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者》（或譯《生死朗讀》，德語：Der Vorleser，英語：The Reader），是德國法學家、作家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1944-）創作的一部長篇小說，是戰后德國第二代作家表現第三帝國歷史題材的代表作。1995年，《朗讀者》在德國出版。1999年，《朗讀者》在美國暢銷，在全球的傳播與影響力進一步擴大。
小說以主人公米夏的回憶展開，從一段“不倫之戀”說起。戰后之初的德國，15歲的男孩米夏迷戀36歲的女性漢娜，為她朗讀并與她交歡。兩人的情愛僅持續一個夏天，漢娜便銷聲匿跡。數年后，作為法學院學生的米夏在一場法庭審判再遇漢娜，才知她曾是奧斯維辛的女看守，并推測出她的秘密：漢娜不會讀寫。且她愿不惜一切代價隱瞞一點，哪怕是攬下所有罪行。米夏因自己曾是一個罪犯的愛人而負疚，感到上一代的罪行與自身休戚相關卻又無所適從，陷入反思歷史的困境與對法律的懷疑之中。獄中漢娜借米夏的朗讀盒式錄音磁帶學會讀寫，脫離愚昧的她深刻意識到自身的罪行，在出獄當天的清晨上吊自盡。米夏十分悲傷。最終，他幫助漢娜完成贖罪的遺愿，將她的存款捐給幫助猶太人掃盲的公益組織。
《朗讀者》采用第一人稱敘事，通過講述米夏與漢娜的情愛關系，牽引出關于歷史、法律、人性等一系列深刻命題，開辟了一條走回歷史現場、重構歷史主體的文學路徑，在德國反思文學的發展歷程中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朗讀者》暢銷全球，引發熱議，被《明鏡周刊》稱作“文學事件”。2008年，經原著改編的好萊塢電影《朗讀者》風靡全球，獲奧斯卡金像獎、金球獎等榮譽。
創作背景
時代背景
1989年兩德統一，第三帝國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逐漸遠去，更多的人希望德國的發展能逐漸步入正軌。德國人意圖建立新的身份，塑造新的記憶文化。這也影響了文學的敘述方式，逐步探索戰爭的發生、發展與結果，個體在戰爭與歷史中的作用與責任，以及與之相聯系的法律、道德與人性等問題。
不同于長期以來德國反思文學作家，從親歷者的角度對第三帝國的罪行作出批判，如伯爾《無主之家》（1954）、格拉斯《鐵皮鼓》（1959）、倫茨《德語課》（1968）等，90年代涉及相關題材的小說首次將目光轉向普通人，審視其戰時作惡者的身份與罪行。在這一時期，德語文學中也出現了“父輩文學”——作為戰后第二代的子女，反思其父母在戰時的所作所為。
進入20世紀90年代，在新歷史主義的影響下，文學批評主張關注文化所賴以生存的經濟與歷史語境，逐步挖掘因話語規則與主流意識形態壓制而未進入歷史表述中的事件與話題。因此，德國反思文學得以走出模式化的困境。在承認罪責的前提下，作者有權選擇自身的言說方式，反思歷史，書寫罪惡歷史所帶來的傷痛。
作者背景
本哈德·施林克是法學博士出身，兼具法學家與作家的雙重身份。43歲時他開始從事文學寫作，將法學的思維、知識與實踐融入其中，探討“罪與罰”的主題，并對人性加以關照。既“塞爾伯探案”系列偵探小說之后，本哈德·施林克開始嘗試純文學寫作，《朗讀者》應運而生。
1992年，本哈德·施林克前往柏林洪堡大學教書。勃蘭登堡門以東的柏林墻遺址，附近破舊的建筑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時期的景致。這為本哈德·施林克的寫作提供了靈感，于是他將《朗讀者》第一部的場景設定于1958年的林東部地區。
作為戰后第二代，施林克對68年德國學生運動中第二代與父輩劃清界限的做法持批評態度，也意識到歷史問題對于德國戰后第二代人的復雜性和嚴肅性。1995年，《朗讀者》在德國經由Vintage International出版。通過小說創作，本哈德·施林克試圖講述戰后第二代如何面對大屠殺的歷史，在其中應當擔任什么角色。
