惲逸群，中國文化、新聞界的杰出戰士；江蘇武進（今常州）人；1905年1月生，1921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學，因家貧輟學；1925年參加中國國民黨；1926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2年，他投身新聞界，先后在上海市《立報》、香港特別行政區《生活日報》、上海《導報》、《譯報》任編輯、總編輯等，并參與發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建國后任上海《解放日報》社長、總編輯兼華東新聞出版局局長；1955年因所謂“潘、楊事件”被捕入獄，備受迫害折磨，1978年12月含冤逝世，終年73歲；1980年始獲平反昭雪，1982年恢復黨籍和名譽。
人物生平
惲逸群(1905年—1978年)，原名鑰勛，字長安，逸群。1905年1月24日生，江蘇陽湖上店鎮壽山村(今武進馬杭鄉)人。
4歲入私塾，15歲進常州東吳第五小學中學預備班。16歲，入上海大同大學數理專修科。18歲，在無錫電話公司當練習生。20歲，回家鄉任小學教員。五慘案中參加中國國民黨，任武進區、縣黨部常委。1927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在家鄉堅持地下斗爭。以家中田產抵押，創辦桂林市逸仙中學。任中共武進縣委常委。1928年任中共武進縣委書記，被捕。出獄后組織農民協會。10月，任中共宜興縣委書記。1929年，在上海開辦滬西外語補習學校，8月去浙江省，在省立湘湖鄉村師范任教。1930年，任中共蕭山縣委書記、中共浙江特委秘書長。回家鄉，在鄉村師范任教，在灌云響水鎮中學任教。1932年8月，又到上海市，進新聲通訊社任記者，從此從事新聞出版工作。12月，與陸詒等編輯《記者座談》周刊。1935年8月，參加上海《立報》，先后任編輯、評論記者、主筆。
抗日戰爭爆發后，1937年10月，《立報》遷往香港特別行政區，改任上海《大美報》編輯。1938年，任《導報》副刊編輯、副總編輯、總編輯。同時兼任《譯報》總編輯。還為《華美晨報》、《大美報》、《循環報》撰寫社論。1939年9月，去香港，任國際新聞社香港分社編輯、主任。與鄭森禹合辦《二十世紀》半月刊，發表《吳佩孚評傳》；兼任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教授。香港淪陷后，1942年，經韶關市、金華回上海市。從事中共地下黨的情報工作。任上海編譯社社長、《中國周報》主編，撰寫《中國內幕異聞錄》。1943年，為《新中國報》撰寫星期專論。1944年，他在袁殊創辦的建文出版公司，任編譯所所長。被日本憲兵隊以“共黨嫌疑”逮捕，因無證據，八個月后釋放。日本投降后，到華中解放區。繼范長江后接任《新華日報》華中地區版總編輯，新華出版社華中總分社社長及華中新聞專科學校校長。1947年2月，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政治秘書，兼新華社華東總分社第一副社長。1948年在山東省《新華文摘》上發表《三十年見聞雜記》，后改名《蔣黨真相》。1948年8月，任濟南新民主報社社長兼總編輯。新華社公布43名戰爭罪犯名單，憑記憶連夜寫出戰犯的簡歷，各報競相轉載。
1949年5月，在上海主持接管《申報》和《新聞報》。任上海市《解放日報》社社長、總編輯，兼華東新聞學院院長。1950年，又兼任華東新聞出版局局長。
1952年，被錯誤地停職檢查，開除黨籍（其原因為1951年因報紙漏登一則約瑟夫·斯大林致毛澤東的賀電而被撤職，張春橋頂替其職位）降為華東新聞專員辦事處秘書。
1953年，調北京，任新華辭書社副主任，新華地圖社副總編輯。1955年，籌建古籍出版社。5月，因潘漢年冤案株連被捕，關押十年半。1965年，被派到江蘇阜寧中學圖書館管理圖書。
“文化大革命”中成為“專政”對象，從事重體力勞役，積勞成疾。仍將館藏萬種圖書分類編目，裝訂修補。逆境中寫下有膽識的極為精辟的《平凡的道理》、《也談儒家和法家》等論文。
1973年8月，他在寫給老朋友胡愈之的信中，為十八年來的變故而感慨，為金仲華、范長江、孟秋江等的自殺而愕然。雖然他自己的遭遇非筆墨所能形容，但他卻慶幸自己“既未抑郁萎頓而畢命，亦非神經錯亂而發狂。”他說自己平生以“不為物移，不為己擾”自律，經過二十年檢驗，沒有背棄這一承諾。
1976年“文革”結束后，71歲的惲逸群以老病之軀幾乎是乞討進京申冤，但是無人聞問。1978年，他再次進京，才見到胡耀邦。胡表示一定為他的冤案昭雪。中組部根據他本人的意愿，先將他安排到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工作。“金陵百日”，他垂暮之年、病弱之身，卻熱情未減，試圖完成“三十年政事見聞實錄”，修改《蔣黨真相》。可惜天不假年，這年12月10日晚上9時他在南京中醫院與世長辭了，終年73歲。
