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羅特·升允（1858年－1931年9月5日），姓多羅特氏，字吉甫，號素庵，八旗蒙古鑲黃旗人。清廷授多羅特公，曾歷任山西按察使、布政使，陜西布政使、巡撫，江西巡撫，察哈爾都統，陜甘總督等職務，復辟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光緒八年，升允通過鄉試成功獲得舉人身份。光緒十二年，他出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一職。宣統元年，因上疏直言反對立憲被指控妨礙新政實施，進而遭到革職處分，此后他寓居西安滿城。然而，在武昌起義爆發后，他再度獲得朝廷的征召，出任陜西巡撫。他率領甘軍東進逼西安市。1912年2月，隨著清帝溥儀的退位，甘軍得知消息拒絕與革命軍繼續交戰，升允被迫選擇向西撤退。1913年，前往日本尋求國外力量的支持以復辟清朝。歸國后，頻繁往來于天津市、大連市、青島市等地，積極聯絡宗社黨人，需求日本的支持，同時與蒙古公爵八寶札布的軍隊相互呼應，共謀復辟大計。1931年7月23日，升允在天津租界因病逝世。遜帝溥儀聞訊后，特贈予其“文忠”之謚號。
升允著有《自述》和《望河樓》一聯，一生為民多謀福祉，并且還是陜西大學堂的首倡者，在蘭山書院創設甘肅省優級師范學堂。除重視教育外，他也主持興辦實業，排除萬難，修建了具有“天下黃河第一橋”之稱的中山橋。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多羅特·升允出生于一個官宦世家，從小就受到家族的教育與熏陶。他的先祖世代均為清朝武將，父親更是歷任清廷要職。曾祖富明阿為通州副將，祖父色普真任前鋒參領，其父訥仁進士及第，歷任庶吉士、內閣學士、刑部右侍郎、工部侍郎。在家族的影響下，多羅特·升允自幼便熟讀儒家思想，深知儒家的忠君報國理念。
起于山西
1882年，升允成功中舉。先后任職總理外國事務衙門章京，負責處理涉外事務；擔任工部主事，負責工部日常管理工作；曾作為駐庫倫參贊大臣，負責處理對外交涉及軍事協調事宜；亦曾任駐俄國參贊，負責促進中俄關系發展。1900年，其獲任山西按察使及布政使之職，負責地方司法與行政事務。次年春季，升允晉升為陜西布政使，隨后正式被任命為陜西巡撫，主持一省軍政民務。在其職業生涯中，歷任陜西糧道，負責糧食儲備與運輸；山西按察使、布政使，繼續負責地方司法與行政；陜西布政使、巡撫，主持陜西軍政民務；江西巡撫，管理江西全省事務；察哈爾都統，統轄察哈爾地區軍政；閩浙總督，負責福建省、浙江省兩省軍政民務；陜甘總督，統轄陜西、甘肅省兩省軍政。
攻下西安
在清朝末代皇帝宣統元年，升允因堅持自己的政治立場，反對實行立憲制度，結果遭到了革職的處理。然而，隨著武昌起義的爆發，他又重新被清朝政府啟用，擔任了陜西巡撫的重任。
升允對清朝皇帝的退位持有反對意見，他曾經帶領軍隊采取行動，試圖以“勤王”的名義，攻下西安，以此為基礎，迎奉溥儀建立偏安西域的小王朝。他帶領著舊部，經歷數十次的戰斗，攻克了十余座城市。
穩定陜西
后來，正當他準備全面穩定陜西的時候，清朝皇帝退位的詔書正式發布，但升允仍然堅持自己的立場，他繼續大批量的殺害戰俘和革命者。
但是，由于部隊其他人拒絕戰斗，他的行動最終不得不停止，他被迫選擇撤退。
復辟青島
1913年，在蒙古“勤王”計劃失敗后，升允前往日本，意圖尋求國外力量的支持以復辟清朝，并在此期間加入了宗社黨。歸國后，升允定居于青島沂水路3號（現為《青島日報》職工宿舍，舊宅尚存）。他并未滿足于安逸的寓公生活，而是積極投身于復辟清廷的各項活動，尤其重視與日本方面的聯系。
1914年，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日本軍隊向德國駐青島市的軍隊發起攻擊，最終占領青島。日本占領青島后，升允等人受到了日軍的庇護。此后，升允又轉向投靠日本。其間，身為宗社黨骨干的他與溥偉、善耆頻繁往來于青島、旅順等地，持續進行復辟活動。在青島策劃復辟期間，溥偉曾派人聯絡張勛，而升允亦不甘示弱，迅速致信張勛，對其大加吹捧，企圖拉攏其參與復辟。然而，張勛所發動的癸丑復辟因計劃泄露而流產。
