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氣象博物館位于昆明西山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太華山美人峰之巔。始建于1927年，于1937年遷至現址，由云南省氣象、天文、地震科學先驅者、中國自然科學家陳一得創辦，其氣象業務延續至今。1993年列為省級文物，后相繼被授予“全國科普教育基地”“云南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等稱號，2008年成立云南氣象博物館。全館包括一得樓和一得夫婦墓，以展示陳一得在自然、人文科學概論領域所作出的杰出貢獻為主線，并結合現代氣象探測業務平臺，全面反映云南氣象發展歷程。
博物館的來歷
在昆明市城中，只要你抬頭向西邊眺望，就可以欣賞到著名的西山睡美人自然景觀，這就是昆明西山國家級風景名勝區所在，而云南氣象博物館就佇立在“睡美人”的腹部位置—太華山美人峰之巔。
云南省氣象博物館始建于1927年，于1937年遷至現址，海拔2360米，是由云南氣象、天文、地震科學事業的先驅者、中國自然科學家陳秉仁（號一得）先生創辦，前身為“私立一得測候所”、省立“昆明氣象測候所”，其氣象探測業務工作延續至今。
在早期的云南建設、昆明市城區授時、測定昆明經緯度（測點位于今云南大學校內）、保護滇池、抵抗日寇、天文觀測及中國科學院云南天文臺選址、地方志編、地震初步研究與城市防災建設規劃、日食觀測等多方面，一得先生、一得測候所都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93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將“一得測候所”列為云南省文物保護單位，后相繼被授予“云南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云南省委省政府）、“云南省科學普及教育基地”（云南省政府）、“全國科普教育基地”（中國科協），“全國氣象科普教育基地”（中國氣象局）等稱號，2008年掛牌成立了云南氣象博物館。
館內詳細展示了一得先生在云南氣象、天文、地震、地方志編纂、保護滇池等領域所作出的杰出貢獻、陳設有早期氣象儀器設備及辦公生活器具、歷史氣象資料圖冊、龍云主席簽發的土地文書、楚圖南等的題詞、一得詩選、關于陳一得的書法作品等展品，并專門介紹了一得先生面對法國人、日本人、美國人或高價購買、或威逼利誘，然先生卻“三拒洋人”的愛國壯舉等歷史事件；同時配合運行中的現代氣象大氣探測設備、探測業務，為公眾提供了解云南省氣象、天文、地震自然科學發展歷史、普及氣象科普知識、學習氣象知識、熟悉氣象工作的好平臺。
陳秉仁，字彝德，號一得，云南昭通鹽津人，祖籍四川省，生于1886年，卒于1958年，享年72歲。他自幼好學，1902年參加科舉童子試，縣考名列頭十名，至院考，名額早滿而未被錄取，停科后保送昆明高等學堂習法語，在校期間，就公開反對修筑滇越鐵路、寫詩抨擊，1910年畢業時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公費留學比利時、欲留洋攻讀鐵路之際，又逢清朝出賣云南“七府礦權”，他憤然登臺演說而被取消留學資格，故留學受阻。一心求學的秉仁欲自費留學，便只身遠赴上海市籌集資斧，恰遇辛亥革命爆發，對清政府早已絕望的秉仁毅然投筆從戎、直接參加了攻克南京市的戰斗。革命“成功”后，返昆，考入云南省優級師范數理化專科學習，并以優異成績畢業即進入云南教育界、教書育人，他以教學嚴謹、為人正直著稱，正如曾師從秉仁的楚圖南先生所題“治學認真、教育晚輩負責、為人篤實”，后曾任昆明市教育課督學、云南教育經費委員會委員等職。期間，秉仁認識到氣象、天文等自然科學“事關國際民生”、非常重要，遂努力鉆研，并學有所成。
