頗具影響的著作。他的名字和“意識形態的終結”、“后工業社會”和“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總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傳播觀
貝爾的學術著述很多，構成其綜合思想體系的關鍵著作，除了前面提到的《意識形態的終結》《后工業社會的來臨》兩書外，還有一本就是《資本主義文化矛盾》(1976)。在前兩本書中，貝爾著重探討了西方世界社會主義和社會(技術和經濟)結構的變遷，認為在現代西方社會(主要是美國)向“后工業社會”的萌發階段，技術性決策將在社會中發揮重大作用，傳統意識形態不可避免地將為科技治國論所取代?！顿Y本主義文化矛盾》一書則追溯了資本主義文化的發展歷程，并剖析這種文化如何與經濟和政治中的軸心原則、軸心結構發生不可避免的矛盾，反映出貝爾全面探查當代西方社會結構、政治模式和文化思想領域的努力。他對資本主義文化乃至整個社會矛盾的透辟分析，代表了文化社會學和發達資本主義研究的一項開創性成果，而其中涉及到的對大眾傳播媒介與資本主義文化危機的關系的探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美國傳播學批判學派的觀點。貝爾所說的資本主義文化危機，在其表層上，是指技術—經濟領域與文化領域之間的斷裂和沖突(這種斷裂和沖突，同樣存在于技術—經濟領域與政治領域之間)。資本主義技術—經濟體系以功能理性和節儉效益作為它的調節方式(軸心原則)，本身是一個官僚等級制結構(軸心構造)，其中的個人受到角色要求的限制，成為最大限度謀取利潤的工具。文化領域的特征卻是自我表現和自我滿足(軸心原則)，它以個人的感覺、情緒和興趣作為衡量尺度，追求個性的無限張揚和獨立不羈，因而同技術—經濟領域所要求的組織形式之間發生激烈的沖撞。從更深的層次上說，“文化領域是意義的領域?！彼ㄟ^宗教、文藝、價值觀念等象征性的表現方式，給人類生存提供一種超越性的信仰，成為一種將整個社會凝聚起來的道德紐帶。然而，以自我表現和自我滿足為特征的現代文化，由于其本身的空幻性，卻只能導致人們意義的迷失，從而瓦解文化對整個社會的聚合力。長此以往，將會使西方社會重蹈古代文明由奢華到內亂的覆滅之路。
媒介觀
貝爾的大眾傳播媒介觀涉及到他對大眾傳媒社會功能、社會作用的總體看法，在這方面，他零零散散地主要表述了這樣幾層意思： 1、包括電影、廣播、電視等電子傳媒在內的通訊技術革命，與交通運輸革命一起消除了社會的隔離狀態，導致了大眾社會的形成和大眾文化的出現。貝爾認為大眾傳媒開闊了人們的視野，擴大了相互間的影響和聯系，同時也“造成對變化和新奇的渴望，促進了對轟動的追求，導致了文化的融合”。 2、大眾傳媒引起人們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變革。貝爾指出，“電影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是窺探世界的窗口，又是一組白日夢、幻想、打算、逃避現實和無所不能的示范——具有巨大的感情力量?！睆V告突出了商品的迷人魅力，是“新生活方式展現新價值觀的預告”，在這方面，“廣告所起的作用不只是單純地刺激需要，它更為微妙的任務在于改變人們的習俗。”《時代》周刊和《讀者文摘》“這兩家雜志均作為價值觀變革的杠桿深入地影響了20世紀中葉的美國生活方式?！?3、視覺文化是大眾文化最重要的性質，當代文化正在變成一種視覺文化，而不是一種印刷文化，而視覺文化在當代文化比重中的增加，實際上瓦解著文化的聚合力。貝爾注意到了電視這種視覺媒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迅速崛起，他比較了印刷媒介和視覺媒介在傳播效果上的差別；印刷媒介允許讀者調節自己的閱讀速度，給讀者以思考的余地，它強調的是認知性、象征性的內容和抽象思維的方式，因而能引起讀者的理解和情感的凈化；以電影和電視為代表的視覺媒介，則把自己的速度強加給觀眾，沒等觀眾來得及思考就一閃而過，它強調的是形象性內容和情感的震驚，導致的是觀眾反應的情緒化、戲劇化。