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仕成(1804～1873)，字德、德輿，祖籍漳州市，世居廣州市，是晚清享譽朝野的官商巨富。潘仕成先祖以鹽商起家，他繼承家業后繼續經營鹽務，以至洋務，成為廣州十三行的巨商。潘仕成一生主要在廣州度過，他既經商又從政，既好古也學洋，既是慷慨的慈善家，又是博古通今的古玩、字畫收藏家，他還出資自行研制水雷、從國外引進牛痘，獲得官員和民眾的普遍贊譽。他主持修建的私人別墅－－海山仙館，成為嶺南文化史上璀璨的明珠。潘仕成一生業績為普通商賈所難得、學者所不能、官員所莫及，是廣州市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
正文
個人愛好催生出“標準形制”
潘仕成的“海山仙館”中所藏金石、古帖、古籍、古畫號稱“粵東第一”，極盛之時甚至一度成為廣東省清代高級官員非正式接見歐美外交使者和商人的場所。
而生于廣州番禺的潘仕成，和這片土地上的大多數人一樣，嗜茶。豐足的財富和高超的鑒賞能力，也讓他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想法把茶玩得風生水起。他所用的茶壺都是在宜興市訂做的紫砂精品。這些壺形制相對固定，而且慣于將印款落于蓋沿之上，壺底及他處反而不落款。所用印款均為陽文篆字“潘”字印。由于潘氏聲名遠播，世人遂將這種形制稱為“潘壺”。
潘壺的形制發展至今，大體可分為三種，壺腹作扁柿形者，稱為“矮潘”；器身稍高，近扁球形稱“中潘”；器身高，近梨形者，為“高潘”。宜興陶瓷行業協會會長史俊棠介紹，潘壺是清中期很富代表性的一類紫砂壺。雖然器形變化并不復雜，也少裝飾，但卻呈現出大氣、簡練、明快的藝術風格，為藏家所贊賞。
著名紫砂收藏家李明為此次展覽貢獻了多件從明到民國的古董紫砂壺，其中便有一件“高潘壺”。他表示自己所藏雖多，但是潘壺卻只有兩三把。將近兩個世紀以前燒制的“潘壺”，大多數隨著19世紀六七十年代潘氏家族的迅速衰敗而流散，目前存世數量不多，但是品質卻非常穩定，保持了相當高的水準。從中可以看出這位“紅頂商人”極高的眼光。展覽中展出的“高潘壺”器形端莊典雅，泥料講究，做工簡潔而渾然天成，從中可領略“潘壺”的獨有神韻。
舊時閩粵嫁女多陪嫁“潘壺”
潘仕成成名后，他的祖籍莆田市等地紛紛以潘氏為榮，因此在女兒出嫁時必以一“潘壺”為嫁妝，希望在夫家相夫教子，能像潘仕成般的榮華富貴。所以多要求為宜興市潘壺，絕少用土產的汕頭壺。通常這種隨嫁的“潘壺”并不一定用作泡茶，也有置于梳妝臺裝發油之用，且女主人百年之后，多作為陪葬物。但能得到潘氏家族訂制的“正版”潘壺的畢竟是少數，于是出現了很多仿制品，“潘壺”也就跳出了家用的范疇，而進一步成為宜興紫砂壺中一種獨特的形制。李明認為，潘仕成可說是紫砂文化在廣東省的一個有力推動者。自己收藏的潘壺中，有的是從日本購回，有的則是出土精品。潘仕成是十三行行商生意面向海外，又有眾多外國客戶、朋友，因此說他推動了紫砂文化在海外的傳播，也不是沒可能的。
當代藏家“跟風”定制私家紫砂壺
