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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胡鈞（1928年12月7日~2022年12月20日），原名胡松令，男，山東省煙臺市人，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教育家，新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要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1948年，胡鈞進入華北大學學習并工作；1950年，在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讀研究生并系統學習《資本論》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1952年，留校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教師，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1973年，人民大學解散，胡鈞被分配至北京師范大學授課政治經濟學；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校后，胡鈞開始負責政治經濟學及原著《資本論》的教學；1980年至2018年，在進行教學工作的同時，發表大量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論文及參與編著相關書籍。期間曾任中國《資本論》研究會理事、《教學與研究》雜志副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特聘研究員等。直至2022年12月20日19時，胡鈞因病逝世，享年94歲。

胡鈞主要從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資本論》等方面的研究，其研究的獨到之處，是運用《資本論》的立場、觀點、方法，在深層次上探索社會主義經濟的內部結構及其運行機制。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方法分析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實際，提出發展和系統的方法、經驗與理論的矛盾分析方法，成為深刻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重要方法。1990年，胡鈞榮獲“北京市優秀教師”光榮稱號；2005年，獲評中國人民大學首批榮譽教授；2013年，榮獲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胡鈞撰寫的論文和著作曾獲中國圖書二等獎、2001年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優秀獎等。

人物經歷

早年學習經歷

1928年12月7日，胡鈞出生于山東煙臺，在煙臺完成了小學到初中的學業。1943年，初中畢業后，由于中學里強迫學日語，胡鈞便通過抗日地下組織離開煙臺，艱難到達安徽省阜陽市縣柴集鎮的國立第二十二中學接受高中教育。1944年，學校欲遷往陜西安康。胡鈞回到煙臺準備期間被日本人逮捕，之后被關押到北京炮局胡同監獄一年。在此他接觸到許多有抗日思想的獄友，同他們一起交流和傳播抗日思想。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胡鈞不久被釋放，進入北平市市立第二中學讀書。1947年，胡鈞高考考入北京大學經濟系。彼時共產黨在北大影響力較強，胡鈞受同宿舍兩名共產黨員的影響，積極閱讀進步書籍，組織學生活動，思想進步很快，之后被共產黨的地下青年組織“民主青年聯盟”接收。同時，胡鈞也被馬克思主義著作所吸引，大量閱讀相關書籍，充實了理論基礎。

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

為了進一步提高思想覺悟，1948年11月，胡鈞向組織申請前往解放區，進入河北省正定縣的華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前身）學習班進行了四個月的政治學習。通過對“社會發展史”和“中國共產黨黨史”等課程及活動的學習，胡鈞形成了初步的世界觀和人生觀。1949年4月，華北大學遷入北平市，胡鈞在校部政策研究室從事理論學習工作。中央開始籌辦人民大學期間，胡鈞進入俄語班學習了近一年。1950年，人民大學成立之初，胡鈞繼續從事干部工作，后又短期調至貿易系、法律系。同年9月，胡鈞被選入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成立的研究生班，向蘇聯專家阿爾瑪佐夫學習《資本論》以及當時國內基本空白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學習期間，胡鈞還與同學們一起翻譯了一套共13冊的“黃皮書”，后作為一套較系統性的政治經濟學的基礎教材。

教學科研經歷

留校任教

1951年，胡鈞在學習期間被派往外貿學院授課一年的政治經濟學。1952年，經過完整的兩年學習，胡鈞于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研究生班畢業，留校擔任政治經濟學教研室教師，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在教學過程中，胡鈞注重積累自己的知識，對政治經濟學問題的理解開始由淺入深，對問題的認識也提升了高度。任教職以來，胡鈞不僅為學生開設政治經濟學基礎理論課，還注重理論聯系實際，先后開設“《資本論》與當代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等前沿課程。

開始科研

“大躍進”期間，胡鈞開始進行科學研究。1958年，胡鈞因病住院，在此期間完成了《關于全民所有制內部商品價值形式問題》，于1959年6月發表在作為黨中央理論喉舌的《紅旗》雜志上。這篇充滿爭論性的文章在當時引起巨大反響，第一次揭示了公有制下的等量勞動交換（按勞分配）與商品經濟等價交換之間的本質區別，為探索社會主義和商品經濟關系奠定了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基礎。1959年，胡鈞通過對多地薪資的調查，出版了《舊中國工資問題簡論》。1961年，為貫徹“高教六十條”穩定教學秩序、強調加強學習、恢復正常的教學工作精神，經教育部組織，全國各個高等學校的政治經濟學老師前來中國人民大學《資本論》進修班學習。胡鈞作為班主任和主講老師，第一次系統地講授了《資本論》，產生了良好的教學效果，也提升了自身的業務能力。