在貝爾看來，視覺媒介創造出來的這種傳播效果，不是來自內容而幾乎全部來自技巧。視覺媒介就是通過一定的技術手段，如電影的蒙太奇手法或寬銀幕立體聲，為人們提供感官的刺激，追求直接、沖擊、同步、轟動的效應，因此不可能使人獲得某種超驗的天職感、美化感，或一種經過悲劇和痛苦之后的心靈凈化，相反它“不可避免地要在人類經驗的整個范圍內制造一種對常識知覺的歪曲”。所以，視覺文化雖比印刷文化更能迎合大眾的感官需要，從文化意義上來說卻枯竭得更快。
倫理主義
第一，貝爾把新教倫理和伊斯蘭教精神看成是“農夫的、小城鎮的、商人的和工匠的生活方式合成的世界觀”。而正如前面所談到的那樣，正是技術革命“借助汽車、電影和無線電，打破了農村的孤立狀態，并且破天荒地把鄉村納入了共同文化和民族社會”，從而造成了小城鎮主導美國人生活方式的局面的終結。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自覺組成的青年知識分子團體，通過大眾傳播媒介，首次向拘謹而陳腐的小城鎮生活方式和清教傳統發起攻擊。這場自稱為“解放”的運動，是一股從歐洲吹來、登上了美國海岸的現代主義之風，一直延續到20年代消費道德觀的建立，在60年代后現代主義的反文化運動中又得到恢復和進一步延伸。第三，大眾傳媒竭力提倡一種追求享受的生活方式。電影美化了年輕人崇拜的事物，如姑娘們喜歡留短發、穿短裙，并勸告中年男女要及時行樂?！皨D女雜志、家庭購物指南以及類似《紐約客》這種世故刊物上的廣告，便開始教人們如何穿著打扮，如何裝潢家庭，如何購買對路的名酒——一句話，教會人們適應新地位的生活方式?！?第四，性欲崇拜取代金錢崇拜，成了美國人生活中最基本的激情。《花花公子》雜志的大肆暢銷并非偶然，“主要原因是它慫男子的幻想，夸大他們的性能力?！睂Α胺攀幉涣b”的生活方式的提倡，還表現在《時代》雜志的封面報道和《紐約時報》的廣告上，前者把加利福尼亞州描寫成“具有奇妙的誘惑力和興奮力——甚至某種恐懼感”的“令人興奮的州”；后者的標題則刻意模仿一部描寫兩對夫婦相互交換配偶取樂的電影的名字，鼓勵人們旅行去過一個放縱的假期。放棄伊斯蘭教教義和新教倫理的結果，使資本主義喪失了道德或超驗的倫理觀念?！靶沦Y本主義”雖然在生產工作領域仍沿用新教倫理業已失去活力的古老語言，但在消費領域卻刺激娛樂、放松和縱欲的風氣，結果導致了人格的分裂：人們白天“正派規矩”，晚上“放浪形骸”?！跋順分髁x的世界充斥著時裝、攝影、廣告、電視和旅行。這是一個虛構的世界，人們在其間過著期望的生活，追求即將出現而非現實存在的東西?！必悹栒J為這只能造成人們靈魂的空虛。貝爾看來，在新教倫理向享樂主義的蛻變過程中，作為一項技術革命的大眾傳媒所起的社會作用，就表現在對前者的攻擊和對后者的提倡，從而引起人們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變革。不過，貝爾主要還是從傳播內容剖析大眾傳媒的這一負面功能的，他對大眾傳媒負面功能的批判，實際上是對以它為載體的大眾文化(享樂主義)的批判。經濟領域內的變化(消費社會的出現)，只是導致新教倫理和伊斯蘭教精神瓦解的一個方面的根源，另一個直接因素便是反傳統的現代主義的沖擊。
批判
