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德煒（David N. Keightley，1932年10月25日 - 2017年2月23日），出生于倫敦，后移居美國。吉德煒是甲骨文研究在西方的先鋒，在商周兩朝歷史研究領域亦是西方漢學界的巨擘。
人物經歷
吉德煒出生于在英國倫敦。1947年，他的家人搬到了美國伊利諾伊州埃文斯頓市。他畢業于埃文斯頓高中，隨后作為本科生就讀于艾姆赫斯特學院，1953年獲得英語學士，副修生物化學。之后，他獲得富布賴特獎學金，在里爾大學學習中世紀法語。
24歲時，他在紐約大學獲得歐洲現代史的碩士學位。獲碩士學位后，他先在世界出版公司做了三年編輯，又當了兩年自由撰稿人。在這兩年中，他意識到當今的中國是一處尚待開拓且大有可為的新領域，遂萌發了了解中國社會與文化的興趣。1962年，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學習漢語，并逐漸體會到，那些能闡釋中國與其他國家差異的關鍵因素深深植根于中國遙遠的過去。于是，他的視野轉向了古代中國。
1965年，他搬到臺灣臺北，在斯坦福中心學習了兩年中文。1969年，他以《古代中國的公共勞動：商和西周的強制勞動研究》為論文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同年，即受聘于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教。此后他一直致力于有關中國古代歷史文化方面的研究，直到1998年退休。
自1969年以來，吉德煒相繼撰寫了《島邦男的〈殷墟卜辭綜類〉(書評)》等10多篇評論，《釋貞——關于商代占卜性質的一個新假設》《宗教信仰與都市主義的起源》《商代占卜與商代的形而上學——附論新石器時代的占卜與形而上學》《商朝歷史時期的年代——中國青銅時代編年史上的一個問題》，《<古本竹書紀年>的真實性》《安陽新發現的甲骨》等30多篇論文。
2017年2月23日，吉德煒在家中去世，享年84歲。
主要成就
他被推選為以加利福尼亞大學為中心的學術組織“古代中國研究會”的主席，并擔任該組織出版的刊物《古代中國》的主編。他的研究成果在《商代史料：中國青銅時代的甲骨卜辭》一書中得到了詳細討論，他深入討論了甲骨卜辭的歷史，并通過對這些物理材料的研究，研究了一個特定的字符，他稱之為“祈使”。這個字符以前被認為是疑問的意思，然而，通過他的工作和對骨頭和貝殼的閱讀，他認為這個字符實際上是一個祈禱或意圖的陳述。這一發現改變了許多以前對商代卜辭的解釋。
研究領域
論述制度
吉德煒老先生對占卜術中有“習卜”與“三卜”制，宋鎮豪曾有論文專門論述這兩種制度，認為習卜是指對一件具體事多次因襲占卜，時間上叉開，故同版卜日不同而卜數、事類相同的卜辭即屬此，其目的是力圖求得上帝的意態與人王意愿統一。另有一次性的“卜用三骨”，屬異版同辭，“元卜”、“右卜”、“左卜”為此制之表現。文章特別指出，三卜中“元卜”為商王所卜，三卜制作用在于使人們將對自然世界的神靈崇拜轉化為對人王之絕對服從。文章從論占卜制引申到王權與神權的關系，很有新意。
對“貞”的解釋
甲骨學界根據《說文解字》對“貞”字的解釋（“貞，卜問也”），將命辭理解為問句。1972年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吉德煒在《釋貞——商代貞卜本質的新假設》一文中否定命辭是疑問句，認為命辭乃是“一有關未來的陳述命題”，是宣示某種“意圖”或“預見”，釋“貞”為“正”，即正之。1974年美國華盛頓大學也主張命辭非問句，釋“貞”為“正”或“定”，義近于檢驗、校正。1982年斯坦福大學的倪德衛(Davd S.Nivison)、1983年芝加哥大學的夏含夷皆有文章討論此問題，與吉德煒意見相近。由于這個問題涉及對卜辭內涵的正確理解，1987年安陽市國際商文化學術討論會上對此問題曾展開過熱烈的討論。
