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軍東征（拉丁文：Cruciata）是指自1096年至1291年，西歐封建主、意大利商人和天主教會對東部地中海沿岸地區發動的8次侵略性遠征。十字軍“Crusades”一詞源自拉丁文“十字架”，參加者在衣服上縫有紅色十字布條，為基督十字架之標志。
1095年教皇烏爾班二世在克萊蒙費朗會議發表演說，以從“異教徒”穆斯林手中奪回“圣地”耶路撒冷為名，宣布正式號召組織十字軍遠征。十字軍東征前后共8次，歷時近200年。參加者目的各異：西歐封建主和騎士企圖掠奪新的領地和財富，意大利商人渴望控制東部地中海的商業，天主教會則力求擴大其勢力范圍和影響，而大部分民眾則出于宗教熱情而非利益參加戰爭，例如諾曼底公爵羅貝爾為了湊夠軍費甚至抵押了自己的公國。
第一次東征（1096-1099年）十字軍攻占耶路撒冷，在地中海東岸一帶建立耶路撒冷王國及安條克公國、的黎波里伯國、愛德沙伯國四個十字軍國家，并建立宗教騎士團。后為奪回被塞爾柱帝國人收復的愛德沙，進行第二次東征（1147-1149年），以失敗告終。1187年，埃及蘇丹撒拉丁攻占耶路撒冷，引起第三次東征（1189-1192年），再次以失敗告終。第四次東征（1202-1204年）原計劃進攻埃及，后在威尼斯共和國的慫恿[yǒng]下，轉而進攻信奉基督教（正教）的拜占庭帝國，占領君士坦丁堡，建立拉丁帝國。拜占庭的殘余勢力退據小亞細亞半島，建尼西亞帝國。以后又進行4次東征：第五次（1217-1221年）、第六次（1228-1229年）、第七次（1248-1254年）、第八次（1270年），均無結果。到1291年，基督教世界在敘利亞海岸最后一個橋頭堡——阿卡被埃及馬穆魯克軍隊攻陷，十字軍國家的命運告終。
十字軍東征對西方基督教世界造成了深遠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影響，同時也給東地中海沿岸人民帶來深重災難，激起當地人民的強烈反抗。它是歐洲國家第一次向歐洲境外的擴展，是歐洲人在外國土地上和外國人民中最早一次向外殖民的試驗，也是一次又龐大又復雜的商業冒險行動。后來在地理大發現時期及其后，即在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世紀中，歐洲更大規模的殖民和商業的海外擴張，也是十字軍東征運動之延續。
事件背景
11世紀的歐洲社會
11世紀，西歐社會一個最主要的特征即是封建制在各地確立下來，各地逐漸出現了一批不受王權控制的地方領主。這些領主直接任命教會的主教或修道院的院長；其領地上所建的教堂也成為了他們的私產。原本屬于教會的什一稅、洗禮和喪葬權也歸屬了領主。教職人員任命權的喪失使教會的威信大大降低；領主控制教會的經濟來源造成了教會的萎縮，導致許多教會面臨破產，也加劇了教會的腐敗。這些最終導致了教會改革。通過改革建立的教皇政府作為一個新的權力中心，它的集權以及導致的政教之爭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日耳曼王權的衰落，使該地區陷入分裂割據之中。此外，羅馬教廷的擴張野心以及積極干預也造成了意大利局勢的動蕩不安。教皇政府的建立還打破了西歐的一元性政治模式，在世俗政府之外建立了一個并立的政治實體，呈現二元制特征。教會與國家、精神權力與世俗權力相分離。最高統治權被一分為二，世俗權力由國王或領主掌握，精神權力由教皇控制，二者相互合作，但也相互競爭。
天主教會改革
教會的改革始于10世紀早期，最早從修道院開始。高盧地區寶姆修道院院長博爾諾大力改革，使修道院恢復了質樸和守紀的修道精神。910年，博爾諾成功勸說威廉公爵在克魯尼建立了克呂尼修道院；并通過頒布憲章，肯定了該修道院不受世俗權力干擾的獨立性。此外，博爾諾還使修道院直接隸屬于教皇。這一系列舉措使克呂尼成為此后教會改革運動的先驅。通過100多年的發展，到11世紀上半葉，克呂尼修道院已經成為了西歐社會中最強有力的精神權威。它的成功模式帶動了西歐各地的修道院改革。