停教期間不忘學習

1963年~1966年，因“四清”運動胡鈞離開了教學崗位，停止了三年的教學科研工作。在通縣渠頭“四清”工作隊期間，胡鈞第一次深入了解到農村和農民生活，認識到實踐知識對于理論研究的重要作用，明白了路線正確與否的重要性，以及路線變化對工作的影響性。1966年6月工作隊撤銷，胡鈞回到學校時正值“文化大革命”，因少時的舊識被認定為學生活動的破壞者，胡鈞的社會關系成了“歷史問題”，被關到“牛棚”，期間系統性地研讀了《毛澤東選集》。1969年~1972年，“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國人民大學到江西省余江區開辦“五七”干校。人民大學停辦期間，胡鈞和家屬相繼被下放到江西余江縣錦江鎮。在干校勞動的三年里，胡鈞保持樂觀并堅定未來的教學工作，利用一切機會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在勞動之余，胡鈞系統研讀了恩格斯的《反社林論》，提升了理論水平。

面臨挑戰捍衛真理

1972年，胡鈞回到中國人民大學。1973年，人民大學解散，胡鈞被分配至北京師范大學授課政治經濟學，由北師大代管。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校后，胡鈞主要負責政治經濟學和原著《資本論》的教學。胡鈞重視《資本論》方法論的研究，并同中國經濟建設的實際緊密結合，不斷挖掘《資本論》方法論的現代意義，運用它來解決現實經濟改革和發展問題。20世紀80年代，隨著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以及現代西方經濟學著作的大量引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在國內開始受到質疑并逐漸邊緣化。胡鈞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工作，開始面臨更高的要求和很大的挑戰。到了20世紀90年代，西方經濟學在理論界和輿論界的影響力繼續擴大，教學工作者們紛紛傾向于西方的理論。

面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生死存亡問題，胡鈞在《經濟學動態》等刊物雜志上發表多篇文章，力圖扭轉理論界的錯誤，反復強調了生產關系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決定性。這一系列的文章產生了積極影響，部分曾堅決反對把生產關系當作研究對象的人開始承認這一觀點。

言傳身教信念彌堅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胡鈞擔任教育部中學政治課教材的審查委員，他認為這項工作對于保證千百萬中學生受到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初步教育具有重要意義。隨著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學習要求的普及，相關刊物的標準也相應提高，胡鈞被任命擔任學校雜志《教學與研究》的副主編，主抓經濟學和哲學類的文章組稿與終審。在從事副主編工作的五年期間，胡鈞并沒有停止在教研室排課上課，而是依然堅守教學崗位。

胡鈞很重視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普及與宣傳工作。1984年，胡鈞參與撰寫的《<資本論>第二卷簡要讀本》，是各級領導干部學習馬克思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的重要參考讀物。胡鈞曾擔任國家開放大學通用教材《政治經濟學》副主編，編寫了其中的社會主義部分。受教育部聘請參加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課程的教材建設，主持該教材的大綱和內容審定工作，該教材被全國許多高校采用，被認為是闡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好教材。針對理論教學過程中的熱點難點問題，胡鈞主編了《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熱點問題的思考》一書，受到經濟理論課教師的廣泛歡迎。他曾擔任教育部《高校理論戰線》雜志編委等職務，為推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交流與研究作出重要貢獻。

1990年，胡鈞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為博士生導師。21世紀初至2018年，離休后的胡鈞被中國人民大學返聘，繼續指導博士生。期間胡鈞持續積累知識，針對理論界的很多問題形成新的看法。受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影響，胡鈞針對一些認為應將理論研究方向轉向短期利益的觀點，發表了一些文章和評論，從理論上闡明生產力發展的根本動力就是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產關系。