裘錫圭為此在會上提交了《關于殷墟卜辭的命辭是否問句的考察》的論文，認為只有帶疑問語氣詞的句子才可以確定是問句，同時指出漢語中常有句末不設疑問語氣詞的問句，而且命辭中可能存在這樣的詞句，但可以確定的不多，同樣可以確定不是問句的命辭也不多。由此可知，裘氏這篇論文雖然否定了美國學者的一些看法，但同時在命辭的性質上也提出了一些與傳統認識不同的見解。
對“王”的研究
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萊分校歷史系教授吉德煒曾就周原甲骨中H11：84片上出現的“王”進行討論；認為在“文武帝乙”廟中祭祀祖先，并“（上冊下口）周方伯”的這個“王”，不是周王，應為商王。他還曾到北京大學歷史系做了有關西周甲骨研究的專題報告。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美籍華裔學者張光直教授，也曾根據周原甲骨對商周之間的關系問題進行了探討。此外，我國臺灣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地區的一些學者，也參加了這一討論。例如，嚴一萍也曾以《周原甲骨》為題，對這批甲骨的文字、時代和史實進行了詳盡的考證。
學術觀點
由于外服地域各區域單元形成背景的復雜性，外服地域是多元的、不均衡的。美國學者吉德煒（D·N·Keightley）曾引用人類學家的術語稱商代國家為Segmentary State，意思是一種松散型的國家體制。與這個松散特點相關聯，商朝外服地域的領土景觀面貌也不是連續彌合的。王玉哲先生曾恰當地指出，商朝領土是“點”“面”結合的，是“插花”狀的。
在商朝的政治體制中，商王對于領土的控制，并不需要劃區，而主要是對一批具有現實價值和信仰意義的地點與方位的控制和占領，就像圍棋開盤時的樣子。一個個封君的地理范圍，不是由大區分劃小區而形成的，而是由中心封邑向四周擴展而形成的。因此，對于商朝外服的一個個分封單元，
可以叫地方權力，卻不能叫行政區劃。
盡管商朝政治地域結構是多元的、松散的、不平衡的，但在觀念上，卻已經生成了比現實更加整齊的國家領土意識。卜辭中有“四土”，“四封方”，“四戈”這樣的對于外服地域的表述概念，這些卜辭概念反映了商人以都城（大邑商）為中心而掩有四方的天下獨尊意識。中心與四方位的結合體現了商王統治世界的均衡性與完整性，這無疑是一種理想觀念。理想雖不是現實，但它表達的是一種價值觀，正是這樣一種領土價值觀推動著后來國家向一體化的發展。
中心與四方的組合的觀念模式具有凝聚力量、整合力量，觀念與政治、軍事、經濟一同創造歷史。商周文字中沒有“奴隸”和“自由民”的詞匯和人口買賣的記錄，因此商代社會不像是奴隸制。把商代的人牲看作是奴隸也難以令人信服，因為沒有證據說明這些人在殉葬前被作為奴隸勞力使用，殉人更多反映了當時的政治關系和宗教信仰。
主要著作
吉德煒撰寫《商代史料》一書中的見解對甲骨學殷商史學科具有一些獨特的貢獻。
書中講述了甲骨學殷商史學科是一門以商周卜甲卜骨、甲骨文、商周考古材料為主要研究對象，采用古文字學、考古學、歷史語文學、歷史學、文化人類學等社會人文科學概論的理論與方法探討商代及夏、周兩代歷史文化的交叉性學科。甲骨學殷商史學科是在1899年殷墟甲骨文發現之后產生、形成、發展、壯大的，經過國內外學者100余年的探索與努力，該學科已成為一門具備嚴格學科規范的國際性“顯學”。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