11世紀中期，羅馬出現了一批改革派教皇，教會改革開始成為了一個國際性的運動。1049年，利奧九世出任教皇。他開創性的設置了一系列新的制度與機構，為教皇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礎；他還通過親自出訪、派遣特使等方式，加強了與其他教會的聯系，開啟了教皇的集權時代。利奧九世去世后，尼古拉斯二世出任教皇。他于1059年頒布了新的教皇選舉法令，該法令明確規定教皇由樞機主教選舉產生，否定了世俗權力的干涉，保障了教會的獨立性。此外，他還與諾曼人建立聯盟，利用他們的軍隊抵制敵對勢力，加強了教皇政府的獨立性。此后的亞歷山大二世教皇基本保持了這種穩健發展。1073年，格力高立七世出任教皇。他于1075年發布了著名的27條《教皇敕令》，將教權至上的理論法律化，為教皇的權威提供了法理支撐。此外，他還通過發號施令、宗教會議和派遣特使來加強對地方教會的控制。使教皇政府得以真正立足。學者劉林認為：至此，世俗權力與精神權力相分離，教皇政府成為封建政府的有力制約，歐洲政治模式開始呈現二元制的特征。
穆斯林的擴張
從7世紀開始，阿拉伯帝國席卷北非占據西班牙，橫掃敘利亞，打到君士坦丁堡，威脅歐洲大陸的基督教國家。638年，阿拉伯帝國攻陷耶路撒冷，穆斯林稱為古都斯。但回教徒也視耶路撒冷為圣地，還能與基督徒和睦共處。1071年，塞爾柱突厥人取得了曼西克特大捷后，逐漸占領了拜占庭的主要兵源地——小亞細亞半島。1078年，塞爾柱突厥人占領了耶路撒冷。他們搶劫基督徒的財物、祭品；借故將基督徒逮捕下獄或為奴隸，稍有反抗便加以殺害。這些事情不斷由巡禮者傳送至基督教世界，引發基督徒的憤慨，由此播下了十字軍東征的種子。此后，東羅馬帝國又遭到塞爾柱突厥人攻打。1095年，拜占庭帝國皇帝阿萊克西不顧之前與羅馬教會的分歧，向羅馬教皇求援，西歐各國人民紛紛相應，成為促成十字軍東征的主要原因。
事件原因
宗教因素
當時的西歐，基督徒對宗教的虔誠達到了狂熱的地步，基督教的精神已經滲透到西歐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生活等領域，基督雅威在西歐基督徒心中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在此種情形下，1095年夏，羅馬教皇烏爾班二世在法國的克萊蒙召開了宗教會議，在會上，他利用人們贖罪的心理來鼓動那些犯罪和貧窮的基督徒踏上去耶路撒冷的征途，從異教徒手中奪回圣地。他向基督徒發表了極具宗教氣息的演說，其中包括“拿起武器，從異教手中奪回主的陵墓”，“你們不要留戀家園，不要牽掛家務……把那塊‘流奶和蜜’的土地從邪惡民族手中奪過來，它就成為你們的產業……”等說法。烏爾班二世想通過宗教贖罪的思想和方法來鼓動那些犯罪的和貧窮的基督徒。如此，很多貧民和農奴不僅在自己的信仰上有了出路，還可以因參加東征而免除自己的欠債利息，促使了他們就像遷徙一樣，踏上了東征的道路。
烏爾班二世希望通過促成十字軍東征，增加教皇的權力和威信。一方面，讓人們看到，教皇是基督教世界的俄真正首領，而非皇帝；另一方面，他想借此機會使分裂超過一個世紀的東西教會復合。十字軍因宗教沖突而引起，而羅馬教廷對基督徒的宣傳與鼓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王繼峰在《十字軍東征原因探》一文中認為：“十字軍東征與羅馬教廷的鼓動密不可分。”
經濟因素
商業的發展
