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蒙德·特拉內·巴恪思，男，1873年出生于英國約克郡列治文市的奎克(Quaker)家族，1944年1月去世，自傳體《太后與我》的作者，京師大學堂法律和文學教授。
個人介紹
埃蒙德?巴恪思是長子，承襲男爵爵位，就讀牛津大學。一八九八年巴恪思來到北京，他精通漢語、滿語和蒙古語(官話)，很快成為《泰晤士報》以及英國外交部的翻譯。一九零三年，清代政府升他為京師大學堂(后為北京大學)法律和文學教授。一年后成為英國外務處專員。
在眾多英國學者的眼里，被歷史學家冠以“北京隱士”稱號的埃蒙德·特拉內·巴恪思“半是瘋子，半是騙子”——而“瘋子”飽滿的熱情和狂想，“騙子”老練的從容與自信，正是出色小說家彌足珍貴的文學素質。在《太后與我》(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中，巴恪思正是用驚人“坦率”的文學筆觸，描述了他作為慈禧“情人”的經歷以及晚清貴族高官之間頻密的微妙戀情，穿插了無數真假難辨的政壇內幕，勾起了不少人的閱讀欲望。
事實上，《太后與我》自完稿后就一直被塵封在牛津大學博多萊安圖書館長達68年之久，近年才得以正式面世或翻譯引進到各國出版。故事情節從位于北京八大胡同的男性俱樂部“淑堂”開始，巴恪思也是由此登堂入室，融入了清朝貴族高官的隱秘生活圈子。
巴恪思自稱，在八國聯軍入城之時保護了頤和園的許多珍寶，回鑾之后完璧歸趙，得到太后歡心。于是這位“洋爵爺”便開始了與七旬老太太長達4年的親密關系，直到慈禧離世。為此，他也參與、見證了可驚可嘆的“官闈秘事”：性的描寫、宮廷的“內斗”、慈禧太后的生活和起居、太監的神秘……全書“男男同愛”、“男女風流”，以晚清末期的慈禧太后為主線，描述了慈禧不為人知的另一面。
從書中的兩個例子即可看出巴恪思對中文及中國文化的精通：一是某日慈禧太后賞賜巴恪思財物，他回旨道：“奉恩自上無地見容，恭蒙親溫之詞感愧奚似。仰承蔭蔽，賤軀尚佳，當效馳驅，答報慈恩于萬一也。遠臣九叩。”這樣端正古樸的文字，絕非普通中國人所能寫就。再如他在自己的書中形容慈禧年輕時被封為懿妃，特許回鄉省親，將此情形比作“讓人不禁想起《紅樓夢》里的著名章節：元妃省親的場景。”可見他熟讀中國經典，且信手拈來，恰如其分，令人驚嘆。
基于此，不難看出巴恪思確實是個令人羨慕的語言天才，他不僅諳熟歐洲文學名著，更對“中國禁毀小說”用語駕輕就熟，在英文原稿上用漢字反復注出“房中術語”，以此取信于人，多少也有某種炫耀的色彩和意味。其實，多難之邦，淫亂宮廷——“性”是抵抗恐懼、高壓和無法捉摸的命運最好的一劑“良藥”，但誰又能否認說那不是“毒藥”呢？巴恪思與崇尚自由、作風大膽的英國劇作家王爾德素來交好。1895年，王爾德被控曾“與其他男性發生有傷風化的行為”而被判刑，巴恪思百般營救卻未能如愿。可能是在奔走呼吁的那幾年里，他對本國同胞產生了“怨恨”，于是來到中國，結交晚清的王侯貴胄，才陰差陽錯地過了這樣一段縱情聲色的生活罷了。
《太后與我》不只熱衷于“情色”描寫，對政壇風景也有所著墨，使得整個故事撲朔迷離、玄之又玄，并不亞于當下明星們的“八卦新聞”：大學士孫家鼐、郵傳部尚書岑春煊密謀將太后與作者“捉奸在床”，不果；醇親王福晉(瓜爾佳·榮祿之女蘇完瓜爾佳·幼蘭)指使御膳房廚師下砒霜毒殺作者這個“奸夫”，未遂；愛新覺羅·載灃、奕、軍機大臣愛新覺羅·毓朗、總管內務府大臣世續策劃廢掉太后讓光緒“歸政”；慈禧得知密謀，即派太監絞死光緒，準備立愛新覺羅·溥倫為帝并處死袁世凱；接著，袁世凱在召見時拔出手槍，“向太后連發三槍”……清代最后幾年波詭云譎，光緒、慈禧在短短兩天內先后駕崩，過于巧合，給“陰謀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光緒之死，無論是毒殺還是有意耽誤，都可在合理范圍內加以解釋。孫家鼐、岑春煊、蘇完瓜爾佳·幼蘭、載、奕勖等人的“陰謀”，立溥倫為帝的傳言，均屬想象力過于豐富的無稽之談，也俱可從檔案史料、利害關系的嚴密分析中加以證偽。至于袁世凱在宮內開槍一事，不用說，大家都會知道是假的，與史實大為不符。但是，《太后與我》凸顯的人文價值卻不容忽視，那些躍然紙上的滄海桑田和人間變幻無常的蒼涼悲傷之感，顯示了巴恪思深厚的文學功底。特別是他大量使用俚俗的京腔習語，為研究19至20世紀之交盛行于宮廷或市井的北京官話，提供了一批生動的“活化石”。
