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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斂之（1867年11月23日-1926年1月10日），出生于北京，滿洲正紅旗人，滿族老姓赫舍里氏，漢姓郁，名英華，字斂之，后以英為姓，以字行，號安蹇，晚號萬松野人，教名文森蒂斯（Vincentius），《大公報》創辦人之一。

英斂之出身于滿族下層家庭，為了早入軍籍改善家境，英斂之勤練武藝。后來意識到習武沒有出路，20歲左右，英斂之正式棄武從文。英斂之一心想尋求富國強民的方法，由于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找到答案，于是轉向西方文化，并在學習的過程中受到天主教影響，于1888年領洗入教。戊戌變法中，英斂之因支持維新派而遭到清政府緝拿，被迫流亡。1901年英斂之再次回到天津市。1902年6月17日，英斂之在天津創立《大公報》。1912年，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英斂之不愿意與袁世凱合作，加之身體不佳，遂離開大公報館，攜夫人退隱香山縣，全身心投入到天主教事業中。1913年，他在香山創辦了輔仁社。為擺脫法國傳教士對華采取的愚民傳教政策，1917年，他撰寫了《勸學罪言》一文。后來又籌建了臺灣輔仁大學。1926年1月10日，英斂之病逝。

《大公報》所確立的辦報宗旨“開風氣、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恰是英斂之所提倡的“移風易俗、開啟民智” “忘己、無私”等理念的體現。英斂之以“文人論政”的鮮明特色，開啟了《大公報》最早的黃金時代。因此，他也被尊為“大公精神”發軔的奠基者?，F在很多報社的成規、制度，都是《大公報》最早創立、實踐的。英斂之明確了《大公報》的商業性和社會責任，這種對報紙雙重性質的判斷當屬中國第一人。英斂之信奉天主教，擁護君主立憲制，傾向于保守溫和的改良方式。英斂之的宗教觀也體現在他的“宗教救國說”上，而“以宗教救國說”也從反面維護了天主教，二者相輔相成。以西方宗教為參照物，英斂之將天主教與中國民眾普遍的“信仰”進行對比，從而認為自己找到了中國社會出現問題的根源，這也使得他在評論中時有“抑中揚外”的基調。

人物生平

早期經歷

1867年，英斂之出生于北京西郊的一個滿族下層家庭。父親靠搖煤球為生，是社會中最底層的人。這種情形下，家世貧寒的英斂之只有通過考核列入軍籍才能領取錢糧以改善家庭窘境。為了早入軍籍，英斂之勤練武藝。但當時八旗兵役雖然可以提供一定糧餉，但是對于整個家庭以及不斷抬高的物價而言則是杯水車薪，英斂之遂決定棄武從文。英斂之童年曾入學，盡管連《四書》都沒有讀完，但是起到了開蒙的作用。十六七歲時，英斂之在西山遇到了喬霽軒。在英斂之棄武從文的轉變過程中，喬霽軒起到了引領和推動的作用。喬霽軒又將英斂之介紹到彭蓼漁、志剛的門下，他們都是當時素有聲望的博學之士。20歲左右，英斂之正式棄武從文。他特別喜好吟詩作文，而且閱讀面極廣，博覽群書、廣學兼收為他打下了厚實的知識基礎。英斂之做了喬霽軒的書童，隨這位先生在一戶有錢人家里教書，并在此時認識了他后來的妻子愛新覺羅·淑仲。由于生活在社會底層，英斂之深刻體會到貧富差異帶來的社會不公，后又讀了詩書，對處于內憂外患中的國家多了一些思考，因此英斂之目睹當時國家衰敗、吏治腐敗，不由得痛心疾首。

英斂之一心想尋求真道純德的根源以及富國強民的方法，然而他并沒有在傳統的儒釋道中找到令自己滿意的答案，意識到中國引以為立國之本的儒家學說缺乏治國功效，于是轉向了西方文化，并在學習的過程中受到天主教影響，于1888年領洗入教。入天主教后，英斂之針對時人對天主教的敵意，積極護教，努力通過文字的形式為天主教辯護，以消解社會人士對天主教的誤識。自1891年至1898年前后，英斂之在《益聞錄》發表的文章共有近百篇之多，它們不僅反映了英斂之的護教思想，更體現了英斂之憂國憂民的愛國情懷。戊戌變法中，英斂之發表《論興利必先除弊》以配合，因支持維新派而遭到清政府緝拿，被迫流亡。戊戌變法的失敗，使英斂之對清政府失望至極。生活的重壓、外國侵略者的驕橫，使他開始重新思考挽救國家頹勢的方法和途徑，將救國思想由早期的理論層面逐漸向實踐層面轉化。