10世紀，地中海北岸的意大利沿海和法國南部，興起了如威尼斯、熱那亞、比薩、馬賽等一批商業城市。這些城市中的商人為了打破封建主阻礙商業發展的畫地為牢而進行了爭取貿易自由權的斗爭。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城市開拓國內市場，賺取了更多商業利潤，這些成功的嘗試為西歐、南歐的城市提供了經驗。這些城市的商人從東西方貿易中賺取了豐厚的利潤。他們為了打破東西方貿易中阿拉伯商人和拜占庭商人的壟斷地位；為了從阿拉伯人和拜占庭人手中奪取地中海東部地區的貿易港口和市場；為了驅逐塞爾柱帝國，在地中海東岸建立自己的商站，壟斷地中海貿易，積極支持十字軍東征。
騎士階層的推動
騎士是中世紀西歐各國的職業軍人，是封建貴族中的低級階層。騎士制度是一種全歐洲的機制，起源于法國的南部，之后發展到北部，并通過弗德蘭、勃艮第傳到德國西部。由于西歐的封建社會實行的是嫡長子繼承制，導致當時社會上出現了許多無世襲封號、無財產和領土的由非嫡長子組成的騎士階層。當城市興起，商品經濟迅速發展后，他們手中的錢遠遠不能滿足他們日益增加的需求。在當時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情況下，西歐封建主為了擴充自己的領土，增強經濟實力，決定依靠騎士階層，利用騎士的尚武、擴張精神來滿足私欲。同時也能把無地、無產騎士的注意力引向東方，借以消除西歐封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因此，這批騎士為了到東方掠奪財物、奪取土地，積極參加十字軍東征。
農民生活困苦
大量的貨幣地租和名目繁多的稅讓農民經濟負擔沉重，封建主之間的混戰、連年災荒及瘟疫流行更加劇了土地荒蕪，這些導致農民顆粒無收，生活極其困難。他們響應羅馬教廷的號召，希望到東方尋找擺脫困境的出路，參加了十字軍東征。
近東形勢
11世紀中葉，突厥人幾乎控制了整個西亞地區，建立起了幾個獨立的總督區，如羅姆、大馬士革、摩蘇爾戰役、阿勒頗、安條克公國等。至11世紀90年代，突厥人發生內訌，造成地中海東岸極度混亂。此時，拜占庭帝國也在多方勢力的威脅下岌岌可危。這些地區的混亂局勢給羅馬教廷和西方各國封建主提供了一個東侵的契機。
基督徒受到異教徒迫害的謠言傳播到西歐，加劇了宗教對立情緒。基督教世界強烈渴望從異教徒手中解放耶路撒冷，宗教狂熱和仇恨成為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精神支柱和宗教訴求。各種關于東方財富的謠言還加劇了西歐社會各階層對東方土地和財富的掠奪欲望，西歐的封建勢力、教會勢力和商業擴張合力組成了十字軍涌向東方。不僅如此，教會為東征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在這樣來自教會官方的、合法化的“謠言”蠱惑下，貴族騎士深信參加十字軍東征能救贖宗教罪，而對異教徒的野蠻迫害反而成為了美德與善行。
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之前，基督徒與穆斯林就發生過幾次戰爭。包括：卡斯提爾的反摩爾人戰爭（1072-1099年）、諾曼人征服（1016-1090年）以及之后的“收復失地運動”。這些戰爭的勝利，刺激了西歐民族的好戰精神和經濟欲望。
事件經過
第一次東征
1095年，教皇烏爾班二世在法國克萊蒙召開教會會議，會議后發表演說，以從“異教徒”（穆斯林）手中奪回“圣地”耶路撒冷為名，正式號召組織十字軍遠征。此后，由法蘭西亞眠修士皮埃爾·勒萊特及日耳曼的騎士戈蒂埃帶領的“農民十字軍”便向耶路撒冷出發。他們很快被土耳其所擊潰。
1096年，由法蘭西中部、南部、諾曼底登陸和西西里島的武士組成的正規十字軍在君士坦丁堡會合，隨后進軍小亞細亞半島。十字軍在意大利各城市的海上艦隊提供補給的情況下，先在1097年攻占尼西亞城，后在1099年占領安提阿，至當年6月到達耶路撒冷。土耳其軍難抵十字軍一次又一次瘋狂地進攻，最終潰敗，耶路撒冷于1099年7月15日被攻陷。同年建立耶路撒冷王國，并將其分為耶路撒冷、的黎波里、愛德沙和安提阿四區；并創立由教師、士兵組成的軍事團體組織：圣殿武士團、醫院武士團和條頓騎士團。至此，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以西歐勝利而告終。