內容情節
第一部
1958年，15歲的學生米夏·伯格在正從學校走回家中，突然黃疸發作而嘔吐起來。此時一位女士來幫助米夏，將他擁入懷中安撫，并送他回家。米夏康復后登門致謝。他不經意間窺探到女士穿長筒襪的動作，被深深吸引；而后米夏再次來到女士的公寓，兩人發生了性愛關系。
在頻繁的交往中，女士向米夏透露自己名叫漢娜·施密茲，36歲，是一名有軌電車售票員。兩人在相處中達成約定：在做愛之前，由米夏為漢娜朗讀。漢娜是一位專注的聽者，她時而感動或嗤笑，時而憤怒或贊賞，并常常發表自己的看法。在交往期間，米夏為漢娜朗讀了荷馬《奧德賽》、萊辛《愛米麗亞·迦洛蒂》、席勒《陰謀與愛情》、列夫·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等作品。
兩人的關系日漸緊密，除了在漢娜家，米夏還與漢娜在復活節出游，或帶漢娜到自己家中。兩人也不時發生激烈的爭執，多是漢娜向米夏發難而不聽他解釋，具體為何卻不得而知。戀情在甜蜜歡快的夏日之后，漢娜逐漸變得古怪。一日，她拒絕了有軌電車公司的升職機會，不辭而別。米夏四處打聽無果，陷入長久的悵惘之中。
第二部
六年后，作為法學院的實習生，米夏在一次涉嫌納粹集中營罪行的法庭審判上見到了漢娜。漢娜曾是奧斯維辛外圍死亡營的女看守，與其他四名女看守一同受審。她們被指控有兩項罪責：其一，為奧斯維辛集中營挑選送入或送出的婦女囚犯；其二，在關押犯人的教堂遭受轟炸時并未開門，以致教堂里的幾百名猶太婦女被活活燒死。控方證人是在這一事件中幸存的一對母女，她們將這一事件記錄成書，作為指控的證明材料。
旁聽的米夏感到十分震驚，與漢娜曾經的愛戀關系也讓他難以置身事外，內心經歷著掙扎。起初，米夏希望漢娜入獄，從自己的生活中徹底消失，同時他為自己曾愛上一個無情的罪犯而感到內疚；而后，隨著庭審進一步深入，米夏心中充滿困惑，無法再以超然的態度評判第三帝國屠殺猶太人的歷史——根植于人們心中的麻木不仁，不僅壓迫著施害者與受害者，也壓迫著審判者，壓迫著所有人；而作為戰后的第二代，應當如何面對與評述歷史？難道就應當在驚愕與負罪中沉默下去嗎？
那位幸存的女兒向審判長透露漢娜與其他女看守的不同：她從囚犯中挑選一些姑娘為自己朗讀，免去她們的苦工，而后照舊將她們送走。其他女看守試圖狡辯，將罪責推卸到漢娜身上，誣陷這一事件的檔案報告是由漢娜一人所寫。而漢娜十分慌亂，拙于自辯，一步步將自身置于不利的情勢中。當法庭要求驗證漢娜的筆跡，她卻將罪名承認下來。此時米夏意識到，漢娜并不會讀寫，且她對此感到羞恥。為掩蓋這一事實，她情愿付出一切代價。
得知內情的米夏對漢娜的罪行既理解又譴責，感到自身處在法理與人情、歷史與現今的模糊地帶。他不知自己是否有權為漢娜做決定，卻也不愿袖手旁觀——他與從事哲學研究的父親談論，與審判長談論、來到奧斯維辛等等，卻也沒有改變任何事。最終，漢娜被判處終身監禁。
第三部
數年后，米夏成為了一名法學史研究者，與妻子離婚，有一個女兒。米夏的研究領域之一是第三帝國法律，他愈發意識到歷史與當下、未來的不可分割，也開始接納與漢娜的回憶和感情。米夏借著重讀《奧德賽》的契機，為漢娜再次朗讀，并將盒式錄音磁帶寄到監獄。漢娜聽著錄音、對照書本學會了讀寫，不時給米夏寫信，夸贊他讀得好，或品評故事。米夏為漢娜學會讀寫感到高興，卻一直沒有回信。
十八年后，漢娜將被釋放。米夏猶豫良久后，還是決定來探望她。再次見到漢娜時，她已垂垂老矣、體態臃腫，身上不再是新鮮的汗味或香水，而是老女人的體臭。漢娜為米夏的到來感到欣喜，米夏卻有所回避，只說著已為漢娜打點好出獄后的生活。兩人說好在一個禮拜后將漢娜接出監獄，便互相告別。
