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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克俠（1900年10月7日－1984年7月7日），原名張樹棠，河北獻縣侯陵屯村人，因曾獲得過中正劍，故有“佩劍將軍”之稱。民國時期西北軍將領，1949年后曾擔任林業部副部長、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院長。

張克俠年少時就讀于北京匯文小學、天津市匯文中學。1923年，他從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后，加入馮玉祥的部隊。1924年，張克俠前往廣州市，擔任陸軍講武學校教官、隊長。1926年，擔任馮玉祥部學兵團團副。1927年至1928年，張克俠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9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周恩來直接領導下的“特別黨員”，開始了長期地下工作的革命生涯。1930年，在張自忠部任師參謀長。次年，考入南京陸軍大學。1933年5月，馮玉祥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在張家口市組織察綏民眾抗日同盟軍，先后任同盟軍的高級參謀、干部學校校長。1937年，“七七”事變前，任國民黨第29軍副參謀長，參加了盧溝橋抗戰。他在得到日軍不戰而入的重要情報后，及時通知劉清揚、張友漁等共產黨員，使萬余名革命志士、抗日骨干得到安全轉移。抗日戰爭期間，張克俠歷任第六戰區司令部高級參謀、副參謀長、第59軍參謀長、第33集團軍參謀長和副總司令等職。抗戰勝利后，被任命為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官。1948年11月8日，與何基灃一起率國民革命軍部屬在賈汪區舉行起義，促成了淮海戰役中碾莊戰役的勝利，對淮海戰役的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起義后，他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33軍軍長兼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參謀長等職。張克俠牢記黨的囑咐，一直到1950年，他才公開了他的共產黨員身份。隨后，他主動請求參加祖國建設工作。1955年被授予一級解放勛章。曾擔任政協第五屆委員會常務委員、林業部副部長、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院長等職，并當選為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84年7月7日，張克俠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歲。

張克俠在抗日戰爭中利用中國國民黨將領的身份和與馮玉祥的連襟關系，一方面更好地貫徹執行共產黨的團結抗日；另一方面，他盡力創造條件，從各方面直接和間接支持掩護地方黨的工作。并創辦了自忠中學，進行抗日和進步思想的教育，培養了不少革命、進步人才。在解放戰爭中，他積極參與對國民黨將領的策反工作，策動了郝鵬舉起義；并相繼參加了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和上海戰役。張克俠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不僅是一名卓越的軍事將領，而且是一名優秀共產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對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900年10月7日，張克俠出生于河北獻縣東村鄉侯陵屯村的一個普通家庭。其父張起豹是一名軍人，張克俠自幼便和母親一起，隨父親過著漂泊不定的生活。在河北獲鹿縣居住時期，他開始讀私塾，接受啟蒙教育。之后，其父在直系軍閥王占元部下任步兵營長，駐軍武漢時因與團長發生矛盾遭誣陷被撤職入獄，出獄后成了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因此事，張克俠一家由武漢遷到河北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區）定居。少年時就讀于北京匯文中學小學、天津市匯文中學等教會學校。1916年，他為抗議袁世凱政府接受日本政府強加于中國人民的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憤而投筆從戎，考入北京清河陸軍軍官預備學校，從此，開始了他的戎馬生涯。

擔任黃埔教官

1918年，還在上軍校的張克俠與李德璞結婚。1921年，張克俠考入北洋政府創辦的保定陸軍軍官學校。1923年，張克俠畢業于保定軍官學校，后加入馮玉祥的部隊，在宋哲元的第二十五旅任見習軍官。半年后，因為得了結核病，不斷吐血，他不得不離開軍隊回家療養。

1924年秋天，經李德璞精心料理，張克俠病愈。隨后他沖破重重風險到達廣州市，先后在孫中山大本營軍政部任少校科員兼任陸軍講武學校教育副官及隊長。此時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在中國迅速傳播，他接觸了不少共產黨員，受到共產主義的啟蒙教育，并寫信對馮玉祥積極宣傳革命道理。1926年7月，北伐開始，北伐軍一部以講武學校畢業學員為骨干，編成兩個營，他擔任了第一營營長。1926年9月，馮玉祥將軍領導下的西北軍(北伐初期稱國民軍)，響應北伐，他返回西北軍任學兵團團副。

成為秘密黨員

1927年春，張克俠在保定軍校學友王以哲的資助下到達莫斯科，暑假后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這期間，他與共產黨員左權、張存實（振亞）、李翔梧（相武）等關系密切。張克俠認識到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才能指導革命成功，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人民推翻舊社會，他甚至多次提出參加中國共產黨的申請。恰在這時，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中國共產黨面臨著生死考驗。蔣介石叛變的消息傳到了莫斯科，約瑟夫·斯大林一氣之下斷絕了與中國國民黨的關系。像張克俠這樣的國民黨中級軍官，被共產黨組織拒之門外。