第二次東征
十字軍第一次東征結束后，其對伊斯蘭教教徒的排擠和壓迫，使得當地人民怨聲載道；為了抵制十字軍的暴行，伊斯蘭教徒的反抗也從未停息，并且拜占庭也揚言要收復屬于它的安提阿及以得撒等城市。由于大部分的十字軍在第一次東征之后便返回歐洲，留下的騎士團難以抵抗，1144年12月，用以對抗東哈里發巴格達的愛德沙公國被土耳其軍隊攻陷，此事件引起了再一次的十字軍東征熱潮。
法王路易七世和日耳曼康拉德三世在法國教士、教皇顧問圣·伯納德的游說下允諾御駕親征。1147年，兩軍陸續開拔，經多瑙河、巴爾干半島到達君士坦丁堡。兩軍均遭到穆斯林軍隊的沉重打擊，損失慘重。而后，兩軍又將攻打的目標由愛德沙改為大馬士革。但因德法軍與耶路撒冷軍不合，沒有攻下大馬士革。不久，康德拉三世率兵回國；而路易七世屯兵耶路撒冷一年后，于1149年回國。至此，十字軍第二次東征以失敗告終。
第三次東征
在第二次東征結束近四十年后，埃及阿尤布王朝的統治者薩拉丁·本于1187年親率大軍在哈丁擊敗十字軍（哈丁之戰），攻克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圍攻戰）。面對伊斯蘭教教徒的猛烈進攻，歐洲組織了第三次十字軍東征。這次東征聲勢浩大，由德皇腓特烈一世、法王腓力二世和英王亨利二世及其子獅心理查分別率領由貴族、騎士和雇傭兵所組成的十字軍進行東征，旨在收復耶路撒冷和整個巴勒斯坦。
腓特烈一世出發時已年近七旬，他率先出征，不幸的是在西里西亞（現土耳其南部）墜河溺亡。腓力二世和查理在熱那亞會合后于1191年共同進軍亞克（又作：阿克城）港（現以色列西北部）。1192年，攻陷亞克港，但因兩軍搶功，腓力二世率軍回國，只剩查理孤軍奮戰。由于英軍久攻耶路撒冷不下，查理與薩拉丁·本在同年9月訂立合約。根據協約，薩拉丁允許基督徒到耶路撒冷朝覲，并且承諾不向其征收任何的貢品，基督徒保留沿海地帶，伊斯蘭教徒則保留了內地。雖然由于薩拉丁·本在一年后去世，合約并未實現，但是第三次東征還是以和解告終。學者張帥認為：這一結局也反映了在文明的沖突中同樣蘊含著共存與包容，這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和相互交流的基礎上的。西歐人通過戰爭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伊斯蘭文明，也看到了東方的繁榮，他們開始改變昔日盲目自大的宗教排斥情緒。
第四次東征
前三次十字軍東征雖然使兩大文明在較量中加深了彼此之間的了解，但卻為基督教內部的沖突埋下了禍根。第二次和第三次十字軍東征中，拜占庭對十字軍的猜疑和不合作，甚至企圖聯合伊斯蘭教徒打擊西歐十字軍，都加深了十字軍對拜占庭的仇恨，基督教內部沖突一觸即發。1202年，羅馬教皇英諾森三世號召十字軍，目標還是收復圣地。十字軍主要由法國和意大利貴族組成，因沒有足夠的金錢付給威尼斯人以便渡海到埃及，十字軍按威尼斯貴族的建議轉去攻打背叛威尼斯的扎拉城（現克羅地亞的扎達爾）。該建議被十字軍采納，1202年札拉被攻占。教皇宣布開除這支十字軍的教籍。兩年后，在拜占庭皇族安格羅斯的要求下轉而攻打君士坦丁堡，十字軍又在威尼斯共和國的鼓動下攻占了拜占庭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因安格羅斯背約而毀滅拜占庭帝國。十字軍第四次東征徹底變質，成為了對名利的追求。
十字軍占領君士坦丁堡后，建立新的"拉丁王國”，以法蘭德斯伯爵鮑德溫九世為皇帝。此次戰役，很多貧窮的士兵成為巨富，威尼斯商人也因此獲得豐盛的戰利品并掌握整個東地中海的商業霸權。十字軍更從君士坦丁堡掠取大量時的圣物。十字軍和意大利商人瓜分希臘帝國，加劇了希臘人和拉丁人的仇恨，一些小的拜占庭王國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終于在1261年，拉丁王國最終被希臘人推翻。