因病逝世

2022年12月20日19時，胡鈞因病醫治無效，于北京逝世，享年94歲。

學術研究

胡鈞主要從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資本論》等方面的研究，他在研究方面的獨到之處，是運用《資本論》的立場、觀點、方法，在深層次上探索社會主義經濟的內部結構及其運行機制。發表學術論文百余篇，個人專著或主編著作10余部。代表性著作《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和《社會主義經濟的結構、運行與管理》分別榮獲1991年第5屆、2000年第12屆“中國圖書獎”，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深遠影響。

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研究

所有制問題研究

1959年，胡鈞在《紅旗》雜志發表《關于全民所有制內部商品價值形式問題》，第一次在理論方面揭示了公有制下的等量勞動交換（按勞分配）與商品關系下的等價交換之間的本質區別。1989年、1991年和1994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連續發表三篇論文，系統闡釋了對這一問題的認識，為探索公有制內部商品經濟關系、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等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奠定了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基礎，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研究作出開創性貢獻。其中1989年發表的《公有制與商品經濟兼容問題的思索》，回答了公有制內部為什么存在商品經濟關系的爭論。1998年，胡鈞發表在《當代經濟研究》第4期上的論文《〈資本論〉關于所有制的理論與我國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對生產資料所有制與社會經濟制度的關系問題進行了理論研究。

社會主義發展商品經濟的研究

關于社會主義還要大力發展商品經濟的深層次原因，胡鈞認為，卡爾·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公有制建立后商品關系將消亡的論斷，揭示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最深層的本質特征。胡鈞指出，存在商品關系的一般原因是彼此獨立的私人勞動與社會總勞動之間的關系。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還不夠發達，個人還只是片面發展的個人，這就決定了舊的社會分工還不能完全消除，勞動者之間仍存在“彼此獨立的私人勞動”。現實表明，只要舊的社會分工決定的企業形式存在，商品關系這一形式就不會消亡，就會作為有用的社會經濟聯系方式而發揮作用。這一論斷對于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有重大意義。胡鈞在《社會主義經濟的結構、運行與管理》一書中指出“舊的社會分工決定著社會主義階段人們之間關系的一切重要特征，理解舊的社會分工是理解社會主義階段一切特點的樞紐”。

等價交換與等量勞動矛盾的研究

雖然社會主義企業之間的交換仍須采取等價交換的形式，但這種交換原則與社會主義等量勞動互換是存在矛盾的。胡鈞從20世紀80年代初起，一直致力于研究如何認識和解決這個矛盾。他提出，通過兩個過程可以把等價交換轉化為等量勞動互換關系：第一個過程是在企業間建立商品交換關系，企業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主體，讓市場評判各種商品的勞動耗費和同類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耗費，達到資源優化配置的目的。第二個過程是社會（國家）把企業因為占有和使用優良的公有生產資料而獲得的超額價值即級差收益提取出來，在全社會范圍內加以分配和使用，用于滿足社會成員的需要。這樣就把商品等價交換轉換為等量勞動互換即按勞分配。這意味著，等量勞動互換不能通過市場直接實現，但又離不開市場來實現。胡鈞的代表作《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集中體現了他的這一理論成果。胡鈞1989年發表的《公有制與商品經濟兼容問題的思索》，深刻闡明了等量勞動交換與等價交換的區別。胡鈞明確提出，等量勞動互換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深層次的本質關系。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任何個人或集團都不可能憑借其對生產資料的占有而獲得特殊經濟利益，人們的利益只能通過勞動的等量互換來實現。

市場機制的研究

商品經濟可以與社會主義經濟兼容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但是卻出現了另一種錯誤認識，即過分夸大市場機制的作用，甚至把商品經濟當成社會主義深層次的本質規定。胡鈞指出，商品經濟既不能和私有制或資本主義畫等號，也不是所謂“中性”的關系，而是不同社會制度共有的關系。要正確認識市場機制的作用，必須在深層次上理解價值規律。胡鈞指出，價值規律是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一種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計劃機制也是一種重要的社會形式。

《資本論》方法論的研究

認識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

?20世紀90年代后，面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生死存亡問題，胡鈞對其研究對象進行了深入思考，認真研究后，在《經濟學動態》等刊物上發表多篇文章，對此做出充分的闡述。2006年，胡鈞發表的《從新的視角探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中國經濟學建設的關鍵問題》，強調了生產關系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決定性。此后，胡鈞在不同雜志上連續發表了七八篇文章，反復論證這個問題。