在新教倫理向享樂主義的蛻變過程中，貝爾從傳播技術和傳播內容的角度，剖析了大眾傳播媒介的社會作用；在現代主義向后現代主義的反文化的異變過程中，貝爾又從傳播者(文化大眾)和接受者的角度，剖析了大眾傳媒的社會作用。通過這兩項剖析，貝爾把大眾傳播媒介與文化危機聯系起來，指出以大眾傳播媒介為載體的大眾文化(包括現代主義)，對社會的傳統價值體系起著瓦解破壞作用，而且由于大眾文化內容本身的娛樂性、庸俗性和空幻性，使人們喪失了超驗的信仰，而這是造成文化失去聚合力，導致西方社會領域斷裂的根源所在。不僅如此，貝爾在一定程度上還從大眾文化的商業性中，看到了大眾傳播媒介的社會控制機制——資本主義的市場機制。貝爾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經濟—文化復合系統。經濟上它建立在財產私有制和商品生產基礎上，文化上它也遵照交換法則進行買賣，致使文化商品化滲透到整個社會?！痹谑袌龀蔀榻洕c文化的交匯點后，“經濟逐步轉而生產那種由文化所展示的生活方式?！必悹柼N涵的意思無非是說，大眾傳媒之所以要迎合中產階級享樂、庸俗的文化趣味，它對享樂主義生活方式的提倡，對流行藝術的傾瀉，是因為文化大眾長期視文化為商品，并從它的交換中獲得了一種勢利的價值觀，因此將藝術的思想迅速地翻制成商品加以推銷，盡可能為社會提供娛樂性的文化消費品。正是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才導致大眾傳播媒介產生了負面的社會作用。
個人生活
丹尼爾·貝爾的個人生活同樣豐富多彩。他的前兩次婚姻分別與諾拉·波塔什尼克和伊蓮·格雷厄姆結束。1960年，貝爾與文學評論學者、阿爾弗雷德·卡津的姐妹珀爾·卡津結婚。她也是猶太人。貝爾的兒子大衛·貝爾是普林斯頓大學法國歷史教授，他的女兒喬迪·貝爾是一名學術管理人員，曾在紐約州塔里教堂瑪麗蒙特學院教授美國婦女史等課程，于2005年退休。他于2011年1月25日在馬薩諸塞州劍橋的家中去世。
學術成就
丹尼爾·貝爾以其對后工業化的貢獻而聞名。他最有影響力的著作是《意識形態的終結》（1960年）、《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1976年）和《后工業社會的來臨》（1973年）。他的兩部著作《意識形態的終結》和《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被《泰晤士文學評論》列為20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100本書之一。除了貝爾，只有以賽亞·伯林、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阿爾貝·加繆、喬治·奧威爾和漢娜·阿倫特有兩本書被列入其中。貝爾的學術成就不僅在于他的著作，他還曾擔任劍橋大學1987年的美國歷史和制度訪問教授，并在多個重要委員會中擔任成員，包括1964年至1965年總統科技委員會和1979年總統80年代國家議程委員會。貝爾還是《安提阿克評論》的顧問委員會成員，并在該雜志上發表了一些備受贊譽的文章，如《犯罪作為美國的生活方式》（1953年）、《社會主義：夢想與現實》（1952年）、《日本筆記》（1958年）、《倫理與邪惡：21世紀文化的框架》（2005年）和《自由教育的重建：基礎課程》（2011年）。貝爾獲得了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以及美國其他十四所大學的榮譽學位，以及愛丁堡納皮爾大學和慶應義塾大學的榮譽學位。他還于1992年獲得了美國社會學協會的特別貢獻獎，并于1993年獲得了美國藝術與科學院的塔爾科特·帕森斯社會科學獎。他還于1995年獲得了法國政府頒發的托克維爾獎。貝爾曾擔任三得利基金會的董事，并是美國藝術與科學院的學者駐地。他自稱是“經濟學上的社會主義者，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者，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
外部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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