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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恩旸(1883-1918），字澤普，別號墨江楓漁，墨江碧溪人。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考入普洱府中學堂，次年入昆明高等學堂。

庾恩旸原名恩賜，1903年赴日本留學改名為恩旸。期間，經老同盟會員介紹加入同盟會，是當時屈指可數的云南籍老同盟會員之一。

宣統元年(1909年），庾恩旸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回國。同年10月10日，武昌首義成功消息傳到云南，與唐繼堯密商響應，舉行起義。光復起義成功后，暫設司令部于江南會館，下設軍政、軍務、參謀三部部長：以庾恩旸任參謀部長。

民國元年(1912年）1月，云南省組成北伐軍，庾被任命為北伐軍參謀長。8月，接袁世凱電令入京，進京任總統府軍事咨議官，補授陸軍少將。民國2年（1913年），庾被召回云南任講武堂校長，不久任都督府高等顧問。民國3年1月，庾以參贊軍機，參與鎮壓大理楊春魁起義。

民國4年12月31日，庾恩旸與唐繼堯、蔡鍔等9人聯名發出《聲討袁逆并宣市政見之通電》，推動了護國運動。1918年2月，任云南靖國第三軍軍長時，在貴州畢節遇刺身亡。

庾恩旸將親身經歷編著成書，著有《再造共和唐會澤大事記》《中國對外三十六大軍事家傳記》及《庾楓漁詩集》等。

人物生平

經歷

庾恩旸原名恩賜，1903年赴日本留學，嫌其名俗氣改名為恩旸。旸字為日初或天晴意。庾恩旸讀書孜孜不倦，專心致志，手不釋卷。

庾恩旸早年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留學期間，經老同盟會員、孫中山的追隨者普洱市人、呂志伊等人的介紹加入了同盟會，是當時屈指可數的云南省籍老同盟會員之一。

宣統元年(1909年），庾恩旸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回國，先后在廣西壯族自治區、云南擔任軍職。同年調任云南陸軍炮隊第十九標第一營管帶。他與士卒同甘苦，訓練嚴格，所帶第一營在云南陸軍實彈射擊中，為全軍各營之冠。同年10月10日，武昌首義成功的消息傳到云南，庾恩旸與唐繼堯等多次在講武堂及巫家壩炮隊營中召開會議，密商響應。10月19日，云南的同盟會骨干在庾家花園召開了起義前的第二次秘密會議，庾恩旸在會上提出，應趁李經羲（李鴻章侄子）和鐘麟同毫無防備，盡快發動起義。他提議三天之后的10月22日發動起義。但是有人提出，云南地處邊疆，輕易起事，恐駐緬甸、安南的英法軍隊以保護僑商為名，出兵干涉，不如等響應武昌起義的省份再多一些更為穩妥。由于意見不一，一直拖到第五次秘密會議，才最終將起義時間定為1911年10月 31日。

由于事情暴露，庾恩旸則十分干脆地道：“行動既然暴露了，那還等什么？今天是重陽節，九九歸一，是個大吉大利的日子，馬上集合隊伍，干吧！”由于起義時間整整提前了七個小時，而且是由下至上發動的，計劃被完全打亂了。原定計劃中，庾恩旸率六門山炮配合羅佩金、唐繼堯行動，山炮一時無法跟上（當時的山炮系拆開后，炮架、炮管分由騾馬馱運），唐繼堯只好帶著步兵經長春坊（原正義路至象眼街一帶）、文廟向總督府攻擊前進。僵持了約半小時，庾恩旸的炮一營趕到了。口徑57毫米的德制克虜伯山炮，本來屬于曲射火炮，但此時距目標只有七八百米了，唐繼堯和庾恩旸當即決定，用直接射擊的方式，干掉大門口的機關槍。僅僅幾分鐘后，大門口的數根旗桿，督府大堂、二堂紛紛中彈，燃起沖天大火。守軍傷亡慘重，軍心動搖，云貴總督李經羲知道大勢已去，在衛兵簇擁下，偷偷從后門溜走了。攻打云貴總督府是“重九起義”中傷亡最慘烈的一仗，在整個“重九起義”犧牲的150名官兵中，有近百名戰死在總督府，連指揮戰斗的唐繼堯都被子彈擦傷肘部。

云南光復后，庾恩旸任云南軍都督府參謀部部長。剛就職就接南防(今建水縣、開遠市、廣南一帶)報警，于是都督府組成征南軍，庾恩旸為參謀長，收降巡防隊兩營，計斬江川巨匪史春能。接著到達建水，清廷迤南兵備道道員龔心湛逃入越南，南防平定。不久又接省城急電，告知四川省危急，催促庾速返省城援川，剛到省城，援川軍已出發。恰逢炮兵團有變，團長棄職，都督府即命庾為參謀部長兼炮兵團長，并設衛戍司令部，統領留守省城各部隊，衛戍省城。