史俊棠介紹，綜觀紫砂壺從明代以來500余年的發展歷史，能夠像潘仕成這樣，讓自己成為一種紫砂壺的“符號”的并不多見。較為有名的，恐怕只有清愛新覺羅·颙琰年間“西八家”之一的名士陳鴻壽所制的那批“曼生壺”。此外，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迎來大發展的上海市大碼頭上，一批收藏家和古董商人也采用了類似的做法，與杰出的紫砂藝人們互動交流，創制出一批精品，更留下不少佳話。而這樣的古壺，價位低則數萬，高則可達數十萬。
史俊棠表示，潘仕成、陳曼生等前輩名家的做法，起到了非常好的啟發作用。近年來有一些紫砂藏家，也模仿他們的做法，按自己的想法、要求，尋覓杰出藝人訂制“專屬”紫砂壺。雖然這些壺的價值如今還不能同潘壺、曼生壺們相比，但是假以時日，不難推斷其中會有經得起歷史和市場考驗的杰作。
“潘壺”高貴迷人
專家分析，燒制“潘壺”所用的紫泥，為較常見的典型紫砂泥，產于江蘇宜興丁山黃龍山一帶。在約1180攝氏度的窯爐中燒制而成。這種泥制成的茶壺透氣性好，熱淋變色率高，易掌控沖泡時間，養成后更顯高貴迷人，是茶具中的上品。
潘仕成：十三行路的紅頂商人
南粵自古多金，十三行的風云際會可以算作明證。十三家商行撐起了一條路的聲名，十三行路至今還是荔灣區商鋪密布的黃金寶地；十三家商行的故事更是口耳相傳，最神奇的就是在某一年發生的大火中，十三行路上熔化的銀漿竟然綿延流淌長達一公里，行商們白銀的貯藏之豐由此可見一斑了。
潘仕成就是這亦幻亦真中具有傳奇色彩的一位。他的先祖是清代的鹽務官，和今天一樣，只要干著國家壟斷的生意自然是一本萬利，于是發達得無以復加。潘仕成在這樣的環境里成長起來，耳濡目染的盡是洞明世事的學問、練達人情的機關，等到初涉人世的時候，他就在父輩的影響下、以慣性的力量按部就班地做起商人。并且，潘仕成干得更加出色，他花費20萬兩白銀買了個二品官來做，一方面繼續經營他的鹽務、擴張他的茶葉生意，另一方面抓住清政府開埠的時機，順風順水地成為為清廷代理外貿的十三家行商之一。
已經沒有資料顯示潘仕成是如何克服種種時空和心理距離、通過何種渠道步步為營最終完成他亦官亦商的偉業的，過程早已湮沒在歷史風塵的深處，于史可證的就是最后的結果，那就是連皇帝都被他搞定－－愛新覺羅·旻寧曾經一度因為考慮“應如何再加獎勵”潘仕成而焦頭爛額。唯一可以料定的是，由商而仕這條路中的苦楚是難免的，而錢的魅惑，也肯定是被潘仕成調動到淋漓盡致的境地。
成為紅頂商人的潘仕成也頃刻成為了不得的大眾慈善家、軍事開發的財閥、中央財政的無私資助者。鋪路、賑災、種牛痘，潘仕成要出錢；水雷開發和艦艇制造，他要出錢，然后無償或微利轉讓給清朝；清廷養兵用軍，他還是要出錢。一頂紅換來一身累，恐怕是潘仕成沒有料到的。如果說鋪路、賑災之類是回饋父老鄉親，他尚能甘之如飴的話，本來應該是中央財政撥款支持的項目居然也讓他分擔責任，則確實成為生命里不能承受之重了。潘仕成是官員，但沒有哪個官員能像他那樣被無休無止的攤派包圍的；他是商人，商人的利潤竟然這樣被掠奪而去，與剜肉何異？一頂紅換來啞巴虧，潘仕成顯然沒有更多的辦法。他必須固守財富，寸步不離廣東省于是成為這種心態近乎機械的體現。