十字軍第四次東征，攻陷了同為信奉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國，使拜占庭帝國陷入分裂與衰落。這一結果使東地中海地區的主要國際力量發生了變化，對整個東地中海地區未來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一，拜占庭帝國作為一個整體的歐洲東部帝國不復存在，永遠喪失了一個國際性政治大國的地位。其二，此次東征讓東、西方教會徹底決裂。其三，威尼斯共和國借此壟斷了東地中海地區的商業貿易，經濟實力大增。其四，奧斯曼帝國土耳其人趁勢崛起，滅亡了拜占庭，中斷了巴爾干半島的民族融合進程，導致了今天“巴爾干半島發射藥桶”的形成。
兒童十字軍
在第四次和第五次東征之間的13世紀初，德意志和法蘭西地區出現兒童十字軍。當時在法國和德國的鄉村流傳一種觀念，說是兒童能夠獲得“有罪孽”的成人不能獲得的神“佑”，兒童能夠憑此從穆斯林統治下解放耶路撒冷王國。但是最后，奇跡并未出現，這些兒童十字軍遭受到空前的迫害。
第五次東征
1215年，教皇英諾森三世在其在位的最后一年召集了第四次拉特蘭宗教會議，決定進行第五次東征。1217年，由匈牙利王安德魯二世和日耳曼人組成的十字軍目的是征服敘利亞，但在攻打亞克城失敗后又率軍向位于北非的埃及進發。十字軍在1219年取得了尼羅河東邊的入海口杜姆亞特（又作：達米埃塔）后，遭到了埃及人的激烈抵抗，后經過多次戰斗始終無法戰勝埃及軍隊，不得不于1221年與之簽訂了為期8年的休戰協議。十字軍從埃及撤出，杜姆亞特得以重新歸入埃及版圖。第五次十字軍東征以失敗告終。
第六次東征
1228年，由日耳曼腓特烈大帝率領的十字軍深入巴勒斯坦，與埃及阿尤布王朝統治者卡米勒訂立“十年休戰條約”，以和平方式收回耶路撒冷王國、伯利恒、拿撒勒等基督教圣地。腓特烈大帝也成為了耶路撒冷王，并于1229年在教皇出兵的逼迫下不得已回師歐洲。
1244年，埃及重新派兵占領了耶路撒冷，“十年休戰條約”僅存的碩果也凋零了。學者周慶喜認為：這次東征體現出在這一時期教權和世俗政權的爭斗中，教權依然處于絕對的優勢地位，這一優勢地位直到宗教改革后才發生變化。
第七次東征
德皇腓特烈二世回師歐洲后，教皇英諾森四世為了壓制他，在1245年里昂的宗教會議上鼓吹十字軍，然而這一舉動卻被此時野心勃勃向東地中海擴張的法國國王路易九世利用。
1248年，路易九世親率十字軍從法國南部出發，開始第七次東征。次年再次攻占尼羅河口的達米埃塔港，路易九世拒絕用耶路撒冷來交換的建議。但在1250年攻擊開羅的戰斗中，路易九世被俘，后被贖回。從此他便打消攻打埃及回教王國的計劃，只在亞克港以巡禮者的身份駐留，并對朝圣者提供便利，及維持法蘭克人在巴勒斯坦沿岸的控制。第七次東征以失敗而告終。
第八次東征
上次攻打埃及失利的法王路易九世于二十年后發動了第八次十字軍東征，此次還有西西里王國國王查理參與。1270年，十字軍攻占北非的突尼斯港并進行基督教移民，但由于軍中發生瘟疫，路易九世客死北非。后來西西里王查理與突尼斯講和，約定突尼斯城每年向西西里王國進貢，第八次東征結束。1289年，回教徒攻占的黎波里，又在公元1291年被埃及馬穆魯克軍隊攻下亞克城，也畫下基督徒東征回教徒的句點，歷時共約196年（1096-1291年）的十字軍東征最終結束。
大事年表
大事年表參考自《十字軍運動》及《十字軍東征》。
失敗原因
縱觀十字軍東征的歷程，學者劉增泉認為其失敗的原因有：其一，十字軍以宗教之名出征，實際是為了掠奪他人土地和財產，基督教的“謊言”逐漸被民眾所看清，造成基督徒的夢想破滅，十字軍少了基督徒的熱情支持。其二，十字軍缺乏統一的指揮，領導者沒有良好的軍事管理，導致十字軍既不能奮勇抗敵又不能同心協力。其三，身在異鄉的十字軍在思想和生活習慣上被當地人同化，降低了開始時同仇敵愾的警覺。其四，十字軍內部分裂敵對，甚至出現與伊斯蘭教教徒合作打擊另一派的事情。