1928年暑假，蘇聯共產黨決定把國民黨的學生以及非共產黨學生分批送回中國。張克俠回國之前，共產黨組織派人認真地和他談了話，指出，他的入黨問題在莫斯科暫時解決不了，回國后仍可申請，并鄭重地告訴他，和他一同回國的張存實，會向黨組織匯報情況，希望他回國后繼續爭取。張克俠回國后，一度任國民黨第二集團軍總部參謀，隨后即調任張自忠的二十五師任少將參謀長。

1929年5月，在馮、閻反蔣的中原大戰之初，張克俠突然接到張存實的一封信，約他到上海市會面。7月間，張克俠抵達上海灘，見到了接頭人董健吾牧師，并于兩天后見到了張存實。張存實和李翔梧(時任中央軍委副秘書長)成為張克俠的入黨介紹人，接受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及軍事部長周恩來的直接單線領導，在西北軍中秘密從事黨的工作。后遵照黨的指示重返西北軍，被任為張自忠師的參謀長。

身臥敵營建奇功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張克俠考入南京陸軍大學。1933年4月，馮玉祥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在張家口市組織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張克俠被馮玉祥委任為軍官學校校長，這期間，張克俠廣泛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和毛澤東的著作，提高了廣大學員的抗日熱情。其間，校友張子華作為北平地下黨成員，多次會晤馮玉祥，協助其共同組建同盟軍。5月，馮玉祥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在張家口組織察綏民眾抗日同盟軍，張克俠利用陸軍大學放暑假的機會趕赴張家口支持馮玉祥的愛國抗日行動，并任同盟軍的高級參謀、干部學校校長。后由于日蔣勾結、內外夾擊，抗日同盟軍遭受失敗，張克俠同志又回到陸軍大學。1936年12月，張克俠被授陸軍步兵上校。1937年七七事變前，張克俠任國民黨二十九軍副參謀長。北平市失陷的前夕，張克俠獲悉日軍即將不戰入城的重要情報，他便及時通知了劉清揚、張友漁、楊秀峰等人，使萬余革命志士、抗日骨干安全轉移，免遭日軍毒手。七七事變后，張克俠先后擔任馮玉祥的第六戰區司令部高級參謀、副參謀長等職。

1938年，張克俠又隨馮玉祥將軍前往武漢。在武漢期間，張克俠同志與當時的八路軍駐漢口辦事處取得聯系，按照黨的指示在中國國民黨軍隊中積極開展抗日工作。同年，張克俠任五十九軍參謀長，后任三十三集團軍參謀長、副總司令等職，轉戰在山東省、河南省、湖北一帶。他所到之處，對當地抗日救亡活動和抗日軍隊的發展給予大力支持，對堅持團結、抗戰、進步起了極大作用。在此期間，他還創辦了自忠中學，進行抗日和進步思想的宣傳教育，培養了許多革命、進步的人才。1942年1月，張克俠晉升為陸軍少將。1945年，蔣介石將三十三集團軍改為第三綏靖區，張克俠被任命為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官。張克俠根據共產黨的指示，主動積極地在第三綏靖區上層人物中開展了反對內戰，反對獨裁，揭穿中國國民黨反動派破壞和平陰謀的斗爭。為促使郝鵬舉部早日歸順人民，特意安排該部駐防與解放軍交界地區，還主動找郝鵬舉談心，并在策劃郝鵬舉部起義前，親自帶郝鵬舉去面見陳毅司令員。1946年夏，馮玉祥被迫出國“考察”，張克俠借機到南京送行。通過聯系，受到周恩來同志的接見和指示，

1948年9月，張克俠晉升中將。隨后第三綏靖區司令官馮治安對張克俠產生了懷疑和戒備，為奪他的兵權，指令他住在徐州市，不許前往綏靖區總部所在地賈汪區。張克俠擺脫了敵參謀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特務陳繼淹的監視，及時趕到賈汪，與何基灃一起，在淮海戰役第一階段，即1948年11月8日率五十九軍兩個師、七十七軍一個半師二萬三千余官兵，在賈汪、臺兒莊區防地舉行起義。這次起義，開放了臺兒莊一帶運河上的通道，敞開了徐州的東北門，使人民解放軍得以直搗徐州，并切斷黃百韜的退路，對取得準海戰役的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受到了毛澤東、朱德的嘉勉。張克俠率部起義后，先后參加了渡江戰役、上海戰役，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三軍軍長，并兼任上海淞滬警備區參謀長。