1926年，陳秉仁“被省教育會選充第十二屆全國教育聯合會云南代表”，由昆明乘滇越鐵路火車、經越南河內直達海防市，轉乘輪船經香港特別行政區抵達上海登岸，赴南京市參加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往返行程不下二萬五千里”。期間，他幾次跨長江渡黃河，詳細考察了江、浙、直、鄂四省教育、文化、商業、交通、城市建設、農業、氣候、名勝古跡等，并受到時任中央觀象臺臺長的高魯先生“勉勵”，遂自費從上海市購買部分氣象、天文觀測儀器運回昆明。1927年春，秉仁在昆明市錢局街53號自家院內、自費創辦了“私立一得測候所”，秉仁遂號一得、取《史記》中“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之意，至此，在中國的西南邊陲——昆明，誕生了云南第一個、中國第二個國人自辦的“氣象站”。于是，陳一得一家人就開始了白天觀氣象、夜間觀天文，堅持長達十年之久，“從未間斷”。所獲取的氣象實測資料免費送給政府、學校等機關使用。同期，測候所開始負責施放午炮、校對街鐘等工作。一得測候所的影響與日俱增，因此引起洋人的注意，并在后來相繼發生了“三拒洋人彰顯愛國”之壯舉。
1934年11月，“一得測候所”被中央大學地理系考察團譽為“科學化之家庭，硬干苦干的機關”。
1936年5月30日，時任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的蔣中正，下令云南省政府“克日設法籌辦測候所”。這個任務自然就交給了一得先生，他選定了昆明西山—太華山美人峰，于是由省政府出資國幣壹佰萬元，從昆明太華寺手中把美人峰“買下”，用來建設測候所。于是，一得先生親手設計并帶領民工，靠人背馬馱、用時不到一年，即使省立昆明氣象測候所（主要包括一得樓和觀測場）聳立在美人峰之巔，隨即龍云主席親自任命陳一得為第一任所長，測候所于1937年6月1日正式開始氣象觀測、發布氣象報告。同時，位于錢局街53號的“私立一得測候”停止運行。
1950年云南解放，先生把測候所及全部資料交給人民政府，測候所更名為太華山氣象站。直到1971年建設、啟用氣象雷達開始，一得樓逐漸變成了職工宿舍之用。1993年昆明氣象測候所被云南省政府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后相繼被授予“全國科普教育基地”（中國科協）、“云南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云南省委省政府）、“云南省科學普及教育基地”（云南省政府）、“全國氣象科普教育基地”（中國氣象局）等稱號，2008年掛牌成立了云南氣象博物館。
陳一得所長任期直到1950年云南解放，先生把測候所及全部資料設備交給人民政府后，已過花甲之年的他卻以飽滿的熱情投身到更廣闊的新中國邊疆建設之中，先后擔任云南省人民政府監察委員會委員、云南省博物館第一任館長、中國氣象學會云南分會主席、中蘇友好協會副主席、昆明市政協副主席等職。1958年9月，先生赴北京市參加了全國第一次職工科學普及工作積極分子大會，會上當選為全國科協理事，返昆后擬選為云南省科協主席，正當人民寄厚望于先生時，他卻在實踐其“人生，當積極努力，用有限的生命，努力為人類謀幸福”的征途中病逝了，享年72歲。