198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先后撤消1965年的判決，宣告惲逸群無罪，這時離他去世已一年零四個月。
1982年上海市方面撤消1952年對惲逸群開除黨籍的處分決定，恢復他的黨籍。
1984年4月，公安部宣布為他平反昭雪。
人物作品
《平凡的道理——略談“個人崇拜”》
惲逸群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他積極推動文化界和新聞界的抗日救亡運動，當時他撰寫的許多評論和社論因預見準確和文筆犀利被輿論界譽為“彗星”。
1949年后他參與創辦上海《解放日報》并任總編輯、社長和華東新聞出版局局長，但從1951年起即迭遭錯誤的打擊，1955年更因“潘漢年案”而牽連入獄，后獲假釋出獄，下放至蘇北一中學圖書館任管理員。
正是因為這一奇崛的經歷，使惲逸群在長期獨立思考的條件下，不畏權勢，率先對“個人崇拜”的黨內和社會的風氣提出質疑并加以批判。
他在1973年8月寫下了政論文《平凡的道理——略談“個人崇拜”》。
在當時，惲逸群的這些言論可謂石破天驚。封建專制社會的歷史影響、多年極左思潮的猖，使人失去了正常判斷和認識的能力，在對領袖樸素的崇敬之余，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對方加以神化，所謂視若神明、絕對崇拜、盲目迷信，即使由領袖發動的晚年“壯舉”（“文革”）如何使整個社會趨于政治瘋狂、經濟凋敝、民生艱危，愚者不識，有識者也噤若寒蟬，所謂“古今中外絕無例外的普遍規律”，竟無一人能道及。
惲逸群表現出巨大的勇氣和洞察力，當時他被發配于蘇北海隅的阜寧縣第一高級中學，就在那一陰暗潮濕的樓梯間內，他憑借微弱的燭光，支撐著羸弱的病軀，書寫下了被后人譽為“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和極大的歷史意義與文獻價值”的這篇文章（后于1980年初刊登于南京師范大學《文教資料簡報》，此后上海《報刊文摘》和《社會科學》以及北京《讀書》等相繼將其轉載，從而激起了海內外讀者的強烈反響）。
惲逸群和許許多多被宏大理想所吸引的知識分子一樣，原以為找到了一條畢其功于一役的康莊大道，以為天堂就在前面，滿腔熱忱地投身到以暴易暴的宏大敘事中，甚至奉命打入敵人的心臟，冒著生命的危險，與魔鬼一同翩翩起舞。
然而，革命常常吞噬自己的孩子，他最終也沒有逃脫被宏大敘事吞噬的命運。徐鑄成說他“受盡了冤屈和苦難，特別是在‘自己的’政權下，受了余年的‘坎坷’和病”。
在惲逸群謝世二十五年后，讀他的遺文，重溫他留在20世紀中國的一個個坎坷的腳印，我想到了汨羅江上的屈原，想到了風波亭的岳飛，想到了在北京城被千刀萬剮的袁崇煥……我想到了古往今來一個個愚忠者的下場，曾經才華勃發、在中國新聞史上放射過光華的惲逸群只是其中一個，嗚呼，不亦悲哉。
人物軼事
新聞改革——為廣告松綁正名
在那思想專制的年代，惲逸群以一個“待罪之身”罔顧左右，議論、諷諫“朝政”和學界，在今天看來，一般人很難理解也難以做到。然而，惲逸群不但說到，而且還身體力行。這是為什么？惲逸群自己作了很好的詮釋，他說：“四十余年來，我從未對黨隱瞞過自己的思想（更不必說任何政治性質的任何事實），茍有所見，輒隨時提出，未嘗計及個人之利害得失。”他還說：“……平生既恥為鄉愿，不慣于趣合潮流，榮辱禍福，久置度外，心所謂危，不敢不言，茍于黨于民有毫發之益，則摩頂放踵，亦所不吝。”的確，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是惲逸群一生遵循的做人做事原則，也是他一貫的作風。筆者謹舉解放前后兩則小故事，即可窺見惲逸群思想之一斑。
早在戎馬倥傯的戰爭年代，惲逸群擔任華中新華日報總編輯兼社長時，發現當時的黨報，只有軍事、政治兩種報道，完全沒有經濟新聞，而大部分軍事報道也只是解放軍的公報格式，呆板枯燥，引不起讀者的興趣。于是，他在報社內頂著各方面的阻力，初試新聞改革。他要求軍事記者深入一線，與戰士交朋友，了解戰士的思想、生活和戰斗經歷，寫出有血有肉的通訊報道。同時指定記者專門采寫經濟新聞，報道解放區生產銷售和人民生活的情況。經過這番改革，報紙生動活躍起來了，老百姓也愛看了，新華日報銷量開始大增，許多當初有抵觸思想的同志也終于理解了。此事還受到了陳毅等解放區領導同志的表揚。
