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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隗（公元273年-公元333年），是東晉時期的一位官員，字大連，出生于徐州市（今江蘇徐州）。

劉隗初入仕途時擔任秘書郎，后來升任冠軍將軍、彭城內史。由于彭城位于瑯邪王司馬睿的轄區之內，他被司馬睿任命為從事中郎。在避難渡江之后，司馬睿勢力單薄，依賴于以王導、王敦為代表的北方世族的扶持和擁戴才得以站穩腳跟。王導在朝廷內部掌控政權，而王敦則在外鎮守荊州市這一重鎮。司馬睿并不滿足于現狀，開始重用刁協和劉隗兩人。劉隗性格耿直，不畏權勢。司馬睿任命劉隗為丞相司直，后來又轉為御史中丞，負責執掌刑律和監察。劉隗先后上書彈劾了戴淵、王籍之、梁龕等人，為淳于伯申冤昭雪，還迫使右將軍王導引咎辭職。司馬睿即位成為皇帝后，劉隗很快被調任為丹陽市尹，并被封為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的軍事，率領一萬人鎮守邾口（今淮安市），以此來制衡王敦。永昌元年（322年）春正月，王敦以討伐劉隗、清除皇帝身邊的奸臣為名，在武昌起兵，并攻占了建康。劉隗和刁協敗退到臺城，劉奭勸他們逃離建康，自尋生路。劉隗在逃至淮陰時，被駐守此地的劉遐襲擊，他只能帶著家人和親信二百多人投奔了后趙的石勒。石勒任命劉隗為從事中郎、太子太傅。到了晉成帝咸和八年（333年），劉隗跟隨石虎征討前趙，在戰斗中不幸戰死。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劉隗（wěi）早年仕于晉朝，初授秘書郎，后改任冠軍將軍、彭城內史。永嘉之亂時，避亂渡江，被瑯琊王司馬睿任命為從事中郎。他喜好文史，頗有文才，又善于探人心意，因而得到司馬睿的器重，引為心腹大臣。

執掌刑憲

建興元年（313年），司馬睿升任丞相，任命劉隗為丞相司直，委以刑憲重任。當時，建康尉收捕護軍軍士，卻被護軍府將擅自奪回。劉隗彈劾護軍將軍戴淵，奏免其官職。而世子文學王籍之、東閤祭酒顏含在守喪期內進行婚嫁，劉隗也都予以奏劾。

廬江縣知府梁龕在為妻子服喪期間，宴請丞相長史周顗等人。劉隗奏免梁龕官職，削其侯爵，以明喪服之禮。周顗等人明知梁龕居喪，仍赴其宴會，也被罰俸一月。后來，周顗之弟周嵩嫁女，其門生砍傷建康左尉。劉隗再次彈劾周顗，使得周顗被免去官職。

丞相行參軍宋挺在舉主劉陶死后，強娶其愛妾為小妻，又盜竊官布六百余匹，本應斬首棄市，因遇赦而免予追究。后來，奮武將軍阮抗欲任命宋挺為長史，劉隗奏道：“宋挺霸占舉主愛妾，違背三綱，有悖人倫，而且貪贓枉法，雖遇赦免死，應予除名，禁終身。阮抗明知宋挺贓污亂倫，仍欲薦其為官，應予免官，下獄治罪。”司馬睿雖表示贊同，但因宋挺已經病亡而不想再加追究。劉隗則據理力爭，最終獲得司馬睿的贊同。

抗衡王氏

建興四年（316年），督運令史淳于伯被冤殺。劉隗為淳于伯申理冤情，指責具體負責此案的從事中郎周筵、法曹參軍劉胤等人處刑有失公允，請免其官職，矛頭直指周筵等人的后臺王導。王導被迫上疏引咎，請求辭職，但司馬睿沒有同意。當時，瑯王氏（王導家族）勢力強盛。南中郎將王含自恃出身顯貴，驕傲自恣。他任命僚佐、守令二十多人，多是才不堪任。劉隗又彈劾王含，雖最終被司馬睿壓下，但也引起了瑯琊王氏的忌恨。