由于先生在氣象、天文、地震、地方志編纂、保護滇池、科學普及、考古等多領域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被譽為中國自然科學界的魯殿靈光。
行政隸屬關系
從1937年～1950年云南解放前，省立昆明氣象測候所先后歸屬云南省教育廳、云南省立昆明科學館、昆華高級農校、昆明農業技術學校等單位管理。1950年解放后，又先后劃歸云南省軍區、云南省人民政府氣象科、昆明市人民委員會農林局、云南省氣象局領導，自1984年后由昆明市氣象處（局）領導至今。
目前，云南氣象博物館歸昆明太華山氣象站直接管理。
氣象領域貢獻
作為云南近代氣象事業的先驅者，一得先生在氣象方面的貢獻是無可替代的。
自創云南第一、中國第二個國人自辦氣象站填補了云南氣象觀測的空白期上世紀20年代中期，外國人在云南開展的氣象觀測基本停止，形成了一個空白期。1927年，先生自費創辦了一得測候所，不但填補了這一空白，同時積累了民國時期大量的昆明市實測氣候資料，為今天的氣候研究提供科學依據。
倡導建設全省氣象觀測網上世紀40年代，在先生的倡導、推動下，全省斷續開展部分測候工作，他先后收集整理了50多個站點的實測氣象資料，為我們現在對解放前的云南省氣象狀況有一個大體了解。
氣象工作“三要”原則1941年，先生提出從事氣象工作，第一是要有“恒”，第二是要“耐心”，第三是要“忠實”。
倡導開展人工影響天氣所謂人工影響天氣，是指用人為手段使天氣現象朝著人們預想的方向轉化，如人工增（消）雨、人工增（消）雪、人工防雹、人工消霧、人工防霜凍等。
1941年，先生正式提出人工影響天氣方法有兩種，第一就是向雷雨云中“開炮”，可以消除冰雹災害，此法也可用于“久晴求雨，久雨求晴”；二是為長遠計，宜大力開展植樹造林，可以調和氣候。這比1959年在鶴慶縣召開的全國人工防雹技術交流會早了整整18年。
收集整理云南省歷史氣候資料上世紀40年代，先生收集整理了云南自唐朝以來到民國初年的史載氣候、災異、民諺，極具科研價值。
首次把定量分析方法引入云南氣象研究1930年7月，一得發表《昆明市之雨量》一文，就第一次使用昆明實測氣象資料，結合季風討論了昆明雨量的年變化。
倡導加強水文氣象工作在《民國二十年水災與天氣》中，先生提出要加強水文氣象觀測預報、保持水土等。
首次論證了臺風能夠影響到云南在《航空氣象學》中，先生用實際例子，首次論證了“臺風力猛，能西達云南”。
制訂云南省第一套氣象工作“規范”1937年，先生制訂了云南第一套氣象臺站完整的工作“規范”——《組織簡章》《觀測凡例》《辦事細則》。
用實測氣象資料編纂地方志1939年，一得使用實測氣象資料、協助由云龍完成《高志·氣候》部分的編纂，這在全國應是首次。
天文領域貢獻
作為云南近代天文事業的先驅者之一，先生在天文觀測、星象、授時、天文專業志、日全食的氣象效應、天文科學普及等領域內作出了大量的基礎工作，對云南天文事業的早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創辦云南省近代第一個私立天文臺一得先生十分重視天文研究，認為天文臺“職司頒歷授時要政，保重民生立國大本，參加友邦觀測合作，增進國際文化地位，關系重”（《宇宙》第9卷、6號），力倡在昆設立天文臺，限于當時條件，未能如愿。1927年自費創辦“一得測候所”，觀天量氣。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一得測候所也是云南近代的第一個私立天文臺。
