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因汪精衛公開投敵，追隨汪精衛的兩位重要角色高宗武、陶希圣，潛赴香港，揭露了他的叛國行徑。
1938年10月26日，武漢淪陷，國民政府遷往重慶市，汪精衛加快叛國步伐。1938年11月20日，高宗武作為汪精衛代表自香港秘密前往上海市與日方談判，日方制訂“渡邊計劃”規劃汪精衛叛國日程。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一幫人出走，前往越南河內，陶希圣隨行，汪精衛在河內以“艷電”公開投日。1939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委會臨時會議一致決議永遠開除汪精衛國民黨黨籍和一切公職。1939年5月8日，汪精衛抵達上海住進日租界，此時陶希圣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收到汪精衛“我需要你”的信。1939年8月，陶希圣乘船前往上海，發現汪精衛從“主和”變“投降”，高、陶有“救汪”之心。1939年11月，“梅機關”與汪精衛集團正式談判，日方提出《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高、陶意識到問題嚴重性，陶希圣稱病不去開會，高宗武把“汪日密約”文件帶回家拍照留證。1939年12月，日汪談判到最后階段，雙方簽字，高、陶借故拒絕簽字。1940年1月3日，兩人擺脫特務的監視，用假名上船，奔赴香港特別行政區。同年1月22日，香港《大公報》刊登了《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的全部內容。汪精衛賣國之舉，被徹底曝光。
“高陶事件”將“汪日密約”內容披露，讓民眾看清日本侵略和汪偽的叛國本質，堅定抗戰決心，促使部分民眾清醒。其最大功勞是堅定了國人的抗戰信念，不再對日本存有任何幻想。
背景
抗日戰爭初期，日本軍閥揚言三個月內滅亡中國。但是開戰一年多之后，中國軍民的抵抗日益頑強，速戰速決滅亡中國的夢想完全落空，于是日本政府改變策略，采取誘和攻勢。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和十二月，日本首相近衛兩次發表聲明，試探與中國和談的可能性，均遭到蔣介石的嚴辭拒絕。可是汪精衛認為，不應放棄以和平方式解決中日爭端的機會。于是日本陸軍大佐影佐禎昭與中國外交部亞洲司接觸，安排高宗武及董道寧密赴東京，與日本高級官員會晤，鋪平了汪日上海會談的道路。這個影佐禎昭在日本侵華初期任駐華使館武官，后升任日本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升為少將。
事件起因
1940年，日本欲以誘降手段結束侵略戰事，與汪精衛簽署“汪日密約”。高宗武和陶希圣曾追隨汪精衛鼓吹“和平”運動，并參與籌組汪偽政權及與日本的“和平”談判。過程中，高、陶二人逐漸認識到汪精衛所謂的“和平”運動是徹底的投降與賣國。
事件經過
南京·“低調俱樂部”
在1939年前，高、陶兩人并無交往。兩人惟一的交集，是同為汪精衛“低調俱樂部”的成員。那時，面對裝備極為優良的日軍，一部分人出現了悲觀論調。在周佛海的南京寓所內，梅思平、陶希圣、羅君強、高宗武等人組成了“低調俱樂部”，主張和平救國。南京淪陷后，“低調俱樂部”的部分成員聚于武漢，加入“藝文研究會”。
汪精衛是這個組織的靈魂。在“藝文研究會”，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陶希圣任宣傳總干事。“高陶事件”的另一位主角——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在抗戰爆發后主張對日和談，他前往香港特別行政區，擔任“藝文研究會”香港分會對日研究所的所長。
1938年6月23日，高宗武想建立奇功，私自前往日本，和日方高層密談。得知消息的蔣介石在日記上記載：高宗武荒謬妄動，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謂大膽矣。在東京盤桓多日，高宗武一無所獲，無奈返回香港。
上海·“渡邊計劃”
1938年10月26日，武漢淪陷，國民政府遷往重慶市。汪精衛加快了叛國的步伐。在重慶，他召集陳璧君、陳公博、周佛海等人，商討對日“和平運動”。11月20日，高宗武作為汪精衛的代表之一，自香港特別行政區秘密前往上海市與日方談判。日方制訂了“渡邊計劃”，規劃了汪精衛叛國的詳細日程。