在出獄當天的清晨，漢娜上吊死了，米夏跟隨監獄長來到漢娜的房間。房間里整齊地放著盒式錄音磁帶，桌上有許多卡片和紙條，書架上擺放有記述奧斯維辛集中營幸存者經歷的書籍、集中營司令赫斯的罪行錄、漢娜·阿倫特關于阿道夫·艾希曼的報告，以及奧斯維辛集中營相關的學術文獻。漢娜在死前的信中，囑咐米夏將錢交給在那位大屠殺中幸存的女兒。米夏見到漢娜的遺容，悲傷不已。
米夏向那位女兒轉達漢娜的委托。在兩人的交談中，米夏透露了自己與漢娜的關系。他們決定以漢娜的名義，將這筆錢捐給幫助猶太人掃盲的慈善機構。十年后，米夏帶著猶太掃盲聯盟給漢娜的感謝信，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探訪漢娜的墳墓。
人物角色
米夏·伯格（Michael Berg）
米夏是小說的敘述者，是德國戰后的第二代。米夏的生命歷程正如他對《超級馬里奧：奧德賽》的獨特理解——陷入困頓后不斷重新出發。年少時，米夏單純而敏感，在家庭中缺乏關愛，被中年的漢娜吸引。他為漢娜朗讀，在性愛關系中獲得性啟蒙與人格獨立。在得知漢娜在第三帝國時期犯下的罪行后，米夏被卷入其中，同時情愛關系牽引出歷史罪責問題，他因自己曾是一個罪犯的愛人而內疚、痛苦，感到上一代的罪行與自身休戚相關，卻又無所適從；事業與婚姻雙雙失意后，米夏再次為漢娜朗讀，在其中找到寄托。漢娜自殺后，米夏在挫折與空虛中繼續生活。
借著米夏的敘述，本哈德·施林克融入了自身作為法學家的經驗與思考，并意圖在寫作中探討第三帝國給世界和戰后一代的影響，以及它造成了怎樣的罪惡感。
漢娜·施密茲（Hanna Shmitz）
漢娜是一位美麗的中年女子，體態豐滿、行事果決，身上常有香水或新鮮汗液的氣息。她喜歡聽米夏朗讀，卻鮮少對他透露自己的往事。漢娜有很強的自尊心，為了不暴露自己的文盲身份，她流轉各處——拒絕西門子的升職機會，加入納粹黨衛隊做看守；推辭有軌電車公司的培訓機會，與米夏不辭而別。她甚至因此不惜將不屬于自己的罪名一并攬下。
漢娜通過米夏的朗讀盒式錄音磁帶學會讀寫、擺脫愚昧，實現了自我覺醒。在閱讀納粹黨相關的文獻資料后，漢娜意識到自身的罪行，逐漸放棄自我，最終在出獄前選擇自殺。學會讀寫給漢娜帶來的啟蒙，既是救贖也是毀滅；死亡是漢娜覺醒后的必然結果，她的人生因此得到了解脫與圓滿。小說借漢娜這一形象，對人性、歷史、法律、愛情等復雜命題作出深刻的探索，豐富了德國反思文學對納粹分子的人物塑造。
主題思想
反思第三帝國的罪惡歷史
小說以漢娜的文盲身份隱喻第三帝國納粹黨的道德盲視。面對法官的質問，漢娜稱挑選囚犯只是她分內的工作，認為不為教堂內的婦女開門是為了維持秩序，對她們負責。簡言之，她認為這是執行命令，對其中的罪責并無意識，沒有自身獨立的判斷，這是漢娜·阿倫特所論述的“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同時本哈德·施林克讓讀者看到，漢娜是眾多為謀生求職而參軍普通人中的一個，她作為個體的自由與獨立已然被剝奪，而是作為大屠殺鏈條中的一環，在極權主義的支配下犯下罪行卻不自知；她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
曾經視猶太人為罪犯的施害者，如今成為了在法庭上被審問的罪犯。本哈德·施林克借米夏之口叩問施害者與受害者的身份邊界，二者是否有重疊與轉換的可能。這是第三帝國歷史敘述中的空白，也是不容忽視的道德倫理問題。
《朗讀者》對第三帝國的歷史作出“逆向反思”。在法庭上，漢娜多次反問審判長：“要是您的話，您會怎么做呢？”小說在此實現了視角的轉換——施害者向審判者反問。面對第三帝國的罪惡，每個人都有難以擺脫的歷史責任。
反思戰后代際關系
在《朗讀者》中，本哈德·施林克跳脫了“父輩文學”的局限——面對戰后兩代人對第三帝國歷史的矛盾，他并非簡單地以父子關系概括，而是選擇以米夏與漢娜的愛情關系作為象征，將其呈現。本哈德·施林克認為，是愛將米夏卷入漢娜的罪責中，將戰后第二代卷入了他們上一代人的罪責中。一方面，這寓示著第二代無法超然度外，他們仍然承受著由愛而生的痛苦、責任與罪惡感；另一方面，這也意味著第二代有一定的主動性與選擇的權利。
