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趕散又稱“洪武遷徙”“紅巾趕散”“紅纓趕散”“紅蠅趕散”“紅蜂趕散”，是明朝初年將江南人口遷徙到蘇北的歷史事件，不見于正史，散見于部分民間宗譜。據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馮仁宏撰《新安鎮源流》（見《新安鎮志》）記載，“大明洪武登極之初，慮大族相聚為逆，使各道武員，率游騎擊散，謂‘洪武趕散’，子孫相沿，傳世為例”。
當時朝廷從江南遷移大量人口到蘇北一帶進行墾荒，因朱元璋的部隊頭扎紅巾，故民間稱之為“紅巾軍”、“紅軍”，“洪武趕散”也被稱為“紅巾趕散”或“紅軍趕散”。“紅蠅趕散”則是“紅巾趕散”的訛傳，可能是出于對紅巾軍的不滿而將其暗喻為紅蠅瘟疫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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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土地大多為豪強地主霸占，他們在地方上盤根錯節，勢力雄厚，朱元璋起兵時，充分利用了他們的力量。但當他統一全國之后，就覺得他們成了中央政府的異己力量，而且，豪強地主過分壓榨農民，既和國家爭奪賦稅來源，又不利于經濟的恢復。洪武三年（1370）八月，朱元璋說：“近代以來風俗非常奢侈，地方上富民的衣食住行，竟然和公卿貴族一樣。”又說：“元代朝庭昏暗無能，權力和財富都讓下邊奪走，所以終于演變成大亂。”為此，太祖極力防止這種局面的再現，并采取了遷移富豪、嚴刑重法等措施。
過程
前因
《嘉靖寶應縣縣志·鄭得傳》??載：“鄭得，字彥明，唐平章政事（鄭）余慶之后，父（鄭）逵，元（代）時自遂昌縣遷吳，讀書樂道，高隱不仕。張士誠據平江，以禮征之，（鄭得）不應，攜家遷居寶應。（鄭）得博聞強記，有經（世）濟（民）才，洪武中學士宋濂薦于朝，授高州府知府……（鄭）得與宋（濂）文憲、劉（基）文成善，朱元璋欲屠蘇州市，得致二公書，乃免。”其后歷代寶應縣志均沿此說，也載入金湖縣《通德堂鄭氏家譜》，清代寶應學者范士齡在《寶應耆舊傳》也提及此事。
元末浙東地區才子鄭逵、鄭得父子從遂昌移居蘇州（鄭氏家譜載“居于閶門穿珠巷”），投靠已入幕張士誠的鄭元祐。鄭得讀書樂道，博學鴻才，高隱不仕。張士誠聽說鄭得父子賢名，多次邀請他出來做官，但鄭得沒答應。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正月，朱元璋命大將徐達、副將常遇春對平江（蘇州）等地發起進攻，張士誠部節節敗退。鄭得一看形勢不好，舉家避居寶應縣衡陽鎮附近（即《寶應縣志圖經》所云“元鄭家村”），遠離是非之地。朱元璋部兵強馬壯，卻在蘇州市外遭受重大損失，苦戰十個月，朱元璋氣得發誓要屠蘇州城。
此前，青田劉基、金華宋濂與鄭逵父子都是浙東才子相識，彼此惺惺相惜，彼此欣賞。聽說朱元璋要屠蘇州，鄭得為滿城百姓以及叔父鄭元佑等人安全計，立即寫信給宋濂、劉基二人，請他們設法勸阻朱元璋的屠城。接到鄭得的來信，二人確實成功阻止了朱元璋的屠城打算，但朱元璋對蘇南人士不放心。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就報復性將蘇南人驅散到江淮之間，這就是“洪武趕散”的前因。
富豪搬遷
