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皇律》是隋朝第一部法典，是隋初重要的立法成果。隋文帝即位后，令鄭譯、楊素等大臣十余人借鑒以往的立法經(jīng)驗與教訓，參考魏晉以來的法律文本，主要以《北齊律》為藍本，以采用適合當前形勢的法律為原則，修訂新律。然后又在開皇三年（公元583年）反復修改刪減，最終確定留有五百條，共十二篇。《開皇律》就此定型。
《開皇律》繼承了《北齊律》“法令明審，科條簡約”的立法傳統(tǒng)，體例上仍為十二篇，第一篇仍為“名例”，其他十一篇篇名稍做改動，依次為衛(wèi)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律、捕亡和斷獄，從而形成了整部法典總則在前、分則在后，實體在前、程序在后的體例格局。就簡明而言，《開皇律》最終定留五百條，比號稱“科條簡約”的《北齊律》減少了近一半；就寬平而言，《開皇律》將笞、杖、徒、流、死作為基本的刑法手段代替了前代的酷刑，確立了輕重有序、規(guī)范完備的封建制五刑體系，標志著中國古代刑法由野蠻走向了文明。《開皇律》以北齊提出的“重罪十條”為基礎(chǔ)，首次提出“十惡”，作為封建法律重典打擊的對象。歷代封建王朝均給予采納承襲，將其與“五刑”一起作為法典的基本制度予以保留。《開皇律》提出“八議”制度，使封建統(tǒng)治階級在法律上享有“例減”“聽贖”“官當”的優(yōu)待，保護貴族地主的特權(quán)。
《開皇律》在刑罰制度方面對前代進行的改革，為唐以后中國封建刑罰奠定了基礎(chǔ)；突破了歷代封建刑法科條的繁瑣，鑄成了中國法制史上“刑綱簡要”的楷模；也充分反映了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意志。《開皇律》在中國法制史上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
內(nèi)容簡介
《讀通鑒論》這樣贊評道：“古肉刑之不復用，文言文之仁也。然漢之刑，多為之制，故五胡以來，獸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慘。至于拓跋姓、宇文姓、高氏之世，定死刑以五：曰、絞、斬、梟、，又有門房之誅焉，皆漢法之不定啟之也。政為隋定律，制死刑以二：曰絞、曰斬，改鞭為杖，改杖為笞，非謀反大逆無族刑，垂至于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
背景及過程
楊堅于開皇元年（公元581年）針對北周刑法繁雜苛酷的情況（史稱“內(nèi)外恐怖，人不自安”），即命高、鄭譯、楊素、常明、韓濬、李諤、柳雄亮、裴政等人，于北魏、北周舊律的基礎(chǔ)上改定新律。
開皇三年（公元583年），又以“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每年斷獄，猶至萬數(shù)”的原因，特敕命蘇威、牛弘等人本著刪繁就簡的原則，修改《新律》，主旨在于“權(quán)衡輕重，務求平允，廢除酷刑，疏而不失”，完成了歷史上著名的《開皇律》。
內(nèi)立法成就
其篇目與基本內(nèi)容，以北齊律為藍本，所謂“多采后齊之制”，其立法成就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四個方面：
篇章體例更加簡要
《開皇律》共計十二篇、五百條，其篇目是：名例律、衛(wèi)禁律、職制律、戶婚律、廄庫律、擅興律、賊盜律、斗訟律、詐偽律、雜律、捕亡律、斷獄律。其中名例制罪名和量刑的通例；衛(wèi)禁是保護皇帝和國家安全；職制是官員的設置、選任等方面內(nèi)容；戶婚是關(guān)于戶籍、賦稅、家庭和婚姻的法律；廄庫是養(yǎng)護公、私牲畜的規(guī)定；擅興是擅權(quán)與興兵，保護皇帝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權(quán)；賊盜是指包括十惡在內(nèi)的犯罪以及殺人罪；斗訟包含了斗毆和訴訟；詐偽是關(guān)于對欺詐和偽造的律條；雜律是不適合其他篇目的內(nèi)容；捕亡上有關(guān)追捕逃犯逃兵等方面的內(nèi)容；斷獄是審訊、判決、執(zhí)行和監(jiān)獄方面的內(nèi)容。
這種體例主要是仿照北齊律，但又對北齊律作了必要和合理的修改：
1 是修改了北齊律的部分篇名，將“禁衛(wèi)律”改為“衛(wèi)禁律”，“婚戶律”改為“戶婚律”，“違制律”改為“職制律”，“廄牧律”改為“廄庫律”，突出了法律調(diào)整和保護的對象；
2 是刪降“毀損律”，把“捕斷律”分為“捕亡”和“斷獄”二篇，并置于律典的最后部分，使程序法與實體法有所區(qū)別；
3 是按照封建統(tǒng)治的需要，對涉及實體法部分的篇目重新排序。
中國古代刑法典的篇目體例，經(jīng)過從簡到繁、從繁到簡的發(fā)展過程，《開皇律》的十二篇標志著這一過程的完成，顯示了中國古代立法技術(shù)的進步和成熟。這種十二篇的體例，后來被唐律所沿用。
刑罰簡明寬平
確立封建制五刑
隋朝的刑罰制度在整個中國刑罰制度發(fā)展史上可謂簡明寬平，具體表現(xiàn)在：
1 與《新律》相比，刪去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罪一千余條。比《北齊律》的條數(shù)又減少近一半；