后世影響
宗教方面
隨著十字軍東征真正動機的日益顯著，使得教皇地位下降。從東方回來的基督徒傳播他們的所見所聞，讓人們了解伊斯蘭教并非野蠻民族，且與他們交易有利于己，也降低了基督徒對宗教的信任度。很多人由于對宗教的熱情，將自己的領地捐給教會；一些諸侯、騎士為了籌措軍費，將自己的封土賣給教會，使各教會的財產無限增多。薩拉丁稅和天主教赦罪卷也漸漸演變成斂財的工具。
經濟方面
十字軍東征后，西歐人不僅學習了阿拉伯商人的商業技術；還直接溝通了東西方貿易，加速了西歐工商業的發展。十字軍東征促使意大利城市威尼斯、熱那亞、比薩等興起，并掌握地中海的控制權。后來在地理大發現時期及其后，即在十六、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紀中，歐洲更大規模的殖民和商業的海外擴張，只不過是跟著十字軍開始的運動之延續。
西方社會對于東方貨物的需求，使得轉運東方貨物至歐洲，以及將西方物品推銷至東方的商業活動空前繁榮；支票、信用狀、提貨單、股份公司組織等進步的商業交易，以及銀行金融體系隨之活絡，直接引導資本主義經濟的新方向。十字軍東征使東西方貿易擴大，大大加快了西歐的商業貨幣經濟的復興和迅速發展，使西歐率先跨入了資本主義行列。
政治方面
十字軍東征改變了西歐的階級格局，消耗了多余的騎士和貴族；資產階級也伴隨著工商業和城市的發展逐漸興起。羅馬教會利用一次次的東征，抬高自己在天主教世界的地位。教皇烏爾班二世發起東征號召使教皇權勢凸顯；教皇英諾森三世強調神權的至高無上，并發動第四次東征；拉丁帝國的建立使教權在地中海地區至高無上。十字軍東征同樣改變了地中海地區的政治格局。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國開始崛起并壯大，同時西歐內政的復雜化也促使其將國家建設提上日程，而阿拉伯地區變得越發衰弱。東征對于拜占庭帝國同樣具有毀滅性的打擊。曾經擁有強大軍事實力、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繁盛的文化和附屬的經濟拜占庭帝國只得從東部地區不斷退縮至小亞細亞地帶。
文化方面
十字軍東征對東方文化構成了極大的摧殘，但也在客觀上對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以及對西歐社會均有不小的影響。十字軍東征吸收了拜占庭與阿拉伯文化，加強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西歐人學習了希臘語言文學、學術思想。阿拉伯的醫學、數學、天文知識，也傳入西方。一些農作物的種植技術、印染、中國的發射藥制造、拜占庭的玻璃制造等方法技術也借此傳到西方。
阿拉伯文化被十字軍帶到西歐后，西歐開始提倡科學知識的進步要求，于是，逐漸出現了近代大學。十二世紀初，意大利創辦了波隆亞法律學校，1158年，該學校發展為波隆亞大學，這是歐洲最早的近代大學。此外，還有法國在1180年創辦的巴黎大學和英國分別在1167年、1209年（一說為1208年）創立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
阿拉伯人從9世紀起，開始對古希臘的經典進行大規模翻譯。十字軍東征之前，古希臘的經典在歐洲大都已經失傳。通過十字軍東征，歐洲人通過阿拉伯的譯本得以了解先人的思想。之后的許多學者恢復先人的文化和藝術，文藝復興運動便由此興起。
十字軍東征給穆斯林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災難性群體記憶。東征結束后，阿拉伯民族開始變得過度敏感，處處防人，容忍度差，這種保守的態度隨著現代世界的演變更趨嚴重，穆斯林自覺是被排除在現代世界之外的。