效法漢高祖劉邦徙天下富豪于渭河平原的做法，首先強令富豪搬遷到京師南京附近。洪武初，朱元璋遷江南民十四萬戶于他的老家鳳陽，其中不少為地主，洪武二十四年又徙天下富戶五千三百戶于南京，三十年又徙富民一萬四千三百余戶于南京。朱元璋說：“歷史上劉知遠曾徙天下富豪于關中，過去我認為不好，如今想來，首都是天下根本，才知道有的事是理所當然，不得不做的。”豪強地主被遷到中央政府控制力量最強的區域，財勢俱失，不能危害明朝了。江南的地主離開了自己的家鄉，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和奴仆，政府還不允許他們私自回去，他們非常不滿。這些人不敢公開回原籍，便偽裝成乞丐，以逃荒為名，成群結隊，男女老幼，散入江南諸州縣乞食，到家掃墓探親，第二年二三月又回到鳳陽，年代久了，就成為習慣了。五六百年來，鳳陽花鼓成了東南一帶婦孺皆知的民間歌舞。朱元璋還通過嚴刑重法消滅“奸頑富豪之家”，十余年間幾興大獄，往往不查實就殺人滅宗，江南一帶富豪在幾年間或死或徙，幾乎無一幸存。
占領地域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占領淮河兩岸的大片地域。同年，置淮安府，領海、泗、安東三州，淮安市、清河、沭陽、鹽城、桃源、贛榆、天長、盱眙8縣。旋又以泗州、盱眙、天長改隸風陽府；并降安東州為縣，仍隸淮安府，以邳州、睢寧、宿遷縣改隸淮安府。時淮安府共轄二州九縣。戰亂使淮安市及其周圍地區人口逃亡殆[dài]盡，亟待移民充實。同時，江南地區的地主階級人士有很多依附張士誠。故明朝初年，政治上的一項重要措施，是進行強制性的大規模的移民。
洪武三年（1370年），遷蘇、松、杭、嘉、湖諸府之民4000余戶至臨濠[háo]墾田。又移江南民14萬戶于鳳陽府。泗州、盱眙為交通要道，經元末大亂，人口銳減，時均屬鳳陽府，故遷移的14萬戶中，有相當一部分安置于泗州和盱眙。此后百余年中，又陸續將江南的人民遷徙到淮安府境。這就是淮安民間傳說中的"紅巾趕散"。如漣水縣、淮安市望族朱姓，就是明洪武年間整族整族地"奉旨"遷來的。其中一族坐的是包鐵頭大船，后人在漣水、淮陰"九朱"中以"鐵船頭朱"加以區別。漣水孫氏、張姓，灌南縣湯姓，以及金湖縣等地約70%左右的居民，其先人也多為洪武年間從蘇南遷來的。又據民國《泗陽縣志》載，元末明初，由蘇南遷來的有翁、朱、盧、吳等25氏族，其中由蘇州市遷來的有21族。
實行中鹽法
明中葉，實行"中鹽法"，晉、徽商來淮業鹽，并就地定居繁衍。漣水望族程氏，"先世本歙人也，明季始遷安東。灌南縣城新安鎮，是明朝中葉安徽新安商人在此興集命名的。高溝地區的汪、程、吳等姓，其先也是歙縣人，也是因經商就地“居的。淮安河下鎮是著名的徽商、晉商聚居地。
人口遷移
在經歷元末戰亂的環境之下，由于長江的阻隔，揚州府的屬縣崇明縣并未受到戰火侵擾。崇明島位于長江入海口，其沙灘面積狹小，且水道時有變化，所以待戰火停歇，人口紛紛往外遷移.洪武二十五年（1392）,崇明島上民無田者2千馀戶，遷往江北，這些居民越江而居，遷入地點多在揚州府的通州海門縣境.之后，又有500戶無田的縣民，遷到蘇州市府昆山市境內.其實從洪武初年以來，崇明島陸續有對外移民的活動,不同的是所屬政區的變化，洪武七年（1374）以前崇明島隸屬江北管轄，洪武二十五年（1392）以后則與昆山縣同屬一政區.
在洪武初年的揚州府，除了復業的當地居民外，其馀皆為流寓人口，根據現存的地方志及族譜資料，在蘇北地區一帶的民間傳說，他們的祖先是由明初從蘇州閶門遷移而來.泰興縣居民的祖先，多原為皖贛名族于元末之際遷入，而興化縣則有原籍蘇州大姓，于洪武初年陸續遷入興化.其他如寶應，江都等縣望族，都認為祖先是由蘇州遷入，這種原籍附會蘇州市的情形，是蘇北移民普遍都有的特殊現象.
從洪武九年至二十六年（1376-1393）,揚州府的移民陸續遷入，新增移民總數達14萬人，其原籍來自蘇南，浙北，江西省等地.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揚州府74萬人口之中，民籍移民及其后裔約50萬人，除了崇明區之外，來自蘇州及蘇南，浙北地區的移民占總移民人口的一半，而來自江西與徽州的移民則各占四分之一.