1916年，善耆在日本人川島浪速的協助下，招募并訓練了一支秘密軍隊。升允曾在日本人的陪同下由青島趕往旅順檢閱這支軍隊。他們企圖以這支軍隊為冒險的資本，與蒙古公爵八寶札布的軍隊相互呼應，共同實施復辟計劃。升允還曾致信八寶札布，煽動其打起“勤王”旗號，并聯合日本浪人在滿蒙地區進行騷擾活動，一度進犯張家口市。善耆與升允長期受日本帝國主義的操控與利用，不惜出賣國家利益以換取日本的支持。
奔赴日本
袁世凱逝世后，張勛選定徐州市作為復辟活動的核心區域，升允隨后前往徐州與張勛會面。會談結束后，升允便以張勛全權代表的身份赴日本東京，與日本首相寺內進行了深入的會談。
據《張勛與佃信夫》一文所述，升允赴日時，恰逢寺內首相因病在家休養，但他仍特意更衣以示尊重并接待了升允。會談中，升允詳細介紹了中國的國內形勢。寺內說：“聽說先生寄寓青島，歸國之后，屆時盡可與日本駐軍司令官大谷商量，不必客氣。”敘及寺內的談話十分懇切，富于感情。
升允從日本返回徐州后，向張勛詳細匯報了此行成果，包括日本人對復辟活動的支持態度及提供的豐厚經費支持。這進一步堅定了張勛等人復辟清朝的決心。1917年，張勛在復辟清室時，特授予升允大學士之職，以表彰其在此事上的突出貢獻。
病逝天津
升允致力于復辟清廷，特別是在他主政西北十余年期間，他最終未能實現所愿，心情難免沉重，漸至疾病纏身，健康狀況日益惡化。
1921年夏，受著名考古學家、金石學家朋友羅振玉的邀請，升允攜全家從青島市遷至天津，居于羅振玉當時在法租界德鄰里的一幢別墅之中。在此期間，馬福祥調任綏遠都統后，始終保持著對升允的尊敬與關懷，每年均派人赴津，向升允獻上“敬儀”，每次均附贈銀元數百元，以表敬意。
1931年9月20日，升允在天津因病辭世，享年73歲。他的遺體被安置在北京東直門外的延壽寺，以供親友吊唁。升允臨終之際，日本軍方曾屢次派人至其府上打探消息，直至確認其逝世后方才罷休。升允逝世后，廢帝宣統溥儀賜予其“文忠”之謚號，以示哀榮。眾多滿清遺老及升允昔日舊部亦紛紛前來吊唁，此外，亦有不少日本政客前來悼念，共同緬懷這位曾為清廷復辟付出過努力的歷史人物。
主要影響
軍事影響
升允雖以科舉入仕，但同樣驍勇善戰，治軍有方。他率領清軍圍城不放，差點為溥儀奪取一統江山。他的堅持與努力，鑄就了一段悲壯而忠貞的歷史。多羅特·升允是一位忠誠而堅持信念的人，他一生奮斗不止，為滿清復辟傾盡所有。盡管他的努力最終未能如愿，但他的忠誠和信念依舊值得被后世敬佩。
文化影響
升允自幼浸潤儒訓之中，秉承“立功、立言、立德”之儒家正道，敬長崇善，尚情重義，兄弟情深。其志向高遠，不與流俗為伍。任清河、真源縣令之際，廉潔奉公，嚴懲奸邪。起兵抗叛之時，更是堅守大義，篤定不移。升允之事跡與精神品質，已深植人心，成為華族寶貴的精神瑰寶。
人物作品
升允在《自述》中述及：“吾乃插漢一老胡，恰逢云龍際會，得以來到燕京。身受國家恩澤，歷經七代，與國家同甘共苦，始終不渝。自研讀儒家經典，著儒服，漸忘邊塞牧牛羊之業。日漸沉浸于美食鮮衣，已非昔日北疆風俗。單于治下猶存君臣之禮，中華反倒成了未受教化之邦。王者之道既已衰微，匹夫有責，吾愿借此闡明彝倫之道。嗚呼，禮樂征伐皆出自天子，《春秋》撰作出于不得已。”
升允在陜甘主政期間，曾撰《望河樓》一聯，其文如下：“隴云秦樹窮千里，岳色河聲共一樓。”此聯中，“隴”指甘肅省之關山，故甘肅常以“隴”為簡稱；“秦”乃古國之名，曾覆蓋今陜西省之地，故陜西亦常被稱為“秦”。此聯語意清新淡雅，既繪聲又繪色，緊扣“望”字，千里之景盡收眼底，畫意詩情盡融于一樓之中。此聯曾被收入《民國名聯三百首》之中。
升允在寓居天津市期間，曾借詩作表達其矢志不渝的復辟之志：“老臣尚在此，幼主竟何如。倘遇上林雁，或逢蘇武書。”
在《奉新張忠武公哀挽錄》一書中，收錄有升允為張勛所作的挽詞：“嗚呼！忠武遭時之屯，托梁公之委蛇，懷漢陽之貞純；主盟徐方，誓師國門，伸大義于天下，奚可以成敗論。”
人物貢獻
多羅特·升允一生為民多謀福祉，并且還是陜西大學堂的首倡者，在蘭山書院創設甘肅省優級師范學堂，同樣，除重視教育外，他也主持興辦實業，排除萬難，修建了具有“天下黃河第一橋”之稱的黃河鐵橋，可以說他為人正直，多為百姓著想。
倡辦學校