與其坐等錢財分散盡，不如想方設法、自助自救。既然流動資產易被抽走，那就讓所有資財“固定”下來。潘仕成于是耗費心血修建自己的奢華莊園海山仙館。今天風景如畫的荔灣湖公園，事實上就是當時海山仙館的一部分。海山仙館極盡奢華，修建時花費了大量資金。別墅初具規模后，長期在館內服務的雜役有30多人、婢女80多人，潘仕成帶著他的50多個老婆在海山仙館過著神仙般的生活。潘仕成是一個癡迷于收藏、熱心文化教育的有識之士，他將所收藏的古帖及時人手跡，分類為摩古、藏真、遺芬，鐫刻上石；同時選擇了藏書中一些坊肆無傳本的古今善本，編為《海山仙館叢書》，珍藏于館內。因為當時廣東省石刻作坊、印刷作坊的水平和效率都不高，潘仕成索性自辦工場，自刻自印。海山仙館為后世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文物，但在主觀上，這私人豪宅的修建可能只是潘仕成轉移財富的苦心使然吧。無奈荔枝何，前度來遲今太早；又搖蘇舸去，主人不飲客常醺。十三行的風光人所共知，紅頂商人的苦與痛，卻隨著塵封的歷史一起老去。
鹽業 紅頂 青云直上
潘家至潘仕成已三代經營中鹽集團，家業漸具規模。和一般的富貴公子不同，潘仕成并沒有耽于紙醉金迷的生活，而是選擇了科舉成名、亦官亦商、倚勢營財的發跡道路。潘仕成勤于讀書，在愛新覺羅·旻寧十二年(1832年)，28歲的他上京應試，中順天鄉試副貢。很快，他又捐助巨款賑濟北京市地區的災荒饑民，又得欽賜舉人，特授刑部郎中。在京城大做慈善事業的同時，潘仕成又極盡兇殘屠戮之能事，捐錢鎮壓廣東連山的瑤族起義。現在俗話說“老鄉見老鄉，背后捅一刀”，潘仕成出錢出力對故土原居民斬盡殺絕的劣跡恐怕算是明證了。
潘仕成因為鎮壓“廣東連山瑤族滋事”而一舉成名，從富甲一方的鹽商搖身一變成為京中風流名士爭相群附的顯赫官僚。不久，他衣錦還鄉、重歸故里，與粵地的政界顯達和官府人士往來甚密。從潘仕成后來自已編輯的《尺素遺芬》中，我們可以發現，與他有書信來往的貴交有111人之多，并且全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后的當朝顯貴、地方政要：林則徐、郭尚先、漲岳、湯貽汾、鄧廷楨等人，其中相國8人、太史姓6人、尚書8人，論科舉出身，已明身份的就有狀元5人、榜眼5人、探花4人。潘仕成由廣東省至京城旋即返回廣東，只是時空上的簡單流轉，但是原來的商人加上了紅頂，命途就真是不可限量了。“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其實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好東道主的。
潘仕成利用自己的身份和交往，不僅經商鹽務，而且承辦軍火生產、幫辦洋務。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后，十三行的那些洋商因為中英交戰元氣大傷，日子并不好過，潘仕成卻另取蹊徑，以承辦海防和戰船發了財。在承辦軍工海防時，他自動捐資加制戰船，最多一次捐助抗英軍餉8萬兩，被稱贊為“粵省紳士中最為出力的一員”。兩廣總督祁貢原本對修筑虎門海防工程猶豫不決， “恐花數萬之資，委于無用之地”，后來求助于潘仕成的資助才得以竣工。1841年2月，英軍攻破虎門，廣州市垂危，潘仕成于是主動負擔雇募300名海防兵勇的雇資。只是這番好意，卻最終為林則徐婉拒。林則徐是吟唱“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困禍福避趨之”的民族英雄，筆者猜測，他之所以拒絕潘仕成的義舉，恐怕骨子里是不屑于與亦官亦商者有深交的。