民國元年(1912年）1月，云南組成北伐軍，庾被任命為北伐軍參謀長，率先遣隊出發，揮師北上，順道援黔。在貴州耆老會、憲政會及其支持的部分黔軍的慫恿和配合下，向貴陽發動突然進攻，迅速控制貴陽局勢，但進城后進行過大屠殺。接著，貴州軍政府改組，推庾為總參謀長。不久，宣統帝退位，南北議和，北伐告終，庾受任貴州都督府參謀長兼軍務處長。在此期間籌辦貴州講武學校，并兼任校長，為貴州培養了一批軍事人才。6月，唐繼堯丁艱，眾推舉他代理貴州都督。8月，接袁世凱電令，各省選代表入京，庾以貴州省軍事代表身份進京，任總統府軍事咨議官，補授陸軍少將。任職期間，竭力向中央陳述貴州的艱苦貧困情況，得中央協濟貴州40余萬元，使貴州財力稍有寬裕。

民國2年（1913年），庾被召回云南省任講武堂校長，不久任都督府高等顧問。民國3年1月，庾以參贊軍機，參與鎮壓大理楊春魁起義。民國4年1月，庾任普防巡閱使，巡閱普防各屬。到達普洱市時接到易武土職伍樹助等7人聯名稟呈要求準許土司沿襲，庾復文批駁，指出：“國家設置行政總局，意在改良時政，保衛人民，鞏固邊防，如不改設行政總局，一切聽任土司自行其是，悉再過一百年也還是老樣子“，要求各土司一不要再提恢復權力之事，而理應盡忠效力，團結帶領各族同胞，大力支持各行政分局，辦好邊地各項事業，使邊疆與內地同樣發展”。同年，當袁世凱復辟帝翻公開化后，庾于12月31日參與唐繼堯、蔡鍔等9人聯名發出《聲討袁逆并宣市政見之通電》，推動了護國運動。

1917年7月1日，時任長江巡閱使兼安徽省督軍的張勛，在北京擁護愛新覺羅·溥儀溥儀再次臨朝，恢復宣統年號，改7月1日為“宣統九年五月十三日”，頒布“大權統歸朝廷，定為大清帝國”等九項施政方針。這一事件，史稱“丁巳復辟”。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正式對德、奧等反法西斯同盟宣戰，派遣大量勞工至歐、非等地為協約國軍服務。同時，段氏政府向日本大肆借款，出賣許多國家權益；又決定毀棄約法、取消國會。孫中山譴責段祺瑞“以偽共和易真復辟”，發起護法運動。1917年8?月，護法派在廣州召開非常國會，旋建立護法軍政府，推孫中山為大元帥，陸榮廷、唐繼堯為元帥。軍政府出師北伐，南北戰爭遂起。張勛復辟，云南省組成陜西靖國軍討逆，庾恩旸任第三軍軍長兼聯軍總司令部參贊，駐貴州畢節行營。1918年2月18日，庾恩旸在貴州畢節行營遇刺身亡，時年35歲。死后被追任為陸軍上將，葬于昆明鳳鳴山金殿太和宮左側。

從民國2年到6年，庾恩旸先后在滇軍、護國軍政府和貴州省任隨軍中將、警備總司令部總參議、開武將軍行署參謀長、代理將軍印務、護國軍政府明朝軍事廳長兼參謀廳長、護國第三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兼第五梯團長、警衛軍總司令兼憲兵司令、督署總參謀長兼第三師師長、第三衛戍區司令官、云南陜西靖國軍第三軍軍長兼聯軍總司令部參贊、貴州都督府總參謀長、代理貴州都督等職。曾獲三等、二等文虎勛章，四等、三等、二等嘉禾勛章。

個人作品

庾恩旸一生效力軍界，但常于戎馬倥傯之際，將親身經歷編著成書。著有《云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未記》7卷《中華護國三杰傳》3卷《護國軍神蔡公傳》1卷《再造共和唐會澤大事記》《云南北伐軍援黔記事）1卷《云南普防巡閱管見錄》1卷。此外，還著有《中國對外三十六大軍事家傳記》及《庾楓漁詩集》。

家庭關系

軼事

庾恩旸回鄉有一件為后人稱道的事，莫過于將“他郎”這個縣名改為“墨江”。

要更改一個縣名，過去很不輕易，“他郎”一名從元朝到清朝，除明朝用了“恭順”外， 300年都用“他郎”二字。庾恩旸最先提出這個建議，可說是公私兩利，從私情來說，清末民初，官僚階級從上到下興起了一股以出身籍貫為外號的風氣。那么“他郎”應改什么字好，要一勞永逸，若朝令夕改，豈不成兒戲么?最后以“阿墨江”去掉“阿”字，用“墨江”兩字作為定案而上報。原來由北到南縱貫全境的阿墨江，并沒有一個名字，都以各地段的渡口地名作為江名。如上游叫谷麻江，中游叫瞻魯坪江，下游叫普溪江。后來在離瞻魯坪不遠的江邊出現了靠擺渡為生的哈尼族支系阿木人寨子，就出現阿木渡，進而成了阿木江。念去念來形成書面文字，然后再經過有心人和文人的雕琢，就成了阿墨江。而且在道光年間全國各縣州都要搞一個小八景時，“墨江哈尼族自治縣錦瀾”也是墨江八景之一。經過一番爭論之后，“墨江，墨水成江，”過去不成，也可寄望于將來，這樣，墨江之名，庾恩旸未離開此地之前便定下來，然后由熊朝梁縣長上書省府備案、核轉。僅此一端，己夠使庾恩旸與“墨江”同在，彪炳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