汪精衛按計行事。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一幫人突然出走，繞道昆明市，前往越南河內。陶希圣隨行。在河內，汪精衛用一封“艷電”，公開投向日本人的懷抱。
1939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委會臨時會議一致決議，永遠開除汪精衛的國民黨黨籍和一切公職。5月8日，汪精衛抵達上海，住進日租界。此時，陶希圣正在香港，他收到汪精衛的信，上寫“我需要你”。
1939年8月，陶希圣乘船前往上海市。據陶希圣書信透露，他發現汪精衛已經上了日本人的賊船，從“主和”變成了“投降”，“想去救汪精衛”。此時，高宗武一面暗自后悔，一面也有“救汪”之心。他給時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陳公博發電報稱，“要跟日本人談判救中國絕不可能，接下去我們要做的是拯救汪精衛”。
1939年11月，代表日本政府的“梅機關”，與汪精衛集團開始正式談判。日方提出了《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野心昭彰——借未來的汪偽政權為幌子，徹底霸占中國的領土。高、陶兩人都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于是，陶希圣稱病不去開會。高宗武則借機把“汪日密約”文件帶回家，拍照留證。
香港·“汪日密約”
1939年12月，日汪談判到了最后階段，雙方簽字。高、陶兩人借故，拒絕簽字。陶希圣裝病在家，高宗武前去探視。陶希圣對高宗武說，“他們早已監視你，現在你有生命危險。”兩人取得了默契：坐船離開上海市。他們的出逃，離不開一個人的幕后支持——上海黑社會老大杜月笙。據說，杜月笙出手相助，是因為得到了蔣介石的指示。
在杜月笙的周密安排下，1940年1月3日，兩人擺脫特務的監視，用假名上船，奔赴香港特別行政區。1月22日，香港《大公報》刊登了《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的全部內容。
事件結果
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報》全文披露汪日密約，即《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及其附件。同時刊發的還有高、陶的公開信，信中除述說密約來源外，更是對他們參與的“和平運動”表示懺悔。公布日汪密約，沉重打擊了汪精衛漢奸集團，將汪精衛集團賣國的鐵證大白于天下。1940年3月，汪精衛集團還是在“還都”南京，成立了偽國民政府。
事件影響
歷史學家唐徳剛評論說：“蓋汪氏此一賣國賣身之規模，史無前例。”高、陶兩人棄暗投明，披露“汪日密約”，其最大功勞就是堅定了國人的抗戰信念，不再對日本存有任何幻想。
在中國現代史上，這樁高宗武和陶希圣的揭密事件是極具關鍵性的歷史事件，在歷史學界，稱作“高陶事件”，也稱為“抗日史上的小西安事變”。
事件主角
高宗武
高宗武（1905—1994），樂清市人。早年留學日本，抗戰前期進入外交領域，29歲擔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專門從事對日外交工作，是當時國民政府里最年輕的高級外交官員。抗戰全面爆發后，高宗武接受特殊任務，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對日情報工作。他在這段時間一度背離蔣介石，為汪精衛賣國行徑秘密奔走，并隨汪精衛去上海市，參與“汪日密約”的談判。后來又與陶希圣一起逃離上海，揭露汪日簽訂賣國密約內容，制造了轟動一時的“高陶事件”。
陶希圣
陶希圣（1899年10月30日-1988年6月27日），湖北黃岡人，原名匯曾，字希圣，以字行，筆名方峻峰、方岳，著名資產階級學者。
陶希圣1899（清光緒二十五年）年生于湖北黃岡，早年就讀于北京大學法學院，畢業后任安徽省立法政專門學校教員，上海市商務印書館編輯。因“五慘案”開始被中國國民黨關注，開始參政，成為南京國民黨中央軍校的政治教官，后參與社會史論戰，發表一系列文章，出版《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創辦《食貨》雜志并在北京大學任教。后因結識汪精衛，加入“改組派”，而辭去一切職務，閑居著書。