然而，小說也展現了戰后兩代人之間溝通的困難。在與漢娜、父親、法官，以及在前往監獄時與司機的對話中，米夏都處在被動的位置。這表明第一代人仍占有絕對的主動權，后輩難以傾訴或申辯。
探討法律的局限
小說第二部詳細描述了審判漢娜的經過，除此之外，本哈德·施林克還著重諷刺了審判者的麻木不仁。面對嚴肅的庭審，審判者們只是刻板地履行程序，甚至將出差取證視為旅游；審判長不能主持公義，而是被不耐煩的情緒左右，在漢娜全盤承認罪行時甚至不加以驗證就輕易量刑。法律所代表的公平與正義被高高在上的審判者們輕易扭曲，人性的麻木與怯懦暴露無遺。漢娜并未得到公正的對待，而是成為被法律審判迫害的對象。
《朗讀者》展現了法律條文在審判當今時代最大的道德災難，即納粹黨罪行時的束手無策。長期以來，法西斯主義的罪行被概念化、臉譜化。正如本哈德·施林克所說：“人并不因為曾做了罪惡的事而完全是一個魔鬼，或被貶為魔鬼”，抽象的、量化的法律條文難以對人性的多維與駁雜做出裁定，難以觸及人性的灰色地帶。縱使人類社會的運轉無法離開法律，但它不能預防一切、彌補一切、重建一切，因為法律并非真理，也不是萬能的。
藝術特色
懸念
《朗讀者》中設有三大懸念：漢娜曾是納粹黨看守的身份、漢娜不識字的秘密，與漢娜自殺的原因。
前兩個懸念環環相扣。直到米夏在法庭見到漢娜時，漢娜的背景與個人經歷才得以揭曉，同時也將小說的第二個懸念推向敘事前沿——漢娜為掩蓋自身無法讀寫的事實，全盤承認了迫害猶太人的罪責，被判無期徒刑。在獄中，漢娜在米夏的幫助下學會了讀寫，數年后她卻在釋放日的清晨自縊身亡。小說的第三個懸念由此開啟：漢娜在遺書中并無透露自殺的原因，在小說中也并無定論，而是成為了供讀者長久思索的問題。
本哈德·施林克在《朗讀者》中運用偵探小說的寫作技法，在敘述中不斷揭示與發現未曾講述的“前故事”（Vor-Geschichthaftes）；通過設置懸念，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增強小說的可讀性與緊張度。
互文
以返鄉為母題的《奧德賽》在《朗讀者》中多次出現，與小說本身達成巧妙的互文。這部經典史詩映射了米夏自身的生命軌跡，即無限地重復著逃離與回歸——逃避愛與婚姻，工作與責任，又不斷與這些問題短兵相接；身為戰后第二代，逃避對第三帝國罪惡的評判卻又無法袖手旁觀。每每處在人生迷惑之際，米夏便會選擇重讀《超級馬里奧：奧德賽》，重新尋找自我。
《奧德賽》是小說中的象征符號，是米夏將朗讀作為儀式的開始——它是年少時期的米夏為漢娜朗讀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他為獄中的漢娜寄去的朗誦磁帶中所錄的第一部作品。同時，借由《奧德賽》，米夏看出了法學史的運作規律：“它是運動的歷史，有目的，同時又無目標；是成功的又是徒勞”，意識到法律在面對復雜的人性問題時的局限。
多感官敘事
《朗讀者》采用第一人稱敘事，著重描寫“我”即米夏的感官經驗。小說循著回憶展開，米夏對漢娜的描述首先依賴視覺圖像，譬如，米夏在觀看漢娜穿長筒襪的體驗中誕生了情欲，情不自禁地回到漢娜的住所，促成兩人的情愛關系；其他重要感官如嗅覺、觸覺、聽覺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敘述功能，如米夏對漢娜體味及其變化的察覺等。米夏對漢娜身體的渴望、探索與依戀，是貫穿小說的一條主軸，并通過多感官敘事得以表現。漢娜的身體既促成米夏個人主體性的生成、凝聚著兩人的私密情感，又牽引出歷史反思與當代主體建構的宏觀敘事。
此外，朗讀（Vorlesen）是小說的關鍵線索。在德語中，朗讀包括了讀與聽的雙向互動。通過朗讀，漢娜與米夏之間建立了深刻的情感聯結。此外，對漢娜而言，聽覺具有人格啟蒙與建構的作用。