繪制昆明市恒星圖1927年7月，一得先生經過多年的研究，繪制出昆明所見的恒星，后由妻子劉德芳女士用絲線繡在藍緞子上，圖長2米，高4.5米，據袁嘉谷等社會名流描述，各星的位置、大小、亮度步天規”成功1928年，先生經過反復研究、試驗，發明了天文觀測儀器——步天規，利用該儀器，對準方向，撥正日期，即可在天空中辨認當夜昆明夜空出現的星宿。在其他地方，也可根據不同的經緯度進行調整觀看。通過袁嘉谷（云南石屏人、1903年考中經濟特科狀元）等試用“步天規”后，將觀測所得與天文圖書記載對照，無不符合，不由贊嘆不已。
實測昆明經緯度成功1934年，民國中央政府決定派員、攜帶貴重儀器來滇，開展中緬邊境勘界工作。此時，一得正在云南通志館任職，參與編纂《新纂云南通志》，他獲知此消息后，敏銳地意識到：這是開展精確測量昆明市經緯度的好機會！于是，便在通志館的同仁間“游說”，得到一致贊同，遂上書省教育廳，由教育廳出面與中央派員協商成功。12月19日19時起，在云南大學操場上，由時任云大校長何瑤主持，用60度等高儀、天文時計、無線電收音機等儀器開始試測成功，之后4夜正式測量，“觀鏡者沈文候、讀表者陳秉仁、紀錄者浦光宗”，“共計測星200”，測得該點位經緯度為：102°41′58.88″E、25°03′21.19″N，結果較前精密，并測真子午線。這是我國當時除北京觀象臺外原測經緯度的確切點位，具有重要的科學歷史研究價值，故將測處定為云南省第一天文點，特立石標為志，由何瑤題“云南大學天文點”，石標至今保存完好，已經成為云南大學的一個景觀。
為中國科學院云南天文臺成立提供科學依據1937年，“首都（南京市）失陷”，“紫金山天文臺，既淪敵手”，此時政府有意在內地設立天文分臺，對此早有“奢望”的陳一得即撰寫專文《昆明氣象與天文觀測》，公開發表在《宇宙》雜志上（第九卷第六號），他主張“設立天文臺之標準條件，應以氣象為首要”，他通過大量的科學論證得出，“昆明氣象，適宜于天文觀測，實較優于南京”，為成立昆明鳳凰山天文臺（今中科院云南天文臺）提供了重要的科學依據。
臨洮縣測日據天文學家預測，1941年9月21日，我國將發生500年難遇的日全食天文現象，并將行經我國青海省、甘肅省、陜西省、湖北、江蘇省、福建省、浙江省等八省一百一十八縣。民國政府成立了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組建了兩個觀測隊（西北隊和東隊）、冒著日軍的炮火進行一次觀測日全食的“長征”。一得先生就參加了日全食觀測西北隊，遠赴甘肅臨洮開展日全食觀測工作。
1941年6月30日，西北觀測隊從昆明市出發，經貴陽市、重慶市、成都市、蘭州市，于9月10日到達目的地——臨洮縣，隨即展開觀測準備工作。在臨洮開展準備工作期間，即遭到日本飛機5次轟炸。在一系列的準備之后，9月20日晚間時分，陸軍的一個炮兵團開赴臨洮，而空軍的20余架戰斗機則集結于蘭州機場待命，準備攔截第二天可能會空襲臨洮的日本轟炸機。“七年籌備，萬里奔波，成敗利鈍，系于一旦”。因連續的陰雨天氣，對于第二天的觀測，張鈺哲隊長和隊員在晚上因高度緊張而睡不著，夜半時分，大家起床觀察、看到滿天星斗才多多少少安心下來。
全程“現場直播”：國際廣播電臺從臨洮縣城電報局架設專線電話，直通觀測現場——臨洮縣城東門外1.5公里的東山，由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的馮簡和觀測隊的李珩作現場直播，轉由重慶電臺用國語英語向國內外廣播。
觀測隊共開展九個觀測項目：日冕攝影、日冕與月球之光度比較、日食時間之核驗、日冕與色球光譜之研究、日食始終全歷程之定時攝影、日食中氣象變化及影波之觀測（陳一得攜助手專負責此項觀測）、日食電影之攝制、飛機上之日食觀測、日食當時之廣播及電波影響。
返昆后，一得先生撰寫了《臨洮測日志要》，這是我國第一次用氣象儀表測定日全食氣象效應的珍品，至今仍有研究價值和歷史價值。書中，一得提出人工影響天氣方法、倡導推行標準時、建議設避難場所和頒行耐震建筑條例等。