2009年，胡鈞發表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現代西方經濟學》主要是劃清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界限。胡鈞認為要想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要用現代新制度經濟學來改造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圍繞卡爾·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要闡述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理論界對此產生了爭鳴。胡鈞認為，雖然生產力起決定性作用，但不能因此陷入機械的決定論。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現代西方經濟學》中指出，“馬克思一方面指出了生產力、生產方式對生產關系發展的決定性作用，一方面又強調了生產關系在一定條件下對生產力發展的決定性作用。”胡鈞還在《論生產力發展的根本動力》中強調“新的生產關系是生產力強大發展的決定性力量”，并指出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的偉大成就，充分證明了生產關系調整和發展對生產力的促進作用。

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理解

關于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理解，胡鈞認為馬克思的價值理論超越了資產階級古典學派，最根本的一點是揭示了價值不是人與物、物與物的關系，而是以物為媒介的人與人的關系，從而揭示了這種生產關系的歷史性質，揭示了勞動采取價值形式的特殊的歷史條件，這也是無產階級理論家與資產階級理論家的本質區別，是辯證法與形而上學、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唯心主義的根本區別。他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若干基本理論問題》中指出，“卡爾·馬克思勞動價值學說優于以往的勞動價值學說的根本之點，正是在于馬克思在勞動二重性基礎上論證了勞動為什么和在什么條件下采取價值這種形式。不理解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的這一根本點，對許多問題的看法就會失去科學性。”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指導

胡鈞還很重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指導地位。在其代表性著作《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現代西方經濟學——幾個帶根本性的理論分歧》中，強調要科學把握對西方經濟學的批判借鑒，同時也強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在與時俱進中不斷創新和發展，既要著眼于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實際問題和實踐經驗進行理論思考，也不能在發展中背離馬克思主義，必須把握正確的方向。胡鈞認為，馬克思的系統方法對探索社會主義經濟的內部結構具有極重要的指導意義，例如公有制、按勞分配這些本質要素與商品關系絕不能機械地拼在一起，必須運用系統方法揭示它們是怎樣有機地組成社會主義經濟結構的、這些要素在社會經濟結構中的地位和功能究竟是怎樣的。胡鈞還強調，經驗在理論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經驗不等于本質，科學的方法是在經驗與理論之間架起“中間環節”這座橋梁。

政策主張

關于生產力發展的根本動力

關于生產力發展的根本動力問題，胡鈞認為在現代西方經濟學的沖擊下，一些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工作者曾發生了一定動搖，他們受到現代西方經濟學影響，把研究方向轉問從単個私人企業追求短期利益角度，研究一些具體經營策略萬面的問題，認為這些內容才對實際生產有指導作用。針對他們的觀點，胡鈞發表了一些文章和評論，從理論上闡明生產力發展的根本動力就是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產關系。胡鈞發表的《論生產力發展的根本動力》中強調“新的生產關系是生產力強大發展的決定性力量”。

關于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胡鈞高度重視政府和市場關系研究，致力于澄清對此問題的不正確認識，避免理論誤導給實際工作帶來重大損失。他認為，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既要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又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優勢，把這兩個方面有機地結合起來，更大程度上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推動國民經濟快速、穩定、可持續發展。

社會活動

社會任職

學術活動

2013年3月20日，胡鈞參加“中國人民大學《資本論》教學與研究中心發展建設研討會暨2013年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論壇”。研討會上胡鈞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資本論》在理論和方法上的科學性以及巨大的現實價值，恰恰是今天推動《資本論》發展最有決定意義的動力。

2017年3月18日，胡鈞參加“《資本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紀念《資本論》第一卷出版150周年學術研討會”，他以“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主題，明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兩個方面，即什么是特色社會主義和什么是政治經濟學，強調要從路徑、方式和方法來學習《資本論》，才能避免走上歧途。

2017年12月9日，胡鈞參加“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與實踐暨胡鈞教授九十壽誕學術研討會”，他進行了學術報告，回憶了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的學術經歷，并闡釋了自己的科研原則，強調“科學研究需要勇氣和堅持，也需要不斷的學習”。