大公報時期

創辦《大公報》

1898年至1900年，英斂之先后為廣州灣法軍、天津法國教堂及蒙自縣署辦理文案。1901年英斂之再次回到天津市，此時逢教友柴天寵邀他辦報，柴天寵和富商王郅隆愿意出資辦報，希望英斂之主事。柴天寵曾向英斂之表達過“不計較金錢利益，但只求救亡圖存”的態度。英斂之此時早就懷揣救國報國之心，通過大眾媒體向公眾敞開思想，發出自己的聲音無疑是最好的選擇。幾經周折，1902年6月17日《大公報》在天津創立，最初在天津法國租界出版，法文名L'Impartial。創辦之初的《大公報》除主筆由方守六擔任，報館的總理、撰述、編輯等，均由英斂之兼任。他親筆撰寫的《大公報·序》，明確闡釋了“開民風，牖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的辦報宗旨。有關“大公報”的題名寓意，英斂之解釋為“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辦報最初兩年，遇到了很多困難，但都在英斂之的努力之下解決并且堅持下來，《大公報》和英斂之也逐漸被大眾所熟知。現在很多報社的成規、制度，都是《大公報》最早創立、實踐的。比如"社論"，當年叫"社評"，就是英斂之發明出來的。

踐行《大公報》的宗旨

《大公報》所確立的辦報宗旨“開風氣、牖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恰是英斂之所提倡的“移風易俗、開啟民智” “忘己、無私”等理念的體現，正因為英斂之清楚地知道報紙媒體對上可以起到監督、喉舌的作用，對下可以起到開啟民智、輿論導向的作用，因此他要求大公報人不畏強權、秉筆直書，敢于為天下先，要“敢言人所不敢言，敢登人所不敢登”。在當時中國的政治環境下，報刊等輿論媒體做到“敢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大清王朝的封建統治下，普通民眾的基本權利都無法保障，要想言論自由、針砭時政，根本不可想象。英斂之一直持守辦報初衷，因此《大公報》的“敢言”特征就特別明顯?！洞蠊珗蟆肥且环輴蹏鴪蠹?，也是一份真正的新聞報紙，英斂之認為報紙雖然有著商業的成分，但終究不是只為錢財的真正商家，監督政府，引導國民也是它的天職。這其中明確提出了《大公報》的雙重性質：商業性和社會責任，當是中國第一人。

在英斂之的引領下，這家在距離清廷政治中樞很近的天津市創辦的大公報，與梁啟超主辦在海外的《清議報》，以及南方若干標榜維新的報紙一起，猛攻當時中國落后的體制和文化糟粕。《大公報》在其創刊后第五期，即登出英斂之手筆《論歸政之利》，公然要求慈禧歸政于立志憲政改革的光緒帝，痛陳“歸政則中外利、滿漢利、民教利、新舊利、宮闈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無不利”道理，并痛斥慈禧親黨一伙兒是“禍國殃民”的“國賊”及“諂媚小人”。當時天津由直隸總督袁世凱管理，英斂之對袁世凱在戊戌變法期間首鼠兩端，依附太后一黨的行為很不齒，因此在自己的報紙上竭力揭露和批判袁世凱，袁世凱對他軟硬兼施、極盡打壓，但終告無效。?

“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是“詩界革命”先行者梁啟超對中國詩歌變革的基本設想與殷切期冀，《大公報》奉為圭、身體力行。該報于1902至1911十年之中，發表的詩歌作品數量在五百首以上。另外，《大公報》創辦之初的小說欄目，也緊緊圍繞“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的意向，大量發表包括寓言、偵探題材在內的“泰西”翻譯小說。這些作品多包容有大量西方社會政治、經濟、宗教、文化方面的內容表述，給長期閉鎖于國門之內的讀者以充分的新知識量。到英斂之主持《大公報》后期，中文原創小說也漸增。他們發出的小說作品，揭示不公正社會現實、批判官場黑暗政治、掃除愚昧迷信舊習、倡導開化生活態度等主題，均時有所見。至1909年，英斂之及《大公報》對于登載小說的體驗與認識已經相當明確：“社會教育之中尤以小說之功居多。論者謂一國善良之習慣，多由一代小說家造就之。無怪歐西人士，以小說一門為專門名家之學也?！滢D移社會之力極大。”?