地震領域貢獻
云南省是我國地震較多的省份之一。因此，地震就成了云南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限制因素，人民群眾的災難。它事關民生，早就引起了一得先生的關注。他一面研討歷史地震規律，一面深入地震災區，實地考察，探源求策。幾十年如一日，為8·3云南魯甸地震研究作了大量開拓性的工作。
研討大關地震1917年7月1日拂曉，云南昭通大關縣大地震，居民數千人死亡。一得徒步深入地震災區查訪，終得十證，說明其火山成因，后編入1919年出版的《昭通等八縣圖說》、公開發表。
研討臨洮地震1941年，先生赴甘肅臨洮觀測日全食之氣象效應期間，遭遇2次地震，他經過考察、分析后，提出震因有二：原因和近因。原因是地質因素影響，近因是天文和氣象之影響，結合甘肅省歷史上發生的地震時間，總結出地震與朔望月有關。為預防地震災害，他向蘭州市政府建議：在市政建設中要“注意建筑工程之堅牢耐震，市區多辟公園曠地，街巷寬闊，以防地震之成災”（《臨洮測日志要》。
完成《云南地震考察報告》《云南省永仁等八縣地震調查工作報告》《云南地震情況的初步研究》等解放后，云南工、礦各業紛紛上馬，“征求地震資料，愧無以應！”，故年逾花甲的一得先生深入麗江市、劍川縣、彌勒等實考察，先后完成了《云南地震考察報告》等地震專題研究報告。《報告》中，先生把天體、地球視為一個整體，認為“地球上地震的物理現象，應結合天體引力、大氣壓力，湊成外因各項條件，通過地球構造、內部矛盾之斷層、力不平衡的內因而起作用”。他倡議加強建設地震帶觀測網、獲取準確記錄，以作“震前肯確預報”，頒行耐震建筑條例、取締危險建筑等，從而減輕災情。這些工作，實質上是云南省現代地震研究前期的開拓性研究，為云南現在的地震預報、地震研究工作鋪平了道路。
地方志貢獻
一得先生在地方志的編纂方面，也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昭通等八縣圖說》1919年，在友人的資助下，時年33歲的陳秉仁發表了《昭通等八縣圖說》。秉仁認為，國民教育，應該熟知鄉土地理，因此該書對山系、位置、水流、氣候、防患盜匪等加以概述，以供教育國民之用。《圖說》還首次將昭通市的氣候定性地劃分為四個類型加以闡述。被云南省史學界評價為具有歷史研究價值的地方志。作為處女作，書中展露出陳秉仁“重觀測”、“查物候”、“重特產”、“益民生”的務實傾向和博學多才。
開創中國第一個用實測氣象資料編纂地方志·氣候1939年春，一得協助由云龍（云南姚安人）編纂完成了《高峣志》·氣候志，他首次、直接引用了昆明市實測的氣溫、雨量、風向、風速等紀錄，在全國開創了用氣象實測資料撰寫方志·氣候志的先例。據考證，它比以“內容新穎、具時代特色”的陜西省《洛川縣志》和《同官縣志》中的“氣候志”成書更早，應是我國第一部方志中的氣候志（據劉恭德考證）。
《新纂云南通志》和《續云南省通志長編》的主要分纂員在整個民國時期，云南編纂了兩部最重要的省志，即《通志》和《長編》，。
1931年9月，設立云南通志館，開始編纂《新纂云南通志》，由當時云南省政府主席龍云任主修，周鐘岳、趙式銘等為編修。同年，啟動了編纂《續云南通志長編》工作，參纂者基本為《通志》編纂人員，陳一得均作為主要分纂員、負責編纂《氣象》和《天文》兩考。在《氣候》考中，先生載入了昆明市恒星圖、風向圖、氣象要素分布圖等，《天文》考創新“以科學方法之觀測，分為星象、授時兩門，《氣象》考還引入了由一得撰寫并發表過的《云南之云》、《云南氣流之運行》、《云南氣象要素之分布》等學術論文，以增加科學性。
