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雜志》1927年創(chuàng)刊于上海市，是由時任上海商業(yè)儲蓄銀行（簡稱上海銀行）的總經(jīng)理陳光甫先生一手策劃和創(chuàng)辦的。在民國時期，旅游一度受到社會團體和傳媒的提倡。憑著商人敏銳的感覺，上海銀行總經(jīng)理陳光甫意識到旅游業(yè)對社會經(jīng)濟生活的重要作用，不僅創(chuàng)辦了以“發(fā)揚國光，服務行旅”為主旨的中國旅行社，而且創(chuàng)辦了《旅行雜志》。1927年1月至1942年12月，《旅行雜志》共計出版16卷。由于戰(zhàn)事原因后又遷至桂林市、重慶市出版，1954年在北京終刊。
簡介
《旅行雜志》創(chuàng)刊于1927年，創(chuàng)辦人陳光甫、朱成章，每年12期為一卷，每月以號標示。該刊的顯著特點是撰稿人均為中華民國享譽文壇的新聞界、小說界乃至政界的重要人物，文章內容多以旅游散文、隨筆為主，且文筆雋永，可讀性很強，配發(fā)的圖片全為銅版印制，很清晰。如第九卷第一號，目錄前標有“屐痕回味（新年特大號征文特輯）”，刊有征文稿20篇，其中有新聞報記者郭步陶的《民眾詩人洪玉亭之回憶》、新中華主編錢歌川的《拜臺之秋》、邑人唐玉的《春明夢影》、小說家郁達夫的《青島濟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外交部國際司錢王的《洛陽之行》、小說家張恨水的《滕王閣渺不可尋》、小說家秦瘦鷗的《三次最痛快的杭州之游》。
創(chuàng)辦背景
《旅行雜志》1927年創(chuàng)刊于上海市。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上海，經(jīng)濟的飛速發(fā)展，人口的大量擁入，城市公共設施、管理職能的完善，加速了都市化的進程；以西方時尚消費為主體的消費文化逐漸形成，市民注重精神層面的消費，形成了所謂的“上海生活”。中國旅行社創(chuàng)辦的《旅行雜志》正是這種消費文化的產(chǎn)物。1927年春，《旅行雜志》創(chuàng)刊，設編輯室于上海仁記路110號四樓，由莊鑄九總負責，聘請《申報》編輯趙君豪主編務，畫家張振宇司美術。
雜志歷史
1927年創(chuàng)刊于上海市，由中國近代第一家旅行社——中國旅行社創(chuàng)辦。雜志初為季刊，季末出版。從1929年第3卷起，改為月刊，月初出版。抗戰(zhàn)期間，雜志遷桂林市出版，1944年又遷到重慶市，抗戰(zhàn)勝利后再遷回上海復刊。后來，這本雜志一直出版發(fā)行至1954年。
刊物宗旨
該刊以提倡旅游、服務旅游為宗旨，刊稿多為介紹風景名勝、民俗風情的游記、隨筆、詩詞、圖片等。而鐵路建設、沿線風光、火車時刻表、客運常識等內容，幾乎每期必不可少。因此，該刊在歷史上曾有“鐵路旅途之伴侶”的贊譽。1955年，該刊更名《旅行家》繼續(xù)出版。它是我國發(fā)行最長久的近現(xiàn)代期刊之一。
內容
1950年9月號的《旅行雜志》刊中關于鐵路的內容頗多。該期封面是新中國成立后改名的沈陽站（原稱蘇家屯站），廣九、京漢、京哈鐵路沿途見聞，京張鐵路及詹天佑銅像，鐵道部更改站名的通知，頌揚“鐵牛號”蒸汽機車的詩歌，滬寧、滬昆高速鐵路的火車時刻表、鐵路各站發(fā)售回數(shù)票（一種可多次乘火車的月票）和四折客票（優(yōu)惠失業(yè)者）的廣告等等。
此外，刊中有篇《青龍橋關溝之游》描述了京張鐵路關溝段的巨壑、急湍、長城、關隘、隧道、橋梁、車站、列車等諸多景物，并穿插著傳說、軼事以及詹天佑的筑路功績，文筆雋永，引人入勝。其中有“南口號”機車、“1501號”特大馬力機車、前拉后推的雙機牽引，還有青龍橋站內外趕毛驢的、吆喝賣水蘿卜和茶水生意的熱鬧情景等，描繪得有聲有色，讓人過目難忘。更值得一提的是，文中還配有6幅鐵路圖，分別為南口鎮(zhèn)、東園、居庸關、三堡、青龍橋、延慶八達嶺，似摘自工程圖紙，頗具資料參考價值。
十周年紀念號
《旅行雜志》為1936年1月1日出版的第十卷一期，16開，200余頁，內容量是正常刊物的一倍。此刊物用將近一半的篇幅，刊登了“十周念紀念征文特輯”，共刊登了45篇文章，其中精彩的文章有《嶗山雜詩》、《常熟道即景》、《東湖西湖南湖和北海》、《十載游蹤》等，作者中亦大有羅家倫、張恨水、趙景深、于右任、胡愈之、周瘦鵑等名家。他們都從各自多年的旅游經(jīng)歷和角度來反映旅游所帶來的快樂和思味。
主編趙君豪在《編輯室十年記》中，用真誠的態(tài)度回憶了《旅行雜志》十年來的艱辛，作者從多方面闡述了雜志創(chuàng)刊十年來所產(chǎn)生的社會影響，并且表示希望能繼續(xù)得到讀者的支持和鼓勵，使《旅行雜志》有第二個十年第三個十年。
主要撰稿人
張恨水是《旅行雜志》的“臺柱子”作者，一直為雜志寫連載小說和旅行方面的文章，只是1937年第9期上，他連載的小說《如此江山》被迫壓縮掉了。而胡適題詞的廣告則還在這一期上，這則廣告是為坐落于上海北四川路上，擁有三百余間客房、高達十層的上海新亞大酒店寫的：“新亞酒店的成功使我們深信我們中國民族不是不能過整齊清潔的生活。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十一日 胡適”。關于胡適與陳光甫，今天的人們或許知道1938年10月后，胡適與陳光甫在美國為國民政府籌款時曾贈陳含“做了過河卒子”句的詩，但恐怕很難想象胡適這樣的大學問家能在陳光甫的雜志上為一家豪華酒店做廣告。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