建武元年（317年），司馬睿稱晉王，建立東晉，并于次年（318年）正式稱帝，史稱晉元帝。劉隗被拜為御史中丞，兼任侍中，賜封都鄉侯，后又出任丹陽尹。當時，東晉政權雖立，但以瑯琊王氏為代表的門閥勢力極其強盛。王導在建康輔政，王敦則擁重兵于武昌，王氏子弟都位居要職，時人有“王與馬共天下”的說法。晉元帝重用劉隗與尚書令刁協，希望能借助他們抑制瑯琊王氏等門閥勢力，以加強皇權。

劉隗與刁協按照劉奭“以法御下”的方針，推行了崇上抑下、排抑豪強的一系列“刻碎之政”，與瑯琊王氏等門閥勢力相抗衡。王導被逐漸架空，受到晉元帝冷落。劉隗認為王敦威權太盛，恐日后難以制約，建議司馬睿派心腹外鎮，加以防備。太興三年（320年），晉元帝命譙王司馬承出鎮湘州，命戴淵出鎮合肥市。劉隗也被任命為散騎常侍、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假節，出鎮淮安市。他雖被外放，但仍能預聞朝中機密。

保衛建康

永昌元年（322年），王敦在武昌（治今湖北鄂州）起兵，以討伐劉隗的名義東攻建康。他上疏列舉劉隗十大罪狀，表示只要劉奭誅殺劉隗，便撤軍退回。劉隗罪狀如下：一、奸諂媚，讒陷忠良，蠱惑圣聽，擾亂朝政，擅作威福，杜塞言路；二、大興勞役，騷擾百姓；三、越制度，以黃門侍郎、散騎侍郎為參軍；四、傾盡國庫資藏，損公肥私，賦役不均，使百姓嗟怨；五、私免良人家奴，散布個人恩惠，割配本可充實國庫的大田，充實部下軍隊；六、拒絕荊州市將士接迎妻小，使得三軍怨憤；七、以討胡為名培植個人勢力，強征徐州市流民為兵；八、以曾在皇帝即位前投書勸進的王官充征役；九、以自贖得免和已放遣的客戶或其子弟為兵，有所不得，便歸罪于原來的客主；十、駐軍險要之地，升遷屬官，隨心所欲。

不久，王敦兵至蕪湖市，又上疏列舉刁協罪狀。司馬睿大怒，打算親率六軍與王敦決戰，并命戴淵、劉隗率軍回援建康。劉隗抵達建康，面對列道迎接的文武百官，慷慨陳詞，神態自若。他入見劉奭，與刁協一同請求誅殺留在建康的瑯邪王氏族人，晉元帝卻沒有采納。劉隗方知晉元帝并無堅決平叛之意，此舉是在預留退路。他頓感前景不妙，不禁面有懼色。

同年三月，王敦逼近建康時，晉元帝命劉隗戍守金城。王敦本欲先攻劉隗，但在部將杜弘的進言下，改攻石頭城。石頭城守將周札開城投降。劉隗與刁協等人率軍反攻，企圖奪回石頭城，反被王敦擊敗。王敦乘勝攻入建康城內。劉隗與刁協退至臺城，在太極殿見到司馬睿。元帝拉住二人的手，流淚嗚咽，讓他們逃離建康，以避殺身之禍，并派兵馬保護。

投奔后趙

劉隗逃至淮安市，遭到劉遐襲擊，只得帶著妻小親信等二百余人投奔后趙，被后趙皇帝石勒任命為從事中郎、太子太傅。從此，劉隗就留在了后趙，王敦之亂平定后也未返回東晉。

咸和八年（333年），后趙內亂，鎮守渭河平原、洛陽市的石生、石朗舉兵討伐丞相石虎。石虎讓兒子石邃留守襄國，自率步騎七萬征討洛陽。劉隗時為丞相左長史，也隨軍出征。石虎擒殺石朗，又以石挺為前鋒，進攻石生。石挺卻在潼關縣被石生部將郭權擊敗。劉隗與石挺一同戰死，終年六十一歲。