助開女學

在《大公報》刊發的文章中，英斂之為新式女子學校的發展進行了大力宣傳和推介。他認為中國女子要擺脫受壓迫的地位，必須讀書識字，求得謀生本領，希望通過興辦女學、開啟女智，引導女性追求經濟獨立、婚姻自由，促進中國婦女的覺醒和解放，爭取真正的國民地位。他不僅在文章中積極提倡建立女學堂，更是親自參與了新式女子學?！旖蚺畬W堂的創辦，為女性贏得更多受教育機會。

退隱香山時期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1912年，清帝退位，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對于主張君主立憲的英斂之而言，他不愿意和袁世凱政權合作，再加上身體原本不佳，常年辦報又費心勞神，精神更是疲憊，于是離開了大公報館，與夫人英淑仲退隱香山，全身心投入到天主教事業中。

為天主教在華發展的長遠計，1911年，英斂之與馬相伯聯名上書羅馬教廷，請求教皇委派品學俱佳的傳教士來華，創辦天主教大學。為給教會弟子傳授學問，1913年，英斂之在香山靜誼園創辦了輔仁社，“輔仁”意指培養仁德，取曾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意，反映了英斂之振興中國天主教教育事業，弘揚傳統文化的決心。1917年秋末，英斂之受熊希齡之邀，出任收養災童的慈幼局（香山慈幼院前身）局長，負責收養災孩的各項具體工作。為擺脫法國傳教士對華采取的愚民傳教政策，1917年，他撰寫了《勸學罪言》一文，不僅大力提倡中國傳統文化，而且直指教會中的各種弊病，呼吁羅馬教廷重視在華人才培養工作。英斂之積極參與中國天主教的本土化工作，籌建了北京公教大學（后為輔仁大學）。1925年3月，英斂之與美國本篤會的奧圖爾神父合撰《美國本篤會創設北京公教大學宣言》。無論是輔仁社還是輔仁大學，都體現了英斂之的辦學宗旨：即“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和“會通中西，立足本土”。1926年1月10日，英斂之因創辦天主教輔仁大學勞累過度，在西華門里第去世，時年59歲。他去世次年，北洋政府準予試辦私立北京輔仁大學。

主要作品

參考資料

人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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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斂之在思想上屬于是資產階級的?；柿椗伞Ｋ哂歇毩⒉灰械膫€性，反對暴力革命的社會訴求，也跟其他同時代的維新勢力保持一定距離。他迷戀西化，竭力宣傳開啟民智的新思維新文化，終究還是希望沒落的舊有帝制改弦更張，立憲維新。通過他所主持的《大公報》以及其他一些主張立憲的改良派報紙的奮力促動，也迫于國內外局勢的壓力，清廷曾于1906年9月頒布仿行立憲的詔令，叫英斂之等人很為自己多年所致力終見曙光而振奮；可是清廷空有承諾，卻遲遲沒有實際行動，立憲之議到底未能兌現。當時英斂之所擔心的，惟暴力革命會危及國家獨立和大眾生存，其精神站位，既受到宗教身份的局限，也和他的民族出身有關系。他不滿于革命黨人籠統反滿的作為，指出“所謂排滿者乃自排，所謂‘革命者’乃‘革漢命’也。”因而，到了辛亥年間國政易幟，他便離開了他10年來為之殫精竭慮的《大公報》。他偕家人回到北京，隱居香山靜宜園，一面研究宗教、經濟、教育、文化和社會現實，一面從事他熱心的慈善事業。