當時，惲逸群還兼任華中新聞專科學校的校長，并親自授課。他的講課大綱《新聞學講話》，后來成為風行解放區的新聞教科書。在這本書中，惲逸群批評了對廣告的一些極端左翼、片面觀點，首次提出廣告是報紙聯系讀者的一個渠道，能滿足人民的消費需要，是促進經濟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但對廣告必須進行監督檢查，以消除虛假欺騙行為。新聞媒體刊登廣告，在今天看來是再正常不過的事，然而在當時，卻是很難想象的。當時解放區報紙左的新聞觀點與積習難改，認為刊登廣告，是資本主義的經營作風，無產階級的報紙是萬萬不可以這樣做的。于是，在解放區內，一些報紙除刊登少數新書出版廣告外，其他廣告是一概不登的。惲逸群沖破束縛，為廣告松綁正名，在解放后的華東地區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內還引起了一場小小的風波。
上海解放后，惲逸群擔任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輯。當時，該報廣告科在每天的版樣上劃出一塊版面，要求留下刊登廣告。負責該報版樣的副總編輯魏克明見到廣告科送來的版樣后，十分生氣，說道：“我們是黨報，怎么可以登廣告，這是資產階級作風！”就在版樣上用紅筆打了個×，退還給了廣告科。廣告科無奈，報告社長惲逸群，惲當即找魏，耐心溝通開導。經過幾次談話溝通，大家想通了，廣告終于在該報刊用了。在解放日報的示范帶動下，華東地區所有黨報也都跟著登廣告了。盡管如此，惲逸群也告誡報社干部和廣告科，廣告不能放任自流，要嚴格監督檢查，要對讀者負責。為此，他還講了一個故事：解放前上海市一家工廠在美國紐約時報登廣告，要招聘一位工程師，紐約時報懷疑此廣告有詐騙嫌疑，就特函請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到這家工廠調查。總領事館了解后，證明確有其事，這才把廣告登出來。于是，惲逸群對大家說：“資本主義國家如此重視廣告的真實性，我們要更加重視，馬虎不得。”
校勘《辭海》——還歷史本來面目
1976年，中央決定由上海負責編輯出版《辭海》（修訂本），先出分冊，征求意見。
1978年初春，惲逸群到了上海。其時，他的老部下、原解放日報總編輯王維正負責上海市出版局的工作，順便將歷史分冊“古代史部分”交惲逸群，請他多提意見。
回常后，惲逸群就埋頭書案，為校勘《辭海》而緊張地工作。但是，《辭海》修訂本因受“四人幫”和批林批孔的影響，很多條目釋義體現出絕對化、片面性的極端左翼思想，甚至違反歷史事實，任意歪曲篡改。為了糾正《辭海》的嚴重錯誤，還歷史的本來面目，惲逸群花了足足兩個月時間，對《辭海》古代史分冊中近三百條辭目，其中涉及到的古部落、古國、朝代、階級、階層、一般制度、官制、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等，寫出修改意見約三萬字，逐一進行了修改。惲逸群說，“傳統解釋中有一部分是只講些表面現象，不顧本質的，有的是故意掩蓋本質的。”如對《歷史人物》部分的“孔子”條目，他提出把原有釋義“堅持沒落奴隸主貴族的立場，妄圖維護和挽救奴隸制度”和“鼓吹反動教育思想”的文字刪去。關于“少正卯”條目，“四人幫”稱是“法家先驅”，其“堅持革新”、具有“革命思想”。惲逸群指出：這種說法豈非兒戲？這是“改古以為今用”的典型。如果是編戲寫劇本是可以隨意塑造形象的，但不能適用于歷史，因為歷史上有沒有少正卯其人，一直是個疑問。再如“秦始皇”條目，過去在“四人幫”只提秦始皇統一的功勞，惲逸群則補充道：秦始皇為維持其統治，對人民橫征暴斂，民不聊生，還每年征用民工七十萬人，為其修造墳墓達三十年，弄得人民怨聲載道，揭竿起義，二世而亡……王維收到惲逸群的修改稿后，十分高興，當即將其轉交上海辭書出版社有限公司審定。
是年底，剛獲解放不久，時任復旦大學黨委書記的夏征農又被緊急調任《辭海》編輯部當主編，著手出版1979年版新的《辭海》。上任伊始，夏征農就果斷拍板定調，強調要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他說：“《辭海》采取什么方針，要實事求是，尊重客觀事實，尊重實際效果。”“要我們負責，我們就要敢于負責；如果要我定，我也敢定。”
正是在夏征農的主持下，上海辭書出版社在出版審定新版《辭海》時，絕大部分采用了惲逸群提出的修正意見，糾正了《辭海》的嚴重錯誤，把被“四人幫”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了過來。值得一提的是，惲逸群這一關于《辭海》修正稿約三萬字的修改意見的親筆原件，至今仍珍藏在上海辭書出版社。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