后世紀念
200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書籍《“高陶事件”始末》，該書的作者是陶恒生系陶希圣之子。在書中力求公正、實事求是的態度，把文獻資料、口述歷史與自己的親身見聞結合起來，將整個“高陶事件”的來龍去脈盡可能清晰地展現出來，并通過自己少年時代的親身經歷，為讀者描繪了抗戰時期作者一家人的顛沛流離與悲歡離合。
2015年4月，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沈寧所著《牢記：一個家族的抗戰史》。作者沈寧，系蔣介石“文膽”陶希圣外孫，“七君子”首領沈鈞儒堂侄，著名翻譯家沈蘇儒之子。在這本書中，沈寧講述了抗戰時期沈氏家族的故事，其中即有《外祖父：冒死逃離日汪集團》一篇，即“高陶事件”。經出版社授權，澎湃新聞刊發此文。現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相關內容
1940年1月22日，《大公報》香港特別行政區版在《高宗武陶希圣攜港發表，汪兆銘賣國條件全文》、《集日閥多年夢想之大成！極中外歷史賣國之罪惡！從現在賣到將來，從物質賣到思想》的通欄正副標題下，獨家刊登了《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原件），另在第九、十兩版整版刊登了日文原件照片，還發表題為《揭露亡國的“和平條件”》的社評。日汪簽訂的《日華新關系調整要綱》中有這樣的賣國文字：“日華兩國政府須根據‘附錄一’關于日華新關系調整的基本原則調整國交；在新國交恢復以前，既成政府經辦事項，目前加以繼承，如情況許可時，再根據第一項原則加以調整；在事變繼續進行中，須諒解由此而發生的特殊情況的存在。”在“附錄一”中，汪精衛的賣國嘴臉和日本侵略者步步緊逼的行徑更加暴露無遺：“日、滿、華三國，在建設東亞新秩序的理想下，以互為善鄰、團結一致成為東洋和平的軸心為共同目標。因此，規定基本事項如下：①須確定以互惠為基礎的日、滿、華一般提攜，特別是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的原則。②須確定華北和蒙疆是國防上經濟上日華之間緊密的合作地帶。③在長江下游地域，經濟上須實現日華之間的緊密合作。④在華南沿岸特定島嶼，須實現軍事上的緊密合作。”
這條獨家新聞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和內地引起轟動，1940年1月22日的《大公報》香港版不得不加印，還是銷售一空。1月23日，《大公報》香港版還發表了陶希圣關于“日本對所謂新政權的條件”的談話，1940年1月27日還刊登了陶希圣在日汪密談時的筆錄，對密約的出籠做了解釋。在短短幾天內，《大公報》香港版抓住日汪密約不放，連續發表社評，猛烈抨擊。高宗武、陶希圣由汪精衛投向蔣介石，并揭露汪精衛的賣國行為，經《大公報》香港版的及時披露，轟動中外，被稱為“高陶事件”。
這次汪精衛的賣國文字被揭露，《大公報》搶了“獨家新聞”，高宗武此后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得到蔣介石獎勵的5萬元美金，并由蔣親自批示給了“高其昌”的化名“官員護照”，得以出洋游歷。他帶著年輕的妻子赴美作了“寓公”。那時，5萬元美金是一筆可觀的數字。從此，他在美國隱姓埋名，不談抗戰以及蔣汪之事。這是他接受蔣介石5萬元美金的交換交件。之后，蔣還不斷給他美元，陳布雷曾于1942年5月28日致電中國駐美國大使胡適：“由賀主任耀祖名義匯上美金四千元，系委座發高宗武旅學費，即請轉交高君，并復為荷。”而陶希圣呢？他事后到了重慶市，蔣介石給以高官厚祿，參加由陳布雷主持的第二侍從室的工作，參與蔣的機密；陶還替蔣撰寫了《中國之命運》的小冊子，經陳布雷潤色后發表。
參考資料 >
1940年，高陶事件內幕.光明網.2024-11-10
陶希圣外孫說“高陶事件”:外祖父如何冒死逃離日汪集團.澎湃新聞.2025-02-18
高宗武思鄉求縣志.光明網.2025-02-18
陶希圣.中國大百科全書.2025-02-18
“高陶事件”始末.豆瓣讀書.2025-02-18
汪精衛賣國文字是如何披露出來的.光明網.2025-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