轉業工作

1950年3月7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作出《關于張克俠黨籍問題的決定》，認為“張克俠同志雖然在中國國民黨軍隊工作，但1929年入黨以來，一貫與黨保持聯系，設法為黨工作，并有成績，故其全部黨籍，應予承認”。同年，張克俠請求參加綠化祖國的工作，轉業到地方，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農林部部長、華東行政委員會森林工業管理局局長、中央林業部副部長、黨組成員并兼任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院長、分黨組書記等職。曾當選為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1955年，張克俠因其在革命事業中的卓越貢獻，被授予一級解放勛章。

張克俠同志擔任林業部門的領導工作后，認真貫徹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在開展大規模植樹造林、有計劃采伐和節約木材等方面作了大量的組織領導工作；在他擔任中國林業科學院院長期間，認真貫徹執行中央有關知識分子的政策，團結了廣大的科學技術人員，為建立和健全中國林業科研體系和發展科研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遭受迫害

“文化大革命”期間，張克俠遭到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迫害，身心受到摧殘，但他對中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堅定不移的。他敢于堅持原則，堅持沒有中央指示絕不簽字交權，表現了大無畏的革命精神。粉碎“四人幫”后，他熱烈擁護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在身體虛弱的情況下，仍然積極工作，撰寫革命回憶錄，給子孫后代留下了寶貴遺產。1984年7月，張克俠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歲。7月18日，張克俠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

主要成就

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張克俠任國民黨第二十九軍副參謀長，參加了盧溝橋抗戰。他在得到日軍不戰而入的重要情報后，及時通知劉清揚、張友漁等共產黨員，使萬余名革命志士、抗日骨干得到安全轉移。抗日戰爭期間，張克俠任國民黨第五十九軍參謀長、三十三集團軍參謀長、副司令等職，轉戰山東省、河南省、湖北等地，對當地的抗日救亡運動和抗日軍隊給予大量支持，對團結抗戰起到很大作用。此外，他利用自己的身份，為貫徹執行共產黨團結抗日、一致對外的方針，在中國國民黨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各派系之間做了大量彌合工作，并盡力創造條件，直接和間接支持掩護地方黨的工作。

張克俠利用國民黨高級將領的身份和與馮玉祥的連襟關系，一方面為了更好地貫徹執行共產黨的團結抗日，一致對外的方針，在國民黨二十九軍中各派系之間作了大量的彌合工作；另一方面，他盡力創造條件，從各方面直接和間接支持掩護地方黨的工作。并與新四軍聯系和送去醫藥等急需物資，對支援這一帶黨的工作和軍隊的發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此期間，他還創辦了自忠中學，進行抗日和進步思想的教育，培養了不少革命、進步人才。

抗日戰爭勝利后，張克俠任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其間他積極參與對中國國民黨將領的策反工作，在國民黨上層人物中開展反內戰、反獨裁活動，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破壞和平、發動內戰的陰謀，1946年策動郝鵬舉起義成功。1948年11月8日，張克俠與何基灃率第59軍兩個師、第77軍一個半師共2.3萬余官兵，在淮海戰役前線賈汪、臺兒莊防地舉行起義。這次起義，打開了徐州的東北地區大門，使人民解放軍得以直搗徐州，并切斷黃百韜的退路，對淮海戰役的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受到了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的通電嘉勉。張克俠起義之后，任解放軍第三十三軍軍長兼上海淞滬警備區參謀長，參加了渡江戰役和上海戰役，1955年被授予一級解放勛章。

獲得榮譽

人物評價

真是良師益友，也是全軍之幸。（張自忠評）

張克俠是一位出類拔萃的人物，外表清秀、高雅、才華橫溢，判斷準確。給人的感覺是聰敏過人，沒有幻想，以堅毅的目光，注視著未來。（美國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評）

張克俠同志是1924年參加革命工作，1929年入黨的老黨員、老干部，他熱愛祖國、熱愛黨，為黨和人民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他公開以中國國民黨高級將領身份，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不僅是一名卓越的軍事將領，而且是一名優秀共產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對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張克俠對黨的事業勤勤懇懇，認真負責，作風謙虛謹慎，生活樸素，處處以身作則，嚴于律已，寬以待人，密切聯系群眾，善于團結同志，深受黨內外廣大同志的尊敬相愛。張克俠同志在患病期間，仍然十分關心國家四化建設和祖國統一大業，深切期望臺灣故舊為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作出貢獻。張克俠生前多次囑咐家屬，并留有遺囑，在他身后不開追悼會，不留骨灰。他這種移風易俗的革命精神，深受同志們的稱贊。（木鐵在《佩劍將軍張克俠》中評）