2 死刑種類只留斬、絞兩種，廢除了至北齊后期仍然存在的車裂(五馬分尸)、梟首(砍下頭懸掛在旗桿上示眾)等死刑種類； 3 進一步廢除了前代的酷刑如宮刑(破壞生殖器)、鞭刑等，改以笞、杖、徒、流、死五刑為基本的刑罰手段；
4 在繼承北朝刑罰體系的基礎(chǔ)上，對流刑的距離、徒刑的年限及附加刑的數(shù)額均作了減輕的規(guī)定。
隋朝在《開皇律》中首次正式確立了輕重有序、規(guī)范而完備的封建制五刑體系即笞、杖、徒、流、死，其中：
死刑分斬、絞兩種；
流刑自一千里至二千里分為三等，每等以五百里為差；
徒刑自一年至三年分為五等，每等以半年為差；
杖刑自六至一百分為五等，笞刑自十至五十分五等，每等均以十為差，民有枉屈得依次上訴至朝廷。
可見《開皇律》對百姓的壓迫，比前代有所減輕。這種刑罰體系與殘酷的奴隸制五刑相比是一種歷史性的進步，順應了中國古代刑罰從野蠻走向文明的發(fā)展趨勢。
封建制五刑自此時確立后直至明清，一直為后世歷代封建王朝所繼承，成為其法典中的一項基本制度。
創(chuàng)設十惡制度
《開皇律》改《北齊律》“重罪十條”為“十惡之條”，使之成為鎮(zhèn)壓被剝削者的法律依據(jù)。
“十惡”是指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nèi)亂十種最嚴重的犯罪行為。它直接危害封建皇權(quán)、違犯封建禮教，被視為是封建法律首要打擊的對象，因此被單獨列出，置于《名例律》“五刑”條之后；并規(guī)定“大逆、謀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十惡”犯罪不得被赦免等等。由于十惡大罪直接危害到地主階級的統(tǒng)治和封建倫常觀念，所以，凡犯十惡和“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
“十惡”中的謀反、大逆、不道、不敬等罪名在秦漢時早已有之，但其構(gòu)成要件、量刑標準卻不統(tǒng)一。南北朝時期，法律逐漸明確這些罪名的構(gòu)成，并以最嚴厲的刑罰對其進行處罰。北齊律首次將其概稱為“重罪十條”。
《開皇律》采北齊之制，將其中的“反逆、大逆、叛、降"改為"謀反、謀大逆、謀叛”，強調(diào)將此類犯罪扼殺于謀劃階段；又增加了“不睦”一罪，使十種罪名定型化，并正式以“十惡”概稱。
自從《開皇律》創(chuàng)設“十惡”制度以后，歷代封建王朝均予以承襲，將其作為封建法典中的一項重要的核心內(nèi)容，是有效維護封建統(tǒng)治的有力武器。
“十惡”制度從隋初確立到清末修訂《大清新刑律》時正式廢除，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了1300余年之久，對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xù)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繼承發(fā)展
貴族官僚特權(quán)
《開皇律》通過“議、減、贖、當”制度，為有罪的貴族、官僚提供了一系列的法律特權(quán)。
“議”是指“八議”，即對親、故、賢、能、功、貴、勤、賓八種人犯罪，必須按特別審判程序認定，并依法減免處罰。
“減”是對“八議”人員和七品以上官員犯罪，比照常人減一等處罰。
“贖”是指九品以上官員犯罪，允許以銅贖罪，每等刑罰有固定的贖銅數(shù)額。
“當”是“官當”，官員犯罪至徒刑、流刑者，可以"以官當徒"或"以官當流"，就是以官品折抵徒、流刑罰。
按規(guī)定，“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同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
《開皇律》的“議、減、贖、當”制度，是融匯了魏、晉的“八議”、南北朝的“官當”“聽贖”制度，再加上自己所創(chuàng)設的“例減”之制而成的。
這些規(guī)定賦予貴族、官員更廣泛的法律特權(quán)，使之得以系統(tǒng)而穩(wěn)定的司法保障；同時也使貴族、官員享有的法律特權(quán)固定化、法律化。
作用及地位
楊堅下令制訂的《開皇律》，對后世律法影響深遠。
隋初制定的《開皇律》代表了隋朝立法的最高成就，它承襲了前朝法制長期發(fā)展的經(jīng)驗，經(jīng)過刪繁就簡、補充完善，使封建法典的編進一步系統(tǒng)化、規(guī)范化，為我國封建法律的定型作出了極為寶貴的貢獻。
《開皇律》上承漢律的源流，下開唐律的先河，其中所規(guī)定的各項基本制度均被唐律直接繼承，成為唐律的直接藍本，后來又為宋、明、清各朝所沿用，因此，隋朝的《開皇律》在中國法律制度發(fā)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但制定《開皇律》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封建統(tǒng)治的需要和地主階級的利益，所以貴族官僚在法律上享有特權(quán)。凡是在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等“八議”之科者和七品以上官吏，犯罪皆減一等；九品以上，聽以銅贖罪。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