制雷 升官 安土重遷
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潘仕成深感“要制敵則必制其炮，要制其炮必先制其船”，于是不惜以每月5000兩銀子的高薪聘請美國海軍軍官壬雷斯，在廣東省制成新式攻船水雷20具，一共花去6．5萬兩銀子。這種攻船水雷以防水雷罩為外殼，內裝炸藥50至150斤不等，用雷酸汞火帽發火。潘仕成對這種攻船水雷相當滿意，因為其本身不帶火種，十分安全可靠。潘仕成派人將水雷運到天津大沽海口試演，用厚8寸，長6丈的杉本4層，共厚3．6尺，扎成木筏，墜錨于海河口，然后把裝有120斤炸藥的水雷送到筏底，系定引繩，拔塞后，稍等片刻，轟然一聲，水浪激起半空，將木筏炸得粉碎，碎木隨煙飛起。觀禮的官員大加贊賞。潘仕成仿制的這種“攻船水雷”是中國最早的近代化水雷，也是當時世界上較先進的攻船水雷。
由于籌防有功，潘仕誠受到粵地大吏的倚重，多次向朝廷表奏其功。愛新覺羅·旻寧一一再下諭嘉獎。1843年7月，春風得意的潘仕成將制成的水雷送京進呈，道光皇帝在觀禮后對水雷的爆炸力頗為滿意，于是下諭道：“該道員潘仕成，業經迭次加恩賞戴花，并加按察使銜，應如何再加獎勵之處，著祁貢等酌核具奏，候朕施恩。”顯然，潘仕成甚為得寵、青云一路，連皇上都不知還有何等獎勵可以賜予了。不久，距奏議賞加潘仕成布政使銜。清代洋商所能得授最高官銜之能事三品職銜，布政使是從二品職銜，可見潘仕成因公得銜，地位十分顯赫。
官越做越大的潘仕成卻越來越保守，除了參加《南京條約》、《天津條約》這兩次談判，他輕易不去外地，竟先后五次辭去愛新覺羅·旻寧的委命。潘仕成固守粵地的原因眾說紛紜，或推測說鄉情難以割舍，或推測說確因督造戰船難以分身云云。潘仕成是聰明人，事實上，不管怎樣他都應該明白，“天高皇帝遠”的快感終究只是暫時的，皇恩再浩蕩，也保不準會因為疏遠而猜疑，因為猜疑而殺戮。潘仕成后來的破敗如大廈呼啦啦之傾覆，或許未嘗不與他的遠離京城有關。
公益 豪宅 盛極必衰
廣東人有好善樂施的光榮傳統，不管以前是甕繩樞之子或者引車賣漿者流，只要發了家以后沒有不慷慨施財的。潘仕成也是這樣，在地方上熱心于公益事業和文化教育事業，被譽為“輕財好義，地方善舉資助弗吝”。潘仕成有“三喜”。一是喜歡賑災濟貧，廣東省地區常有災情，潘仕成不止一次捐款，最多一次居然拿出銀子1.3萬兩；二是喜歡修路，廣州小北門外至白云山，路多崎嶇，潘仕成出巨資鋪上平坦的石路，以利行人；三是樂于資助教育。當時，廣州貢院已經殘破不堪、雜草叢生，他獨自捐銀1.35萬兩，新建室舍565間，院內浚井修渠，排潦去穢，還種上樹；位于五曜坊的學署文場年久崩塌，他大力資助，維修一新，改設石桌石凳，堅固實用。除了以上“三喜”，潘仕成還敢為天下先，大力倡種牛痘，建議官府、親友推廣種牛痘，并為之代購進口種痘洋刀，輸送洋種痘。西風初始東漸的時候，有些人特別是某些官僚對牛痘這個昂貴的舶來品持懷疑態度，但是有了潘仕成這個大財爺出錢出力兼苦口婆心地游說，索性也半推半就接受了事。各方人士和受惠者均贊其“功德無量”。