免費修成《鹽津縣志》1945年春，云南昭通鹽津縣長楊竹銘聘請一得、主編《鹽津縣縣志》，先生遂攜夫人劉德芳回鄉修志。在缺乏儀表的困難條件下，他設立了簡易氣象站，完成了2年氣象觀測，所獲取的氣象資料、完整地編入《縣志》中。為掌握第一手資料，他不顧年近花甲，跋山涉水，用自帶的儀器實測海拔，每遇老農，必詳細詢問有關生產、民俗、物產諸情；輿圖無力實測，疆域位置，山脈水流，形勢名勝，必經過反復調查。縣教育局長趙汝為請得公款酬謝先生，兩次贈款，先生一概不收，并說，“我不是為了錢才來修縣志，如果是為了錢，你們也負擔不起”。先生夫婦苦戰半年后返昆，由助手繼續奔走調查，編擬稿料，分批郵昆，交先生“崇實避虛”“去偽存真”，務求實質，終于1949年秋完稿。此《志》完整地記錄了鹽津的歷史、沿革、輿地、政治、自然、物產、交通、教育、衛生、人文、勝跡及農、工、商、軍等各方面情況，資料豐富詳實，成為了鹽津縣一部難得的鄉土教材。
科普貢獻
一得先生從進入教育界開始，就非常注重科學普及工作。
作《公歷月日歌》《公歷節令歌》1912年，中國開始采用公歷（陽歷），1924年昆明市推行公歷時，市民都否認推行的必要，揚言公歷不方便、不好用，農事節令不準確，反對公歷。先生便從陰歷的不便之處說起，并作《公歷月日歌》和《公歷節令歌》，由于兩《歌》朗朗上口、方便記憶，很快就在學校和民間流傳開來，我推行公歷在任教期間，促進了公歷的推廣應用。
公歷月日歌
公歷每月大和小，一舉拳頭便知曉。
骨頭凸的是月大，凹下的月便是小。
從一月起到七月，拳到尾時又回轉。
上半年來單月大，下半年來雙月大。
大月每月三十一，小月每月三十天。
唯有二月二十八，一到四年閏一天。
大家要把公歷用，大同世界真是好。
公歷節令歌
公歷好處是在多，二十四節定分明。
每月都有兩節令，日期一定不會差。
上半年中六二一，下半年來八二三。
春雨驚春清谷雨，夏滿芒夏小大署。
秋署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節令名稱順記好，年年歲歲不會差。
科普講演先生先后在民眾科學館、五華學院等公眾場館，多次作科普講演，每場必是人滿為患、聽者如潮。如講《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民眾生活中的時間問題》《談談陰陽歷法》《牛郎織女相會嗎？》《怎么知道流星雨要出現》《十一月天象的奇遇》《八大行星游行》《宇宙概論》等。后由云南省立昆華民眾教育館將先生的講演稿編輯成《民眾科學叢書——天文》，于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上巳節出版，公開發行。
正如編者所述，科學知識為人類征服自然之工具，有了科學知識，便能役使風雨雷電，沒有科學知識，只能向風伯雨師叩頭！我國學術落后，民智閉塞，非注重科學運動、不足以救國，但自然科學，精密樸實，枯硬少文，頗為一般人士所輕忽！今出版發行這種通俗易懂的講演稿，力求生動有趣，切合于民眾科學常識，以為大家解決日常生活中所遇見的疑難困惑，破除迷信觀念，促進社會文化進步，這就是發行此書最基本的用意所在！
我們從中不難看出，編者對陳秉仁先生所作的講演，從內容到形式，都是非常肯定的。回到現在，仔細看看先生所講演的東西，多的不說，就問你：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牛郎織女相會嗎？陰陽歷法是怎么回事？又有多少人能夠說得明白、講得清楚？所以，今天仍有繼續普及科普知識的必要。
一得先生詩選
門戶洞開揖盜來，蜿蜒黑遍城。
吾定斷臂誓相斗，夷虜終歸化草萊。