2001年，西北大學的研究人員經過深入考察，發現西北大學的前身——陜西大學堂的相關歷史資料。據史書記載，清光緒二十八年（即公元1902年）四月，陜西巡撫升允曾向光緒帝及慈禧呈遞奏本，請求開設陜西大學堂。奏本中，更是出現了光緒皇帝的親自批示，以實物證據的形式再次確認了西北大學的前身正是陜西大學堂，從而表明升允是創立西北大學的倡議者。而在光緒三十一年五月，升允在蘭州創立了甘肅省速成師范學堂（后更名為初級師范），并下令各地選拔品學兼優的學生入堂學習。學生完成一年的學業后，將被分配到各地的高等小學堂擔任教職。每名生員的月度伙食補助為白銀八兩，年度所需白銀則為九十六兩，這些費用將由地方官員批解至藩庫再由學堂從藩庫領給。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正月，升允在蘭山書院設立甘肅省優級師范學堂，旨在培養全省各地中學堂的教習人才。他嚴令各府縣選拔貢生、生員、監生共計120名，進入學堂接受專門教育，并每月為每名學生發放津貼銀三兩，以資鼓勵。學堂的教職員工共有20余名，月薪視其職責與貢獻而定，多者可達數百兩，少者亦有數兩之資。總體而言，學堂每月經費需求頗為龐大，共計數千兩白銀，均由藩庫撥款支持。
興辦實業
1906年3月，升允在甘肅舉院及小西湖地區，積極籌劃并成功創設了甘肅農業試驗場。該試驗場分為內外兩個部分，占地廣闊，共計70余畝。為了推動農業的發展，升允引進了各類優質的麥、豆、蔬菜種子，并投入資源進行培育和推廣工作。
同年閏四月，升允任命蘭州道彭英甲為甘肅農工商礦總局總辦，主持興辦地方實業。在總局的組織架構下，設有農工股與商礦股兩大部門。農工股主要負責管理農業試驗場及工藝制造廠的相關事宜，而商礦股則專注于商品陳列所與礦質化驗廠的運營工作。為了支持總局的運作，升允特別撥發了藩庫銀2萬兩作為常平經費，確保實業計劃在全省范圍內的順利推行。
五月間，在升允的鼎力支持下，彭英甲在甘肅省舉院內開辦了勸工局廠。該廠充分利用甘肅地區的豐富資源，并引進西洋先進的設備與技術，專注于生產綢緞、銅器、鐵器等輕工產品。在規模上，勸工局廠擁有綢緞廠、織布廠、栽絨廠、玻璃廠等四大核心生產單位，同時還設有制革廠、銅器鐵器等小型生產作坊。全廠共有員工148人，其中藝徒由各廳、州、縣精心選拔并選送。經費方面，主要依賴于官款的支持，除了廠內產品的銷售所得及各地撥付的藝徒津貼外，每年還需額外支出銀7984兩用于日常運營，以及1.9萬多兩用于原材料的采購。這些經費均由農工股按月撥領，確保生產活動的順利進行。
不畏權貴
升允在官場上亦展現出剛直不阿的品格。在庚子西狩之役中，他親自前往陜西省迎駕，面對沿途騷擾的太監，他采取措施予以制止。此外，他還曾彈劾不法之徒。在慈禧七十壽誕之際，當愛新覺羅·奕劻要求各省獻金祝壽時，升允不僅拒絕獻金，還上疏請求停止這一做法。因此，升允在歷史上被譽為“實為滿員之得未曾有者”。
歷史評價
升允女婿、國畫大師溥心畬為其作《神道碑》，將升允復辟不果，喻為“武侯區盡，天道可知；伍子胥空還，臣力盡矣”。這是站在清廷立場上褒揚忠臣的文字。
穆爾察·鐵良給升允的挽聯寫得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辛亥之亂，第一忠臣”。
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部通譯官吉田忠太郎的挽幛是：“保清室守邊疆忠心不二，志未深遵君命抱恨終天”。
溥儀對升允贈謚“文忠”以為褒獎，溥儀的《我的前半生中》更是將升允與愛新覺羅·溥偉、愛新覺羅·善耆、鐵良并稱“四個申包胥”，其他三人皆為宗室，只有升允是蒙古族。
人物關系
參考資料 >
【青島地名文化】中山路——曾經的商業中心.微信公眾平臺.2024-06-25
溥儀都退位了，陜甘總督仍率清軍攻城，連下18座城險些翻盤.上游新聞.2024-06-25
清廷授多羅特公多羅特·升允.焦作文明網.2024-06-21
貞元增杯·內圓外方——鏡頭里的南宮碑攝影網絡展（六）.今日頭條.2023-11-24
抗日戰爭勝利76周年 | 不朽抗戰路.中國公路雜志社微信公眾平臺.2024-06-21
溥心畬，末代王孫的筆墨生涯.人民網.2024-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