淮安府的移民亦有從蘇州遷入的說法，如泗陽縣的席，唐，吳，朱四姓，即是明初由蘇州的洞庭東山（太湖有東，西洞庭山）,昆山市，句容市，相城區等地遷入，因此該縣仍存在有關原籍蘇州的廣泛傳聞.然而，明初的蘇州移民似乎未到達淮安府北方，因此沭陽、海州等地，則流傳另一種“洪武趕散”的說法.“洪武趕散”，是由“紅蠅趕散”，“紅君趕散”的諧音轉化而來.雖然“紅蠅”的一種解釋是，因元末戰亂所引起的疾病流行，而使移民們心中留下難以忘卻的印象；但另外一種解釋卻是移民祖先受到朱元璋的驅趕，所遺留下的感嘆.
此外，來自零星的北方移民，特別是洪洞縣民有部份遷入淮安府山東省東南地區，原為山西移民遷入的區域之一，而后再輾轉南遷進入蘇北地區，因此有些蘇北地區移民，是為山西移民的后代.這些由山西洪洞移民向外遷徙的移民運動甚為頻繁，從前朝開始乃至于整個明朝，多可發現其蹤跡.
洪武時期江南向江北的移民，大致以當時的黃河為北界，江南移民渡河北上，是明代中期以后的事.
奇特現象
其實奇特的現象還不止一個。現大多數蘇北人把睡覺戲稱為去“蘇州”，體現了當時的蘇州移民遷徙的過程中念念不忘祖籍地，數百年來一直沒有忘記。今天的鹽城人幾乎都會告訴你祖籍是“蘇州閶門”的，是“洪武趕散”而從蘇南來到蘇北的，這種文化現象與山東人所說祖籍是山西洪洞縣大槐樹下的相同。據《鹽城縣志》所載，朱元璋登基后不久，為了報復蘇州、松江、嘉興、湖州、杭州一帶王府紳民對張士誠的擁戴，遂以移民墾荒為由，將王府40萬人丁驅趕到蘇北，留下了一段眾說紛紜的歷史公案。為什么幾十萬人都說來自蘇州閶門？蘇州城內有八個門，其中蛇門與盤門都象征征服越國，使越朝吳之意。齊門面對齊國，意在制服齊國。閶門之意取自“天通閶闔風”，位于城之西，闔閭首先要西破強楚。鹽城市人說自己的祖先是蘇州閶門的，這多少反映了洪武趕散的后裔憎恨朱元璋擁戴張士誠的“情結”。此外我們無法解釋幾十萬人都來自蘇州閶門這一歷史現象為什他們么自稱閶門的
1．當時遷出時，皆從閶門出去，在閶門登記，故如是說。
2．當時朱元璋不滿一些在蘇北的人想返回原籍，想斬首，然后朱元璋邊上的一個大臣想了個辦法挽救那些人，他勸朱元璋說自己是蘇州閶門的，希望朱元璋對蘇州閶門的人法外開恩，然后馬上通知在蘇北的蘇州移民,都說自己是閶門的，可以消災，故如是說。
3．但是這種祖籍多為蘇州市閶門的看法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懷疑。實際上如果如此眾多的祖籍是真，那么一是難以組織如此大規模的移民，二是本地文化并沒有呈現因為移民地文化擴散而取而代之或嚴重影響的現象，三是歷史上沒有正面的記載移民的記錄。這很可能是由于戰亂導致宗族關系的不穩定，等穩定后，原先家譜等未能保存，祖籍必定是后人重新編撰的，并不完全可信，再者由于年代久遠，因此祖籍地相似可能是源于后人編撰家譜基于一種從眾附會的心理而產生當地人多源于同一地的一種文化現象。于此印證的是山東省，河南省，河北省等地人多祖籍洪洞大槐樹的傳說，中國西南地區的麻城孝感鄉傳說，安徽的江西瓦屑壩傳說，云南省的南京移民傳說等等。
祖籍是蘇州者，主要分布在揚州市、淮安市、鹽城市三個地區。移民到達的北部邊緣，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西部基本上以京杭大運河為界，東部的南通市地區基本不見（注：這里要強調的是洪武趕散的遷入地不僅是蘇北地區，鳳陽府東部如現在的五河縣、明光市，盱眙縣西部等地也很多，所以以運河為界是不對的）。在這一地域范圍內的今揚州、邗江區、江都、泰州市、姜堰、泰興、高郵市、寶應縣、淮陰、淮安、灌南縣、沭陽縣、宿遷市、泗陽縣、漣水縣、鹽城、響水縣、濱海、阜寧縣、射陽縣、建湖縣、大豐區、東臺市、新浦、東海、灌云縣等地皆有分布。