抗拒與洋人打交道一九四四年一月，七十一歲的巴恪思于北京病逝。臨終前一年，在好友瑞士人賀普利（R.Hoeppli）醫生資助下，他以回憶錄寫就在歐洲的年輕時代的《往日已逝》和晚清寓居中國經歷的《太后與我》。賀普利是兩部書的編輯，并寫了后記，但他不愿在自己還活著時出版兩書。他于一九七三年去世。賀普利的友人將手稿留給巴恪思生前喜愛的牛津大學博多萊安圖書館。賀普利生前也將手稿復印多份，分轉倫敦英國博物館、巴黎國立圖書館、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城的哈佛大學圖書館。塵封六十八年之后，手稿才首見天日，以中英文同步發行。
巴恪思，一個同性戀者，卻與慈禧保持四年之久的性關系。他稱自己見過許多赫赫有名的文學家和政治人物，與他們同床共枕，書中的男男性交，蔚為大觀，描寫細致入微，他親歷的皇親國戚足有幾十個，宮中眾位太監，如名噪一時的李蓮英，都樂于此道。他的性對象有奧斯卡?王爾德、奧布里?比奧茲利、保羅?魏爾倫，以及索爾茲伯里首相，幾乎都是同性戀，僅一人例外，此人就是中國一代專制統治者、一九零八年去世的慈禧太后。令人訝異的是，書中還有宮中人獸行事的描述。《太后與我》的女主角當是慈禧，她的性生活的描寫占了書中情*色內容的大半，她的性搭檔是林林總總的男性，書中描寫最多的正是作者自己。中文本譯者是小說家王笑歌，這位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語言文學碩士認為：清代末季既是多欲之秋，也是多事之秋。《太后與我》所敘述的，慈禧一身所系，從義和團之亂、八國聯軍入京、珍妃之死、西行逃難，到宮廷起居、光緒幽禁、光緒和慈禧之死、清東陵被盜，無一不引人注目，這些不僅是當事者的存歿悲喜，更是中國億萬小民命運改變的源頭，「作者以接近政治最高層之利，在書中或直接白描，或透過相關人物口述，為諸事提供了真切的細節、獨特的視角」。
多難的歲月，宮廷的性亂。人們很容易聯想到那條哲理：越是動蕩不安的時代，人們越需要性的安慰。性是抵抗恐懼、高壓和無法捉摸的命運的最好一劑良藥，但誰又說那不是毒藥呢？
拿起這本書，任何一個讀者都會立即浮現一個大問號：是真實的，還是胡編的？作為私人寫作的歷史，書中頗多記載與官方歷史所記錄的大相徑庭，讀者疑竇叢生，可以理解。此書譯者王笑歌說：「以我所見，重大的不同有三：京師的同性戀盛況；慈禧的性生活，慈禧與光緒的死因。」
一九七六年，英國歷史學家休?特雷弗羅珀出版了《隱藏的一生：埃蒙德?巴恪思爵士之謎》(后改名《北京隱士》)，書中描述了一個完全不同而相當陰暗的巴恪思形象，指責他「有計劃、有步驟地偽造證據，欺世盜名」，犯下「一系列欺騙行為」，指他的自傳體書「根本是傷風敗俗的淫穢之作」。特雷弗羅珀在書中羅列了巴恪思一系列罪名后，還加了一條：叛國親敵。隨著《北京隱士》出版，巴恪思以及他對中國學術的貢獻一時被扔進垃圾堆。他成了歷史上一段野史丑聞，一段**情笑話。人們提起他，也就是「**情狂」、「大騙子」而已。
不過，那位瑞士籍醫生賀普利在書的后記寫道，他相信巴恪思的回憶錄「是基本上建立在事實基礎上的」，但「這些事實在多大程度上因記憶混淆而歪曲，在多大程度上加入了想像成分，只能留待以后判斷，在研究完所有資料之后再作評論」。本書的英文版主編DerekSandhaus認為，巴恪思寫此書的目的似乎并不是為了聳人聽聞或自夸自大，而是作為回憶，告訴讀者他一生中最得意的兩段時間，一在英國，一在中國，「他可以暫時無須顧忌羞恥地愛男人，同時被他們愛，但他的作品的確聳人聽聞，他想挑戰讀者的接受力，尤其在性方面」。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人鮑樸接受采訪時說，在領悟了巴恪思的寫作目的以后，那些讓人目瞪口呆的「傷風敗俗」之筆原來竟有深刻而合理的原因：作者意在描述清代社會中對同性戀，特別是男子之間的同性關系寬容的倫理環境。這種環境在當時的西方是不可思議的，與一八九五年愛爾蘭詩人王爾德（OscarWilde）被控曾「與其他男性發生有傷風化的行為」而被判刑，形成鮮明對比。巴恪思在離開英國之前，曾為王爾德奔走呼號，征集資金；到中國之后，在滿清統治的北京，他居然找到了寬松的樂土，從此定居斯邦，而對西方人則避而遠之，甘愿充當一位「北京隱士」。
清代對同性戀的寬容
鮑樸認為，至少可以認定，《太后與我》不是出于「妄想狂」之手筆，其內容亦非「壓抑扭曲性欲的最后發泄」。它的價值，需從多方發掘。它所目擊的光緒、諸大臣與慈禧之間驚心動魄的故事，和史書的記載有頗大距離。但作品的人文價值則浮出水面。他說：「躍然紙上的滄海桑田人間變幻無常的蒼涼悲傷之感，顯示了作者深厚的文學功底。它大量使用俚俗的京腔習語，為研究十九至二十世紀之交盛行于宮廷或市井的北京話，提供了一批活化石。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本書多層面的人文價值要由讀者去發現，去考證了。」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