主要成就

劉隗在擔任丞相司直時，執掌司憲，忠實地執行“以法御下”的方針，堅持排抑豪強，不避權貴的原則，對違反禮教、不遵法度、上侵皇權的行為堅決地予以舉劾，先后參劾戴淵、王籍之、顏含、梁龕、周顗、周筵、王含等士族官員。他在東晉建立后，又與刁協推行“刻碎之政”，與瑯琊王氏等門閥勢力相抗衡。后來還出鎮淮安市，使淮陰與首都建康以及戴淵鎮守的重鎮合肥市形成犄角之勢，以應付可能發生的王敦反叛。

個人作品

根據《新唐書·藝文志》記載，劉隗著有文集三卷。《全晉文》收錄有其奏疏、書信九篇：《上言王籍周喪娶妻事》、《奏劾祖約》、《奏劾梁龕》、《奏劾阮抗宋挺》、《奏請追除宋挺名》、《奏劾周筵劉李匡》、《奏劾周顗》、《奏定父母乖離制》、《答王敦書》。

家族成員

父親：劉砥，官至東光縣令。

兒子：劉綏，官至駙馬都尉、奉朝請，隨父投奔后趙。

孫子：劉波，仕后趙為冠軍參軍，在石虎死后復歸東晉，官至散騎常侍。

曾孫：劉淡，官至廬江縣知府。

軼事典故

拒絕王敦

王敦對劉隗出鎮淮安市非常不滿，曾致書劉隗，道：“我聽說皇帝非常信任你，如今胡虜未滅，中原鼎沸，我們應該同心戮力，輔佐王室，以安定社稷。如果我們可以平安相處，則國運歷久不衰，不然的話，天下將永無寧日。”信中既有利誘，又有威脅。劉隗則在回信中引用莊子的“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術”，認為人各有志，不必強求一致，拒絕了王敦的拉攏；他又引用荀息的“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表示這也是他的志向，含蓄地指斥王敦懷有不臣之心。王敦更加惱怒。

城狐社鼠

王敦叛亂前，曾征詢名士謝鯤的意見。他道：“劉隗奸佞小人，將要危害社稷，我欲起兵清君側，匡輔皇帝，以拯救國家，你看如何？”謝鯤答道：“劉隗固然是奸佞，但也只是城墻中的狐屬、宗廟里的老鼠而已。若要消滅狐鼠，勢必毀及城墻、社土。而除掉劉隗，必然會因此侵僭君權，危害國家。”王敦反意早定，聞言不悅。

史書記載

《晉書·卷六十九·列傳第三十九》

人物評價

房玄齡：① 夫太剛則折，至察無徒，以之為政，則害于而國；用之行己，則兇于乃家。誠以器乖容眾，非先王之道也。大連司憲，陰候主情，當約法之秋，獻棺之議。是使賢宰見疏，致物情于解體；權臣發怒，借其名以誓師。既而謀人之國，國危而茍免；見昵于主，主辱而圖生。自取流亡，非不幸也。②劉刁亮直，志奉興王。奸回丑正，終致奔亡。

王夫之：①帝乃樹刁協、劉隗于左右，以分其權而自固。然而卒以取禍者，非帝之不宜樹人以自輔，隗、協之不宜離黨以翼主也；其所以尊主而抑彊宗者，非其道也。……恃其剛決之才，標名義以為名，而鉗束天下，一言之非，一事之失，張皇而摘之，于是乎盈廷之怨起，而王氏之黨益堅。②劉隗、刁協以苛刻失人心而王敦反，庾亮以輕躁損物望而蘇峻反，晉廷之臣，未有持片辭以與隗、協、亮爭者；貽彊臣以犯順，宗社幾亡，固有以召之也。然猶曰隗、協之持論非不正也，庾亮之秉心非不忠也。

蔡東藩：刁協劉隗，智不足以馭人，勇不足以卻病，構釁有余，亂不足。王敦一發，即陷石頭，倉猝抵御，狼狽敗還。刁協尚有守死不貳之言，而隗則不發一語，即挈妻而遠遁，誰為首禍，乃置天子于不顧，竟藉虜廷以求活耶？劉奭不察，尚以為忠，縱使避禍，此江左之所以終慨式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