除開公益事業，潘仕成在嶺南文化史上也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興建海山仙館。海山仙館原名荔香園，是潘仕成耗盡心血建成的私人豪宅。園內仿江南園林，建有眉軒、雪閣、小玲瓏室、文海樓等。此外，潘仕成還在海山仙館內收藏了大量古玩文物，其所藏金石、古帖、古籍、古畫有“粵東第一”之稱。許多風流名士都為其濃郁的嶺南園林特色和與眾不同的文化品位所折服。在極盛之時，海山仙館甚至一度成為廣東省清代高級官員非正式接見歐美外交使者和商人的場所。
然而世事難測，潘仕成一生顯赫，晚年卻橫遭變故，落魄而死。1871年，因為經濟拮據，67歲的潘仕成甚至將《佩文韻府》的木刻版抵押給山西省某票號來支撐局面，繼而又將位于十七甫的故宅以3.8萬兩銀子的價錢售出。何以一本萬利的鹽務生意會虧損累至家財盡破，其中原因現在已是不得而知。見證潘仕成飛黃騰達和窮困潦倒的海山仙館最后也在1873年被查抄，在滿跟離披的衰草、頹的殘垣里，飽經變故的老人倉皇死去。
潘仕成（陶瓷藝人）
【姓名】：潘仕成
【家鄉】：廣東番禺
【類別】：紫砂壺藝人、陶瓷藝人、工藝師
【代表作品】：潘壺
【人物簡介】：
據《陽羨砂壺圖考》記載，潘仕成字德會，為清道光廣東番禺人。潘氏家傳素嗜飲茶，便在宜興市訂制專屬砂壺，一則自用，一則往還饋贈。潘氏訂制的砂壺形制固定，且慣于將印款落于蓋沿之上，壺底及他處反而不落款。所用印款均為陽文篆 字“潘”字印。由于潘氏聲名遠播，世人乃將此一形制稱為“潘壺”，且落款方式大抵遵循前例，偶有見楷書無印邊者，或以鐵刃陰刻者，亦有將陶人名印于蓋內者。
潘壺的形制發展至今，大體可分為三種，壺腹作扁柿形者，曰“矮潘”；器身稍高，近扁球形曰“中潘”；器身高，近梨形者，是為“高潘”。
潘壺一般為閩南人家泡工夫紅茶用，但據當地鄉人表示，潘仕成祖籍莆田市一地，因以潘氏為榮，在女兒出嫁時必以一潘壺為嫁妝，希望在夫家相夫教子，能像潘仕成般的榮華富貴。所以多要求為宜興市潘壺，絕少用土產的汕頭壺。通常這種隨嫁的潘壺并不一定用作泡茶，也有置于梳妝臺裝發油之用，且女主人百年之后，多作為陪葬物，以示對娘家養育的感念之意。
海山仙館
海山仙館建于清愛新覺羅·旻寧年間，館門有“海上神山，仙人舊館”對聯，故名“海山仙館”。館園是一座藝術園林建筑，從俞慶《荷廊筆記》的記載可見其園林景色之美，文中說：該園占地面積遼闊，園中有一小山，山上松柏蒼郁，拾級而登，石徑曲折迂回，儼然蒼巖翠矣。山旁有一大池，廣約百畝，與江水相通，隆冬不涸，微波蕩漾，可以泛舟。在池塘之旁，又有一堂，迥廊曲徑，雕花欄桿，十分精致，離堂散步之外，為娛樂場所，每于臺中市作樂，則音出水面。飄飄緲緲，有如仙山瓊閣，令人為之陶醉。在堂之西面，接著小橋為水，軒窗四開，一望空碧。三伏天時，藕花香發，清風徐來，暑氣全消。在寬敞花園里，遍種荔枝樹，綠蔭處處，丹荔垂垂，高閣層樓，曲房密室，掩映在綠樹叢中，仿如世外桃源，人間之仙境。不少文人雅士面對如此秀麗景色，情不自禁揮毫作聯，有題聯云：“荷花世界，荔子光陰”。“荷花深處，扁舟抵綠水樓臺；荔子陰中，曲徑走紅塵車馬”。何紹基留別海山仙館題聯云：“無奈荔枝何，前度來遲今太早；又從蘇舫去，主人不醉客常醺”。
潘仕成輯《海山仙館叢書》中的小議