從方言的現狀和所掌握的文獻資料來看，其中以姜堰、興化市、泰興最為集中。響水、濱海、射陽、大豐的范公堤以東地區，明初尚未成陸，這里的蘇州移民顯然是在蘇北地區二次或三次遷徙的。在這片地城范圍內，自稱是蘇州移民后裔的至少在80%以上。明洪武年間，蘇北地區接納了如此之多的蘇州移民顯然是不可能的。我們根據語言的現狀基本上可以推斷，這次移民的人數不可能占蘇北當地當時人口的絕大多數。如果來自蘇州（我們遵照習慣，把蘇、松、湖、嘉、杭五府都稱為“蘇州”）的移民在蘇北占絕大多數——這種來自一地，又集中移往一地，遠遠超過當地土著的板塊式移民，新到一地后必然使用原地的方言。這樣，蘇北大地今天的方言應該是吳語，即使從語言發展變化的角度去考慮，至少也應該是摻有某些官話成分的吳語，而不是現在這樣。僅僅是摻有吳語成分的官話。這個道理是十分淺顯的，漢語方言的發展史上有許多這樣的事例。如南京、鎮江市的方言本來是吳語，演變成今天的江淮話，是永嘉年間大批移民所致。家譜、族譜和一些地方文獻提供的資料證明，明初遷人蘇北的移民并非都來自“蘇州”。如興化市的《師儉堂李氏族譜》清楚地記載著被當地人稱為“興化閣老”的明代宰相李春芳家族明初由句容市遷入興化市（有趣的是，李氏的后人也說是由蘇州遷入）。民國《泰興縣志·卷二十四》載：“試征諸氏譜諜，大都皖贛各族。于元明之際遷泰。”泰興的李、汪、尹、洪、施等氏族從安徽遷入。姜堰現陳姓人口近6萬人，有3支，其中2支來源于江西省，只有一支來自蘇州。此外，前文所引民國《泗陽縣志》提及的吳氏也是來自句容，明代的衛所制是“留軍屯田”。洪武年間，駐在蘇北淮揚二府的軍士及家屬共約12萬人，這在當時的蘇北人口中也占一定的比例。我們把這些情況弄清后，就可以對明初蘇北接納蘇州移民的人數進行估算了（統計人口時，在缺乏文獻直接記載的情況下，運用各種相關資料進行推算稱為估算。“估算”這個概念是梁仲方先生在編寫《歷代人口田賦表》時首先提出并運用的并得到認可）。明揚州府轄揚州市、儀征市、高郵市、泰州市、泰興、寶應縣、興化、如皋市、南通州、海門區八縣二州（地域范圍大致相當于今揚州市和南通市），洪武二十六年有丁口736165。其中儀征、如皋、通州、海門未徙人“蘇州市”移民，我們按平均數計算，假定移民占徙入縣人口總數的50%，揚州府則徙入蘇州移民220850人；明淮安府轄淮安區、清河、鹽城市、漣水縣、泗陽縣、沭陽縣、連云港市、邳州市、宿遷市、睢寧縣、贛榆區（地域范圍大致相當于今淮安市、鹽城市、徐州市和連云港市的一部分），洪武二十六年有丁口632541，其中贛榆、邳州沒有移民徙入，宿遷、海州只有部分地區有移民徙入。我們以三個縣沒有移民徙入估算，仍按上述估算方法推測，淮安府接受移民230000人。這樣，明初蘇北大約接收了共45萬蘇州移民，占當時總人口的34%左右。事實上。各縣按納的移民人數絕不可能達到與土著相等的人數，也不可能達到總人口的50%，我們的這種估算是最寬松的。
另據考證，當是明初政權為了安撫新到移民，對來自蘇州閶門的移民，提供農具糧種，并實行實施了免稅政策，使因為戰亂遷出的原居民回流，而原居民為了享受免稅賦政策，也都自稱來自蘇州閶門。由于當時海水東移，蘇北可耕土地逐漸擴大，也需要更多的的移民開墾，明政權在蘇北實施的免稅和輕稅政策近一百年，從而使自稱來自蘇州閶門的說法普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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