（該詩作于1903年，先生在昆明高等學堂就讀期間，目睹清朝屈從法帝國主義，欲修筑滇越鐵路，加快對云南的侵略，憤而作詩抨擊，時年先生17歲）。
關檄驚傳九一八事變，一朝毒焰襲中華。
百年國恥愈增恨，坐令國人半失家。
（1931年9月18日，爆發了震驚中外的“9·18事變”，日本帝國主義大舉入侵我東北地區，先生悲憤萬分，作詩抒懷。）
旭日東升萬木春，壺漿食迎親人。
冰天凍解獨夫，錦繡山河還億民。
（1950年2月20日，陳賡、宋任窮率中國人民解放軍二野四兵團進入昆明市，先生以從未有過的歡欣，寫下了這嶄新的詩章。）
一得先生語錄
“欲謀云南全省今后農業生產、軍事、航空、學術、衛生、工業建設等之進展，俾得有科學上之根據參考，非廣求各地實測氣候資料不為功”——20世紀40年代。
“造林可以調和氣候，培養水源”——1941年。
“個人感受，科學工作者至為艱巨，專門從事科學工作者，要不惜犧牲一切，精神物質任何享受，皆非所計。故聰明人多不愿作，有愿作者，亦多借為進升之階，獵取榮利。若真以科學工作者為終身事業者，必帶幾分傻氣，雖常被人竅笑，亦所不顧。”——20世紀40年代。
“你們這些年輕人，在縣政府做事，千萬不要用筆桿子殺人，為人要正派。”——1945年教育晚輩吳學斌等人如是說。
“縱觀宇宙，空間無極，時間有限，天體運動不息，恍惚于人生，當積極努力，用有限的生命，努力為人類社會謀幸福。”——20世紀50年代。
愛國之心
一得先生是一位渴望真理、追求光明的戰士，他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時代到新中國成立后，從少年學子時代，就已經表現出強烈的愛國情懷，到滿懷教育救國之情轉而科學救國、科學強國，最終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國的建設大潮中，他用一生踐行了“人生，當積極努力，用有限的生命，努力為人類社會謀幸福”之箴言。
少年學子之愛國情懷1903年，秉仁在昆明高等學堂學習期間，年僅17歲的他就堅決反對修筑滇越鐵路（有詩為證）；從高等學堂畢業之際，又公開抵制清朝出賣云南礦權（并因此被迫取消公費留學資格）。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對清政府早已絕望的秉仁毅然投筆從戎、直接參加了攻克南京市的戰斗。
“三拒洋人彰顯愛國”1928年，在一得測候所成立周年之際，越南河內法國測候所即來函商討，“許重金交換氣象資料”，一得以“事涉國際”等為由拒絕了法國人。1932年1月28日，天津日租界氣象臺為侵華準備氣象資料，派員抵昆，找到一得，要求高價收買氣象資料，被先生嚴詞拒絕。1943年，美國領事帶領翻譯突然闖進昆明氣象測候所，許下重金收買氣象資料，如同以往一樣，同樣被先生婉拒。而當時的情況是，一得為開辦測候所已經耗盡了全家的積蓄，日子過得捉襟見肘、入不敷出，面對洋人的威逼利誘他卻不為所動，同時又把所獲取的寶貴資料無償地送給政府、學校使用，這是何等崇高的愛國精神，豈不令后人由衷敬仰！
云南陸軍講武堂授課一得在錢局街自費觀天量氣期間，還到云南陸軍講武堂授課，如教授夜行軍辨認北極星的方法等。
云南航空學校授課同期，先生還到航空學校教授航空氣象，并專門編著了《航空氣象學》教材。
以空前的熱情投身新中國建設解放后，先生把測候所和全部氣象資料交給人民政府，以空前的熱情投入新中國建設大潮中，歷任云南省政府監察委員會委員、省博物館第一任館長、政協昆明市第二屆委員會副主席、中蘇友好協會副主席、云南氣象學會主席等，同時深入建設一線工地，用自己的一生所學，為云南建設出謀獻策。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