樸素的日常語言
《朗讀者》采用樸素的日常語言，平實易懂，貼近大眾。這緣于本哈德·施林克主張服務于百姓的、充滿民主意識的寫作，他認為文學應該面對普通民眾而不是文化貴族或批評家。
小說以日常語言表現嚴肅的主題與思考，沒有無謂的調侃與詼諧，凝聚著一股強大的敘述能量。其中，關于歷史、法律、生命、愛等命題的思索往往蘊藏于日常細節中，讓小說富于美感，余韻悠長，得以脫離政治教化的刻板。
作品評價
《朗讀者》是戰后德國第二代作家表現歷史題材的代表作，在德國反思文學的發展歷程中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開啟了一條走回歷史現場、重構歷史主體的新路徑。在其影響下，德國反思文學的視角、題材與主題日益多樣化，如格拉斯《蟹行》（2002）將反思文學延伸至第三代，探討正視民族苦難與傷痛的必要性。
德國《世界報》文學獎為《朗讀者》撰寫頒獎詞，認為其“以文學上精打細磨同時引人入勝的形式表述了對德國歷史的發問，具有高度的精神上的獨立性和人性上的理解力，并融匯表現在其強大的敘述力量之中。”
法國《世界報》文學主編克里斯托夫·施扎納茨稱《朗讀者》是一個將“流芳百世的故事”，“人們會一遍又一遍地讀它，為了找出自己到底能夠做些什么。”
作家曹文軒稱贊《朗讀者》：“閱讀這樣的作品，容不得有半點輕浮的聯想，而閱讀之后就只有一番肅然起敬”，認為其是一部典型的德國作品，同時對中國的歷史反思具有借鑒意義。
批評與爭議
2002年，《朗讀者》遭到許多學者、作家與評論家的批評，主要聚焦于對漢娜過于人性化的塑造，認為本哈德·施林克將漢娜的文盲身份作為掩蓋罪行的借口，有“掩蓋過去”“美化歷史”之嫌。
作家羅倫斯·諾富克認為《朗讀者》有否認歷史的傾向，將納粹黨罪人正面化，以滿足讀者淡化沉重歷史的閱讀需要。
日耳曼學者杰里米·阿德勒認為《朗讀者》對施害者與受害者的身份進行了模糊化處理，并在一封讀者來信中指責小說是“愛情與群體屠殺，情感與野蠻之糾合”。
文學評論家威利·溫科勒將《朗讀者》稱為“沒有藝術風格的文化淫穢讀物”，認為施林克臆造歷史事實，對納粹黨時期的恐怖暴行作無害化處理。
作家弗里德里克·拉斐爾指責《朗讀者》書寫“謀殺者與其受害者的和諧”，稱其為“與惡的妥協形式”，稱小說是“是人人都能讀下去的討好之作，同時也是糟糕的、煽情的、道義上不分善惡的書”。
作品影響
1995年《朗讀者》在德國出版時，未引起巨大反響。1999年，小說在美國成為轟動一時的暢銷書。隨后，德國主流媒體開始大規模地介紹與評論本書，如《明鏡周刊》《焦點》《法蘭克福評論》《星期天報》等。《明鏡周刊》更稱之為“文學事件”。在德國被譽為“文學教皇”的拉尼茨基將《朗讀者》收入其所編撰地德國當代文學作品經典集。瑞士《蘇黎世日報》《世界報》也多次發表《朗讀者》的評論文章。
譯介情況
截至1999年，《朗讀者》已被譯為25種語言，其發行量在德國本土達50萬冊、法國10萬冊、英國20萬冊。經美國著名主持人奧普拉·溫弗瑞(Ophah Winfrey，1954-)的文學訪談秀推介之后，《朗讀者》在美國發行量達75萬冊之多，成為第一部登上《紐約時報》美國暢銷書榜首的德國小說。
2000年，《朗讀者》登上日本暢銷書榜第二位；同期，《朗讀者》分別在中國大陸和臺灣出版中譯本，引發熱議。著名作家池莉、肖復興等在報刊與網絡上表達對小說的欣賞，作家曹文軒為小說中譯本作序并大力推薦。同年，《朗讀者》被中華網評為十大好書之一，榮獲最佳小說獎。
2008年，在好萊塢同名電影的影響下，《朗讀者》成為國際暢銷書，迄今已被譯成50多種語言。
獲獎情況
電影改編
參考資料 >
朗讀者 The Reader (2008).豆瓣電影.2023-04-26
《朗讀者》中的法律觀.新浪網.2023-0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