陳祖桀、朱自振編的《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中國農業出版社，1981年版，頁277）收錄了《調類編》一書，并注明為南宋．趙希鵠撰。
趙希鵠，生卒年不詳，約公元1231年前后在世，袁州宜春人（今江西宜春），所著《洞天清祿集》一卷，援引考證，類皆確鑿，為鑒賞家之指南。（見《中國人名大辭典》臧勵和等編），在其它辭書里，多有同樣的記載，都只提到趙希鵠所著《洞天清祿集》而沒有提到《調燮類編》。
在收入《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中的《調燮類編》卷二中有這樣的描述：“茗性宜于砂壺，其嘴務直，一曲便多阻塞。灑注又當別論。”文中所描述當指泡茶的茶壺，因為壺里有茶葉，一曲便容易堵塞。“茗性宜于砂壺”，應是指泡茶的宜興紫砂壺，如是文中所述如實，豈不是南宋已有紫砂壺？
南宋有無紫砂壺及《調燮類編》是否為趙希鵠所撰，暫且不論。首先看《調燮類編》出自何處？《調燮類編》出自《海山仙館叢書》，該叢書為潘仕成輯，愛新覺羅·旻寧27年（1547年）刊。
潘仕成，清代藏書家，字德畬，廣東番禺人，道光間官兵部侍郎。后經營鹽業致富，性好藏書，其藏書樓“海山仙館”藏書充棟，精善本頗多。道光中輯刊《海山仙館叢書》共收書56種，除此之外，喜好砂壺，所制茗壺于口外鈐“潘”字篆文方印，流傳至今，今人稱之為“潘壺”。
在潘氏收入《海山仙館叢書》中的《調燮類編》一書，沒有提到撰人，在《中國叢書綜錄．總目》中頁184《海山仙館叢書》里將《調燮類編》置于《洞天清祿集》下面，不提撰人。在《中國叢書綜錄．子部．醫家類．養生之屬》中，將《調燮類編》至于明人之后，清人之前，同樣不提撰人，似乎是暗示其作者的大致年代。
這樣看來《調燮類編》在《海山仙館叢書》及《中國叢書綜錄》里都未注明為趙希鵠所撰，那么可以肯定，《調燮類編》的作者不是趙希鵠，筆者認為有一點可能，是因為《中國叢書綜錄》將《調燮類編》置于趙希鵠的《洞天清祿集》之后，而致使有人誤以為《調燮類編》同是趙希鵠之作。
藏書之家
性好藏書。嶺南藏書家以潘仕成、伍崇曜、康有為、孔廣陶為“粵省四家”。藏書樓有“周敦商彝秦鏡漢劍唐琴宋元明書畫墨跡長物之樓”，“藏張旭郎官記之室”、“寶琴齋”、“荔香園”等，其“海山仙館”，有水木清華之勝，李仕良贈詩云“插架漢唐書，嵌壁宋元字”。館中收藏金石、碑刻、古帖、古籍之多，被譽為“南粵之冠”，藏書充棟，精善本頗多。道光中輯刊《海山仙館叢書》，共收書56種，492卷（一說為486卷），分為經、史、子、集四部共100冊。輯者稱所選之書均保存原文，不加刪動。除經史著作外，多選西方的數學、地理學、醫學等方面的近代科學書籍，匯編有《海山仙館叢貼》60余卷，計70多冊；重刻《佩文韻府》146卷，刻法國傳教士瑪吉士編譯《外國地理備考》，是我國最早世界地理著作之一。藏書印有“繼興堂主人手啟”、“子韶審定”、“海山仙館主人”、“曾在潘德畬家”、“潘仕成號德畬一字子韶”、“德畬心賞”、“德畭秘藏”、“天響琴齋藏書”、“嶺南潘氏寶琴齋珍藏書畫之印”、“藏張旭郎官記之室”等。
參考資料 >
(海山仙館)昔時蘇舸今何在 只知飲客不知潘.廣州圖書館.2024-03-12