相關研究
兒童十字軍研究
關于兒童十字軍是否只有孩子的問題。史學家米科利對此說法質疑，他認為雖然有許多孩子參加了這場運動，但是同時也有許多成年人、已婚者參加。之所以人們誤以為此運動只有“兒童”參加，是因為中世紀的史學家將這次運動的參與者稱為“pueri”（拉丁語），而中世紀時“pueritia”是指人的7-14歲的少年階段，所以后世一些史家才會將參與者定義為兒童，并代代相傳。
20世紀之前，兒童十字軍事件被神話化。到了20世紀，該事件逐漸恢復到客觀與真實的狀態。如美國史學家芒羅和漢勃利分別發表的文章《兒童十字軍》梳理了史料，糾正了之前的過度神話化。著重分析運動成因方面的著作有加里·迪克森的論文集《中世紀西方的宗教狂熱——復興、十字軍、圣徒》，作者更傾向相信宗教本身的力量。
隨軍女性研究
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者們開始關注于女性參與東征是否合法的問題。學界普遍認為：由于烏爾班二世明確禁止女性參加東征，故在東征初期，很多隨軍女性受到懲處。但由于家庭的責任、債務的原因，以及避免單身男子產生通奸、亂倫等問題，教會容忍了女性的隨軍。到12世紀晚期，女性隨軍東征的合法性最終被法律確定下來。學者布拉德利在其所著在《必要而被鄙視的：第一、第二次十字軍東征中的女性形象，1905到1148年》中認為宣傳東征的人利用女性的美貌和氣質來支持和延續戰爭，在輿論上起到巨大的導向作用；當女性在家庭中成為有話語權的母親或妻子后，就能對十字軍攻占穆斯林城市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學者布倫戴奇在其專著《中世紀歐洲的法律、性和基督社會》中分析了人們對女性態度的轉變。對于女性在東征中扮演的角色問題是一個頗受爭議的話題。一些世俗和教會文獻中記載，女性在隨軍隊伍中充當營妓、妓女。部分學者認為女性還充當了士兵的角色。持這種觀點的有學者梅埃爾和尼科爾森，他們都認為有些女性是“圣戰”的直接參與者。
中國學者更關注十字軍女性的活動背景和行為。如徐家玲所著的《拜占庭文明》和陳志強所著的《拜占庭帝國史》都詳細闡述了十字軍東征的原因和基本過程，為研究隨軍女性提供了基本的背景知識。碩士論文《中世紀西歐貴族婦女婚姻狀況考察》和《12-13世紀西歐貴族婦女地位初探》則論證了女性從依附地位轉變為家園守護者和管理者的過程。
后世評價
美國經濟史學家J·W·湯普遜評價十字軍東征：“從經濟社會史的觀點看來，十字軍的利益和重要性，在于它是歐洲國家第一次向歐洲境外的擴展，是歐洲人在外國土地上和外國人民中最早一次向外殖民的試驗，也是一次又龐大又復雜的商業冒險行動。關于這些方面，十字軍在歐洲史上引入了一個新的運動。后來在地理大發現時期及其后，即在十六、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紀中，歐洲更大規模的殖民和商業的海外擴張，只不過是跟著十字軍開始的運動之延續。”
英國詩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托馬斯·艾略特（1888-1965年）評價十字軍東征：“他們當中只有少數是好人，大量的是些邪惡之徒；而他們當中大多數人則介于兩者之間，既非高尚之人，亦非邪惡之徒。”
蘇聯歷史學家扎波羅夫評價十字軍東征：“事實上十字軍運動消耗了歐洲人民的極大力量：這幾次勞民傷財的戰爭死人幾百萬，且不說耗費于進行十字軍東征或落入貪婪的羅馬教廷手中的無數財務。幾次十字軍東征只在西方人民群眾中留下可悲可嘆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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