主要作品

家庭生活

在張克俠上軍校的時候，由于母親雙目失明，無人照料，經家庭包辦，1918年與通州區農家姑娘李德璞結婚。二人育有子女張冰天、張景天。

李德璞早年在北京護士學校讀書、工作，并供胞姐李德全讀書。1924年，因前妻去世，馮玉祥與李德全喜結連理，張克俠和馮玉祥成為連襟。

人物軼事

大刀隊的參謀長

1933年1月，日本侵略軍越過山海關區，開始向長城各口發動大舉進攻。張克俠任參謀長的二十九軍三十八師與兄弟部隊一起奉命喜峰口迎敵，由于裝備不如日軍，張克俠提出了大刀夜襲破敵的戰斗計劃。他在戰前訓話中說：“當今國家多難，民族多難，人民處于生死存亡關頭。每個愛國軍人當以死報國，才不負人民養育之恩！”當夜，由趙登禹率領五百士兵組成的大刀隊力戰關東軍，殲敵逾千，日軍騎兵與炮兵部隊一夜之間被全殲，打破其不可戰勝之神話，此戰史稱喜峰口大捷。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大刀隊的五百勇士僅有二十八人生還，但“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的歌聲和勇士們的故事，激勵了全民族的抗日士氣。

察哈爾抗日同盟軍

1933年4月，蔣介石在南昌市發表了“抗日有罪”的講話。馮玉祥不滿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在張家口市組織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張克俠被馮玉祥委任為軍官學校校長，這期間，張克俠廣泛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和毛澤東的著作，提高了廣大學員的抗日熱情。其間，校友張子華作為北平地下黨成員，多次會晤馮玉祥，協助其共同組建同盟軍。同盟軍創立不久便開始了對日偽的連續作戰，先后收復康保縣、寶昌、沽源縣、多倫縣等地。然而蔣介石認為同盟軍破壞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他一方面封鎖經濟切斷供給，組織十五萬人圍攻同盟軍，另一方面又與日本簽訂了賣國的《何梅協定》，使得整個河北省（包括北平市）的軍事、政治、經濟都處于日本的控制之下。

在蔣介石和日軍的夾擊下，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失敗，張克俠帶領同盟軍軍官學校學員組成學生軍突圍。在突圍去陜北地區的途中，學生軍被國民黨軍打散，張克俠輾轉回到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張自忠師擔任師參謀長。

臺兒莊大捷

1938年3月3日，日軍第五師團向臨沂發起進攻。在敵人猛攻下，臨沂求援。李宗仁命五十九軍馳援。3月12日，五十九軍以一晝夜180里的速度，迅速并秘密集結完畢。在戰前會議上，張克俠提出了作戰方案：五十九軍在城外運動作戰，與守軍互相配合，利用近戰、夜戰我軍之長處，出奇制勝。

1938年3月13日，日軍猛烈攻擊臨沂城，守軍堅守不退。14日拂曉，五十九軍分數路強渡沂河，出其不意地攻擊敵日本陸軍第五師團之右側背。日軍已經攻城多時，背后遭到突然襲擊，頓時大亂。臨沂守軍也從陣地殺出，內外夾擊，擊潰日軍。當天下午，日軍得到增援后，開始向五十九軍反攻。在張自忠和張克俠的率領下，全軍血戰7晝夜，終將日軍擊退。此役殲滅日軍超過4000人，俘虜600人，繳獲大批戰利品。臨沂攻防戰的勝利有力地支援了臺兒莊區守軍，保護了側翼安全，為臺兒莊大捷奠定了基礎。

佩劍將軍

張克俠曾擁有過一柄總長380毫米，刃長255毫米，劍身上刻有“不成功便成仁”六字，劍柄上刻有“校長蔣中正贈”的短劍。此劍名為“中正劍”，是蔣介石為了籠絡人心，專門在德國定制的。因張克俠獲贈過此劍，故素有“佩劍將軍”之稱。但蔣介石沒有想到，這位“佩劍將軍”其實是共產黨。