2018年5月19日至20日，胡鈞參加“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暨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中國《資本論》研究會第20次學術研討會，在主旨演講中就《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系進行深入的理論分析。他指出，《共產黨宣言》標志著科學社會主義的誕生，《資本論》標志著科學社會主義的完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標志著科學社會主義的成功；研究《共產黨宣言》《資本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聯系，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著作與論文

論文

著書

個人生活

家庭關系

胡鈞的父親是郵政局職員，家里共有兄弟姐妹七人。

興趣愛好

胡鈞堅持讀書學習、看理論和實際方面的材料、參加各種會議；堅持適當鍛煉、每周游泳兩次。

人物評價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評價

胡鈞教授是經師與人師的統一者。他忠誠于黨的教育事業，一生熱愛教育工作，在七十余載的教師生涯中，始終潛心治學，淡泊名利，虛懷若谷，甘為人梯，為黨和國家的各條戰線指導培養了一批又一批棟梁先鋒。他高度重視學生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學習，打好馬克思主義理論基本功。

胡鈞教授的一生，是為共產主義事業不懈奮斗的一生，是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與研究事業嘔心瀝血的一生，是為中國經濟改革理論探索殫精竭慮的一生。他政治立場堅定，理想信念堅定，學術志向崇高，師德師風高尚，為社會培養了大批人才。

學術觀點摘錄

“首要的是概念的理論表述必須準確，《資本論》的內容必須原原本本準確地講解，概念的理解闡釋必須深刻，敘述的邏輯必須嚴謹，這樣才能有助于學生實際地學到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為了讓學生充分的理解，講課要通俗話、口語化，語調要有抑揚頓挫，不能照著書本念，平淡如死水一般。”

——“致敬·大先生”先鋒專訪特別刊胡鈞多年教學經驗的總結

“人們往往都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當作一種用來進行階級斗爭的意識形態學問，而不是促進國家富裕和經濟發展的知識。這些認識，也與過去我們思想理論工作中的片面性有關。經過學習，他們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一門科學，得出這種結論非常難得。如果我的學生都能達到這個水平，那就是我的教學研究工作成果了。”

——“致敬·大先生”先鋒專訪特別刊

“我相信這門科學的正確性和重要性，并認為應該按照它所揭示的規律辦事。馬克思主義最終的目標是全人類解放，我誠心為這個目標服務。”

——“致敬·大先生”先鋒專訪特別刊

個人事件

1938年，日本侵占了煙臺市。胡鈞與同學們在學校里被強迫學日語，日本人還搞強制性軍訓。1943年的夏天，初中畢業以后，胡鈞為了逃離日本人的控制，便沒有考煙臺的高中。后通過中國國民黨的地下組織跟兩個同學到阜陽市，然后又從縣城走50里地，到柴集的國立二十二中學。這個學校專門接收從淪陷區過來的學生，開學以后胡鈞就進入該學校就讀。

1944年，由于戰事逼近阜陽，胡鈞就讀的高中準備遷往陜西安康。胡鈞回到煙臺取衣服時被日本憲兵隊抓走，經歷了關押、審訊、施刑、灌涼水等危險遭遇。被審訊時，胡鈞通過編造一套流利的故事與日本憲兵周旋，之后還被綁到凳子上灌涼水，手被腳鐐手銬磨破后暈過去，胡鈞仍然什么也沒供出。被關三個月后又被押送到北京的1400部隊，進入專門關押抗日分子的炮局胡同監獄接受審訊。期間被誣陷了調查日本人海軍的罪名，胡鈞當堂翻供，經過調查被判一年徒刑，直到1945年9月才被釋放。

參考資料 >

致敬｜我國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教育家胡鈞教授.中國人民大學.2023-11-11

我國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教育家胡鈞教授逝世.上觀新聞.2023-12-05

訃告 | 沉痛悼念胡鈞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2023-11-12

【人大之子】胡鈞：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相伴一生.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2023-11-11

致敬｜我國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教育家胡鈞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網.2023-12-07

致敬 · 大先生 | 胡鈞：信仰為日，追逐平生.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2023-11-12

我國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教育家胡鈞教授逝世.北京日報.2023-12-07

胡鈞.人大新聞.2023-12-07

經濟學院胡鈞教授被授予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稱號.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2023-11-11

華北大學時期(1948-1949).中國人民大學.2023-11-11

中國人民大學建校初期(1949-1970).中國人民大學.2023-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