宗教觀

英斂之擁護君主立憲制，傾向于這種保守溫和的改良方式，與其自身接受西方宗教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天主教的教義主要分為三位一體、天主創世、人有原罪、救贖說、天堂地獄和忍受苦難等。它自身就強調有一個萬能的主來拯救我們，我們要學會忍耐，因為我們天生就是有罪的，這些與中國的帝制和中國儒家歷來強調的溫文而雅，講禮恭順有相似之處。英斂之也曾試圖在中國發展本土的“天主教”以使其更符合中國人的宗教習慣，與儒家相結合，從這些事情上，我們都可以看出英斂之不僅自身對天主教有深刻的研究，同時他還有著使天主教融入中國社會，尤其是民生和思想方面的抱負。這種觀點也奠定了《大公報》時事評論的一貫特色和相對固定的風格，那就是以宗教的角度看時事，讓博愛和人性充斥在評論之中。

宗教救國說

英斂之篤信西方宗教可以拯救中國，這也是他努力地將自己的這兩種身份融為一體的表現。當這兩種社會角色發生沖突的時候，他有時傾向于遵循獨立的“士”的道德品性，而不愿讓信仰壓倒一切，有時候又會將信仰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加以維護和弘揚。英斂之的宗教觀并非只是在維護天主教上，也體現在他的“宗教救國說”上。而“以宗教救中國說”也從反面維護了天主教。它們二者并非脫節，而是相輔相成的。在英斂之眼里，中國民眾為何無知，為何麻木不仁，原因就在于沒有信仰。所以他在《以宗教救中國說》的評論中說：“何以無中國？中國國魂喪失也。國魂胡以喪失？民群無愛國思想也。民群胡以無愛國思想？自固其靈魂而未曾釋放也。靈魂何以不能釋放？無文明教化也。何謂文明教化？宗教是也?！彪m然身為教徒，英斂之的思想核心依舊是拯救國民思想，喚起民智。他的這種慷慨激昂的語氣，很能夠喚起普通群眾和知識分子的共鳴。

“抑中揚外”的評論走向

以西方宗教為參照物，英斂之將天主教與中國民眾普遍的“信仰”進行對比，從而認為自己找到了中國社會出現問題的根源。他在評論中越來越偏向于一種基調，那就是“抑中揚外”。由于英斂之是《大公報》的主編，也就是所謂媒體的“把關人”，信息的選擇都要經過他的過濾，所以《大公報》呈現出的報道幾乎都和他個人的觀點不沖突，也就是符合宗教氣息濃厚的媒介氛圍。因為在英斂之眼中，西方宗教才是治療中國疾的良方。英斂之對于中國民間信仰的認知都比較固定，那就是愚昧、落后和迷信。他不遺余力地對傳統民間信仰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批判。但《大公報》最為出色的一點就是也并非完全一竿子打死，它仍然認為：中國舊有的好風俗真不少，外國新添的好風俗也很多，所以不能一概而論，要常常比較。

人物關系

人物軼事

更改姓名

英斂之原名英華，家族滿洲老姓是赫舍里，“英”字本為行輩用字，到了他這一代，始將自己的行輩用字改為了自家姓氏。康有為“公車上書”后，英斂之寫了一篇《論興利必先除弊》的文章支持康有為的政見。但隨后慈禧發動“戊戌政變”，光緒被囚，“六君子”喋血刑場，康有為、梁啟超逃往海外。英斂之雖然沒有上書，但因支持維新言論，也在被抓之列。為怕株連，他輾轉逃到越南，一年后悄然回國。后來，慈禧太后為討好洋人，大赦了一批維新變法的重要人物，其中就有英斂之。由于當時抓捕名單中并沒寫英斂之的姓，只寫了他的名“英華”。當時慈禧太后說了句“把那個滿族英華也赦免了吧?！庇恐畯拇酥缶椭荒苄沼⒘恕Ｓ捎趽摹坝⑷A”這個名過于張狂，英斂之就借用古人“英華內斂”的寓意，為自己取名“斂之”。

英斂之借款一萬建洋樓遷新址

1906年初，《大公報》創始人英斂之接到“館房轉主”的通知之后，立即通過比利時教士雷鳴遠向望海樓教堂借款一萬元，租用“東京建物株式會社”的地皮，自建2層洋樓。同年9月5日遷到新址。該址為《大公報》的第二處館址，地址為原日租界旭街與松島街交口處，現和平路與哈密道交口處，四面鐘對面，門牌為和平路169號，是天津市文物保護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