機智脫身，成功起義

在淮海大戰即將發起之際，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又特地派出楊斯德（以陳毅司令員代表的身份）潛入三綏區，協助張克俠開展起義準備工作。正當張克俠積極活動，準備在前線策動起義的關鍵時刻，國民黨國防部參謀總長顧祝同來到了徐州市。他深入即將展開決戰的徐州前線，傳達蔣介石旨意。1948年10月下旬，華東野戰軍各部開始向南移動，徐州外圍形勢日見緊張。這時，陳士榘參謀長向楊斯德發出指示：淮海戰役將在11月8日發起，屆時將由七縱、十縱、十三縱從三綏區正面渡運河南進，分隔徐州同黃伯韜兵團的聯系。要求何、張部按計劃在戰役發起時起義，讓開運河防線，并力爭控制運河上的橋梁，以便確保華東野戰軍順利渡河。同時，還研究了聯絡方式，夜間識別標志、開進路線以及我方幾個干部的位置，并決定起義部隊聯絡口令為“楊斯德部隊”，夜間反穿棉衣，手電明滅三次；起義后，分兩路開向解放區。

此時，張克俠的處境相當困難。馮治安因為張克俠曾多次動員過他起義，也知道張克俠在解放戰爭初期就動員過不少原西北軍高級將領起義，所以對張克俠存有戒心，一直令張克俠住在徐州市，不允許張接近部隊。此外，不久前李德全通過解放區的電臺號召西北軍將士起義，加重了馮治安對張克俠的戒備，對其監視更嚴了。面對這種困難局面，張克俠想，馮治安頑固不化，而起義的時機已經來到，自己必須設法脫身，盡快趕到賈汪區，以保證起義的順利和成功。這時，前方已有了戰斗，張克俠便向馮治安提出去賈汪參加作戰指揮，并通過何基灃及五十九軍高級將領向馮提出同樣要求，馮治安一概拒絕。張克俠嚴正地對馮治安說明：“前方吃緊，我應該到位，不然，無法向總座交代。”馮治安不予理睬，并想了個主意，把各軍長請到徐州市，由張克俠主持開會，討論作戰計劃。

1948年11月7日，三綏區高級將領會議在馮治安住處召開，會議由張克俠主持，開了一整天。晚上開會時賈汪區來電話找張克俠。開始是何基灃，只說了句有人和你說話，接著便是楊斯德的聲音，他催促張即刻到前方去。張克俠一面壓緊耳機，一面告訴他們：“現在還在開會，會后爭取早去。”陳繼淹已有了懷疑，張剛把耳機放下，他就急忙追問什么人來的電話？張敷衍說：“是何基灃的電話，前方很緊張，要我早一點回去。”次日凌晨4時左右，張克俠要來吉普車，叫醒司機何悌修，向賈汪出發。當時，徐州市四周已戒嚴封鎖，等候出入的車輛擁塞在路上。張克俠的車直開到柵門口，以“張副司令”的身份騙過哨兵，沖出了徐州。

張克俠以為走得很機密，但不知陳繼淹早已派人監視他。他一出發，陳便知道了。在馮治安樓下住的是馮的隨從高級參謀尹心田。半小時后，馮治安全副武裝走下樓來，叫尹心田準備汽車去“剿總”見劉峙。尹心田問馮治安做什么。馮治安說：“去報告張克俠開小差的事。”尹心田建議：“最好先打電話到各處，問問張副司令是否在那里，請他回個電話。”這樣，馮治安猶豫了，沒有立即去報告，給張克俠的脫險贏得了時間。為了穩住馮治安，張克俠到賈汪后就打電話給他，說：“前方吃緊，我到前方來了。解放軍昨晚已開始攻擊運河閘了，在這重大戰爭面前，我必須和我們部隊同生死共患難。我希望你也來前方。”馮治安自然是不敢去前方的，于是送了個順水人情，命張克俠在前方負責指揮。這樣，又為起義贏得了時間。

1948年11月8日上午8時，張克俠趕到賈汪總部。何基灃告訴說：“昨夜孟紹濂副軍長從徐州市趕回來以后，立即在五十九軍軍部召集了一個軍、師領導干部會議，楊斯德同志出席并宣布了起義計劃，解除了一些人的疑慮。”當談到有些反動分子可能破壞起義時，一八師崔振倫師長拔出手槍說：“誰反對，以手槍對待。”最后，大家完全同意起義，決定8日中午出發，向臺兒莊區集結。總部通信官樊增祥把無線電臺及電話都已控制起來。此后，禁止任何人去徐州。9日這天，解放軍的大部隊向臺兒莊三綏區駐地開來，知道他們是起義部隊后，便迅速向南開去。就在起義當天，華東野戰軍第一、四縱隊由臺兒莊附近的萬能閘渡過運河，國民黨徐州市“剿總”驚惶萬狀，立即令各兵團向徐州收縮，以圖鞏固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